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职来迟一步，请都统大人降罪！”牛知县赶紧磕头
“赤峰县，县城里有这么大一个大烟馆，你就不闻不问？”徐天宝脸色铁青
牛知县擦了擦鬓角的汗，说道：“卑职知罪，但是请都统大人容卑职禀明详情。”
徐天宝说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去知县衙门~！”
且说到了知县衙门，牛知县就让师爷拿出来厚厚一打卷宗，徐天宝一看，不由一惊。
咸丰九年（1859），清廷颁布了《洋药经售条例》，规定了新的鸦片政策：进口鸦片由经营洋货的商人经销，其他铺店及住户均不准寄存；洋药货铺不得开设烟馆；凡官员、兵丁、太监人等，均不得开馆，兴贩和吸食，违者依旧例治罪；其余人等概准买食，但不准开馆、兴贩，违者照赌博例问罪。
同治元年（1862），清廷又颁布了《改定禁烟馆条例》，规定私开烟馆，照开场聚赌例，杖一百徒三年；在烟馆聚吸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同治二年，再一次放宽开设烟馆的条例，一般店铺，经过申请，均可开设烟馆，而一般人及零星小贩除外。
至此，外国鸦片可以入口了，可以在国内长途贩运了，可以开馆吸食了烟馆遍地，为吸食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方便的场所；即使穷困的社会下层人士，购买不起一整套吸食工具，也可以跑到小烟馆，花上几文、几十文铜钱，就可以满足毒瘾。因此，烟禁一开，吸食者立即大量增多，鸦片销量大增，白银外流更巨，其社会危害也空前增加。这时，清廷中的“有识之士”又想起了许乃济的“以土抵洋”政策，企图放开国产鸦片之禁，大力发展土烟，逐步排挤、驱逐洋烟了。
当时，国产烟土以云贵川等地区较为著名，云南紧靠印度，接受了印度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自然、气候环境又相似，因此烟土口味、质量也较好；贵州省毗邻云南，但鸦片的种植时间稍晚。贵州省虽然地瘠民贫，但鸦片产量也相当惊人，1879年约为1万至万担，1896年约为4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四川省的鸦片生产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已经较普遍。四川省生产的鸦片数量增长很快，已经超过了云南省，成为全国鸦片产量最大的省份。
除此之外，陕甘晋等西北地区因为土壤肥沃，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极不发达，百姓生活十分艰难。但是，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适宜罂粟的生产，鸦片的品质、产量都较高，也是一个著名的鸦片产地。
甘肃省种植罂粟约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1872年，有一德国人至甘肃，发现甘肃省鸦片大量输入东、西邻省，而未见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这表明甘肃省已是一个产烟毒的大省。该年甘肃全省鸦片产量约为5000担，1896年产量约为1万担，1906年产量约为万担；陕西省的鸦片生产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60年代以后有了大发展。光绪时山西巡抚曾国荃奏称：“自回匪（指陕甘回！民暴动）削平以后，种烟者多。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内，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当时，陕西关中的渭南、泾阳、凤翔，陕北的宜川、延川和陕南的汉中等县，已经成了陕西的著名鸦片产地；山西省鸦片种植、产量都很大。光绪八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将山西罂粟栽种情况上报，指出：“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余粟。”山西省土壤稍贫瘠，鸦片亩产量较低。
