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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了一份申诉，连同这纸片递上去，心想就等着平反雪冤，出狱了。可没过几夫，县里说这纸片是油印品，仍然没来源和出处，不能作为依据，把他的申诉驳回了。但这次他非但没绝望，反而更有信心。有这纸片，迟早会找到这故事。有一阵子，他在监狱里忽然害怕是自己真的记错了，怕这故事并不是看来的，而是谁瞎诌讲绘他的，那就永远无招无对。现在这个可怕的疑心病不再折磨他了。心里有了光。
他来找我这天，是他刑满八年刚被放出来不久，案并没翻。小学校因为他是服过刑的反革命，拒绝他回校工作，没有工资，自然也没有路费去大地方找那本书，那故事。他无家无业，子然一身。穷得穿一件单褂，经不住春寒，直打哆嗦。
听完他的经历，我说：“你回去吧，这事我可以给你解决。”
他见我这样干脆的回答，不信。仿佛有打发他之嫌，可是他万万没料到，他碰巧了——这故事我读过，我知道在哪本书上。我热乎乎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把压在他背上八年而至今犹在的巨石推掉。
第二天，我到县革委调他的案卷看了。他所说的完全真实，使在县革委会上把事情摆出来。有人说：“这人就是怎么治也治不服他。”
我说：“法律不治人的性格。这故事绝对有，判刑，冤了，一定要平反！”
我是军代表，有权威性，他们不好反驳我，可他们默不作声，不表态。我挺有气，当即要一辆车回部队，把这本书拿来，放在县革委会桌上绘他们看——
一本紫红色封皮的革命回忆录，文革前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书名叫作《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打开书，其中一篇就是这故事《浏阳遇险》，作者是谢觉哉。写的是毛主席在一次赴江西根据地途中，路经浏阳，为了摆脱白军追赶，机警地藏身水沟而安然脱险的一段往事。
当时县革委的头头们看着这书都征住，没话。只有一个自言自语说：“怎么谢老会写这篇东西？”
一个山村教师，就因为讲了这篇歌颐毛主席的故事，被当作反对毛主席而坐牢八年，家破人亡，这难道不是一桩千古罕闻的奇冤？我紧盯住这案子不放松，很快给他平反了结。那天，李老师跑到我家来，趴在地上，又绘我叩个头，这个头叩得却是有板有眼呵，如谢救命思人。我当时倍感惶惑，我不过正巧也看过这故事罢了，我又何德何能接受这个大不幸者叩的这个头呢？我沉默良久，不知讲什么，只说：“是呵，是呵……。”
随后，他请求我把这本致使他妻死子丧、坐牢八年的书送绘他。我知道这本书在他生命中的重量，沉甸甸放在他一双颤抖的手中。事后我听说，他把这本书烧了，将纸灰洒在妻子的坟上。大概企望他那苦命的乡下女人的亡魂从此获得安宁吧！
李老师的冤案一翻，找我告状，求我平反的人，天天堵满我的门口。后来我复员回到老家安徽，省委调我到岳西地区去搞落实政策，真没想到那个小小县城里，冤案也是堆积如山。含冤抱屈的人都是连夜排队找我，从我来到我走，也没间断。而且再没一个和李老师那案子一样容易办。各种稀奇古怪的冤案很难插进手，插进去就把你的手缠住。我才知道，凭我个人力量，无力解决这时代创造的无比巨大的悲剧。我每天只睡几小时的觉，凡可能解决的就决不放过；难以解决的，我回去时一一向省委组织部门作了汇报。
以我的感受，大人物的经历不管多悲惨，也不能和小百姓们相比。大人物的冤枉总容易解决，小百姓们如果没碰对了人，碰巧了机会，也许很难得到命运的晴天，就像梁山的李老师正好碰上我读过使他冤屈的故事那样。我想，至今天下还有多少人含冤未平，无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的？
***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
（附件l）《浏阳遇险》
谢觉哉
一九二七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并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到铜鼓去领导驻军起义。一块去的共有三个人，走到浏阳时，被团防军逮捕了。
团防军押着他们走，毛泽东同志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钱，他就走。没有走出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个人追到了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守追的人一点钱，并且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等他定上前面的岭上的时候，追他的那个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个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到他躺的那个地方。
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徐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看见有个打柴的，他对打柴的喊：“喂，下面打仗！”“什么事打仗呀？”
