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国古老的「进士题名录」（注意，这在世界历史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啊！）所著重的只是进士爷的「出身」。至于这些「天子门生」的「进士论文」，就无啥足取了。可是在我们这一科举考试制度，经耶稣会士传入西方之后，它就花样翻新的「现代化」起来了。其后再由欧入美，它就变成误尽苍生的今日美园的洋科举了。
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我们中国的土科举被迫停止。消息一出，当时数十万秀才、敷百万童生真如丧考妣——没个出身，没了前程，如何是好？殊不知天无绝人之路，洋科举竟应运而生，得了个洋科名，其风光且远甚于土科名呢！
今日名垂史册的名儒硕彦如顾维钧、胡适、马寅初……等等，都是早期洋科甲出身的佼伎者。没个洋进士头街，顾维钧就见不到袁世凯，胡适搞不了新文化，马寅初也当下了北大校长。——但是在学街上说，这些洋进士题名的重点，就不在出身，而在博士论文了。
读者知否，今日世界上千万个博士爷，少说点，大致有百分之九十吧（当然也包括小可自己在内），都是一书博士。一辈于只写一本差强人意的书，以后就靠它老人家赏饭吃——吃它一辈子。这本书十九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何以如此呢，诸位，这就是「人性」嘛！人都是有奴性的，不鞭打，便不做工。或做而偷懒。《三字经》上说：「教不严，师之惰。」唱戏的梅兰芳、马连良。也都知道「严师出高徒」。屁股下打烂，是唱不出好戏的。凭天才，哼两句，那就是票友了。票友唱戏，照理是出钱请人去听的。——博士爷原都是科班出身的。一旦得了博士，没人打屁股，就变成票友了。此「一书博士」之所以然也。人生苦短，一瞥眼，就靠一本书，吃一辈子。悲夫！
但是话说回头，读者可千万别瞧不起博士爷的「一书」，尤其是举世驰名的名大学的博士爷的一书。因为那一书，往往是他呕心沥血、皮开肉绽的心血结晶。也往往是他钻营十年的小牛角尖中最堪一读的专著。——大题目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增补为《中国古代哲学史》），足开一代文运。小题目如顾维钧的《外侨在华的法律地位》，也是该专题的唯一著作。再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之影响》。今日学人不谈五四则罢；若谈五四，则必自周郎开始。
以上只是文科。再看理工科，那就更为实际了。每篇博士论文，都是解决一个科学上的现实问题。如钱学森的《压缩流体运动与喷射推进诸问题》，便是今日搞流体力学和太空工程起步的专论。其外如蒋彦士（一九四二？明尼苏达）和李登辉（一九六八？康乃尔）在农业研究上的专论，都是启台湾农业现代化之先河，光辉灿烂，功不可没的（这儿所谈是纯学术性的，与二公的政治行为无涉也）。
笔者个人治学的经验和习惯便是凡涉及某项专题，我第一要找的参考书，便是与各该项有关的名大学的博士论文。因为这些论文，都是一些博士级专才，呕心沥血，过五关斩六将的力作，非同凡响，不是一般瞎扯淡之文。专家可信得过也。——忆七〇年代之初，余首返大陆探母，见祖国农业改革之彻底失败，而想一探台湾土改与农改之奥秘，曾得机访问蒋彦士君一谈（余知其为明尼苏达四二级之农学博士也）。承蒋公不弃，赠我整箱「农复会」出版品，至今珍藏之。其后偶尔谬论农村问题，手边参考资料，信其可用也。
农业如此，其他各科，无不皆然。——个人甘苦推广及于学生，因凡有硕士、博士研究生问道及余者（尤其是亚裔学生）。我总要该生先看看与他（她）专题有关的「博士论文」。——人家如已做过，你要重作之，那就要青出于蓝了。不能胜于蓝，为避免有抄袭之嫌，那就要换个题目了。这第一步的审查工作，得其窍者，半小时之功力耳。案头有袁同礼、李志钟之参考书，一索可得也。进读全文，则北美主要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均有全套庋藏也。
余即知有研究生穷数年之功，做出些血汗结晶，始发现此专题早有人做过。他不能后来居上，就被误为抄袭了。——这些都是「教不严、师之惰」的结果。余亦知有些在大陆上的科学实验，颇足矜夸。殊不料所得结果，美国早在战后即已「解密」（de…classified）矣。
笔者举这些小例子，无非想说明，袁某在中国带头搞资讯现代化的重要性及其历史意义罢了。
孙中山、毛□□的「登月计画」
其实更值得吾人注意的，还是这种看来初无深文大义（也是毛□□绝对瞧不起）的东西，往往影响千万国民的生命财产。
六〇年代美国为在太空工程上超赶苏联，要搞个嫦娥奔月的计画。为解决太空人登月的一切难题，「太空总署」（NASA）与各大学和工商业研究机构，先后订了八千多个「副合同」（subcontract）。每个小合同解决一项难题。八千难题有一个不解决，太空人就上下了月球；而每一个难题之解决，事实上都是一篇或大或小的「博士论文」。等到八千本博士论文全都通过，八千项难题通统解决，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才能以「小小的一步」踏上月球！
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就不然哉？！
事实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的「民主专政论」之中，都各有不同的「登月计画」。
孙中山的「登月计画」叫做「涨价归公」。
毛□□的「登月计画」叫做「吃大锅饭」。
孙中山先生当年周游世界，眼看伦敦、纽约等地炒地皮的奸商，日进万金，吃喝嫖赌。他老人家火了，因而「发明」了一套「民生主义」。信誓旦旦，一朝革命成功，他一定要搞个「涨价归公」，封杀所有奸商。孙公真勇已哉！果然他的革命成功了。蒋家父子誓死实行「国父遗教」，搞了六十二年，也未搞出个「涨价归公」来。最近李登辉总统再接再厉，又宣布他坚决信仰「三民主义」——但是就是不搞「涨价归公」。
朋友，岂蒋家父子、李氏伉俪，对主义信仰，口是心非哉？非也！原来国父的「涨价归公」，也是一椿「登月计画」也。它需写八千本博士论文；解决八千项难题，始有登月之望。他老人家一本博士论文也未发表，只来个「想当然耳」，如何能搞嫦娥奔月呢？！
