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府原有一个厨房，后来大观园内也设了一个，主仆四百来人都由厨房管饭，仅大观园一个管４０人饭的厨房，一年开销约四千两，如总算起来仅吃喝一项就是一笔惊人的开支。
五、化公为私，中饱私囊。在贾府的庞大支出中，还有一笔算不清，弄不明的糊涂帐。管厨房的手脚大都不干净。秦显家的接管大观园厨房时，查出前任的贪污帐：“粳米短了两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缺着额数”。可她刚盘点完就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打点管人事的林之孝。南京的房子有四五家奴仆照看，他们“偷着租赁与人”，从中肥私。
贾府在家政管理中，由于缺乏筹画和对理财的弊端无以节制，使这种奢华、排场的浪费，连待在闺中的千金小姐林黛玉都看出来了：“替他们算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最终却是由于库内空虚，周转不灵，贾琏一项急需打点应酬的五百两银子亦拿不出手，不得不同王熙凤串通鸳鸯去偷贾母箱子里的金银器皿去当铺换银子使；乃至王夫人当铜锡家伙、王熙凤变卖自呜钟、金项圈，最后连房地产也典卖了换钱应急。当贾府被抄后，贾政查账时发现，所入不敷所出，加上连年宫里花用，账上多有在外浮借的。东省地租，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加了十倍。贾政不看则已，看了急的跺脚道：“这还了得！已经‘寅年用了卯年’的，有什么不败的呢？”真是到了一败涂地的地步。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经济则是政治的基础，经济的衰败必然导致政治上的腐败与没落。贾府所以由盛变衰，除同皇权更叠变换的政治因素外，也还是经济上的缺乏开源节流的管理监督机制，也就是缺乏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和创收的经济来源。一个家庭如没有发展生产的经济来源，而却坐吃山空，无节制的尽情享乐，一味的追求排场、奢侈浪费，掏空了库银，其后果必然是全家族的衰败。正如探春所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一个家族是如此，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
贾府的由盛变衰，具体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清朝由盛变衰的必然趋势。它像一面镜子，贾府经济衰败的诸种因素，从反面给予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原国务委员、财政部长王丙乾研究了《红楼梦》关于理财的情况后，得出“俭则兴，奢则败”的结论，受到江泽民总书记和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它说明我们党提倡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实行廉政、反对腐败，并大刀阔斧的实行机构改革，缩减人员、紧缩开支等举措，是具有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温故而知新，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今天，应该吸取历史教训，让全体公民不仅有这样一个“俭则兴，奢者败”的共识，而且要为这个目标共同奋斗，才能使我们国家不断强盛，立于不败之地。
《红楼絮语》之２
贾探春的经济意识
在三百年前，没有那一部古典文学作品，能够像《红楼梦》那样把当时社会经济，一个家族理财的状况描绘得那么鲜明、深刻、生动。尤其是作者创造了贾探春这一闪光的形象，让我们看到她的经济意识、理财思想，对今天的人来说，把她称之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学家亦不过分。这样一位侯门闺中的千金小姐，处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封建社会现实面前，能有超前的经济意识，并且亲自组织实施试验，实在难得，可算是封建社会里的一位超群的新型女性。
探春的经济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一、新的价值观念。荣国府的管家凤姐因小产不能理事，当家的王夫人便将家事暂令探春会同李纨裁处，又托宝钗来各处“小心”，于是三人来“议事厅”起坐“办事”。这个新班子一上任，便面临着“出去的多，进来的少”的经济衰微的不利局面，探春很留心兴利除弊，扭转不利局面的举措。年内贾府的大管家赖大的儿子赖尚荣捐官出任县太爷，请主子们去喝喜酒，探春进他家的花园看了，又和他们家的女孩儿说闲话。当她听说这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儿、吃的笋菜鱼虾，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时，颇受启发，大长见识。当三人在“议事厅”议事时，探春说道：“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十七世纪前后，我国正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农村尚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大都是以实物的方式交纳租金或以物易物进行交换。城镇已开始有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如绸缎、茶叶、盐等日用品开始了商品生产。这时的贾探春把“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能看成是“值钱的”
这个思想，无疑是商品价值观的反映。有了这个价值观念，商品意识，才能在封闭式的“大观园”内寻找到生产商品的生财之路。
商品意识，价值观念是兴利理财的思想基础，没有这种思想基础，是不足以谈到“兴利”的。
