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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观县之制春秋初朝已有之，然各国之县同名而异制，可知其非一国独创而他国效尤者，则县制之立其来有自矣。故可推源至西周之初，断其为封建之渣滓。百年演变，湘桂分流而诸国各异其制矣。
释郡
郡、县在始皇统一中国以前是显然的两回事。各自成为一政治单位，绝无联系关系。「县」之由悬演变而来前已论之甚详。至于郡则不然。《说文》：「郡从邑君声。」是形声字。似专造此字以名政治区划者，是或为适时需要而立之者。
始皇以前之郡，似均与国防军事有关。「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同上）「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同上）「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同上）观此则秦、魏、赵、燕等国之郡似均专于防胡而置者。
至于无胡是防之国则其郡亦专为防强邻侵袭而设者。「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秦，其事急，请以为郡。」」又「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拒秦。」（《史记？楚世家》）则楚之郡专为防秦而设。
至于吴夫差救鲁亦是「发九郡兵伐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可知始皇以前之郡皆与军事有关。盖郡之置多在边圉，为防邻国侵袭则须经常有边防而令大将戍之。为军事上便利计，则戍边之将领须集边地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庶几运用灵活，因时制宜。国君将沿边疆土地划出一带交付戍边军官。使其有独立机构，除听中央号令外不受任何牵制。以近代术语明之或可说是「军事特别区」。这种军事特别区即是郡的起源。郡之守即是戍边的将领，土地虽然没有直接封予他，而他却可集大权于一身，俨然是边区的一个土皇帝。在那尚没有独立机构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时代，这确是值得人们重视的一个制度。如许我望文生义的话，则郡字大可视作一形声兼会意字，补充许氏之说可曰：「郡，从邑从君，君亦声。」
郡与县之关系
郡县既截然是两件事，但却是同样独立的政治单位。然郡总在边圉，距中央既边远，又经常有寇患。而县呢？则或减邻国县之，或夺大夫之田为之，两两相较不用说县的确是比郡好，做官的谁不想谋个安睡饱食的「县」？！那烽火无常的「郡」自然是次一等；故赵鞅誓师辞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是非以地区大小而定高下也。
再者郡为防边而置，非武将不能任郡守；且征战不时，则郡守更握有兵权。丢开做好官食厚禄不谈，则郡长官自然较县令尹为煊赫亦较有实权。再者开疆拓土既县敌国而别置县令尹，然烽燧未息．新立之县复在边区，为军事便利计则有时县令尹亦得受郡长官节制，且挥尘书生即可领县令尹，而郡守则非重臣夙将不能任。类多立有边功，说不定新立县即是彼汗马功劳换来，则新放来之文官的县令尹，于资望于实力既皆不能高出郡守，两两相较自然是等而下之。
时日推移至战国之世，征战益形频繁，武将地位当然亦随之增高，渐渐地郡之地位乃驾县而上之矣。至始皇统一天下，乃明定县县于郡，遂为后来地方政治的二级制，是自然演变之结果也。
结论
约而言之，方西周之盛也，密侯不臣，遂灭密国，夷王一怒足醯齐哀侯。天子之势亦云盛矣。迨平王东迁，千里王畿半沦于敌；仓卒东奔，赖晋郑之辅翼，苟延残喘于成周。然曾几何时，竟至周郑交质、楚庄问鼎，王室式微而封建之纪颓矣。天王尊严转赖大国维护，跋扈诸侯亦借挟天子以自重矣。因之王政失纲，而争霸之局启；强弱悬殊，而兼并之势兴矣。小国力弱遂撇天子而仰鼻息于霸主；诸侯之势盛者，灭人宗社遂亦习以为常矣。
然诸侯反顾自身之坐大，惩周室封建之失，得人土地，不复再以之分封附庸。拓殖日广，遂师王周遗制从而县之，县而不决遂为定制矣。且以长期征战而有立郡之制者兹已论之稔矣；故曰县者由封建蜕变而来；而郡者历年征战之结果也。至汉上诸姬已尽，陈蔡既县；而楚人北上；秦人南灭巴蜀，而东出崡关，缓冲小国既尽，列强直接冲突之局乃启。积数百年军事第一时代演变之结果，郡之地位遂驾县而上之。始皇既统一天下，彻底废除封建，乃因郡县之旧名，明定地方政治之二级制，千年以还，遂成定制焉。
跋
右〈中国郡县起源考〉一篇，原为笔者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秋，就读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三年级，选修顾颉刚先生所授「商周史」时之期终作业也。顾师发还时，曾用朱笔作批，并附一长函，指点文中可议可取之处甚详，奖勖有加，并嘱读后将原稿寄还，「当为编入文史杂志也」云云。然其时笔者方忙于撰写一有关我国古代社会史之长篇，拟以此文为卷首，故末急于付梓。孰意全稿末竟而大学已结业，乃将积稿寄友人处，匆匆束装东返故里省亲。原冀期年再返陪都，续学于母校之历史研究所。不意返皖末几，敌军便入侵中原，大别山顿成敌后。返渝续学无望，中大同学郭秉佑君乃将寄存约十余万字之旧稿分卷寄住立煌，讵料邮件通过敌区时寄稿泰半遗失，而此篇得以幸存。嗣执教立煌安徽学院，该院院刊编辑索稿，乃以此文塞责，遂蒙编入该刊第一期。故篇前小序有「恐复失之」之语。此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冬事也。
大陆变色后，笔者在美绝粮．乃向哥伦比亚大学附设之「汉史研究计画」申请编译工作以自糊，主持人盼能交出一二篇旧作为参考，欲以证明申请者「能读通中国古书也。不获已乃禀呈慈母于合肥故里，乞于旧作中剪寄一二篇，以便申请工作。初仅试投家书，未存奢望，不意慈亲竟能于中共土改劫灰中，将此篇剪寄，捧萱堂手谕，恍如天降也。