□主席更糟。他要全国老百姓，都来吃大锅饭。大锅饭煮了就吃。其易也，直如「抬头望月」。但是其难也，则如「涨价归公」。不写八千本博士论文，解决八千项难题，而硬要为人民服务，强迫人民食之，就要饿死两千五百万人了。
读过英雄豪杰的传记，回头再看看像袁同礼那样的无名英雄们是多么可爱啊！他们死得多么可惜啊！（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北美洲）
*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脱稿于此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七卷第六期
第一册，完
【贰】太平天国
一、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
从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鉴》）的观点来看，满清二百六十八年实在是中国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一个朝代。
论武功，它开疆拓土、四向扩张，幅员之广阔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乾隆时代东南亚「香料群岛」一带（今印度尼西亚东端）有些小国如苏禄（Sulu）等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海盗吓惨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内附」作藩属；乾隆爷还下诏以「险远不许」呢！这与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作风，如何能比？
论文治，则清初康雍干三朝一百三十余年（一六六一～一七九五）的国泰民安，制度上轨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无斯盛」！－－满清也是我国历史上（包括国共两党的政府在内），唯一没有全国性「徭役制」（corvee或forced labor）的一个朝代（见《皇清通考》）。若论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清朝实在是最少的啊！
论经济，康雍干三朝，人丁剧增、民丰物阜也不在同时欧洲之下；纵迟至「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前夕，我们的一个资本家浩官伍敦仁（一七六九～一八四三，广州十三行主东之一），他个人的财富，据美商估计也比与他同时最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垄断贸易的美国财阀约翰．亚斯特（John Jacob Astor； 1763～1848），可能还要富上好几倍。
〔附注〕亚斯特财团也是纽约市最早、最大、最豪华的「华尔道夫大饭店」（Hotel Astor Walldorf）的拥有者。李鸿章于一八九六年访问纽约时，即下榻该饭店。亚斯特本人也是靠对华皮货贸易（fur trade）起家的。
再说说学术文化吧！中国那时更是独步全球。乾隆皇帝于美国革命时期在北京开馆修《四库全书》。这一部被他陛下一「毁」再「毁」的丛书，所剩下的卷帙，其分量还大于当时全世界其它各国现存书籍之总和！举一反三，其它的成就，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朝的满清，实在是不可小视的。可是近百年来它却为中外史学家跃蹋得不成个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大风吹倒前朝树，我们历史上的最后一朝也就逐渐沉入历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尸了。
第一册曾略叙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谈谈晚清带有浓厚周期性的内忧。
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内乱
在我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盖我国传统的外患多半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之能否问鼎中原，则决定于两种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无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国有否给它问鼎的机会。二者的凑合是难得的，也是偶然的。这一难得与偶然事实上也适用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入侵。
至于内乱呢？那它就往往有其周而复始的必然性了；而这个必然性，也往往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历史家，甚至阴阳家、术数家，都可以预测的、逆料的。
〔附注〕阴阳学、术数学不是中国和印度所专有的「迷信」。它在犹太、古希腊和伊斯兰等文明里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在当今世界上的信徒显然包括绝大多数台港的资本家和大陆上的高低共干。我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军阀、政客，几可说无人不信。甚至蒋中正、毛□□二公也都是它虔诚的信徒。美国前总统里根和他的夫人南希笃信之诚，尤其是世界闻名的。今日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居然也可以「通灵」。迷信之深也出乎吾人之想象。
