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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一征。说实话，我并不怀疑专案组这些证明材料。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会笑？是不是反右对他的挫伤，使他性格变了？他这个人很内向，沉闷，从来不谈自己，更不谈自己的过去。
专案组以他五七年留在档案的右倾言论为根据，断言他不笑的根由是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但他们必须有现实依据，才好把他定成反革命分子。可是从他日常的工作和言论中找不出新的问题，看来他莫属于“隐蔽很深”的那种，便把他列为运动重点关在单位里，逼他交待思想，同时抄家。把他家里的私人信件、工作笔记，连同我姐姐的数学教案都搬去，派一批人从中查找。但他所有文字除去记事就是谈事，连一句谈感情甚至谈天气的话也没有。
最后只好用压力挤他的口供。他呢，居然不承认自己不会笑。他们叫他笑，他还是我见过的那样，咧开嘴，“嘿嘿”两声，根本不能叫做笑！一到批斗会上叫他笑，他就这样。他没笑，反而逗得大伙想笑，成滑稽剧了。眼看着运动搞不下去。专案组里有个机灵鬼儿，想出个挺绝的法子，问他：“你对党和毛主席感情怎么样？”他说他从小是孤儿，党把他养大，从小学到大学都拿助学金，当然对党和毛主席充满感激之情。那机灵鬼儿就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
“你对他老人家应该笑，还是应该哭！”“当然应该笑了。”“好，你笑吧！我们看看是真还是假的！”
我姐夫面对着毛主席要笑，大概他自己也不知自己怎么笑的。听说他当时一咧嘴，牙花子都龇出来，硬堆在颧骨上的肉痉挛般地狂跳起来，扯得眉毛直抖。样子像很疼，很痛苦，又像吓唬人。专案组的人朝他唬起来：“你就这样对待伟大领袖？这是笑吗？是哭！是刻骨仇恨！”罪证这就有了。现行反革命行为，批斗，批判，运动也就推向了高潮。人人义愤填膺，恨不得吃了他。
那一年多里，我姐姐成了反革命家属。我姐夫单位还总去人到她学校，逼她揭发我姐夫。学校待她还不错，虽然尽量保护她，但她也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饶薄的滋味，整天灰头灰脑，回家做饭都没心气儿。一次我去看她。儿子问她：“我爸爸为什么不笑，呵，妈妈？”她突然“啪”地给儿子一个耳光。然后她娘俩全哭了。这是我见她第一次打她心爱的儿子。
等到落实政策时，我姐夫这案子成了难题。写材料的人说，单凭一个表情怎么好作为反革命罪证上报，又不能叫他再表演一次，拍张照片放进档案，又不是杀人现场的照片。过了半年多，上边派一支工宣队帮助他们公司搞政策落实。专案组就把我姐夫这案子作为“老太难”推给工宣队解决。
工人比干部有办法。琢磨个办法，土法上马。把我姐夫叫去，进门就叫他脱衣服，直脱得只剩一条三角裤衩，我姐夫以为要挨揍，吓坏了。谁知他们上来一个人，让我姐夫举起双手，像投降的姿势，然后拿根扫帚苗子，搔我姐夫胳肢窝，脖子和脚心，只见我姐夫嘴一咧一咧，嘿嘿出声，胳膊腿乱摇乱蹬，叫着：“不行了，我不行了，痒死了，痒……”可是他一点不笑。这工宣队员把扫帚苗子一扔，说：“专案组怎么搞的，这人哪是不笑，根本他不会笑！”
