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这么讲还是有些笼统，后世某个时期，整个世界涌出一股所谓汉学风潮，诸多蜚声国际学术大家针对华夏历史展开诸多研究，并且著述颇多。
当然不排除这些人出于对文明传承的景仰或是学术上的追求，但是一件事角度不同、论证方法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就会大相径庭。而后世一些年轻人们在没有深厚学养基础和丰富社会阅历之前，接触到这些已经被加工涂抹的历史观点，就会无可避免出现认知偏差，认为事实本就如此。
一个信史传承如此完整且丰富的民族，在面对这种涂抹扭曲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更何况那些本就乏甚治史传统的杂胡夷狄。
江虨所提出这一条“助杂胡治史”，在沈哲子看来是一个非常高明打压那些杂胡上层精英的手段。表面上看来是通过一些鬼神祭祀，来加强这些胡虏部族凝聚力，实际上是通过这种信仰上的感召、观念上的改变打破这些部族酋长在人身上对部众们所施加的绝对控制。
虽然这一条策略短期内难收奇效，但若长久保持下去，效果绝对不会弱。而受此启发，沈哲子也确定了他之后在处理胡虏问题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无史则不为族。
换言之，日后那些边野胡虏就算是想要归降行台，则必须要有一个确凿可追的渊源传承，才会被当作一个部族来对待。否则便只能当作杂胡流人，被打散安置。
在夷狄之中也树立起一个正统与邪异的概念区别，给他们各自提供一个内斗的理由和动力，未来又可立足于此，建立起一个泛区域的朝贡体系。
1185 籍户激增（）
江虨所陈述事项被整理成章后，沈哲子在这表章起始处用朱笔批“特”，在座其他行台官员们眼见这一幕，脸上闪过一丝异色，继而便开始沉思这件事更深层次的意义，以及当中与自己职事内或会产生的牵扯，俱都重视起来。
这又关系到行台在处理各种事务时的一个规章，就是事务处理的先后次序以及用力大小。
沈哲子主持行台以来，需要处理的事务不再只独限于军、政又或者单独某一地，言之日理万机也不为过。虽然台府并立、诸多属官配合分劳，但诸多事务千头万绪，也难做到事必躬亲，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北伐不过近半，他可不想劳累猝死。
所以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他往往标识轻重缓急来做分类，缓、常、急、特、特督等几个类别，以表示对这些事务的不同关注力度。
这其中表示最高关注力度的“特督”，除了表示此事他非常关注、需要尽快处理之外，在处理过程中还要配备监察官员进行监督。
原本这只是沈哲子自己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一个小技巧分类，可是行台本身便是以他为主，所以很快他这一点私人的标注批示便也成了整个行台行政的一个标准。大凡标注急、特的事务，俱都要优先处理，人力、物用方面都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集中。
反之，缓、常一类的事务则就不必过于急切，虽不至于完全搁置，但肯定也不会过分重视。换言之，力道要用在领导看得见的地方，领导都不怎么关注的事务，哪怕做的再好，效果也不大。
对于这一现象，沈哲子也早有察觉，感慨之余也就由之任之，但也并没有将之当作一项规令以条文标识。有的时候，这种默契与潜规则反而更加有利于树立起上位者的权威。
直至如今，各部曹官长所奏议事务能否得到朱批特示，已经成为衡量那些官长们尽职与否的标准之一。
那些官长们若是长时间得不到特批，最起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才能有限，认不清楚轻重缓急，第二是德行有缺，得不到大将军的雅重亲昵。
当这种逻辑成为一种共识，即便那些官员们没有遭到有司弹劾，在下属们当中也会威望大失，难堪其位。
江虨陈奏完毕后，便轮到谒者台的官长谢尚发言。
谒者台掌管朝觐宾飨、诏使劳慰等等，简单而言就是迎宾并公关。原本江东台城内并没有谒者台这一官署构架，只是设立谒者仆shè归为光禄勋管制。
可是洛阳创建行台后，各种觐见、宾客并访慰事务增多，沈哲子索性便将谒者台单设起来，除了这些之外，又加以访贤察举、持节察授并受怨申奏的职责，大大加强了谒者台的权柄。
如此一来，谒者台除了迎宾公关之外，还要负责察举野贤、封赏四方并民怨申诉等职责。而这一改动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谒者台拥有访贤察举的权力，这就极大程度的动摇了中正乡议的权威性。事实上在这些新收复的州郡中，沈哲子也根本没有再多此一举的设立中正官。