西南、西北各省是我国鸦片的主要产地，它们的鸦片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八成以上。但其他各省也都大量地种植、加工制造鸦片，如1906年，直隶的鸦片产量约为万石，河南的鸦片产量约为万石，山东的鸦片产量约为万担等，数量也很大。
具体到热河来说，赤峰一带种植的鸦片被称之为北口土，虽然质量不如印度烟土，但是价格也属中上。
自清政府开放烟禁，允许各地种植罂粟以后，中国的罂粟产量大增，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抵制了洋烟的进口，并对洋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之进口数量逐年下降。
然而，鸦片国产化并不是一件好事。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清廷在客观上不能抵制鸦片的大量输入，也不能、无法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但通过允许栽种罂粟、生产制造鸦片，却成功地抵制了洋烟的大肆输入，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白银的外流，减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廷的财政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鸦片国产化，对清廷是“有利”的。然而，鸦片的国产化导致了举国上下到处种植鸦片，使其产量迅速增加，价格大幅度下降，从而为更多的人，甚至更多的贫困百姓吸食鸦片提供了条件。因此，随着鸦片国产化的实现，整个中国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了，鸦片之害因而更加突出了。可以说，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无疑是饮鸠止渴的政策，是以鸦片烟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泽而渔的政策，其危害相当大。
烟帮武装贩烟的情况也相当严重。清末社会不安宁，商人行路、运货，既要饱尝行旅之苦、旅途之艰险；又要小心谨慎，防止土匪、强盗的抢劫。鸦片商人贩运鸦片，自然更要倍加小心了，因为鸦片价值高，更成为各路土匪、强盗抢劫的对象了。
武装走私贩烟，最早是请镖局保护运送的。镖车一次出动十辆，由镖客多人，荷枪佩刀，插旗呼啸而行。镖局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随着现代热兵器的广泛采用，长枪、短枪代替了习武的把式，镖局也就逐渐消亡。此时，鸦片商人运送烟土，为了对抗官府的围追堵截，为了对付土匪强盗的抢劫，为了偷逃漏税，往往结成商帮，武装起来，携带长枪、短枪，保卫自己。鸦片贩子雇佣亡命之徒，购买枪支弹药，组织成马帮，帮有帮头，多是由熟悉往返路线、骁勇善战，有指挥组织能力的人担任。烟帮如果遭遇上土匪和地方团队，一般是“拿言语”、“出上咐”，即表明身份，讲江湖义气，因而获得“照应”，准许通行。如果遇到军警的查缉，能行贿的，就留下一点买路钱；如果硬好检查刁难，则往往开枪互相射击，硬打猛冲。因此，每当烟帮过境时，当地军警都很紧张，甚至如临大敌；有时关卡税官反被吓破了胆，退避三舍，听任烟帮大摆大摇地通过关卡，不敢过问。
139烟毒1
牛知县伸出手臂，撸起袖子，露出手臂上的伤疤，那是一处被燧发枪发射的铅弹打出来的伤痕。“在热河与辽西交界的山区，山民将鸦片种植在山间，卑职也曾亲自带官兵去围剿，奈何当地山民凶悍，官兵旧不习练~以至于功败垂成。”说罢牛知县跪倒在地，“请都统大人降罪~！”
徐天宝看了看那处枪伤，说道：“你也算尽了力，我哪能再降罪？不过，你所说的山区一带的鸦片烟匪当真如此凶悍？”
牛知县说道：“烟匪以张桐轩为首，配有快枪，人数不下千人~！”
“有千人之多？”熊希龄一怔
牛知县说道：“真正的亡命之徒不过百人，但是一旦官兵围剿，那些平日里种植鸦片的山民也会与烟匪为伍。他们熟悉当地山川地形，而官兵远道而来，因此多次围剿都铩羽而归！而且~~”
“而且什么？”徐天宝问道
牛知县小心翼翼地说道：“据说张桐轩背后有日本人支持！”
“鸦片战略~~”徐天宝喃喃道
熊希龄诧异道：“何为鸦片战略？”