经过这次鉴定，罪证被否，我姐夫就被平反落实。由于不能否定前一段运动的成绩，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政治上平反了，可是他又从“不笑的敌人”变为“不会笑的人”，成为全公司人好奇和注目的对象。每逢到该笑的场合，总有一些入把目光抛向他，并不是巴望他笑，而是巴望他不笑，好证实他们身边确实存在着一个世所罕见的不笑的怪人。还有些年轻人搞些恶作剧，弄只死耗子放在他抽屉里，或者突然朝他做个怪脸，好像不把他弄笑，永不死心。他们还背地绘他起个绰号，叫他“死脸”，他也听到了。一个不笑的入，反成了人们的笑料。他依然不动声色，内心却变得十分敏感，时时觉得有人不客气地拿根针刺他，那张脸就更无表情，有时看上去像块冰冷的岩石。一天，他忽然对我姐姐说：
“你能教我笑一笑吗？”我姐组流泪了，对他说：“你就这样吧，我喜欢……”
从此，我姐姐自己也很少笑容了。大概她有意控制住自己的笑，怕引起组夫的自卑。从我看来，一个没有笑容的家庭好像永远阴天。尽管他们仍旧相依相爱，但总感觉有种压抑感使他们的屋顶也矮了两尺。后来我还发现，只要到他们家串门，我自己也不会笑了。奇怪，我怎么也不会了呢？有一次，我坐在他们家，桌上有个裂成两半的小镜子，我无意面对镜子想笑笑，一时竟然不知脸上的肌肉怎么动，嘴一咧，哟，我竟然和我姐夫那神气一样。我吓了一跳，这真是不可思议！
我更相信一位荒诞派剧作家的话：生活比荒诞的艺术更荒诞。
自从文革被历史一脚踢开，生活又换了一套新解释，包括对我姐夫的不笑。
领导们的能耐，从过去表现在揪出多少人，改为现在能嫌多少钱。外贸公司的书记兼任起经理来，还要干个外向型“子公司”，搞引进、出口、合资和海外投资。这子公司需要一名能干的人挂帅。原先那帮红人都过时了。多年搞运动，培养的人专长都只会搞运动。人到用时方恨少，于是想到了我姐夫。第一他精通业务，第二他外语呱呱叫，跟外商交往得心应手。可是领导班子里有人提出异议，说他不会笑，怎么能接待好外商？谈生意准砸锅。但除他再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只好拿他将就一时。
我姐夫走马上任，没一年，天知道这公司怎么就叫他干得热火朝天。原来跟外商谈生意并不需要笑，需要本领。外商也不管你笑不笑，有生意可做就行了。
几年里，我组夫已经俨然一个大老板。企业创汇相当于全公司的两倍，成了公司那帮头头向上卖好邀功的资本。我姐夫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头版上，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天天出入各大豪华宾馆和市领导的高宅深院。时不时出国一趟兜生意。还搬了家，住进一套三居室外带大客厅的公寓房，一个当今中国富裕家庭必备的器物应有尽有。姐姻经常穿着他从国外捎来的新款式衣装，佩戴小首饰，高高兴兴去亲友家串门。再不避讳他而随心所欲地想笑就笑。他呢？专车，小西服，头发搞得贼亮，只是那张脸依旧不笑。可这不笑的脸却处处受到欢迎，在酒店宾馆里受到高质量的“微笑服务”，在公司里人人都投之以赔笑。因为人人想求他出国捎洋货，更因为他是个有钱的大经理、有权的领导；领导就不能总笑，愈不笑，下边人就要愈哄他笑。他像上帝一样活在人间，可是恐怕连上帝也不知道这个人怎样一下子如此显赫！
下边就要讲到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件怪诞的事了——
昨天晚上他和我姐姐、我外甥在客厅里看电视。24寸大屏幕上是两个人说相声，相声说得平平，并不特别可笑。可是忽然间他喉咙里“咕”的一声，就像母鸡下蛋前，受身体里什么东西惊动时那一声。跟着“咕、咕、咕”连着响起来，好似有东西在他喉咙里憋着，很难受。我组姐以为他得了急病，一看他的脸挺滑稽，随着咕咕响，两嘴角像有根线往上扯，一挑一挑，脸上的肉乱扭，那双从没弯过的眼，居然弯曲成一对打卷儿的小柳叶儿。我那傻外甥一叫：
