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第一阶段便是统治印度之后，乃把中国看作印度第二。此一阶段之发展，以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之签订及其后数年为巅峰。在此阶段中，英国对美法俄诸强均嫉视殊甚，而其他列强亦以牙还牙，视为公敌。此亦欧洲纠纷在亚洲之余绪也。
第二阶段则自一八五八年「亚罗船事件」（The Arrow Incident），掀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始，直到一八九八年「义和拳」之蠢动而告终。在此四十年中，英国在华与诸列强之关系则为政治妥协、经济领先，甚或独占（如鸦片、如航运）。以故在此阶段中「维持现状」实为英国对华政策之中心思想。然此一思想至一八九八年终成泡影。盖此时大清帝国「气数已尽」，举国瘫痪、振作无力；而欧美诸强之扩张主义却如日中天。——原本隔洋观火的美国，竟于此年无意中击败西班牙而取得了菲律宾，一夕之间竟也变成远东的贪婪一霸。巧的是笔者那位欢喜搞「以夷制夷」的贵同乡李鸿章，秘密与沙俄勾结以抗日本，亦于此年把旅顺、大连二港租给了俄国。俄帝得此二港囊括了满蒙，便野心勃勃地把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宣布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染指了。俄国此举侵犯中国主权问题不大，可是它也侵犯了英国的经济利益，弄得英国在中国长城以北，路不能修、矿不能采、鸦片也不能卖，损失不赀，那就玆事体大了。
更巧的则是我们一向好勇斗狠以「响马」闻名全国的山东老乡，也于这时打毁了一座德国教堂。好个借口，德国一下便冲入胶州湾，占领了青岛，宣布山东省为德国「势力范围」。德法邻居，法国岂肯后人，也一下霸占了广州湾，西南中国也就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福建面临台湾，日本也就当仁不让了。
这样一来，原以整个中国为其势力范围的英国，不免慌了手脚。它赶紧占了九龙，以巩固其香港老巢；再一步使拿下威海卫以对抗沙俄。但是威海卫在「德国势力范围」之内，为联德防俄，它又不敢冒犯德国，否认其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它自己也想宣布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但是长江流域早已华洋杂居，有范无围。并且比起中国全境也范围太小，损失太大，心有不甘。所以一八九八年的英国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忽然灵机一动，找出个办法，便是干脆不承认「势力范围」这一概念的存在。但是它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利益，又不容他人侵犯。矛盾重重如阿是好呢？幸好英国政客都有优良的「巴厘满训练」（Parlimentarian training），长于言辞，精于辩论。因此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乃有其面不红耳不赤，一针见血的精擘之论曰：「势力范围，从未承认；利益范围，从未否认。」（Sphere of influence； We have never admitted； sphere of interest； we had never dinied。）
因此英国为维持自己的「利益范围」，则必须打破其他列强的「势力范围」。这一原则既定，长于辞令的政客乃把它取个名字叫做「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所以九十年前英美两国在中国所搞的「门户开放」和邓小平在目前所搞的「门户开放」，就大异其趣了。老邓的门户开放是因毛□□「闭门造车」搞得民穷财尽，才不得已来个开门请客，迎接外资外援。而九十年前的「门户开放」，则几乎与中国政府无关。中国想管，洋人也不理会。他们的门户开放是不许侵华的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势力范围，搞非洲式的瓜分运动，所以中国在此均势条件下，也不无小惠。至少可免于作真正的殖民地。
可是英国当时要提出「门户开放」，多少有点心虚脸红。心虚者，它对它自己在华的殖民地如香港、九龙，它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如西藏，开放不开放呢？脸红者，设英国主动送出〈门户开放照会〉（Open Door Notes），收文者如此反问，脸红否耶？！
所以「门户开放」这个世界近代史上有名的故事。其发动者实为英国，而英国政客不愿，也无此厚脸皮执行之，这样他就想打老美的主意了。美国外交家自开国以来便一直是志大堰夸、行动敏捷、满腹理想而从不老谋深算。加以此时美国在华也没有「势力范围」，更可不负责任。放言高论。因此一经伦敦策动，麦金莱总统（President William Mckinley）与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便欣然同意，并一肩扛过。自此这项英国对华政策就变成美国的对华政策了。它为英国利益服务而英国还要装模作样，对这项「美国政策」，吞吞吐吐的作有条件之保留呢！笔者走笔至此，不禁喟然有感。我想中国的外交家，尤其是邓小平以下大陆上那些老八路，真要多读点英国史，才配上枱来打点国际麻将啊！
以上所述英国这几招漂亮的手法，便是它在晚清对华政策的第三个阶段了。
海约翰搞「门户开放」的闹剧
海约翰自承担了「门户开放」这宗天降大任，他便认真的草拟了一篇〈门户开放照会〉，于一八九九年春正式有技巧的先后分送各列强。这照会强调三项要点：一、中国领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二、主权独立（state sovereignty）；三、列强利益均沾（equal opportunity）。这项照会发出去之后，有关列强不久也就批准了，或有条件的批准了，而使此一历史事件，永垂后世。虽然它并没有正面解决任何问题。原因是建议人却也是违议人（如英国），执法者竟也是犯法者（如美国）。英美尚且如此，其他列强的口是心非就更无论矣。
