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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绘我骂得脸没处挂了，还想打我。我伸出手给他们看，我说：“你们看见没有，我两手都是横纹，自古以来，两手横纹的，打死人不偿命。谁不知道我手黑？日本鬼子反动派，老子全打过！镇反时老子是专区审判小组的，几个人一定反革命就崩了它，老子有枪也敢崩你们！打我右派，你们敢叫中央知道吗？”吓得他们脓了，哈哈哈哈。
这右派我从来就没认过。他们也不敢当面说我右派，但右派是定了，工资再降下四级，三十一块钱了。可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不发工资，老子也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开除党籍？不算，除非中央说话！那时我只要见到县委书记，就嘴对嘴跟他干，吓得他不敢跟我说话，一碰面就躲开。地委也没办法，就把我调到另一个县的中学当劳动教员，我在那儿干得不错。这学校的党支书是转业军人，见我不是右派那样人，冤枉了，六一年给右派摘帽时他提出给我摘帽。我说：“谁干的，谁自己来解决，你别管！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不过多两宇，一摘我反而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右派了。我不是右派，我是左派！”
我手没闲着，写了无数申诉信寄到省委和中央，中央忙，未准能有时间看我的信，我就不停地写，不停地寄。早晚中央知道了就会过问我这事，不会不管我。我相信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俗话说，经是好的，都叫下边歪嘴的和尚念坏了。
文革一来抓走资派。说实话，我想毛主席肯定知道下边干部这些问题了，确实应该教育教育干部，清除那些变质的假共产党员了。中央英明，这是发动群众，想把党搞好。后来“文革”闹大了，我一直认为又是下边那帮人搞的，搞乱了好浑水摸鱼，保护自己打击好人。从心里我没有反对和抵触过文化大革命，中央发动的就不会有错。
当时北京传来消息斗黑帮，学校的书记、校长、教师尖子都绘弄进牛棚。我这个名牌右派当然也进牛棚，叫我做黑帮大队长，带领这些人学习干活。有一次，学生们把我们弄到县里的集市上批斗。被斗的人一个个拉上屋顶，在房上斗，交待问题，群众在下边喊口号，他们把我也弄上房，叫我认罪，我想这正是我说话的机会，我对群众开口说道：
“我是××地方人，贫农出身。你们由这儿打个电话到我的村子，就能问出我的根底。
共产党不是讲阶级路线吗？咋不斗争地主富农斗我贫农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咋不斗国民党反动派斗我呢？第三条，我当年是儿童团、八路军，打过日本鬼子反动派，枪毙过反革命，咋对革命有功的人批斗呢？我有缺点错误，可我受过表扬，玩命干活，拿我斗有啥好玩呀！我爱护学校，现在这么乱，有人偷学校东西，偷凳子铺板啥的，我就跟他们抢，保护国家财产，昨还斗我呢？“
我有理，一讲，下边的人立时就泄劲了，学生们便胡乱喊些口号造造气氛，把我弄下房来。
事后学生们对我说：“我们知道你根子红，这些人里属你最好，出身历史最过硬，要不咋能叫你当黑帮头儿呢！”
哈哈哈哈，是呵。我说：“我知道现在正在文革，《十六条》里明文规定，历史问题运动后期解决，我耐心等着吧！”
可没多久，上边说有问题的都遣送回老家，多半又是那些人使坏怕我闹吧！我临走时说：
“我的材料请你们保存起来，二、三年后我还会回来解决。”