此篇原印于战时敌后游击区，印刷校对均极粗劣，刊物更无流通之可言。笔者曾试查大陆出版之《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皖院编译委员会所出之《世界月刊》虽亦列入（见页二九九），然该刊第一期则各馆均缺，始知手边所存，竟成硕果。摩娑旧简，追念三十年来家国遭际，不禁百感潮涌。因请吴章铨夫人再为抄成清稿，寄呈宋旭轩兄重行椠印，原文中除剔除两个欠通之英文字，及将当初手民误植「叔夷钟」及「素命镈」之铭文加以改正之外，余率任其旧，虽因事忙，无暇改作，亦见三十年来，流落异邦，学无寸进之可悲也。
一九七〇年农历除夕附志于纽约哥大
*载自台北《史学汇刊》第三期
原载于一九四四年安徽立煌之安徽学院院刊《世界月刊》创刊号
OCR者注：
今可考者如「齐侯钟」（叔夷钟）铭文曰：「公曰，夷……女肇敏于戎功，余锡女厘都□麥刂，其县三百」。
这里□我怎么也打不出来，而「麥刂」是一个字，左麥右刂。全句截图见下：
而「素命镈」的「素命」也是一个字，左素右命。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六、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
我们治「当代民国史」的史学工作者，落笔的先决条件应该是对「传统帝国史」（尤其是晚清这一段）有个本质上的了解。因为「民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帝国」慢慢地转变过来的。帝国是父，民国是子。不知其父，焉知其子呢？
再者，帝国和民国的关系还不是生理学上鸡和蛋的突变关系；不是一只帝制的鸡，忽然生下一个民治的蛋来。它二者的关系，却是蚕之与蛾的关系——在本质上，在制度上是一种抽丝剥茧的蜕变关系。两朝嬗递、藕断丝连，是不可以一刀两断的。
就以九〇年代大陆和台湾的现状来说吧：时至今日，大陆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还是蛹在茧中、去古未远。毛□□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大陆上的问题，正是这个「秦制度」无法摆脱的问题。这也是一种苏联式的「革命后」（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归专制的问题。
台湾的现状呢？它这只民主白蛾是破茧起飞了。可是飞蛾都有其扑火的本性。误把烈焰当光明，万一飞翔失控，扑火自焚，也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宝岛今日的情况，从历史中找前例，似颇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时期。德国当年由于仇恨加暴力曾引发过一种「排犹运动」（anti…Semitism）。国人把复兴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难和国内外的不平现象，都迁怒到一个少数民族头上；造成一种山雨欲来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义」（terrorism）倾向的群众情绪。这种情绪最容易升级。如不能适时加以抑制，以防患于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乐观的。
长话短说。我们海峡两岸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都还是在德苏两个模式中寻出路。双方距「民国」的真正目标，都还有其不同的距离呢！但是怎样的一种政治社会体制，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民国」呢，请先了解一下「民国」的本质。
「民国」政体的本质
丢开繁琐的西方政治哲学不谈，且看看我们自己的现代思想家如何说法。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上说他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目的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篇〈总理遗嘱〉原是那位颇有文采的汪精卫执笔的。汪氏为迁就他那「必须、务须、尤须」的行文腔调，代孙先生撰遗嘱，就不免以辞害意了。中山革命之目的，不只是在追求中国在国际间的自由平等；他还要全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彼此之间也自由平等呢。
当然从经济生活方面来说，孙先生所要求的并不是孔夫子「不患寡」，或红卫兵「反封资修」的「穷平等」。他一直强调中国人民的经济状况只是「大贫、小贫」。在大小贫之间求平等，是没有太大地意义的。孙氏所要求的是「富平等」——用目前的辞汇来诠释，那就叫做「均富」吧！要既富矣而后均之，则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包括附属于农业经济体系之内的手工业和小城镇）就不能胜任了。简言之，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民国」，则工业化的经济发展就是个必要条件了。
再者，搞工业化的经济起飞，是全国人民都要动脑动手的，少数人如滥用权力，从事包办，这个经济是永远「起飞」不了的。这样就牵涉到政治体制上的民主开放了。且放下「现代」人类社会行为中所应享有的「人权」不谈，纵使只从经济建设这一项更迫切的实际专题来观察，则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开放也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翻看当今「已开发国家」的进化史：未有政治封闭而经济可以「起飞」者；亦未有经济已经起飞，而政治仍继续其封闭者。这一对难兄难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也。所以一个真正的「民国」所应具备的第二个必要条件，便是一个真正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所代议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是也。在政府运作上有任何蒙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国」了。