“瞧我爸爸多像唐老鸭！”
这话像引爆物。我姐夫像死火山，一下于爆发了似的，大笑起来。他竟然笑了！而且不是以前那种怪样，而是真正开怀大笑！我姐姐说，当时他脸上的五宫就像花开那样，所有花瓣都和谐地张开……更是不可思议。但这真的笑了，反而把我姐姐吓傻，以为他疯了，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姐夫摇着手，笑得不能回答，而且只要他看电视上那两个相声演员一眼，笑就会加剧一阵，直笑得捂着肚子，眼泪鼻涕流下来。我姐姐扶他上床，赶紧打电话绘我，我赶去了，只见我姐夫蒙头裹着被子咯咯地笑，整个身子在抖，擂得床架子嘎吱嘎吱响，好像得了寒热病。我掀开被子看他，确实在笑，但枕头上泪湿了一片。我问他：
“你怎么了，难受吗？”我姐夫一边咯咯笑一边告我说：“我止不住了。”
我给他吃了两片镇静剂才平静下来，呼呼大睡。今天姐姐早上告我一个奇迹，他脸上竟然出现很自然的笑容。怪不怪，简直不可想象。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连一个表情也不放过——它显示了文革的绝对权威。***
第12章 我不是右派，是左派
1966年43岁男
U市S县文教局留用人员
我就是不请他们吃饭——梁山大寨主——这边是共产党员，那边是右派——老子才不摘帽子呢——在房顶上的一段自白——写给中央的信全打回来了——我咋是唐。吉诃德？
老子是右派？谁是左派？他们？他们都是共产党的败类，是丑类！老子才是堂堂正正共产党员，你问问那些打我右派的那些败类去，敢不敢跟我嘴对嘴辩辩？现在不敢？哼，当年他们也没敢过！从根儿上说，我祖祖辈辈连一个中农也没出过，全是贫农，老子十二岁就当儿童团员，那时日本鬼子把长城脚下控制得密不透风，还在长城上修炮楼子，监视八路。我在儿童团岁数最小，常给八路军买东西送东西。传鸡毛信，捎口信，站岗放哨，我全干过。
往后又加入了八路军冀东十五分团，扛过枪，打过仗，我口音好，膛音高，在“长城剧社”
当司仪，演过宣传戏，在八路军里学的文化。老子是干革命起家的。把我这种人打成右派，你说是不是瞎了他们的狗眼了！
为啥打我右派？他们结党营私、溜须拍马、损公肥已那套我看不惯！我顶他们！我解放初就在A县县委工作，是省委派我到S县一所中学当头儿。那时中央有《中学管理暂行规程》。中学归省委管，我当然不买县里那帮假共产党员的帐！他们三天两头把亲友子女往我学校里塞，都想不经过考试就插班上学，这不要乱了王法？有个区长，他兄弟十九岁，长得像条汉子，居然还报考中学，又托人在全县四千多份考卷里查他兄弟的考分，结果三门分数加起来也不够五十分，他非叫我要，我咋能要？一个小小区长就这么厉害，更甭说县里那帮土皇上。我他妈火了，对他说：“你弟弟这成绩，人又超龄，老实在乡下干活吧！”气得他大红脸，一声没吭甩袖子就走了。这都些什么东西！
不正之风可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共产党打天下时这些东西显不出来，打完天下后全暴露出来了，咋办？我是共产党员，能由着他们胡作非为吗？县里、区里、乡里那些头头到我学校来，我就是不请吃饭，要吃自己到食堂里买去。八路军不吃人民小米，这规矩到共产主义也不能变，变了就不叫共产党。你当初咋骂的人家国民党的？咋得了天下也弄这套！我不能光说别人，自己一步两脚印，从来不拿学校一点点东西。逢到干活劳动，背砖、抬土、挖沟，我带头，背砖背得最多！那时年轻，能拼。再和老师们坐在一起，他们咋能不服气你？
