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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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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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不变,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进步。其实两千年来,就科技发展来说,至少有一千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不用说了,就是内外科医术、制瓷、缫丝、造船等,直至现代前期,中国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科技之进步与生活方式之变化是互为表里的。从常理推测,或根据白种民族的历史经验,则科技进化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的递增;生产力的不断上涨,势必要引起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从而产生出「资本主义」。但是在那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中国里,这种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却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而早巳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发展。相反的,它却发生了抑制生产力的反作用,而迁就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
换言之,人工制造的社会惰性,为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设限;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限,则生产力就不能促进社会本身作性质上的变化。如此一来,则社会发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转,两千年不变。资本主义也就永远出不来了。
但是话说回头,「不变」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我们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没有觉得不变有什么不好。相反的,大家对现状不满,却认为是今不如古,变坏了的结果。把乌托邦、理想国,建立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大家就里应外合地搞出一套完整的东方文化的体系来。——这个文化体系与「西方文明」、「中东文明」、「印度文明」、非拉的土著文明是截然有别的。他们分别发展,各具特性,不是任何单纯的社会模型或发展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可是我们这个就地打转、千年不变的社会发展的模式,在十九世纪中叶,突遭冲击。既经冲击,我们这个「静如处子」的古老社会,忽然就「动如脱兔」的变了起来——简直是十年一变。一变则面目全非。女大十八变,一百五十年来,我们那个千年不变之习,一下就变了至少十五变。清末民初的古代不去谈了,就看蒋毛二公逝世后的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各自在政治社会上的性质变化,就何止三变?
慢说「三变」,就是一变——如台湾的「言论自由」和大陆上的「一国两制」,在传统中国都是一千年也变不出来的花样啊!读者可能不以为意,因为你「身在此山中」。我们搞历史的一翻历史书,就大惊失色了。
两岸今天还在变啊!大陆上要变出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湾要变出个「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了,则可以维持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两千年不再变了。这就是所谓「定型」。变而未通,就只好继续变了。历史原是没有底的嘛!时间反正多的是。——但是生为「华裔」,我们总希望这个「通」和「定型」早日到来。
「突破」与「转型」的规律
反过来再问一句:中国历史原是千年不变的嘛!为什么一旦变起来,便十年一变,变得没个底呢?简单的说来,就是个「瓶颈」的问题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会发生瓶颈淤塞的现象。瓶颈一旦淤塞,则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就要像上节所述,只能就地打转,盘旋不进。永远冲不出瓶颈,则只有老死、横死或老而不死,带病延年,慢慢拖下去。
这项冲出瓶颈的程序,在哲学上叫做「突破」,在史学和社会学上则叫做「转型」——由某种社会模式转入另一种社会模式,以图继续向前发展。可是不论「突破」也好,「转型」也好,二者都有「穷则变」的规律。换言之,也就是一宗文化或一个社会,当其面临崩溃,滑坡至山穷水尽之时,人心思变,它就变。相反的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或一个居高临下、傲视四方、自满自足的文明,它也不会庸人自扰,主动的去求变。把这一历史现象概念化一下,也可说是衰世文化就要变;优势文化则不变。
变也有「量变」、「质变」之别。量变则是「改良」;质变则是「改制」。改制亦有文改、武改之别。文改则为「变法」;武改则为「革命」。革命亦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也有积小革命为大革命的「多次革命论」,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家慢慢革下去。
