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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人显然比老毛子要狡猾的多，且说在早在1908年，唐绍仪赴美商谈中美德三国同盟事宜期间，日本人就从中作梗。日本则以各种官方会晤和社会活动将唐绍仪拖了一个多月，利用此段时间，拼命与美国秘密和谈，向美国做出重大让步，换取美国对日本在华既得利益的承认，打击中、美、德三国同盟。待唐绍仪从日本脱身前往美国时，已是11月中旬。此时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突然先后去世。唐绍仪等遵守国丧百日内不剃须发的规定，抵达华盛顿时须发蓬乱、龌龊不堪，给美国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时西奥多？罗斯福任满下台，加上日本搅局，美国放弃了结盟建议。
虽然结盟前景暗淡，德皇还是决定在1910年冬或1911年春派皇储到中国访问，进行最后的努力。清廷对此格外重视，将新落成的摄政王府邸作为德国皇储行馆，并修葺杭州行宫以备德国皇储游览西湖之用。日本担心德皇储访华会重提中、美、德结盟的倡议，所以极力加以破坏。他们重金收买欧美各国记者，大肆宣传中国〃家家有老鼠，人人都吐痰〃，称在中国很容易染上鼠疫、肺痨或其他传染性疾病。这些报道使德皇心生疑惑，皇储访华之事一拖再拖，到1911年春，宣布改派亨利亲王前往。
中、美、德三国结盟最终成为泡影。
不过，此时此刻，距离1911年的10月已经剩下不到6个月了
1911年4月3日，满清帝国的最后一个春天，清政府拨款10万两平库银，在奉天（沈阳）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总结刚刚扑灭的、导致6万人死亡的中国东北大鼠疫，11个国家的33名鼠疫权威和传染病专家出席，至4月28日结束，为时26天。在这次世界瞩目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担任会议主席的是出生在马来亚的华侨医生伍连德，他是抗击东北鼠疫的总指挥，以“鼠疫斗士”名扬世界。
趁着开会的档儿，徐天宝轻车简从地离开了新民，秘密前往河南洹上村，准备参加袁世凯五十三岁的生日。
徐天宝坐着火车到了洹上村站，一下车，袁世凯早就派人在车站迎接了。徐天宝坐上马车，一路来到袁府，穿过了花厅之后，直接到了后花园。在后花园里有一座凉亭，袁世凯端坐其中，三个身穿北洋新军军服的中年军官正站在袁世凯的身边。
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号称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
178国营农场
袁世凯见到徐天宝，便站起身来，笑着迎了过来，“哎呀，振华老弟，当年我就知道，你绝非池中之物，你看，现在这官儿做的比我还大。”
徐天宝向袁世凯行礼，一脸诚恳地说道：“袁公说的哪里话？我若不是袁公提携，还只是一个斤斤计较，锱铢必计的商人。袁公这么说，可是折煞我啦~”
袁世凯哈哈一笑，说道：“那也得振华你有真才实学才行。来来来，我来为你引荐。”袁世凯手指段祺瑞，“这位是段祺瑞，小字芝泉，第四镇统制官。”段祺瑞身材消瘦，一脸严肃
“段兄，小弟有礼了。”徐天宝向段祺瑞行礼
段祺瑞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出于礼貌，向徐天宝还礼。段祺瑞信佛吃素，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朴素，清廉如水，无积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喜用私人，刚愎自用，在军事上并无出色战功和理论，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善于利用政治手腕和军事手腕维护自己的统治。他自身品质高尚，爱国有心。但是军阀习气很重，倾心权术，迷信武力。
袁世凯又指着冯国璋说道：“这位是冯国璋，小字华甫，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军咨使。”冯国璋的身材比段祺瑞胖一些，还留着一撇胡子。
徐天宝向冯国璋行礼问好，说道：“冯总办的《东游纪程》，我有幸也拜读过，真是鸿篇巨著。另外，冯总办抄录整理的兵书也常备案头，以便随时阅读。”
《东游纪程》，1893年10月至1894年5月，随聂士成率武备学堂学生考察东三省边境地区，充任注说。同时协助聂士成编撰《东游纪程》，该书所记为逐日行程及沿途见闻，有关当地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物产贸易均有记载，尤详于兵要地理、地形地貌、驻军驻防、驿站道路等边疆地区情况。甲午战争后，冯国璋得聂士成保荐，以清朝驻日公使裕庚随员身份赴日。冯国璋在日本期间，为考察日本军事，结交了日本军界人士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人，并博览大批近代军事著作，取得了大量有关军事教练的资料，不舍昼夜，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近代军事科学发展的“兵书”，冯亦因此大长才干。
这一招正好挠到了冯国璋的痒痒肉，冯国璋露出了得意的笑，说道：“一点微末伎俩，不值一提。”说罢向徐天宝回礼