有了个「民有、民治」的真民国，则民之所「享」的经济财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权、四大自由是会与之俱来的。孙中山先生革命终生，他那个「尚未成功」的最后目标便是建立一个如上所述的真民国。
可是一个国家纵使能完成上述的两大条件如战前的日本和德国，究竟怎样才能把它维持下去，而不致走火入魔，也是个天大的难题。古人云「创业不易、守成尤难！」正是这个意思。试看日本「明治维新」诸贤苦心孤诣所建立的代议虚君制，是多么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辈可以「创」之，而后辈却不能「守」之。等到少数暴戾无知的「少壮军人」，藉爱国之名，以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国景从。勇则勇矣，其后果便要吃原子弹了。再看德国：一次大战后，它忍辱负重、重建共和，多么可泣可歌！不幸少数领袖，私心自用，利用群众报复心理，化仇恨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洁劫了。
日德这两个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现的优秀民族。但是为什么犯了如此愚昧的错误呢？我们读史者叹息深思之余，才悟解出，原来他们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们政党之内，狭隘的组织家压制了有远见的政治家；在他们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论家也挤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样就使我们在中山之后，又想起了胡适之先生——孙、胡二人的思想是萧规曹随的。
适之先生早年就反对极权。认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径。要想以法西斯、褐衫党一类的「速效」来建国救民是缘木求鱼的。胡适晚年鼓吹「容忍重于自由」。主张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还是我不容人呢？只是单方面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那就是曹操了，还有什么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导民主的精义所在，便是一句话：「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二次大战前的德、义、日三国，在工业经济、代议政府两方面都已具备了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不幸的是他们万事俱备，只欠「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一阵东风。东风不来，他们就玩火自焚了。只知他人不民主，而昧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压根儿就不民主，从而滥用自由、滥用「多数制」（majorty rule），那就误尽苍生了。
话说至此，我们「民国」的本质也就显露出来了。本质为何？曰：「工业经济」也。非振兴实业无以富。曰：「代议政府」也。非有真正民选代议政府不足以言全民政治。曰：「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如生活方式不民主而多「财」（money）多「力」（might），则充其量一个小小「轴心国」翻版而已，民主云乎哉？
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我全国同胞、仁人志士，殚精竭虑所追求的便是这三个目标。但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在大陆上可说是一个目标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远。台湾呢？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一篑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压死一只骆驼。我们写历史的人，执简在手，每晚都打开电视，只有耐性地等着瞧吧！
「后封建」时代的中西之别
朋友们或许要问：民国之远景既若是之单纯，何以我民族苦学猛追了百余年，死人亿万，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这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千头万绪的。同时这一问题亦非中国所独有。大国如印度，小国如菲律宾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不都有类似的困扰？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扰中国最大的原因，显然还是个中西「文化冲突」（cultural conflict）的问题。
须知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纯中国文化的产品；而「民国」则是个彻头彻尾西欧文明的延续。以古老中国的传统，一下要接上现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说是「凿枘不投」，我们还是小看了这个问题。事实却是它二者是「两极分化」、「背道而驰」，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国」之蛹，蜕变出一个西式「民国」之蛾，其过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处此「后封建时代」（post…feudal period），在西方急剧发展的影响之下，我们又必须洗心革面，非变不可，这就是我们近代史上的难解之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