两个人于是走到一起，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他回答说：“不错，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救我一救吧！”打柴的很惊讶：“怎么救法？”他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
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了草鞋和饭。并且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梦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
麻烦还并没有完。走了一天，到了一个市镇，那地方情况也有些紧张了。毛泽东同志没有行李，身上穿一件短褂，一个汗衫，他便把短褂脱下来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每走到一家店门口时，就问：“老板，歇得客吗？”老板眼睛一睁：“歇不得！”连碰了几个钉子。定到街尾最后一家店时，他索性不问了，定进去坐下，大声喊：“老板！打水来洗脚！”老板无可亲何，只得由他住下。第二天，到了准备起义的驻军里，于是轰动世界的湘、赣、闽、粤的工农革命运动，就从此开始了。
（原载《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
崇拜的代价
1967年女21岁
B市某大学毕业生
1967年男25岁
B市作家协会干部
托李敏送给毛主席的生日礼物——在两种崇拜之间痛苦的抉择——一连十天参加他的批斗会——结婚之夜抱头痛哭——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竟然是革命样板戏救我一命——逃离魔掌——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
上部分：崇拜的痛苦
一
我并不怎么钦佩作家，作家们都自我感觉很深刻，但常常会写出很肤浅的话。比如，有位作家写道：崇拜是一种最无私的感情。我料定他根本就没崇拜过谁。
崇拜是把自己掏空了，交给人家。如果人家拿过去随手一扔，或在人家手里丢失了，你呢？你就光剩下一个空壳，整个完了！人生是一次性的。你便永远像个空纸盒那样被遗落在世上，无法挽回。
崇拜是人生顶冒险的事，要拿生命做抵押的。所以，我不大爱看书，宁肯相信自己的人生经验，不信作家们那些假深沉，哎，我这话有没有冒犯你？什么，我说得对？你是说真话吗？
反正我顾不上你是真是假，我有话讲给你。
二
我曾经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
不单是我，你去问问我们一代人二十岁时候他崇拜谁？担保会板上钉钉子地告诉你——毛泽东！举个小例子说明那种崇拜有多么纯：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我大学同班。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生日。二十三日晚我们同宿舍九个女同学商量，托李敏送件什么礼物绘毛主席。有的说织条大围巾吧，上边绣“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有的说一起用彩色丝线绣束花吧，每人绣一朵，大家叽叽喳碴，兴奋得眼睛宣冒光，直议论到十二点多，还是找不到一样礼物能把我们心中一腔火全捧出来。崇拜是很难表达充分的。
李敏说：“我们照张像，再写封信送给爸爸吧。”
大家一同拍手叫好。让毛主席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他才会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天下课我们一个个溜出学校到照相馆集合。为了不声张，不把事闹大，幸福的事也是愈保密愈幸福。照相馆不给照快相，但听说我们这张相片是送给毛主席的，就像接到重大政治任务一样，第二天就洗出来。大家叫我起草给毛主席写信。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写的一封信，几句话写了整整一夜，满地都是写坏的纸团儿。直到把信交给李敏拿去后，我才把更美好、更真切的话全想起来。
一周后李敏回来告诉我们，毛主席看见照片很高兴，还指指我说，这姑娘年龄不大嘛！
据李敏说，当时郭沫若去拜寿，毛主席就把这照片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边。无比幸福的感觉呵！真的天天和他老人家在一起了！他天天都会看到我的！我再看教室黑板上面悬挂的毛主席像时，就觉得他那温和慈祥的目光像阳光一样照着我，多大的精神力量！你甭问就知道，我大学时学习成绩为什么一直名列前茅。
三
这期间我还崇拜过另一个人是：他。