美国为什么要执法犯法呢？盖海约翰承担大任之初，只知道美国本身在中国并无势力范围，所以心雄嘴硬也。但海氏初未想到，在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后，自己也变成肮脏自私的帝国主义之一了。他如以门户开放三原则为借口，不许那后起之秀，雄心勃勃的日本向朝鲜和满南侵略，则日本小鬼就要南下马尼拉了。言念及此不觉涔涔汗下。为著保护菲律宾，白宫主人把心一横乃与日本再签两造密约，便把整个门户开放运动出卖了。因此这位「门户开放」先生，在历史上虽然大名鼎鼎，但是自始至终只是一场闹剧而已，未成气候。再加上一个昏瞆无知的叶赫那拉老太太，在此紧要关头，幽囚了儿皇帝之外，又搞出一幕更荒唐的闹剧什么「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来，事态就更不堪设想了。四年之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竟集重兵数十万，在我东北大打其「日俄战争」来。这一打则什么「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利益均沾」，便啥也没有了，门户开放主义也就寿终正寝了。
不过天下事总是有其两面性。门户开放虽然失败了，它在列强之中却反应出一个列强「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局面。任何强权在诸强相互牵制之下，为非作歹，都要三思而后行。满清政权就仰仗这点均势，又多活了十年。否则，如中国真的被列强瓜分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也就搞不起来了！
* 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三日脱稿于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七卷第一期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八、论「转型期」与「启蒙后」
人类是动物之一种。
按「社会行为」来分类，则动物又可分为群居动物和非群居动物两大类。
像黄蜂、蚂蚁、鸿雁、企鹅、鸽子、海狗，乃至马牛羊和狼犬等等皆为群居。它们必须生活在一起。个体是不愿离群独居的，除非是被迫被诱而失去了自由意志。
至于其他动物如狮虎、豹子、熊猫，乃至鹞鹰和龟鳌等等，则是非群居动物。它们多半是单干户，除交配之外，是各不相顾的。这是现代动物学上，研究「动物社会行为」所发现的很有趣而不易理解的现象。
人类则是属于前一类的群居动物。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个人是可以真正地离群索居的。
既然群居，则群居动物就分群而居。这在初民的社会生活上，便叫做部落生活。
初民部落生活的特征
但是人类毕竟是「万物之灵」。他灵的地方是他会利用经验来改善生活。生活的改善也不只是个体，它也包括整个的部落。所以在初民的部落之间，他们也就有优劣强弱之分。
再者人类也是群居动物中，在社会行为上比较下流，可能也是最下流的一种。他们残酷自私、好杀好战好货，也无限制的好色。他们不但个体之间如此；团体之间也是如此。不但人兽之间如此，人人之间也是如此。不但异族之间如此；同族之间也是如此。原始宗教劝民为善，也是劝人如此行为的。
因此现代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发现，初民之间的部落战争是打不完的。部落之间不但没有和平共存的习惯，也没有和平共存的观念。强凌弱、众暴寡，是他们价值观念的基础，也是生存方式最重要的一部分。战争既然打不完，则彼此之间就必有胜负之分。有胜负之分，也就有了统治与被统治之别。这样发展下去就发生了不同型类的奴隶制度；再进一步，不同型类的封建制度，也就出现了。
以上是初民社会中所发生的大同小异的现象。因为人总归都是群居动物之一种。人的「社会行为」是有其通性的，所以他们早期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有其类似之处。
但是人毕竟是「异于禽兽」。在他经验累积愈多愈复杂的长期过程中，「性相近、习相远」，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不同，他们的社会发展起来也就渐渐的南辕北辙，不是一个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了。
「国家强于社会」的东方模式之形成
试看我国古代社会的形式与发展，就有其特殊的模式，为其他文明所未尝有。
我国在西周时代所形成的封建制，便是那个蒙古族中，武力较强、人口较多的姬姓部落以武力强加于其他落后部落的结果。文武周公强迫这些小部落奉周室正朔，服从周室规定的封建等级，向姬姓王室服兵役、劳役、贡献财货，甚或去掉其原有酋长，改奉「姬姓诸侯」为本部落的领导。——总之它是以半独立部落主义，作为当时政治社会的基层结构的。但是这个结构历时数百年，经千万场部落战争，彼此兼并的结果，到战国时代（公元前四〇三～前二五六）就无法积蓄了。迨秦始皇削平群雄，把东亚大陆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这种以部落主义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就彻底崩溃了。
为著适应新时代的新需要，秦人乃根据他们原有的比较有效、更有进步意义的「秦制度」，从事一个全国性的改革开放和变法改制。这就是我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了。前者是政洽改制，后者是经济开放，化公为私，根据供需规律，提高农业生产。