今次跟随沈哲子入洛的那些几郡乡流，都可以归类为入觐的乡贤，各种接待安排事务正规谒者台管理。
沈哲子当下的权位，自然不可僭用入觐朝礼，但这当中也不是没有可供取巧的地方，虽然司马懿父子几人陵寝都被匈奴人给挖个干干净净，但皇陵遗迹总还在。沈哲子也是沾了这些冢中枯骨的光，四边觐拜皇陵，礼节生人代受。
谢尚本身便是浮华界的一流人才，兼之早年督造钟磬礼器，使礼乐正声归朝，如今俨然已成行台古礼宗师。轮到他发言时便提议让那些乡徒以野贤乡秀的身份，参加接下来年前年后一系列庆典，让他们深刻感受礼乐堂皇于朝的庄严。
对于这些典礼之类，沈哲子向来也都是存而不论的态度，只要不是过于繁琐铺张耽误正事，便也都由之。考虑到眼下年关将近，便批示一个“急”字。
这一次的行台会议，因为临近年关，也可视作一场年终总结，并不独只限于当下的西征战事。所以凡与会者各个部曹俱都有陈述，甚至就连游离于行台之外、处境颇有尴尬的何充都有发言。
而这些发言中，最令人关注的还是民部大尚书庾条并河漕将军纪友的发言。无他，这两个一个管着钱袋子，一个管着舟车物流，可以说是行台职权最重的两个官署。
民部乃是行台六部之中结构最为庞大的一部，单单下辖分曹便有十曹之多，这其中度支、仓曹、库曹、户曹等等，职权都不逊于一般的大尚书。
轮到庾条汇报时，单单其人陈奏所涉诸多籍册便装满了数口大箱子，这还仅仅只是汇总整理之后的一个结果，至于更加详细的资料，则是足足有几间房那么多，自然不可能完全搬运到殿上来。
饶是如此，庾条这一番汇报都持续了长达几个时辰，听得与会众人俱都恹恹欲睡。至于最终总结的结果，也都很喜人，其中最引人瞩目还是人口这一项。
早在数年前沈哲子平灭江东作**之后，便开启了一项人口普查的工作，至今历时三年有余，总算有了一个大概的结果。行台目下所控制区域内，不包括新进收复的弘农、上洛、河东等地，合共在籍人口达到了一百八十万户之多！
当庾条道出这个数字时，整个殿堂中满座哗然，并不是因为这个数字太小，而是太多了！要知道中朝武帝太康元年，灭吴之后全国所得户数不过才两百四十多万户而已。
可是现在行台统治区域还未广及南北，关中、蜀中以及河北等地俱还在敌人掌握之内。但就算如此，在籍人口竟然直追太康元年，这一结果实在令人咂舌。
沈哲子对此并没有表现得过分吃惊，在他看来这个年代所谓的人口统计，其实并不能反应当世的人口总量，仅仅只是体现了当权zhèngfǔ强大与否。zhèngfǔ如果掌控力大，能够将大量生民编入籍中，zhèngfǔ如果权威不够，自然大量民众亡出籍外。
太康元年，全国户数两百四十多万，可是到了太康三年，人口便达到了将近三百八十万户之多。短短三年的时间，人口自然增长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增幅，自然是因为统一之后随着政权统治力增强，越来越多的荫户、流民入籍。
这些资料，沈哲子都是由收复洛阳之后、民间搜集来的那些典章旧籍中得来，对于庾条所报出的这一户口数，心内还是隐隐有些失望。
江东荫庇之风诚然一时难除，就算是有了他们沈家率先放免荫户的表率，肯定也是亡数诸多。可是江北自从他任事以来，在人口方面便一直不曾放松管制，尤其豫州那些乡宗豪强更因此类问题被剪除诸多。
再加上几场大战所得的流民生口逐渐被安置，原本沈哲子觉得应该能追一追太康元年的籍民数，却没想到居然还差了五十多万户。折算chéngrén口的话，便是三百多万的人口差距！
可见，就算是有着豪强荫庇的存在，这长达几十年的动**，对人口的削弱是实实在在、令人沉痛的。
虽然比不上太康旧年，但这一数字较之中兴之初也是不可同日而语。沈哲子犹记得他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会稽作为三吴之一的庞大郡治，在籍人口居然才三到四万户之间，而整个江东朝廷在籍人口也还不到五十万户。
换言之，沈哲子北上任事、主持征伐以来，给晋祚增加了一百三十多万户的人口增量。
当然这么大的增长量，也并非全是沈哲子的功绩，元帝、明帝时期，政权本就立足未稳，郡县之间所用图籍甚至还都是东吴和中朝时期的存留，本就乏甚官方权威性的统计数字。
而到了沈哲子主政时期，对整个江东的控制是肃祖在位最强势时都不能比拟的。哪怕不计算江北新增人数，在拥有如此控制力前提下，再搭配以沈哲子所提供相对科学的统计方法，在籍人口达到百万户是很轻松的。
换言之，沈哲子北进这些年，给晋廷增加了将近七十万户的人口增量。而在此之外，还有未曾名列籍上的罪户、屯户等二十多万户。这么一算，沈哲子的功绩也算不小。
人口有这么大的增量，其实也算不上是多么夸张的事情。
单单河东一地，在表示臣服之后，薛涛便献上他家所控户数籍册，便有一万七千户之多，完全不逊于一个小型的政权，而这一数字究竟是否属实还有待确认。由此可以想见北方这些真正强大的坞壁主们，他们在那方圆天地中保存了多么强的力量。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在籍人口的增长就是一个最好的消息。这一百八十多万户在籍人口，如果再讲得更实际一点，便是一百八十多万个dúlì的纳税单位，是在世任何一个dúlì或半dúlì、敌对或半敌对的政权都不具备的庞大统治体量，包括羯赵的石虎政权在内！
