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搞得清楚呢？这就关进了“牛棚”。
当天下午把我拉去批斗，脖子上挂个牌子，写着“老牌右派”。同台批斗的还有三个“反革命分子”，其实主要斗别人，我是陪斗。我想我至多是个配角吧。可大会结束，忽然宣布要遣送我全家回原籍。我懵了，心想这就来了，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第二天，一个领导来叫我交待：“你家有什么好东西？明天抄家。”我说：“没什么好东西呀！”他说：“凡是高级料子、高级服装、高级餐具、金银首饰、存款都抄。”我说：“别的要不要啊？”他说：“就要这几样。”这领导现在还在我们单位当保卫科长。可等第二天抄家就不那么回事了。一辆卡车开来，见东西就往上搬，连破烂也往上搬。当晚我父亲就吓得上吊自杀了。
两天后他们通知了我，我说：“好好的怎么会死呢。”他们说：“畏罪自杀。”我听了心里有气，说：“畏什么罪呢？”他们说我顶撞了他们，说：“自绝于人民。”我没话可说，向他们告假，要把我父亲送到火葬场去。他们说：“你这家伙不老实，还敢乱说乱动！”马上斗了我一大顿。斗完让我写检查，结果还是不准我给父亲去送终。烧尸的时候，我大孩子去了一下。骨灰也没拿回来。那个时候死人大多，火葬场烧不了吩，每人都买一个三块钱的盒子放在尸体旁边，盒子上拿粉笔写个名字，三天后不来就没有啦，也不给开收据。那么多尸体，集体烧，烧的骨灰也不准是谁的，完事撮一点放进去就完了。哎，那就不管它了。反正认准是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埋在母亲坟底下，心里不就没事了吗？可我们全家都给遣送走了，没人拿。到了七八年，我为落实政策的事回来，第二天我就奔到火葬场。
接待我的是几个小女孩，听我一说呀，她们都很激动，帮我一通翻，最后还是投找着。那时候人死了哪有底子呀。
九月八日，他们搞来一辆卡车，十来个戴红箍的押我回家，叫什么家呢，四角全光啦，我父亲是在家上吊死的，吓得我老姿孩子天天哭，一见我更哭了。我当时的心情就甭提了。
没过几天，大卡车又来了。三个壮壮实实的人押着我们全家，我、我老婆和五个孩子遣送回到湖南老家。那地方离毛主席的老家只有十几里地。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烧灶那时，他们就拿我一张全家福照片，到我老家联系遣返的事儿。跟生产队一接头，材里人看照片都说不认识，有些老年人说，这老头（我父亲）认识。这就把我赶来了。可我十四岁离开家，没人还认得我，家里早什么东西都没了。村里不乐意我们来。地少，人多，都是水田哪，全材总共一百三十二亩水田，一百三十二个人。按人头一个人才一亩地。我们一来就是七口，一年要吃几千斤粮食，哪来呢？
遣送是中央的政策呀。押我们去的人就去找县委，又闹哇，又搞哇，硬压下来。不过生产队提个条件，说我们去了没地方住，也没粮食给吃。九月份了不是，没参加劳动怎么分给粮食呢。我们设计院是个大单位呀，答应出钱，起三间茅草屋，土坯草顶的。二百块统一间，六百块，另外给我们一人一个月六块钱生活费，绘七个月的，六七四十二再乘七口人的数，二百九十四块，还打县里批了两方木料盖房子用。这算很优待吧，可生活费不给我们。交生产队。生产队就能发点小财了，肯接收了。到后来我那房子根本没给盖，是拿猪房草草了了改建的，好木头都叫生产队的干部们换定了。