谁知他们嘿嘿笑，奚落我说：“回来个屁！哪儿还有你的天下，别说梦话了！”
我说：“我是共产党员，这天下是共产党的！”他们说：“美的你，共产党早不要你了，滚吧！”
真是翻天了，这群王八蛋！
我就被遣送到长城脚下，回我的老家。在老家，乡亲们对我都知根知底，谁不知我家祖祖辈辈贫农，是小八路又是老八路，没人斗我玩。我在家干活呗！庄稼活也是干革命，我天天出工，没偷过懒儿，还是一步两脚印，一年里出三百多工。我一直保存着一本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晚上偷偷拿出来看。这本书是我的精神支柱。有些人说文革中遭陷害怎么痛苦，干啥痛苦？你是不是真正党员，掉脑袋都不怕，怕啥诬陷？可我心里堵块石头，气出不来。我必须叫中央知道下边这些事，一直没断了绘中央写信，可还是见不到回信。一天，公社书记把我叫去，他一拉抽屉，我怔住了，满抽屉都是我写给中央的信。
我急了，说：“我必须叫中央知道下情呀，你咋都扣起来呢！”
公社书记说：“咋是我扣的，是上边打回来的。信上还写着要我们组织群众批斗你呢！
这叫我咋办呀！大哥呵，你听我一句吧，别再写这信了。“
我泄气了，可还是不服。不信共产党天下变成这样了，我不信！就是天下变，我这个党员也不能变。再说中国上上下下还有那么多好党员，党的事业就得靠好党员支撑着。我挺得住，还得斗争。
为了我这个信念，个人牺牲真是太大了。我老婆没随我回老家，带着一个闺女在T市里当语文教师，背着右派家属的黑锅受那些委屈就别说了。说多了对咱党咱国家没好处。我那丫头是好样儿的，中学毕业后分配到砖厂摔坯子，冬天累出的汗把棉袄都湿透了，等于劳改。可她居然当上团支书，如果她爹不是右派，她政治上不更红？我一个儿子好打乒乓球，在宣化跟日本名将获材赛过一场，获材说他很有前途，解放军队得信儿去要他，一查我是右派犯嘀咕了。说只要我摘了右派帽子就调他去。公社书记找我，说他给我摘帽子，别耽误了孩子。我偏不摘，一摘咱就等于认输了。我儿子便一直没调成，我知道他恨我。大地震时，我老婆被砸死，我赶回家亲手把她埋在院子里的，她到死还是蒙着我这个右派的阴影，我知道她心里一直怨怪我，她没说过，但我心里明白。我是两面受委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给共产党争这个理吗？再没这个理，共产党不就真完了吗？
直到七八年我才平反。我跑回到原先那个县里，一见当年绘我捏造的那厚厚一本罪行材料，上去抢过来“刷刷”把它撕得粉碎。我朝他们说：“我要是有权，一准把你们这些败类全开除出党！”
他们干瞪眼，没话讲。二十年一场官司了结了。嘿，老子对了！党籍也恢复了。一说这党籍，我还有气。我四九年入党，五八年开除党籍，七八年恢复党籍，现在是八九年。整整四十年党龄，可我人在党外边却整整一半时间，二十年！咋能不气？反右时我说过一句过头话吗？贴过一张大字报吗？论成分，论革命历史，论革命工作，论人品党性，哪一样能找出根据打我右派？要说我这双手，可以说沾满反革命的鲜血；要说左中右，只能说我有点“左”呢！上边的话我不但宇字照办，还都做得过一点，忠诚呵！把我打成右派，便宜谁了？
有人说，你这老头子真行，居然顶了二十年不低头。哈哈哈哈！我凭啥低头，我是替共产党争真假，分黑白，不能叫那些假共产党把江山改变颜色！现在不是讲反思吗？我反思，下边的干部政治素质问题严重，以权谋私，你说，没权咋搞不正之风？这就不择手段地争权。过去打天下是和反动派夺权，现在跟自己人夺权。中央的政策到他们手里全变了，变出好处往自己口袋里装。你反对他，他就想法把你钉在棺材里。真凶呀！这么多年，我顶，顶到今天，并不是为自己，今天自己的问题虽然解决，他娘的那帮人不正之风搞得更凶了，叫你看得睁不开眼，你说咋办呀！我说应该全国到处设绞架，凡是祸国殃民、给党抹黑的，就除了他。我这当然是气话。孩子说我这是极左。我还说，我要给中央写信，重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每个干部发一本，不符合要求就开除，鲜桃不要烂的。我孩子又说算了吧，你这套过时了，行不通了。我说你们说咋办？他们说，你就傻乎乎当你的左派吧，早在二十年前你就是唐·吉诃德了。啥？啥叫唐·吉诃德？一个串门来的老教师听我问，找来这本书叫我一看，把我肺都气炸了，娘的！我还是不服。