袁世凯又指着一个瘦长脸，左手没有无名指，额头左上部有一处一寸多长的伤口的人说道：“这位是王士珍小字聘卿。第七镇统制官江北提督。”
徐天宝一脸敬重，说道：“王提督为国杀敌，血洒疆场，让我们这些晚辈十分敬佩，请受徐天宝一拜。”说罢徐天宝一躬到底
王士珍淡淡一笑，说道：“保家卫国，乃是军人的天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论官职，徐天宝是在场之人中最大的，但是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反倒对袁世凯当年的栽培很是感激，这样，徐天宝一下子就赢得了包括袁世凯在内的所有人的好感。
这时，家仆来报，说道：“曹统制来贺。”
须臾，一个身穿军服的中年军官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一见袁世凯，便打千行礼，“曹锟给大人贺寿，祝大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袁世凯哈哈一笑，上前扶起曹锟，说道：“仲珊，你来的正好。这位是奉天巡抚徐天宝徐大人。”
曹锟向徐天宝行礼道：“见过抚台大人。”
徐天宝也向曹锟还礼
袁世凯乐呵呵地问家仆，“客人都到了吗？”
家仆答道：“都到了。”
“好，开席！”袁世凯大手一摆，迈开大步就出了花园
晚上六点，袁世凯的寿宴正是开始，在宴会上，徐天宝八面玲珑，纵横捭阖，俨然成了除袁世凯之外的第二主角。于是，徐天宝正是在北洋集团里亮相，混了个脸熟。
第二天一早，徐天边立刻坐火车返回奉天，第一站不是视察奉天兵工厂，而是直接去了新民乡下，视察新民国营农场的建设情况。
新民县如今是奉天巡抚驻地，新民一代土地肥沃，水资源和森林资源都很丰富，农业基础好，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在这里分布这几个较大的垦殖公司。
垦殖公司是清代末年出现的新型农业企业。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令张謇筹办公司，筑堤开垦通州（今江苏南通）沿海滩地，于是在江苏省成立了第一个垦殖公司——通海垦牧公司。
垦殖公司的经营项目以种植棉粮兼事畜牧为主，到1910年，这类公司大约一百个，资金五百多万元，此外，还有专门从事发展林业、畜牧业、榨油业的公司。公司创办人多系地方官绅，垦殖公司的土地主要是包买官荒，有的是租买民田。在垦殖过程中，很多公司修堤筑闸，引水灌溉，使荒土变成良田。有的注意改进农业生产，还有少数公司购买外国农具如水犁之类等。垦殖公司把近代企业的经营方式运用到农业，在生产方面大多数投入巨额资本，雇佣大量工人，其目的是为剥削雇工的剩余劳动，实现价值的增殖，扩大再生产，不仅经营方式远较一般个体农民优越，而且经营的资本主义性质较之经营地主更前进一步，具有现代资本主义农场性质。只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没有获得顺利发展，大多数公司中途夭折。
徐天宝到任之后，立刻着手整顿这些垦殖公司。首先在新民做试点，将三个最大的垦殖公司合并，建立新式的农业资本主义现代化农庄。
新式农场里农业、林业和渔业都很发达；而在农业内部，种植业与畜牧业则在窄幅波动中同步发展。在种植业里，谷物、油料、蔬菜、水果、棉花、烟草等生产都得到重视；在畜牧业里，养牛、养羊、养猪、养禽等各业均衡发展。新式农场实行资本集约、技术集约，实行工业化，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
这个新式农场的建设经验模式主要是模仿美国式的，首先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其他资源条件，逐步形成了以下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带。根据新民县的土地和水分条件，垦殖公司在辽河以东地区种植水稻，其余地区种植玉米、高粱、大豆；山区、林木和草原地区则设置为畜牧带、棉花带、烟草带灯；河流沼泽地区则用来养鱼放鸭子等。
这样大规模、集约化经营的农场，在新式农业机械和科技上方面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因为垦殖公司拥有大片相连的土地，用牛耕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生产的需要了。于是振华机器公司生产的拖拉机便带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出现在了农田里。
自古以来，有很多人试图以机械力代替人力和畜力进行耕作。但直到19世纪欧洲进入蒸汽机时代后，才使动力型农业机械的诞生成为可能。19世纪30年代，已有人开始研究用蒸汽车辆牵引农机具进行田间作业。但当时所能造出的蒸汽机牵引车辆（即蒸汽拖拉机的前身）犹如一个水火车头，它即使不陷在田里，也会把土压得很实，根本无法耕种。1851年，英国的法拉斯和史密斯首次用蒸汽机实现了农田机械耕作。有人把这看作是农业机械化的开端，但当时他们的办法是把蒸汽机安放在田头，用钢丝绳远远地牵引在田里翻耕的犁铧。后来随着蒸汽机制造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小型化的蒸汽发动机，把它安装在车辆底盘上驱动车轮行驶，使它能够从地头开进田地里直接牵引农机具，这才诞生了拖拉机。
眼下，拖拉机有蒸汽拖拉机和柴油拖拉机两种。蒸汽拖拉机体积大，马力足，但缺点是需要一大帮人伺候它，在耕田的时候需要为它定时加水加煤。柴油拖拉机显然比蒸汽拖拉机在体积、价格以及操作人数上要占优势。所以，当时普遍认为蒸汽拖拉机是为大农庄设计，而柴油拖拉机是为小农民设计的。