试看今日美国。美国是以都市为灵魂的现代化国家。可是它今日的灵魂已变成匪窟、毒区、妓寨和相公堂(同性妓院)。它这个堕胎国家的社会,已被个人主义的滥用而频临崩溃的边缘。它如果不能实行一项彻底的「变法改制」,它这个「瓶颈」便永无突破之一日。但是美国佬如今忙于捍卫他们的「美国生活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Life)之不暇。他们的嬉皮大总统正为著「中国的人权问题」、前南斯拉夫境内和中东北非等地的「部落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怎会想到那些朝朝寒食、夜夜春宵的「美国生活」也急需搞个「变法改制」呢?我们这些外国来的旁观者清的教授老爷,偶在课室之内讲讲笑话,鼓吹变法改制,说得黑白学生起立鼓掌、欢腾一片,而我们的美国土生上司们,还以为你在危言耸听、鼓动学潮,要加以杯葛呢!本来嘛!一个正处于巅峰状况的优势文明,怎会想到它的灯红酒绿之间也已经暗藏杀机呢?美国今日之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瓶颈,正和我国两千年不变的道理如出一辙。
「汉族中心主义」与婆媳循环
两千年来,我们的朝代嬗递、农民暴动,中原板荡、夷狄交侵,老百姓惨不忍言呢!但是我们这个「文化」却始终没有丧失它那自高自大、自满自足、居高临下、傲视四夷的崇高地位。——再用一个文化学上的术语来帮肋解释,这就叫做「汉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我们这个滚雪球式不断扩大的「汉语民族」,常常被「四夷」、「五胡」打得灰溜溜,有时甚至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我们皇帝对异族的统治者叫爸爸叫哥哥。被人家活捉去了,也不惜忍辱偷生,穿起女服务生的制服,向外族主子「青衣行酒」。
但是奇怪,我们这个「汉族中心主义」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君不见当十三世纪边疆少数民族的蒙古人入侵中原时,他们不是搞一蒙古二色目,把「汉人」打成三等公民?更不见他们把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汉族臭老九,排班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但是曾几何时,元朝大皇帝不也要开科取士。满口文武周公的臭老九,不还是「四民之首」?
总之,我们传统「中国」凌驾「四夷」的中心主义的观念,盖远在商周时代即已萌芽,至秦汉大一统之后而变本加厉。自此以后汉家制度在东方人的观念中就成为天下的通制。——什么君臣父子、贫富贵贱、男尊女卑、士农工商等等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人视为当然。不用说明君贤相、公卿大夫不想去变动它,纵是被压迫阶级出身的私盐贩黄巢、小和尚朱元璋、贫下中农李自成、张献忠也不要去改变它。——满腹怨恨的媳妇,只想去做婆婆;做了婆婆,再去虐待媳妇。因此我们传统社会的发展,便在婆媳之间作恶性循环,兜了两千年的圈子!
或问:婆媳之间为什么不能搞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保障人权」呢?
答曰:这些文明概念,基本上与群居动物社会行为的通性是不符合的。杰弗逊说:「人人生而平等。」其实婴儿呱呱坠地,智愚两分、强弱互见,有什么生而平等呢?
「自由平等」是社会力量平衡的结果
平等是一种首见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中,两种社会力量相争而互不相下,结果和平共存、平等相处的结果。有平等才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它们都是先有此社会经验而概念化始随之而来的。(笔者曾另有专篇详论之,此处不再多赘。)
我国通俗笑话书上有一首打油诗嘲笑欢喜在墙上写诗的诗人。诗曰:「满墙都是屁,为何墙不倒?两边都有屁,所以撑住了!」
所以所谓「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这些现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么神圣先知的告诫,或圣主明君的恩赐。它们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两个屁撑住了」的结果。——而两千年来,我们「汉族中心主义」所发展出来这个「国家强于社会」的模式,则始终是个「一边倒」的模式。只是「一边墙有屁」,则一座平等之墙就永远不能出现,社会永远不能「转型」;宇宙观也就永远不能「突破」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模式里,媳妇终有做婆婆之一日。小和尚也可做皇帝;牧牛儿也未始不可点状元……,社会也不无公平合理之处。胡适曰: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大家心安理得,也就无意求变了。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动的结果,至理明言也。但是马氏的老师黑格尔则认为群众的集体意志,也足以决定群众的集体行为。把他们师徒二人的智慧交互为用,则历史家对我们「汉族中心主义」两千年不变的认识,虽不中,亦不远矣。
「十年一变」是「转型」的阶梯
以上各节是说明我们东方「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何以数千年无法「突破」(breakthrough);「国家强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何以两千年没有「转型」(pattern change)?
以下则要说明,我国「千年不变」的老制度,何以在十九世纪中期,也就是「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忽然来它个「十年一变」?