这学校原本只有两个班，硬叫我给立成个全专区的重点中学，一百二十个教职员工，我是校长兼书记，党政一把手。县委那些假共产党看得眼红了，变看法儿想插手。你要干正事，我叫你插，弄邪的，没门儿！来了就撞回去！我脾气不好，一顶就是重重一家伙，不绘他们面子！给了一次，他们二次还会愿皮笑脸再来。你想，他们咋不恨我？
五七年借着形势就把我弄到县里整我。说我是“梁山大寨主”，搞“独立王国”。当年扩建这学校时没老师，叫我自己去找。这些教师都是县教育科从各乡摸底上来的。好样的知识分子不多，破烂多。净是些少爷羔子，念过几年私垫，要不就是做过些伪事的，哪有历史特别清白的？太清白的也念不起书呀。这就说我是“敌、伪、党、团、特”的“黑头子”。
想拿这些大帽子把我扣死。一下绘我降了五级，从十七级降到二十二级，工资降下几十块钱，党内处分是留党察看。我咋能叫他们这群败类制服了呀，非要跟他们争争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再说老子是省委经地委派来的干部，凭啥由他们整治。官司打到地委，地委派工作组下来一查，好，老子没事。结论是：
“×××同志工作中虽有缺点，但不予处分，恢复工作和待遇。”
你想县委那帮假共产党哪肯轻易的放虎归山，对地委工作组耍阳奉阴违，等地委这些人一定，压住结论不落实。我人就给挂在县文教局，没等我再闹，反右开始，他们又得手了。
在县里开文教系统大会，把我们学校很多人也叫来，每人必须揭发我十条罪状才准离开会场。—家伙就几百条罪！等他们把这些罪状搞好辫子跟我在大会上见面时，我火了，骂他们：
“你们都是歪嘴子，捏造，一条罪状也不能成立。要说罪，你们整我这共产党员才是有罪，反革命罪！”
他们把我撵出会场。怕我在县里，打不成我右派，就派我下乡组织生产，还叫老子当工作组长。今天派到这儿深翻土地，明天到那儿灭蝗，修水库，修路，抢收。无论在哪儿都是干革命，老子都是好样儿的，防汛堵口子时我带头第一个往水里跳，差点叫洪水卷走。但我有一条，在任何地方干完了，都叫当地党组织给我写一份鉴定。我相信组织，按组织原则办事。这期间我两次被评为模范，还一次被评为优秀党员，这是按优秀党员八项标准评上的。
看吧！看谁是真正的共产党。这是实打实的，哈哈哈哈。
可就在这时，他们已经把我捏造成右派了，是在万人大会上宣布的。开会那天，所有被定成右派的都非去不可，惟独不叫我去，说怕我一去把会场闹乱，你说他们兴这么干吗？我在这边是优秀党员，在那边是右派，我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事后他们来人了，叫我回县文教局。对我宣布右派结论，叫我签字，履行手续。县委没出头，怕我骂他们，是由文教局人事部门的小干部们宣布。我进屋数一数这天被宣布的人，除去我还有十五个。一个小小县文教局就十六个右派！那些人都灰头灰脸，套拉脑袋。我昂首挺胸不在乎，吓得这帮龟孙子不敢先宣布我，怕我闹，把我留在最后一个宣布的。—我一听说我“右派”两字就火了，还说开除了我的党籍，什么？娘的！我猛一拍桌子，桌上的水碗、墨水瓶、钢笔都蹦起来。我大叫：
“无效！要真的这样，共产党就不叫玩意儿了。那就用不着你们开除，老子加入都不加入！”
这群王八蛋！不吭声，指指“结论”那张纸，叫我在上边签字，我一把就撕了，骂他们：“老子当年当教育科长时就管你们！你们现在一手翻天，想治死老子，滚蛋！丑类！”
他们绘我骂得脸没处挂了，还想打我。我伸出手给他们看，我说：“你们看见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