虽然柴油拖拉机比蒸汽拖拉机有很大的优势，可眼下徐天宝手里有许多煤矿，就是没有一处油田，所以只能先用蒸汽拖拉机，等油田和配套的炼油厂建设好了，再换成柴油拖拉机。
这台轰轰发出噪音的大家伙刚出现在田间的时候，不光周围的农民吓了一跳，就是垦殖公司的工人也吃惊不已。
垦殖公司的经理名叫姚广森，他曾到美国留学学习农业技术，他搓着手说道：“原先栽种的棉花品种纤维短，品质差，不能适应机器纺织的需要。现在我们该种了美国棉花，棉絮长、产量高，适应了机器纺织的质量要求。”
“粮食方面的？”徐天宝问道
姚广森说道：“我们聘请了美国爱荷华农业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原颂周负责水稻和小麦的育种工作，这个年轻人工作起来就不知道休息，干劲儿十足，我看~能行。”原颂周是广东番禹县人。1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农业大学，中国近代运用遗传学原理开展水稻育种的首创者之一，早年撰写出版的《中国作物论》的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作物栽培生长发育的理论基础书籍。
徐天宝点了点头，说道：“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好好留住，可不能让他累坏了，多给他派几个帮手。”看着田间地头到处忙碌的工人，徐天宝似乎已经看到了秋天如大海般辽阔的金黄色麦浪
179收复开平
这时，橡胶股这场亡国股灾的后续效应开始展现。
话说川汉铁路公司的管事名叫施典章，四川泸州人，曾任广州知府，是个头脑灵活、见过世面的新派官僚。此人上任伊始，便提出一条妙计：从现存经费中拿出350万两进行证券投资，再用赢利建设铁路。施典章看中的，是当时一本万利的橡胶股票投资。嗅觉灵敏的施典章也找到这笔财路，把大量公款扔了进去。当然，他不仅直接买橡胶股，还向钱庄放贷，自己则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1910年夏，“橡胶泡沫”开始破灭，原先涨到近2000两/股的橡胶股跌到只剩个零头，卷入其中的中国钱庄、票号纷纷破产，上海当地政府存放在票号中的官银，投入救市的资金，也都打了水漂，川汉线的财政窟窿再也堵不住了，不但橡胶股票投资泡汤，那些扔进钱庄的高利贷资本，也因钱庄倒闭而打了水漂。
“橡胶股灾”令在事件中负有责任的交通银行创始人李经楚、铁路局长梁士诒下台，1911年，主张激进国有化的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获得全国铁路的操盘权。出于“橡胶股灾”后的财政压力、整顿路权的现实需要，也出于进一步打击政敌、借机谋取买办私利的考虑，
宣统三年春，盛宣怀向摄政王载沣提出，铁路商办是清谈误国，照此办理再过30年也修不成铁路，当务之急是将铁路收归国有，再由政府出面与列强协商，争取好的借款、管理条件，避免主权过分流失，争取铁路早日投入使用。这个说辞非常合乎载沣的脾胃：贬斥汉族督抚，利权收归满人和皇族为主的中枢，又可“多快好省”地建设铁路，他即刻批示“不为无见”。
1911年5月9日，清廷发布《铁路干路国有定策》，宣布“干路商办”、“枝路仍许商民量力酌行”，并规定责成邮传部和度支部制订国有化细则。11天后，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条约，规定清廷借款1000万英镑，年息5厘，以四省厘金520万两为抵押，修建粤汉铁路，规定“铁路3年完成，贷款40年还清”。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由于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与赵尔巽的怀柔不同，曾任川滇边务大臣，现任四川总督、同时也是他亲弟弟的赵尔丰可没这么好脾气，后者以滥杀著称，人称“赵屠夫”，面对四川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赵尔丰大发雷霆，一腔怒火撒向担任谘议局正副议长同时也是保路运动实际领导人的蒲殿俊和罗纶。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很快，四川人民的斗争由集会抗议演变成罢工、罢市，最后变成武装起义。
而徐天宝此刻正专心致志地在天津与周学熙一起做着收复开平煤矿的最后努力。
“铁路国有”政策出台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收复开平煤矿之战变成了关乎整个民族尊严的大事。天津街头巷尾每日的谈资也增添了新的话题，买报报童如果想要卖得好一点，只需喊一声：“卖报、卖报！开滦大战正酣，煤价再次下跌！”立马就有不少人掏钱来买，仿佛事件已不是纯粹的经济利益而是民族感情的问题。
在这种鼓动、怂恿的气氛中，南方实业界领袖张健单方面宣布向滦州煤矿注资一百万两，用于弥补近段时间以来的价格战损失。而周学熙立刻宣布将煤价再次下调三成。
面对滦州煤矿咄咄逼人的攻势，开平煤矿不敢再削价迎战，只好采取减产、降低工资、裁员的手段来减少损失。不过被裁员的工人亦不愁去处，从开平矿区往外走不出五里地，就是开滦的地盘。周学熙来者不拒，将这些前来投奔的工人悉数安置在滦州煤矿中，并且加班加点地开动机器生产。
除了正面强攻之外，徐天宝和周学熙还从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