我到家不到五分钟，公社的武装部长和大队的民兵营长，带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就来啦，叫我家七口撂下东西，一排站好，给训话。头一句就说，你是地主分子。哎哟，我心说我是“右派”怎么又成“地主分子”啦。以后才知道，农村没有“右派”，他们恨不起来呀，地主是最坏的了，所以叫我“地主分子”。我也不敢多问。地主就地主吧。这就又当了十年的地主。
我当地主没什么，可我的孩子就叫地富子女了。不能参加民兵，不能参加集会，还不能念书。一直搞到“文革”完了，都没上学。
这武装部长说，你们记好了，第一是不准乱说乱动，第二是不准委屈，第三是家里来客要先登记后汇报，啊！还要我去开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会。开会倒不难，每月才一次。一到先点名，治保主任往上边一坐说，“哎，你们汇报吧，有什么事没有，自己说说。”他消息很灵通哪。这个四类分子，你昨天干什么了，你那天怎么怎么样，训一通。我算不错，基本没挨过骂。我改造态度一直都是最好的。不是瞎吹牛，后来还叫我当四类分子组长，念报纸。
农村人都不会念报，我当然行，高级工程师哪能不会念报，还叫我带着“请罪”。请罪这玩艺，我更有经验啦，鞠躬要双数，是不是。
当“右派”搞到农村没饭吃呀。那物质在大城市想象不到。这儿一人一亩地，一亩当时只八百斤，还是早稻晚稻加一块儿。从中要拿出公粮、种子粮、饲料粮、还有超产粮，剩下的就没啦。公社规定二百斤基本口粮，这二百斤是毛粮，只能落七成，再有就是算工分了。
一个壮劳力最多一年五百个工。你不够呀，贫下中农还不够吃呢。多亏我成“老右”有过锻炼，能干呀，一年能干到六百工，不过叫老婆孩子们—分摊就够劲啦。
钱呢，更苦了，没一点来源。你工分一年结算顶多一百多块。可我的小孩多，还得拿钱买口粮，一扣就全没了，还要欠。四类分子不能欠。不能欠最后还是欠着。在农村首先要把人的关系搞好，搞好了全好办呢。我懂点医，会几下针灸、艾灸、拨火罐啦。这个成分不好也出不了事。耳针能扎，心脏穴位不能随便扎，我都看好了的。一般头疼、伤风，扭一下，敢治，也能治好。治病不要报酬，跟人家关系不就搞好了吗。还有一个，我一下乡就看出农民要有点钱就得养猪，可是猪瘟一来马上坏事。我找个兽医拜师，唯一就要点青霉索，在猪耳朵后边二指宽地方打—针；很快就好了。公社只有一个兽医，那地方大呀，一个人走不过来，谁家猪病了就叫我去。我寄点钱给城里的朋友买药寄来。人用的青霉素也行，还便宜，八十万单位一角钱、八分钱，一次买一二十支。人家夜里喊我夜里去，早晨喊我早晨去，这么一搞和人打交道就好多了。后来大队支书、治保主任对我都有笑脸。经我再三说明，我的成分是“右派”，不是“地主”。七五年他们给我开个会，宣布我不再是地主。这就等于落实了一半。农村人不知什么“右派”不“右派”，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对你就两样了。
我的技术可完全使用不上。你有长处，可是人家讲阶级路线呀。有次修大堤，打好土，要压滚子。那么大个轱辘滚，你这边拉，他那边拉，拉不动，我说你们那劲没使到一块，我来打号子好不好。我是搞过铁路的，现场上桥梁、墩子都搞过这个。我一叫：“拉——起——来——呀”‘一齐使劲这就拉起来，蛮好。这时有个队长，他是党员喽，突然想起来，不行，不能听他的，我们贫下中农不能叫阶级敌人指挥呀。不行就算了。可人有能耐就想使呵，是不是。七三年，我们公社书记要修水库，他想人家华国锋原来是湖南一个地委书记，修过一个灌溉渠，有名了，毛主席调他到中央去了。他就把人叫去，在一个大山下边挖挖，培一条坝，存水，也搞水库呀。我一看，没水源呀。他说下雨水打山上流下来。我说这叫“汇水面积”，不够大呀。再说不下雨，不是没水吗。他说不是还有泉水往上冒吗，我想糟糕了，就说这有个水平的关系，引水量跟这个山的水压成正比的吧，压住你，你的水就送不上来了啦；他不懂，非修不可，我就不敢讲了，再讲就是搞破坏了。为了这没用的水库，花多少工，干了多少年，就搞不清楚了。还谈得上什么用不用你，根本不叫你说话呵。愈有能耐愈碍他们的事吧。