君不见鸦片战后,不及十年(一八五〇),便出了个儒释道三妖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后在政制上又冒出个两千年未尝有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其后接踵而来便是李鸿章的洋兵洋操、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一九〇〇)、孙中山的建立民国(一九一一)和胡适的全盘西化(一九一九)。差不多都是十年一变。而每一变都是传统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
再看我们「五四」(一九一九)以后出生的这个「老辈」——打我们记事时起,不是每十年一个不同的中国?且看二九(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三九(抗战)、四九(人民中国建国)、五九(大跃进)、六九(林四文革)、七九(三中全会)、八九(□□)、九九(?)。——也不是十年一变,而且每一变都面目全非;每一变还不都是老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
古语云:「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笔者这一代便是不幸地生于这段人不如狗的乱世。跟著时代翻了七八个觔斗,被翻得家破人亡,还不知伊于胡底?幸存海内,哪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偷生海外做「美国人」做「台湾人」,日子也不那么好过。
痛定思痛,生为现时代的中国人,何以一寒至此呢?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不幸地生在中华民族史上第二个「转型期」中,而「十年一变」正是转型的阶梯啊!社会转型是痛苦的,是长期的——尤其是这个第二次转型。它不是自发的、渐进的。它是西方帝国主义欺逼之下,突发的剧烈的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吾人亲身卷入这场浩劫,竟能幸存。套句四川话,也应该自庆「命大」了。
「定型」和帝国主义的关系
但是我们社会这个「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
那样我们就得搜搜那些压迫我们转型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老根。笔者不学,不想效颦先贤再写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只是数十年来在多民族的大学课室里所说的话,而为各民族青年所能欣然接受者,再以汉语简述之,以就教于海内贤达耳。
原来也以部落生活为基础的古代白人社会,最初在罗马共和,尤其是与我们东汉同时的罗马帝国的幅员之下,也有逐渐统一的趋势。不幸罗马帝国本身就始终没有摆脱部落的传统。西罗马帝国便是内亡于藩镇跋扈;外亡于蛮族入侵。西罗马既亡,西欧为蛮族(今英法德义人之祖宗)所盘踞,而此诸多蛮族虽终为天主教廷所统一,在精神生活上渐渐趋向于「行同伦」,但在政治组织上却四分五裂。直至九世纪以后,这些原始部落始逐渐进入略同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封建制。由封建时代他们也很快的进入一个相互兼并的战国时代。由于国际间的激烈竞争、生产力之不断增长,和中小城市之迅速出现,他们在战国末期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现象,这在西洋史上便叫做「文艺复兴」(一三〇〇~一六〇〇)了。
凡此种种,中古的欧洲和先秦的中国,在社会发展的程序上,都有其维妙维肖的相似之处;只是西欧较东亚要晚了一千五百余年就是了。
可是在「封建后」(post…feudalism)的发展中,东西双方就完全南辕北辙了。在东方,我们形成了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大帝国。在这个模式里我们迂回了两千余年,未能突破,已如上述。在封建后的欧洲则出现了无数个「民族国家」——燕赵韩魏齐楚秦平等竞争的局面,而他们的民族王国之间,却始终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来削平群雄、统一欧洲。
就在这诸多民族国家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的航海技术也有了迅速的突破,使达伽马于一四九八年绕过了好望角直航印度,打开对东南亚的通路。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也发现了美洲。不旋踵之间,原先那些不见经传的欧洲海盗小国,一个个都变成向海外无限殖民、无限掠夺的大殖民帝国,吸血吮髓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亚非拉的无限财宝,无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养肥了欧洲,刺激了生产,引起了工业革命,壮大了城市,也培养了迅速成长的城市中产阶级。它对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会、夺取政权、解放思想、争取自由。对中层的自己伙件,则要搞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按理出牌。对下层工农,则恩威兼施、禁止造反。……迅速地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模式,便在西欧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也就随之而来。以此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宇宙观,也就囊括了世界。凡与这一宇宙观抵触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蛮」(barbarian),就是「异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这个地球就是「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 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鸦片毒贩所冲开。那宗老弱无力而昏聩自大的「汉族中心主义」,就和来势汹汹而新兴的「欧洲中心主义」短兵相接了。
向「欧洲中心主义」逐步让位
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经接触,我们那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断让位史。——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
有许多现代史家,为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乃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其实「五四」以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与西化运动本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西化」就是「现代化」啊!
在这历时八十年的「西化」过程中,我们首先向西方让位的是以「船炮」开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之谓也。在这项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最起劲,工作最有成绩,失败也最惨的,要算是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军」了。
可是纵在北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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