那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我们都是派到国棉三厂去搞厂史的学生。去写资本家的发家史和工人的血泪史，加强大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吧！我和他不是一个学校，我在北师大二年级学化学，他在北大，正经八百学中文的，又是毕业班。他个头不高，穿着朴素整洁，绘我的印象是稳当可靠，头脑清楚，清瘦斯文，在我这个理工科学生眼里颇有点文人学士的味道。他是我们这厂史写作组的组长，言语不多却很能体贴人。晚上大家写东西肚子刚有点俄，他不声不响把早准备好吃的东西摆在面前；周末才觉得有点闲，他笑眯眯掏出一叠电影票一人一张。他像个天生的大哥哥。我那时摸样很小，人又单纯，为他把我当做小妹妹而快活。可写完厂史，他送我回校，把行李替我扛到宿告放下肩时，眼神有点特别，忽然说：
“我还能看见你吗？”
我挺奇怪，傻乎乎说：
“怎么不能见呀，随便来嘛。”
我傻吧！这就是当时的我。
可尽管我那时把从书本上看到的爱情，当做迷人却陌生、遥远、与自己无关的事，不知为什么，这个人竟然很自如地一步步走进我的心里。
从他谈话中，我知道他很穷。他家在苏北南通，当年陈毅新四军的老根据地，叔叔们都是老地下党，父亲被日寇杀害，母亲守寡把他和几个兄弟姐妹拉扯大，他行老三。从上中学到念大学都靠着国家助学金，一个月十九元六角……他的家史叫我钦敬不已。这家史不但使他特别受重用，一直担任北大留学生的指导员，还使他天经地义构成一个革命青年纯正的抱负和形象。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他把填写的“毕业生志愿书”给我看，都是激奋人心的誓言呵！他要到原始森林，到荒僻的山村，到没有人烟的边疆和草原，去开拓，干一番事业，献出一生，真叫我感动呀。我心里默默地说，你无论去哪儿我都一准跟着你。
真没想到他被分配的地方竟没离开我一步。当他告我要去的地方是“王府井”，我居然不知道王府井：在大西南还是大西北。他笑了，说：“除去北京哪儿还有王府井？”原来他的单位是王府井的中国作家协会。同学们都羡慕他，后来才知道像作家协会这样重要的意识形态部门，只能派他这样政治可靠、业务优良的学生去。
为了不叫我俩的关系影响自己的学业，我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半个月只见一次面，地点都是在北海。每逢约会，几乎整整一天都在听他说话。他知道的东西那么多，我感觉每次见面自己的知识都在增长，幻想着今后的生活多么充实。我的政治理想、他的形象，全都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地融在一起。我常为自己的幸运而痴醉。
四
我在六六年五月份考完研究生，成绩相当不错，心里挺有把握。六月份文化大革命就闹起来，学生们都疯了，喊着“砸烂研究生制度”把老辅仁学校美国教会的大铜盆端到当院，将我们的研究生考卷扔进去烧。我爬在宿舍楼三楼窗台往下看，就像看土改时农民烧地契，心想完了。这突如其来使我发懵。跟着愈闹愈凶，开始把校党委的人一个个揪出来斗。
作家协会那边斗得更凶了。名作家们全成了黑线人物。一般干部也都扯上些问题，只有他政治上干净，革命群众组织还选他当头头，但他也许由于家庭和经历的原故，比较沉稳，依旧那样的斯文气。他再三对我说：“要相信党，靠拢组织，注意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看准大方向，千万别跟着起哄。”不管学校里各种口号怎么有诱惑力，自己思想怎么混乱，只要一见他，立时静了，清晰了。我想，凭着我们的纯正和对党的忠诚，再大风浪也决不会翻船。
大串联时我跑回四川老家，把我和他的事告诉家里，父母都挺高兴。母亲给他买了毛衣、棉毛裤、袜子，还有家乡特产四川桔子，整整装满一小箱子，我便上火车挤了三天三夜，到北京回学校洗了洗，就提着小箱子满心高兴去找他。他要是见到我父母的这些礼物，脸上会怎样笑，我都会想到。
五
在作家协会宿舍楼前，我碰到他北大一个同学。平时见面他总是非常热情，必开玩笑，这次却异乎寻常的冷淡，只说声：“你来了！”就走了。一种出事的感觉就给我了。后来我想，多亏先有这种感觉作为过渡，否则下一幕我绝对接受不了。我敲门。
他一开门，人变了一副样子！那样子——奇怪？可怕？悲惨？疯狂？我描述不准，但强烈地刺激我，至今难忘。他头发蓬乱，满脸横纹，见到我眼泪哗地下来了！然后递给我一张油印的小字报。我只看到：“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反革命分子×××！”这是他呀！别的字怎么也看不清了，头发昏，身子全软了，皮箱“咣”地掉在地上。
隔了一会儿他讲了情况：
他大学时读毛主席著作和诗词，顺手在书眉上加些感想式的评注，大多是从文学上考虑的，有的注“好，好极了”，有的注“平平”，有的注“不佳”或“错了”。写时没多想，过后便忘了。他同宿告一位同事翻他的毛主席著作找语录时发现了，在作家协会公布出来。
这在当时是件了不得的事，顿时全沸腾起来……
我听罢，脑子完全乱了。我只想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我直瞪着他，恨他！连这句话也没说，忽然提起箱子很坚决地走出他的宿舍——我走！
他跟出来送我，用自行车帮我驮着箱子，从东城走到西城，一路无话。连接我俩的那座无比坚固可靠的桥，一下子从中间断开，两岸中间是汹涌的激流。我在岸这边背过身击，他呢？
他送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