我敢说，我一辈子没干过坏事，我对国家铁路是有贡献的。把我搞成这样，可我总想，共产党不可能总把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这么搞。刚遣送到农村时，我五十岁，我还想，总有一天还会叫我干事。再等二十年也没问题。我身体也没问题。这就一直等到“四人帮”完了。
我六十岁了，到我为国家出力的时候了吧。
落实政策原来也得靠自己奔呀。七八年初十一号文件下来了吧。我在家等了三个月，等来等去，怎么没动静呢。我得先把帽子摘下来，对不对。这帽子戴了二十多年啦，觉得把人都压矬啦。等着等着，我说我不等了。我跑到大队，大队队长支持我，给我开证明，没这证明我不能乱动，我还是得因规矩矩是吧。拿了证明又跑到公社，公社不同意，怕担责任，我说又不叫你们写别的，证明是大队开的，你给盖个章就行啦。秘书还不错，打个图章，我就回来了。
这时院里的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还有这个长那个长的还都是老人。不过他们又都升上去啦。我是五月二十一日回到设计院的，他们都挺客气。书记说，你的落实政策在咱院放在第一步，先等等，呵，你先住在招待所吧。反正呆着没事，我就天天跑啦，市委组织部呵，统战部呵，催院里给我落实。我想没有个说法不能回去，直跑到八月底下来啦。没想到，他们先压我一下，叫我“复职退休”。我急了，我说：“我才六十呀，棒着呢，还能干呀，不退休行不行。”我还说，“你是我老上司，我能不能干你还不清楚。”他赶紧说：“你当然是能干的，工作也很有成绩，可是我交底给你，你不退休不好办哪。”那时大城市户口不好进，想办进来就得退休，否则，一家吃口就得永远呆在农村。复了职不干活有什么用呢？我就是想工作呀。可我又没办法。我一家人总得回来呀。
组织上给我做了结论。大致这样写的：“某某某同志反右期间的言论，基本上是对某些具体事讲的。‘章罗联盟胆子大’这句话有错误，但不追究，够不成右派。”结论附在档案上，叫我看过同意后签字。我翻翻档案一看，唉呀，乱七八糟的揭发材料，全都拿不到桌面上。既有捕风捉影，也有胡编乱造。比如一个支部书记，当时在我手下当实习生，因为我不重用他，他就说我“串连了许多科室三十多人联合反党”。串联哪些科室哪些人，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怎么不写呀！管落实政策的负责人说：“你看这结论要不要得，要得就签字，就算了。”我不能不签字，不签字不能摘帽子。戴着帽子还是什么也办不了。为了摘帽子，我苦了三十年呀。我就拿出笔写了：“同意结论部分”几个字。他笑了，说：“你们知识分子到底心眼多呵”。
他们不把“反右”那些不实之词全拿掉，说你还有错误，是给你留个小尾巴，小辫子，怕你神气起来吧。你一神气，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对不对呀！