“鸦片战略”是日本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的行为的总称。之所以称其为“战略”，是因为日本制订这一政策时，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完整的政策措施。整个工作由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是当时日本负责中国被占地区工作的部门，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为副总裁，后来逐渐演变为“大东@亚省”。由此可见，“鸦片战略”是由日本最高决策层负责并有组织实施的，并非侵华日军的自发行动。“鸦片战略”成为日军获取侵华军费和削弱中国民众反抗能力的重要手段。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1905年日俄战争后；作为战胜国；日本攫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权；同时在辽宁开始了鸦片走私活动；并制定了最初的鸦片政策。
徐天宝答道：“简单来说，就是日本打算让鸦片肆虐华夏大地，让我四万万同胞统统变成大烟鬼，变成一具具没有精神和灵魂的行尸走肉，变成麻木的奴隶，日本人便可以乘虚而入，夺占我大好河山~~”
啪
熊希龄重重地一排桌子，骂道：“狼子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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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鸦片生产合法化，鸦片产量大增以后，形成了鸦片生产的基本格局：西南和西北地区从晚清直到新中国成立，一直是中国鸦片生产的主要产区。当然，由于晚清和中华民国曾实施过禁烟，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鸦片生产有过萎缩，但不久又恢复原样。因此，鸦片生产格局并未有多少改变。
罂粟的栽种，因品种、土壤和气候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播种、收获时间和效益。从罂粟品种来看，全国各地都有适宜于当地生产的罂粟种类，而且各个品种都适当种植，以便综合利用地利、人力和劳动时间，获得好的收益。种植罂粟、收割汁液，制造鸦片，在一些地区成为贫穷百姓养家糊口，甚至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在罂粟种植区，有不少人因此而暴富。如在四川金阳县的派来乡，有一个名叫阿熟的富裕农民，原有可播50斤包谷种的土地，没有农奴。改种罂粟以后，每年可收200两鸦片。他将鸦片贩卖给汉人，并放鸦片高利贷（借1两还5两）很快发财暴富。他后来又买了4个农奴和可播种150斤包谷种的土地。
改种罂粟可以致富，是因为鸦片的价格贵，因而种罂粟的比较效益高。如上文所述，在陕西渭南，一亩地种植罂粟，一般可收获百十两鸦片，一两鸦片可兑换20斤小麦，以一亩地生产100斤鸦片计，即可兑换2000斤小麦，而当时种植一亩小麦，至多收获三五百斤。因此，鸦片可以算是“高效作物”，种植鸦片从而容易发财致富了。正是由于种植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因此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大规模地、成百亩地种植罂粟。罂粟花开时，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红白黄粉，五彩杂陈，形成了特有的鸦片风光。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对于罂粟鸦片这一高经济效益的农作物生产，中国人也投入了极大心血和精力，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鸦片生产景观，赶大烟场则是其中独特的景观之一。
140烟毒2