这是我们中国——不是，是我们东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奠基；也是我们东方民族，第一次社会生活的大「转型」——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转上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而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宇宙帝国（universal empire）的政治制度。
在这个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它继续不断的统一了千百个还生活在部落主义方式下的「少数民族」。把他们通统纳入一个「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混合民族「大熔炉」中，去称兄道弟，共拜祖宗；同其安乐，也共其患难。各民族之间的畛域终于渐次消灭，而至于天衣无缝。
这项诸民族不断融合，文化不断成长，而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却一成不变的观念与实践，竟历两千年而未稍衰。两百多年前雍正皇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还不是「废封建、立郡县」的延续？两周之前，台湾刚选出的六位「山胞立法委员」，不也是这项民族融合的最新事例？
民国初年在「五色国旗」——每色代表一族——之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反对「五族共和」这个概念，就是因为这个概念不符史实。纵然时至今日，中国境内还有「少数民族」五十个以上，则秦汉时代的数目不是十倍百倍而有余？「五族共和」哪能概括得了呢？
所以「中国」不是像英法德义或爱尔兰、乌克兰那样单纯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汉人」（洋人口中的Chinese）也不专指某一特定民族。「汉」原是个地理名词，后来发展成一个朝代的名称而已。正如「亚美利加」原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变成西半球两个大陆的名字；最后竟变为拥有数百种民族的「美国人」（Americans）所专用的共名。当年东亚大陆上的「汉人」正和今日北美大陆上的「美国人」一样，它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民族；它是千百种民族大融合之后的一个共名。只因融合日久，它终于使用一种共同语文，形成了今日所谓「汉语民族」。正如二次大战前后，那位十分自豪的邱吉尔所强调的「英语人民」（English…speaking people）一样，是个「书同文」的文化现象。只是到目前为止，那些黑白分明的「英语人民」，还没有真正地融合成一个「英语民族」罢了。
我的老朋友张绥教授最近证明今日中国境内并没有个「犹太民族」。但是张教授也不否认犹太民族早日移民中国的历史。只是时历千年，犹太民族己与汉语民族融合得天衣无缝罢了。——这可能是三千年犹太移民史中极少有的例外。在一般情况之下，犹太人是绝少为土著民族所同化的。不过秦陵兵马俑不早就说明，远在两千年前，我们的国防军已经是一支不同民族的混合部队了吗？
因此在两千年前，由汉语民族所推动的那一次社会「转型」运勤，原是一种自发性的、起自社会内部，而具有世界规模的社会模式大转型。推动这一转型的主观、客观、必然和偶然的千百种基因，是说不尽的。它和发生在西欧、北非、中东、南亚，结果完全不同的其他民族社会的转型程序一样，不是起于某一单纯的社会，或某种特殊的基因，而单线发展出来的一种所谓「历史的必然」。
更具体一点的说，这次东方民族社会的大转型，是起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而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纪末由汉武帝所落实的「盐铁专卖」。由这次转型，从封建社会转变到「国家强于社会」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国」，其后竟变成一种「定型」。一延两千余年，没有发生基本上的改变！——在这两千余年中，朝代兴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产升降、商业胀缩……千变万化，更是说不胜说。但是换人不换马，运行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却稳如泰山，丝毫未动。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则社会的上层建筑纵有剧烈的变动，也万变不离其宗。
从「千年不变」到「十年一变」
再把范围缩小来说。那约束人民社会行为的「三纲五常」，不但丝毫未动，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习俗、「守孝三年」的丧葬旧礼、「三考取士」的科举考试、之乎也者的晦涩文言、五言七言的旧体诗歌、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水墨为主的传统国画、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于痛苦呻吟的裹脚缠足，哪一项不是千年不变呢？
生活方式不变，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进步。其实两千年来，就科技发展来说，至少有一千年是「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