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 第391部分

　　　　历史上，帝国的倾覆证明了这一点，后战国时代项羽和十七位诸侯王的覆灭也证明了这一点。

　　　　秦王政为什么在帝国坚决实施高度的央集权制？原因也在如此。

　　　　宝鼎因为错误地解读了这段历史，在来到这个时代后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于是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尤其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宗室和本土老秦人重新崛起，导致大秦贵族势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程度，由此导致大秦尚未统一土，“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就已经严重危及到了统一大业，大秦的分裂和战乱伴随着汹涌的分封“大潮”正咆哮而来。

　　　　秦王政没有退路了，他已经被“分封”的洪流逼到了悬崖边上，他只有奋力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

　　　　＝

　　　　宝鼎感觉自己的心很痛很痛，那种极度绝望的情绪和懊悔的心理几乎让他崩溃。

　　　　他极力劝谏了，而秦王政也坦诚相告，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秦王政不是不想实施休养生息的战略，而是他无能为力，他没办法去实施这一战略。虽然他一直在努力阻止“分封”的洪流，阻止土再一次陷入分裂和战乱，但宝鼎在“法治”的堤坝上掘开了一道口子，如今这道口子在“分封”洪流的冲击下越来越大，“法治”的堤坝已经摇摇欲坠，而他的力量十分有限，已经无力去堵住“缺口”了。

　　　　在秦王政的眼里，分裂和战乱将给普罗大众带来灭顶之灾，相比起来，压榨普罗大众，就算是敲骨吸髓，普罗大众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

　　　　这一点宝鼎不得不承认。

　　　　后战国时代是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和血腥的时代之一，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但土的普罗大众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其后的刘氏大汉帝国虽然一度有“景之治”和“昭宣兴”，但其人口最鼎盛时期也不过与大秦帝国初期的人口相差无几。

　　　　秦王政以“冷遇”迎接宝鼎的回归，宝鼎不是没有想法，但现在他承认秦王政对他的惩罚是正确的，他“罪有应得”，他没有为大秦建下显赫功业，想反，他把大秦推向了分裂和战乱的深渊。

　　　　宝鼎在离开咸阳宫之前，曾想举起手的镇秦王剑，向秦王政誓，他始终忠诚于大秦，忠诚于老嬴家，忠诚于大秦的王，他愿意追随秦王政矢志不渝地坚持央集权，以维护大秦的统一和土的和平，但看到秦王政眼里的愤怒和坚毅，他还是放弃了。这种做法太幼稚，不要说秦王政不相信他的誓言，就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正如秦王政所说，“当事实摧毁理想的时候，你不再是你，我也不再是我。”

　　　　＝

　　　　宝鼎坐在轺车里，把自己隐藏在黑暗，浑浑噩噩，不知道路在何方。

　　　　这世上没有圣人，真的没有。既得利益者永远不可能成为圣人，因为既得利益者追求的是更大的利益，而圣人只会从一无所有者产生，因为只有一无所有者才会梦想把所获得的利益惠及普罗大众，但当这样的圣人拥有了利益，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员时，圣人也就不再是圣人，圣人不知不觉就被利益所吞噬，圣人也就变成了吸血的魔鬼。

　　　　自己曾是一无所有者的一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从骨髓到思想都是无产阶级，所以，自己拥有梦想，自己梦想着把所得利益惠及普罗大众。

　　　　然而，现实是无情的，现实无情地摧毁了自己的梦想。自己不是圣人，而是既得利益者；秦王政也不是圣人，也是既得利益者；所以，自己不再是自己，秦王政也不再是秦王政。

　　　　自己是豪门贵族阶级的一员，不论自己是否拥有圣人的梦想，自己都不是圣人，而是豪门贵族。

　　　　秦王政是统治阶级的领袖，他的理想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如今统治阶级的豪门贵族妄图本集团利益最大化，这严重危及到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矛盾不可调和，斗争不可避免，于是你死我活。