热河一代，赶烟场最兴旺的要数木兰围场了，这座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场，位于热河东北部，与内蒙古草原接壤；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处水草丰美、禽兽繁衍的草原。“千里松林”曾是辽帝狩猎之地，“木兰围场”又是清代皇帝举行“木兰秋狝”之所。公元1681年清帝康熙为锻炼军队，在这里开辟了一万多平方千米的狩猎场。清朝前半叶，皇帝每年都要率王公大臣、八旗精兵来这里举行以射猎和旅游为主，史称“木兰秋狝”。在清代康熙到嘉庆的一百四十多年里，就在这里举行木兰秋狝一百零五次。道光继位后，秋狝之礼废止，1826（道光三年）木兰围场开围，允许百姓入围垦荒，它逐渐衰落下去了。现在，作为闻名中外的旅游景区的木兰围场，只是当年皇家狩猎场的一部分。到了清朝晚期，宫廷下令，对木兰围场原始森林进行砍伐，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
如今，木兰围场再次热闹兴旺起来，这一切都拜鸦片所赐。
“每年大烟季即收割季节，市面上比往常热闹多了。集市路边摆着一排排的收烟摊，收买大烟的人多是来自天津、北京、奉天等地的老客，也有本地绅商富户派出的收购人。他们坐地摆设短腿桌子，上面旋转大烟灯、戥子、秤、盛烟奶@子的盆、罐、油布等，以招徕卖烟的农民。一般种烟户，要完税，要交租，要还债，割大烟更要雇帮工，急等钱用，只要烟地一开刀（开始割浆）就随割随卖。所以，一到集日，卖大烟奶@子（指生鸦片）的人很多，摩肩接踵。他拎着罐子、缸子，也有的牵着毛驴驮着装有刚晒成的稀烟土，到处求售，也有给本地主顾、东家送货上门的。收售鸦片必须用烟灯、钎子等工具把烟奶@子或烟土经烧烤后冒出烟雾，再加吸嗅捻看，以鉴别品质优劣高低，最后议价成交，过秤付款。外地老客收足了生鸦片多是就地加工，及时运走，而本地富户则加工后储藏起来，相机高价出售或转运外地。”
说话的是孙奎，徐天宝则是一副地主大少爷的打扮，熊希龄装扮成管家，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和药元福等十个保镖则是一副家丁打扮，牛知县也正穿着一身便服，打扮成一个乡绅的模样，与徐天宝和熊希龄在木兰围场的烟会集市上闲逛
孙奎是赤峰当地的地痞，虽然自己不抽大烟，但是对于这种歪门邪道的东西却知道不老少。
孙奎穿着一身短打，腰里扣着一条铜板头皮带，腰里还别着一支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比利时产左轮“每到这时候，城里的人都会到这里赶场打短工，小商小贩各样货物，到乡下烟场换烟土。城里说书的、唱戏的、算卦的、装水烟的、打‘泥娃倒’、‘打板子’的也会来赶烟场。还有唱戏的戏班子，他们晚上演大戏，白天到田间地头，吹吹拉拉，清唱几段，讨点烟吃。”
孙奎说的唾沫乱飞，“割烟的时候，甚至和尚、道士都大老远来化缘。卖武、耍猴、耍把戏络绎不绝。大姑娘小媳妇脸上的胭脂水粉、生发油、西洋花露水、天津、北京的洋布、印花布、细布、斜布、绸绸缎缎、零星玩艺，应有尽有，比过年感激还热闹不老少呐~！”
这时，一个面目猥琐的瘦小男子从徐天宝身边走过，不小心和徐天宝的肩膀碰了一下
“大爷，不好意思~~”猥琐男点头哈腰地道歉，然后弯腰低头就要走
徐天宝心事重重，不以为意，孙奎却面孔一板，一把捏住猥琐男的肩膀，骂道：“马勒戈壁的，招子也不放亮点？太岁爷头上动土？”说罢他把那猥琐男的手臂反坳，从他手掌心里掉出一个玉佩
徐天宝低头一看，那正是自己在县城金石店里话十五两银子买的玉佩
孙奎从腰里掏出左轮，抵住那猥琐男的脑袋，嘴里恶狠狠地说道：“妈的，信不信老子崩了你？”眼睛却望着徐天宝
猥琐男赶紧跪地求饶，“大爷饶命~~大爷扰民？”
徐天宝不想惹事，朝孙奎摆了摆手，孙奎收起枪，朝猥琐男屁股上踢了一脚，“滚蛋！”
猥琐男如获大赦，赶紧抱头鼠窜
孙奎笑道：“让老爷受惊了，这赶烟会的除了种烟的多，买烟的多，这小偷小摸的人更多，哪年的烟会不死几个人的？？”
徐天宝一行人在木兰围场的烟会上逛了一天，发现赶烟会的人包括三教九流，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分别是具有割烟技术的刀儿匠；因刚卖了大烟，手头略微宽裕的农民，他们急于给衣不蔽体的妻子儿女买衣服、家常日用品；各种各样的商贩，从卖衣饰到各种食品、日常用品；收购鸦片的烟土商，他们从农民手中收取零星的生鸦片，再转卖给外地的大鸦片商；各类地方戏的演员、戏班子、杂技演员、马戏班子、耍把式的武术教头等，他们也趁人们手中有钱，心情高兴，来献艺赚钱；僧人、道士等神职人员，他们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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