摘掉帽子，我要先回去报个喜。开口找院里借点钱，我儿子春节要结婚。乡下讨媳妇要花不少钱。他们说研究研究。等到春节前几天才找我，说：“这钱别借了，把你的钱发还给你吧！”这时已有政策，补发工资了。我每月一百二十七块，“文革”整整十年，一共一万五千多块，等给我时是一万四千多块。原来他们这阵子派人去到我老家调查我在农村挣了多少钱，扣除出去了。当右派扣的那些钱据说没政策，到今天也没补。一想这事，还觉得自己身上有个右派的影子，这就先甭提了。我拿了钱，就跑回去。唉呀，村里人见我一月一百多块，拿我当大人物啦，都来我家串门。可我很快又跑回来了，我没搞清楚，到底叫不叫我回去呀。这事真拖了好久好久。一阵子还听说要冻结，我心里着急，到处找人，一直拖到八O年，市委发一个文件，规定：“凡是冤假错案遣返回乡的原则上都要回来，除了已经在当地结婚生子的人。”我大儿子、大女儿已经结婚回不来了。余下五口又很闹一会儿，最后市委一个劲儿打电话催问，我们院总说“马上就搞好了”，“马上就搞好了”。直到六月份才搞到户口迁移证，可又没房子，再等到搬家已经十一月了。这时候我已经六十四岁了。毕竟耳朵不行，眼不行，腿也差得多。打五七年到现在，我能贡献多么多，其实只贡献那么一点点。我的问题就像我们老家一旬俗话，“落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落实了，反而不叫你干事了。到现在只能给街道副食店干点会计。在家闲得难受着呢。街道问我：“你干得了吗？”我说：“当年铁路施工预算我都搞，这么简单的玩艺还不行。我是高级工程师呀！”
他们都笑起来。我也不知道他们笑的什么。
当年那些当队长、当组长的都是我培养的，现在都搞总体设计了。他们和我比起来，脑子是新，可缺点是不够全面，没有在施工现场干过什么新路、养路、架桥，不会其它工种。
可只要他们设计出新东西，我还是很高兴很高兴。我要赶上他们现在这时候多好！我这话说出来，人家都不信，我夜里常常做梦，自己在图版上搞设计，在现场插红旗子。这样已经好多年了。我这人一直也不悲观，我老头只要一天能干，无论干什么，总会高高兴兴的。这话对吧！有时我想，谁要有能耐，叫我打四十岁重开个头多好。我准能搞出个样儿来，准能，你信吗？
***夕阳想用它最后的光，照透这个世界。***
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
丈夫
1966年
26岁
T市某机械厂工人
妻子
1966年
20岁
T市某机械厂工人
这是一对夫妻共同的一段往事：
1968年元旦结婚——共同生活六十天祸从嘴出——抄家后她用十七块钱养活老少三辈——军代表用意不良逼她离婚——狱里狱外几封通信——她千辛万苦等了他三千六百五十天——他奇特的复仇记
丈夫：我真不想提那段事，我们两口子，现在也避防提。只要一提，几夜就甭想睡觉。
甭她，我也是。再说总提它有嘛用呢？不是让咱往前看吗，把帐全算在“四人帮”头上。过去那段事都按下算啦。受过苦的人太多啦，现在谁也不愿意说啦。可我又想，咱受过的这些苦，也不能就这么白白一笔抹掉，那不就白受这些苦是吧？我跟您讲了，您记下来，将来印成书，咱这痛苦就留下来啦，到嘛时候，让后人也看看，啊，啊。
说实在的，我无缘无故白白蹲了十年监狱，真叫好没影儿的事。我老婆等了我整整十年，那罪没少受；比我更冤，更倒霉。有她的嘛，一个女人。
我的苦再苦也没嘛，我是男人嘛，可她就难了。您说说，她那会儿才二十出头，人又漂亮；您看，我还带来一张她那会儿的照片。她一个人带着一个半身不遂的老父亲和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自己算是反革命家属，父亲是资本家，熬过那十年容易吗，楞等了我整整十年。
我们这些犯人，离婚的有百分之九十还多；几乎可以说，进去没个不离的；也有为离婚的事自杀的，杀人的，神经的，也太多了。她来探监，同屋的人全羡慕我，先头我都不敢跟人说她是我老婆，只说是妹妹；我也怕过不几天，离婚了，不就栽了吗？她等我时，哪会知道还有一天“四人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