　　　　豪门贵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肯定要推翻秦王政，颠覆央，而秦王政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肯定要从**上彻底消灭豪门贵族。

　　　　我该怎么办？我的路在哪？我如何拯救我的帝国？

　　　　＝

　　　　＝

　　　　＝



　　　　第一卷　崛起　第409章　决策者的变数

　　　　小说巴士　更新时间：2011…8…14　21：13：06　本章字数：7385

　　　　第4o9章　决策者的变数

　　　　秦王政在枢议事上拿出了自己的决策。

　　　　秋收结束，大军渡淮作战，攻克寿春，夺取淮南，饮马大江。如果战局许可，大军马不停蹄，继续渡江作战，杀进江东，彻底吞灭楚国，完成统一大业。

　　　　这一决策得到了枢大臣们的一致赞同，而这一决策的出台，也表明秦王政迫于形势，不得不否定了武烈侯所主张的“稳定”战略，放弃了以暂停统一战争为代价进行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的设想，转而全力支持“展”战略，把统一战争进行到底。

　　　　接着秦王政宣布，假如渡江作战困难太大，大军短期内无法越过大江天险，那么在大军进行渡江准备的同时，东南主力大军迅越过南岭，远征西南，开辟西南战场，对江东实施战略上的大包围。另外，咸阳开始直道修筑，集关、河东、北地、上郡、太原等京畿和西北郡县的力量，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子午岭和白于山段的直道修筑，以加强北疆防御实力，同时也加强央对北疆的控制。

　　　　这一决策当即遭到了很多枢大臣的质疑。

　　　　秦王政竟然在这一轮政治博弈选择了“庸”之道，既想缓和与功臣们之间的矛盾，把统一战争进行到底，又想得到武烈侯和北疆武力的支持，决定在渡江作战之前开始直道修筑和远征西南，这完全出乎枢大臣们的预料。

　　　　这一决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矛盾转移，本来朝堂上最激烈的矛盾是秦王政和功臣之间的矛盾，现在秦王政通过这一决策，迅把矛盾转化为武烈侯和功臣之间的矛盾。这一招“乾坤大挪移”太厉害了，直接挑起了武烈侯和功臣们之间的冲突，事情愈复杂了。

　　　　武烈侯提出的“稳定”战略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北疆，北疆将因此战略而稳步展，如果直道修筑完成，北疆的展度将大大加快，这都有助于武烈侯在北疆割据称霸。

　　　　“展”战略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功臣们，功臣们将利用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竭尽全力控制地方力量，继而形成与央的对抗。

　　　　目前央的财政非常有限，而远征江东耗费巨大，功臣们若想顺利完成统一大业，必须集央财政全力支持统一战争。而秦王政的这一决策迫使功臣们不得不与武烈侯争夺有限的央财政，谁能夺得央财政，谁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谁就能在未来形势的展占据绝对优势。

　　　　这时候，秦王政和咸阳宫的权威体现出来了。你想要央财政，可以，妥协吧，你妥协了，让步了，我就给你财政支持。

　　　　武烈侯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功臣们也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双方各有各的打算，而秦王政和咸阳宫在事关大秦未来的利益上绝不妥协，结果就有了这么个决策，秦王政以央财政为诱饵，挑起了武烈侯和功臣们之间的斗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秦王政要做渔翁了。

　　　　豪门贵族分裂了，既得利益集团分崩离析，其实力必然大打折扣，在与咸阳宫的对抗必然处于下风，这是豪门贵族们事先根本没有想到的结果。

　　　　那么，武烈侯和功臣们有没有互相妥协握手言和的可能？现在反击秦王政和咸阳宫的唯一办法，就是武烈侯和功臣们联手结盟，最起码要维持过去的那个利益联盟。

　　　　然而，武烈侯绝不可能妥协了。

　　　　宝鼎有自己的理想，但他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所摧毁，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唯一可以自我救赎的办法就是帮助秦王政阻击豪门贵族对“分封”的攫取，帮助秦王政尽快实现央集权，帮助秦王政实施休养生息之策，让帝国赢得永久的统一，让土世代安享和平。