***月亮发光，是为了证实太阳的存在。***
第13章 失踪的少女
1974年20岁女
S省T地区插队青年
被大雨困在泰山上——一个女孩子突然跪在面前——她把命运压在我手上——一人一棵“发烟卷”——她和他走时中间隔着两三尺距离——北京西直门草打厂根本没有这个新疆业务员——一幅无济于事、自我安慰的画
我先说，我得给你的工作来点“突破”。我要讲的不是自己的故事，是别人的。可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咱别生拉硬扯，非说这就算我的经历。其实在“文革”中，我自己真的受过不少苦不少罪，有一次我差点疯了。倒不是因为我怕说了受不了，才不说，我这个人心里呀，往往碰到别人的苦难比我自己记得还清。尤其这一桩。这人——我想你再有本事，中国这么大，十亿人，你未必还能找到她。我认真寻找过，但没找到……我说这事行吗，行，那好，我说。
七四年吧，那时我在一个工艺美术学校教绘画。那年春天，挺凉着呢，耍外出给学生们上写生课。我和另外一些老师负责。那老师教花卉，我教山水。他带着学生们先去荷泽，牡丹之乡呀，在山东。春天牡丹正开花。他先带学生去那里，画完牡丹再去泰山，由我接着教山水写生。他们走后，我接着就自个儿上泰山等他们。我住在中天门一家小旅馆里，风景当然挺棒呀，上边险峻，下边幽深，往西边还可以山前山后转来转去，可不巧赶上了下雨，春雨没有利索的，下起来没完没了。我只好截着窗子天天画雨景，一边等学生们，可怎么也等不来。我听说荷泽那边雨更大。照理说牡丹遭雨一打，全败了，怎么他们也不来呢。是不是返回去了？山上没电话，写信一个往返不知要多少天，还得托挑山工把信捎下去，有了回信再捎上来，那可就没准儿了。我算给困在山上了。过了几天，雨不但不停，愈下愈大，可是景儿就出来了。满山全是泉水声，瀑布也有了，这在春天是很少见到的，先不说这太美的事情了，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挺惨。
我在山上被困了整整十天。第十一天，云彩开了，见到蓝天，我赶紧下山。如果不赶紧走，再来场大雨就够呛了。我身上没剩多少钱，必需赶紧走。等我到了山下边，天竟全晴了。我就到泰安车站买了票；车是下午三点的。随便吃点东西，在车站外找个太阳地歇歇。
连日下雨候车室里又阴又潮，呆不住。我找到一面大墙的墙跟，搬块石头坐下来，太阳一晒挺舒服。旁边还蹲着几个等车的人，有的拿棉大衣一裹打盹，有的打扑克。不知都是等哪趟车的。还有个卖烟的老头摆个小摊，挺静。春天倒是干净，没有苍蝇跟你捣乱。抬眼瞧，正对着泰山，起起伏伏，挺有气势，好像大地掀起的波浪。闲着也没事，我才要支起板子画一画。只觉得一个人朝我走来。
下意识拾起头一看，是个女孩子，穿得挺破，头发很乱，额前的头发把上半张脸盖住根本看不见，何况她又是低着头。她一直走到我面前，看来是直奔我来的，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她“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我懵了，你想我能不怔？她干嘛给我跪下。我说：“你、你这是怎么回事呀。”她不说话，也不动劲，跪在那儿。旁边那个披大棉袄的，看样子像个复员军人，还有那几个打扑克的，卖烟的，全都怔了，围过来。我说：“这姑娘，你是不是有难处？