「术数学」在西方文明里叫做numerology。这项学术在中国则始自《易经》；在西方则为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580～507 B。C。）所倡导，是一种「非科学的科学」。其实「科学」（science），从亚里斯多德到杨振宁、李政道所搞的，也只是人类智能中发掘出来的知识之一环。它如今已变成一种「超发展」（overdeveloped）的学问，在「现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中简直是罢黜百家、独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将来的「超西方」（Post─Western）和「超现代阶段」（The Post─Modern Era）里，那些「低发展的知识」（underdeveloped learnings）和「非科学的科学」（unscientific 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过搞学问不应太自我设限就是了。
其实我们对清末国是的解释，还是以阴阳家的「气数已尽」四字，最为切当。「气」者，朝气也、暮气也、死气也……中医所谓「精、气、神」是也。满清末年，可说三者皆死。
「数」者，数据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学」的甲子、乙丑不谈，其它的「科学数据」如人口过剩、民穷财尽、民不畏死等等各项统计，都注定满清王朝，非灭亡不可。
甚至就以当朝统治者找「接班人」的独家数据来说吧！康熙皇帝统治了六十一年，死后还有十八名皇子－－十八个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或加上咸丰成四帝），却连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咸丰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个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个儿子，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们或许要问：皇帝生不生儿子，还要麻烦「现代」史学家们叨叨不休吗？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儿子太重要了嘛！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列强之间订立国际条约都要把「毋易树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儿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儿子来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儿子做接班人），「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等等家庭小事，写入国际公法，以维持世界和平。
因为在那个「一家统治一国」，「国家强于社会」的时代中，一个有关键性的家族里，大小老婆打架，是会影响国际和平，引起世界大战的。其实当代中国还不是如此？！
笔者走笔至此，不免想起我国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来。梁氏在他的《新民丛报》上诋毁我们举世无双的《二十四史》说，我国诸史非史也，「帝王家谱」也。梁氏着书于「西学」初来之时。日译西书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点西学皮毛便抢新学，骂起祖宗来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帝王家谱」的重要性远大于「历史」啊！所谓「正史」者，其内容原是以「帝王家谱」一门最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先圣先贤不是早有明训？！
做皇帝、做大独裁者，要日理万机，明察秋毫。那项繁重工作，岂是一个精气神皆孱，连个儿子也生不出的像溥仪先生那样的人，所能胜任的呢？
总而言之，时至晚清，我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大清气数已尽，不是出几个像李鸿章、邓□□一类的人物，搞两下什么「中兴」就可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一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二十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这个周期性的变乱，就要拖得更长更惨了。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说来，满清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一个周期开始时的征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做「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的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张作霖、毛□□……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它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不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不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毛□□、邓□□诸公就不了解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