　　　　当初，宝鼎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要崛起和壮大，于是结盟于豪门贵族，借助豪门贵族的力量而崛起，现在，他崛起了，也壮大了，这时他现豪门贵族是自己实现理想的最大阻碍，于是他不得不与豪门贵族反目成仇，拔剑相向。

　　　　事实上，现在的宝鼎也不敢与豪门贵族妥协结盟了。

　　　　秦王政这一决策，等于把大秦朝堂上鼎足而立的政治格局彻底挑明了。秦王政和咸阳宫、武烈侯和北疆、豪门贵族和地方势力，这就是今日大秦朝堂上的三股政治势力，任何两方携手，都能击败另外一方。

　　　　在这三股政治势力，武烈侯和北疆是最弱的，尤其致命的是，北疆的生存和展直接控制在咸阳手，只要咸阳断给北疆的财赋支持，北疆就岌岌可危。

　　　　武烈侯和北疆如何选择？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既然武烈侯和北疆没有选择的余地，既然秦王政利用这一决策把武烈侯和北疆与咸阳宫捆绑在一起，那么形势不言而喻，对功臣们来说是极度不利。

　　　　＝

　　　　秦王政的这一决策看上去完美无缺，似乎稳操胜券。

　　　　然而，宝鼎也罢，枢大臣们也罢，要关注的都是央财政。央财政的承担者是谁？就是普罗大众。普罗大众无力承担沉重的赋税，那么央财政就会崩溃。央财政崩溃了，秦王政手里的“诱饵”没有了，他的这一计策还有成功的可能吗？他拿什么去推进局势的展？

　　　　秦王政决策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

　　　　他给了功臣们一个实现自己目标的机会。你如果一鼓作气打过大江，你就赢了，但假如你受阻于大江，那就对不起，我不可能给你足够长的时间来对抗央，而武烈侯和北疆也不可能坐失展壮大的时机。

　　　　功臣们有信心一鼓作气打过大江，但秦王政既然拿出了这么一个条件，那么武烈侯和北疆肯定要从作梗，秦王政和咸阳宫也会设置障碍，可以预见，南征大军肯定要在大江北岸停下来。

　　　　这一停下来，形势就变了，秦王政和武烈侯联手，要修筑直道，要远征西南。

　　　　直道修筑毕竟受制于作业条件，工期长，属于长期性投入，每一工期投入有限，说停也就停了，但远征西南不一样，那是一次性投入，投入巨大，而且一旦投入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几十万远征大军怎么办？

　　　　远征西南可以说夺走了央的全部财政，即便南征大军做好了渡江作战的准备，央也没有财政支撑大军渡江作战了，如此一来统一大战也就暂时停了下来，而功臣们乘机壮大地方势力的步伐也就慢了下来。

　　　　远征西南的战略意义谁都知道，虽然这个战略目的能否像预想的那样实现是个未知数，但最起码在远征军开辟了西南之后，秦王政和央的权威会有所提高，而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假如远征军在占据西南后，转而北上杀进江东，那势必破坏了功臣们利用占据江东来扩大地方势力的计策，其后果非常严重。

　　　　仔细想一想，不难现秦王政这一决策的真正目的。这一决策看上去是挑起武烈侯和功臣们对央财政的争夺，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拿央财政去远征西南，从而彻底击败武烈侯和功臣们妄图壮大地方势力对抗央的图谋。