是吧。”这话一说，这女孩子头还是没抬，可泪珠子就下来了。像下雨的雨点落在地上，很快“劈哩啪啦”全是泪滴，一片。但她没哭声，好像是憋在嗓子下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可有点受不了这场面，急着说：“这姑娘，你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没钱，我可以给你，我的车票已经买完啦，剩下钱全都可以给你，怎么，你说话呀，你需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旁边那复员军人开了口，说：“这姑娘人家问你话呢，你别光哭行不行，你有难处我也可以帮你。你的难处未必是我们的难处，你痛痛快快告我们成不成？你不信我们能给你解决问题？”一听这复员军人的口音，一听他说话的口气，就知是山东这边人，一股于义气劲儿，梁山英雄那劲儿，叫人一听心里就发热。另外那几个人也都安慰她，叫她快说。
这女孩子把脸一扬，挺清秀的一张脸，接着全是泪珠，像叫急雨淋上去的。脸上没一点血色，眼圈是黑的，一看就是熬得够劲，一副受难的样子。
她说了。说得很简单。字字句句都像枪子打在我心上。
她说她是济南人。出身不好，可是打小就没了父亲。母亲守寡带着她。但都受了父亲牵连。母亲偏偏太直，为死了的父亲辩护几句话，被弄起来。家里的亲戚朋友没人敢沾她，她就自己过日子。她没收入，靠卖家里的东西过日子。一个家叫她快卖空了。她不懂价钱，受了不少骗。直到上山下乡就报名，被分配到泰安这地方山区里。后来母亲死在牢里，也不准她回去见一面。单位处理了结后给一张通知单就算完了。感情上虽不叫她和家里连着，政治上却把她和家里拴在一起。她说：
“当地那些人和一块下乡的都欺侮我。大队拿我当四类分子看。我有慢性肾盂肾炎，犯起病站都站不住，大队偏不派我轻活干。在农村能干活还好一点。我常没的吃。找人借粮借不上，借了也没法还。我实在没法活了，就跑出来。刚跑出来时觉得自己自由。可跑着跑着才知道自己根本没地方去。回济南吧，没人肯收下我。要是返回农村去，大队他们肯定不会饶我，起码打个”革命的逃兵“今后更没好。我在车站上碰到一个人。他是个业务员，新疆来的，他说他是北京人，现在父母还都在北京。这人三十多岁。他说他是从北京支边到新疆，没娶老婆。他看我可怜，说可以带我去新疆，但必需嫁给他。他今天就返回新疆，我要是同意，他就带我去，要是不同意就算，他就自己走了。我没主意，请你们给我做主，说我该怎么办？”
我完全懵住了。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把终身大事随随便便交给一个陌生人做主。可是那时候，就这情况。细一想，她无亲无故，没来路也无去路，走投无路。她又没社会经验，找谁去商量？她肯定是看我的外表像个有点头脑、有点文化的人，选中了我替她决断。这就叫我非常为难了。这是关乎她一生是否幸福的选择。我的一句话也许就把她推向一条生路，也许推向一条绝路。我一向以为自已有点主意。我的朋友们遇到难处，都喜欢听我的分析和判断，但我头一次感到自己无能。我扭头看看那复员军人，意思向他求援，可是他的眼睛正看我，也是一对问号。他那股侠义劲看来也使不上了。我又不能不说话。可是她把她的命运压在我手上了。这分量实在太重。
我拿不定主意，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女孩子直怔怔瞧着我。好像非我不成。好像无论我怎么说她都会怎么做。再想一想，那个新疆的业务员要是走了，她怎么办。她活一天，就得有地方睡，就得一天三餐。现在要饭都没地方要去，到处搞阶级斗争，不知你底细谁敢把东西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