1186 临海水土志（）
且不说沈哲子人心不足的不满，在座其他官员们听到庾条所汇报的这一数字，俱都激动难耐。甚至就连何充都隐有变色，脸色变得háo红不定。
他们这些行政官员，虽然没有武将们杀敌夺阵的威猛军功，但也并非没有确切的政治目标可供追求，而籍民的消涨就是衡量尽职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
中兴建制以来，江东执政班底换了几轮，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远远不如行台来得辉煌。虽然这主要还是归功军事上的勇猛阔进以及大将军的英明主持，但他们在座之众也都深感与有荣焉。
除了人口的增长之外，行台在财政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极为辉煌。几座比较大的仓储，如余杭仓、京府仓、都南仓、寿春仓、黎阳仓以及洛中仓，这几个仓邸比较集中的区域，储粮俱都达于百万斛以上，次一级的豫章、湓口、濡须、盱眙、淮阴等地，储粮也都在三到五十万斛不等。
“中兴以来，仓储之丰无过今时！”
庾条讲到这里的时候，语调也都充满了振奋。早在十几年之前，他与大将军筹划隐爵开始，他便一直专注于货殖之术，从最开始私肥庭门之内衣食用度，到如今已是泛及南北、货通东西，以此物用均输而达于经世治国的高度，心中之自豪简直不能言表。
一番慷慨陈词虽然冗长，但相对整体而言也只是陈述大概。不过眼下也不方便让庾条详述所有，否则今天这场会议将成了民部一家之说。
所以在庾条大体陈述一番后，沈哲子便表态可以，剩下更详细的内容他将择一时间专门听取民部官员的汇报。
其实到了此刻，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不过沈哲子并没有散会的意思，而其他官员们也都沉浸在此前庾条汇报所带来的巨大震撼中。于是沈哲子便又继续示意早已经跃跃欲试的纪友继续发言。
纪友监督主持漕陆运输，之所以要挂职一个杂号将军，也是因为时下的物流仰仗人力诸多，虽然也有一部分舟车劳役，但绝大多数工作还是由大量的罪户苦役并军府籍兵完成。
相对于庾条冗长的陈述，纪友的发言就简短得多，但给人带来的震撼之大却不遑多让。物流最核心一点在于量大快捷，目下行台物运主要方式还是河运，但是运载量更大的海运和不受集结约束的陆运也都发展迅猛。
海运方面目下主要有三条航线，最南面的晋安到临海，中间的舟山到淮阴，还有更往北的青州北海直抵辽东。这三条线路，可以说是将北及辽地、南抵夷洲一体串联起来。
当世人对垂悬海外的夷洲是怎样看法，老实说沈哲子并不怎么清楚，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夷洲加以重视。
就算不考虑来自后世的知识储备，单单他家先人沈莹、即就是早年被迷信成武康山神的那一位，沈莹曾经编写过一部《临海水土志》，可以说是他们这个武宗门户绝无仅有的文事丰碑，沈哲子对夷洲这个地方就绝对不会加以忽略。
他甚至假公济私，将《临海水土志》这一描写夷洲风物环境的著作列为馨士馆必读典籍之一，并且担心时人理解不了而常年悬赏批注。而且早年老爹治理东扬州时，也多有扫荡周边蛮夷部落，所得俘虏除了安置在舟山之外，也往夷洲发送许多。
单就目前而言，馨士馆这些学生们对夷洲的了解，简直比夷洲那些本岛土著还要全面得多。甚至沈哲子还打算近年里组织一次由馨士馆学生为主体，远向夷洲的实体考察，以更加充实《临海水土志》的各种记载。
当然，若是扪心自问的话，他可不是为了煞费苦心壮大他家在文教事业上这一株孤苗的贡献，而是为了更早的向世人揭示大海的魅力。由此也可见，沈大将军为了丰富这些馨士馆学子们的知识构成是怎样的殚精竭虑。
海运、哪怕仅仅只是沿陆近海的航行，在时下而言也是风险多多，所以眼下基本上还是由行台统筹运营，民资涉入者则不多。而拥有了这一低成本的运输方式后，无论当下商事怎么繁荣，行台哪怕不以政令打压约束，在其中也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不过海运也如内河航运一样，受到季节的约束，甚至这约束还要更大一些。
所以陆路运输也是蓬勃发展，尤其早前老爹沈充将沈家大量产业变现，修筑了一条江北直通寿春的驰道，道路变得更加通畅，自建康渡江上岸一路驰行，两个昼夜内便可抵达。即便不考虑其他，纯商事以论，更快的速度便意味着更丰厚的利润。
有了这一条驰道作为标杆，其他各方也都艳羡不已，甚至不乏实力强大的商贾表态，愿意捐输承担一部分钱粮的消耗，用以修筑同规格河洛向外界的驰道。
对于这一点，沈哲子眼下还在考虑中，虽然在主要城池之间修筑驰道是他本来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