　　　　说白了，秦王政既不想打江东完成统一大业，也不想修筑直道展北疆，他就是想拿央财政去远征西南，继而遏制武烈侯和功臣们壮大地方势力，继而给央赢得足够的时间来控制更多的地方郡县，最终帮助央成功阻御“分封”大潮的冲击。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这是在武烈侯和功臣们都没有采取相应对策的情况下，假如武烈侯一定要修筑直道，而功臣们一定要打过大江，秦王政一定要远征西南，那么大家都要抢夺央财政，最后就会形成最为恶劣的一种结果，那就是迫使央加大赋税的征缴力度，拼命地“压榨”普罗大众，把“官”与“民”的矛盾推到极致。

　　　　到了那个时候就是生死悬于一线了，还要不要保住统一战果？还想不想瓜分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还是否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帝国，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

　　　　这就是拿未来的帝国做豪赌，谁不敢赌，谁迟疑不决，谁就输了，但谁敢赌，谁就是义无反顾地去舍身赴死，还是输。

　　　　这就是一个有输无赢的赌局，唯一能确保胜算的就是“庄家”，就是秦王政。

　　　　＝

　　　　枢大臣们不管自己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也不管自己隶属于哪个政治势力，他先必须站在枢决策者的立场上考虑王国的未来。只要王国能在未来获得丰厚的利益，那么其所在的政治势力才能获得需要的利益，才能实现所追求的政治理念，否则，一切都是井月水花，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现在，秦王政的决策满足了他们对利益的追求，但结果是王国的利益被无限制地掠夺，央财政肯定要崩溃，王国的未来一片黑暗。国祚岌岌可危，王国的利益得不到保证，依附于王国而生存的政治势力又拿什么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未来？

　　　　枢大臣们的质疑声越来越大，但秦王政始终保持沉默。

　　　　他拿出这个决策后，他就是旁观者了，他相信没有哪个枢大臣会反对自己的决策。当前形势下，还有比这个更完美的决策吗？肯定没有。

　　　　至于枢大臣们的质疑，都集在央财政上，而如何提高央财政，那不是秦王政这个最高决策者的事情，而是枢大臣们的本职工作。

　　　　枢议事很快进入**。

　　　　央两大财政官长治粟内史卿冯去疾和少府卿王戊明确表态，央财政无法保证大军在渡淮作战后继续进行渡江作战，也就是说，即便秦军在军事上具备了吞灭楚国的能力，但因为央财政的极度匮乏，大军也只能止步于大江北岸。

　　　　言下之意，央财政既然无法支撑大军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统一战争，那就更不要说去远征西南或者修筑直道了。

　　　　太尉公子腾、上将军王翦、蒙武、麃公，卫尉卿李瑶、尉卿张唐等大臣从军事角度和统一战争的形势出，强烈要求在最短时间完成灭楚之战，为此他们建议枢马上修改赋税政策，加大赋税的征缴和徭役的征力度。

　　　　太傅公子宝鼎、郎令蒙嘉、廷尉卿李斯、御史丞甘罗、内史公子成等大臣极力反对增加赋税和徭役，认为这是竭泽而渔，必将危及到国祚的安危。

　　　　这时候右丞相隗状、左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驷车庶长公子豹四位上公大臣提出了一个折衷意见，暂时不做增赋加徭的考虑，先进行渡淮作战，假如渡淮作战顺利，渡江作战也万事俱备，那么央就以完成统一大业为第一要务，下令增赋加徭，全力保证大军渡江作战，完成土的统一。

　　　　反之，假如渡淮作战不顺利，渡江作战更是困难重重，那么央就必须改变统一战争的攻击策略，就必须开辟西南战场，然后对江东实施战略上的大包围，最后以南北夹击来完成对楚国的最后一击。

　　　　也就是说，增赋加徭势在必行，这是形势所逼，统一大业所必须，但实施力度不一样。假如大军在渡淮之后马上渡江作战，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统一大业，那增赋加徭的力度就不大；，反之，假如大军必须远征西南，必须以开辟西南战场来完成对楚国的攻击，那增赋加徭的力度就非常大。

　　　　＝

　　　　枢大臣们旋即沉默。

　　　　这不是因为四位上公大臣的一致意见份量沉重，而是因为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