二、选拔人才，招标承包。贾探春兴利除弊，首先考虑的是选择用人，建立责任制。探春的意见是，将大观园里所有的老妈妈中，以“老成本分”、“能知园圃”的，也就是说既能热心事业，又有一定技术的为标准，选派这样的人才，管理园里树木、翠竹、花草、池塘、稻田。取消纳租制，而是一年一订“孝敬”额度，也就是承包费用，剩余归己。李纨听后，把它提到了理论的高度补充道：“好主意！果然这么行园子有人打扫，专司其职；又许他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于是，当把园子里的所有婆子传来，把这样的建立承包责任制的意见向她们提出后，“众人听了，无不愿意”，均表示，如能让她管园中的某一块地，除了家里或公用的，一年还可交些钱粮，个个欢喜异常。当即按花名册，将每人的特长、技术条件及个人的要求，把管树、竹、稻、花、荷、菜、鱼、虾等处，用笔圈出，实行专业分工，责任到人。探春虽没有把这种承包形式说出来，宝钗却替她说了：“这几样，都是她们包了去，不用帐房去领钱。”有了专业分工，能够专司其职，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实行这样的专人分工，承包经营，既符合生产发展的要求，又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能够充分发挥承包人的专业技能，又调动了生产积极性，自然也会增加了经济效益。
三、兴利节用，扩大经营。贾探春在改革大观园中的生产经营体制上，做到既省费用，又以扩大经营为目的。所以，她的意见不仅得到领导成员的认可，也受到众婆子们的拥护。因为这样做有四点好处：一是因为有专人修理栽植花木，滋长茂盛，有利于发展园中的绿化，可以一年好似一年；二是不致作践植物，浪费果实，用时即可取之；三是承包管理的老妈妈们，可以得到贴补，大家均有利益可得；四是节省了花匠、山子匠及打扫人员等的工费，一年可以节省下四百多两银子，达到“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此举得到各方面满意。
四、在分配上实行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推动生产发展，不仅需要有适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生产方式，同时需要有适合生产发展的生产效益的分配原则。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是探春在改革大观园时采取的又一举措。她提出“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余者任凭你们去取利，年终算帐。”这就是说生产和开支都由承包者包了，一年除交“孝敬”的钱外，如管理的好，劳动的好，有多进益的可以归己。那么“孝敬”的钱交给谁呢？如一旦“落入官中”，即贾府的帐房，必然会“里外怨声载道”，所以，探春她们又实行把余利交给园中管理，该用该添的用在众人头上。而帐房里一年省下四百两银子，二年八百两，“打租的房子也能多买几间；薄沙地也可以添几亩了。”为了照顾没有承包的老妈妈们，还规定承包人“拿出几串钱来，大家凑齐，集散于这些园子中的妈妈们”，让她们也沾带点利益，使她们能够支持与配合承包人的工作，这样一项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上下满意，皆大欢喜，于是出现了一个热烈承包的动人场面。
贾探春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其效益微薄，对贾府那种衰败的大趋势，祗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改变不了已尽上来了的“内囊”
局面。但是，作者借探春这个典型，提出发展经济的思想观念，是站得高，看得远，对其三百年后的今天经济发展原则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何能在三百年前，便有了“承包责任制”的经济思想，创造了探春兴利除弊这一具有现代经济意识的典型形象？他是凭空想象杜撰的呢，还是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呢？
杨乃济先生查阅了清内务府挡案的记载指出：康熙１６年（公元１６７７年）至康熙１９年（公元１６８０年）三次奏准；玉泉山一带河道、紫禁城护城河、三海等处栽种莲藕等项，每年除进用，余剩银两著存本苑作为办买零星物件之项动用。乾隆１９年（公元１７５４年）也曾奏准瀛台、永安寺、阐福寺等处，所有空撂之地，均可开种，专设庄头一名。这种管理办法无疑对内务府包衣世家，对内务府的经营苑辅之种种亦皆熟知，不能不给曹雪芹以启发影响，因而才创造出了探春这个具有现代意识的闪光典型形象。我国７０年代末期，在农村由集体化、大锅饭的基础上，第一个提出建立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否受《红楼梦》的影响，还是新的发明创造不得而知，但以“使之以权，动之以利，无不尽职”的思想是从古至今的经济发展规律所必需遵循的，谁违背它，什么时候违背它，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
《红楼絮语》之３
贾母禁赌
话说宝玉自被他父亲贾政笞挞以后，听说他父亲又要考问他的学业，便吓得“临阵磨枪”，秉烛夜读，煞是紧张，怡红院里的丫头们也跟着忙碌起来。恰在深夜之际，有两个丫环从房门外跑进来，喊道：“不好了！一个人打墙上跳下来了！”机灵过人的晴雯因见宝玉读书着急，又劳费神思，明日也未必能过关，碰着这一惊，便向宝玉献计：“趁这个机会，快装病只说吓着了。”于是，她虚张声势，借题发挥，直闹到贾母那里，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场虚惊却引发出一场贾母禁赌的举措来。
且说贾母闻知宝玉被吓，众人只得回明。于是，贾母分析道：“我不料有此事。如今各处上夜的都不小心还是小事，只怕他们就是贼，也未可知。”贾府三小姐探春趁机反映说园里的人开赌局，头家局主有三十吊五十吊的大输赢，竟还有争斗相打的事。贾母听了此事先责怪探春既知道此事，为什么不早报告，并且告诫大家不要以为赌搏是常事，仅起点争端而已，接着贾母指出赌博的三点危害：“一是既耍钱，就保不住不吃酒，放松了警惕：二是既吃酒就难免门户任意开锁，或买东西，夜深人静出出入入，极易藏贼引盗；三是园内起居者皆系姐儿们和丫头媳妇，倘闹出别事，关系非小。”
贾母要求大家提高对赌博危害性的认识，并要求立即查处。管家人凤姐病体虽未大愈，但在这种关键时刻，也顾不得精神不济，立即命人速传林之孝家的等管事媳妇来，当着贾母面申饬了一顿。贾母未就此罢休，而是果断的采取了行动。命：“即刻查了头家赌家来！有人出首者赏，隐情不报者罚！”４个管家负责人见贾母动怒，谁敢徇私，忙去园内传齐，又一一盘查。由于贾母禁赌的决心大，提出的赏罚界限明确，很快把问题搞清，查得水落石出：结果是大头家３人，小头家３人，聚赌者统共２０多人。并将这一些人犯均带来见贾母，跪在院内，吓得磕响头求饶。
经查为首的大头家３人中一个是林之孝家的两姨亲家；一个是园内厨房内柳家媳妇之妹；一个是迎春的奶母。贾母为弄清情况，先问头家名姓和输赢钱之多少，然后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三种处理办法：一是将骰子纸牌等赌具一并没收烧毁，所有的钱没收入官，分给众人；二是为首者每人打４０大板，撵出去，总不许再入；三是参与赌博的从者，每人打２０板，革去３个月月钱，拨入园厕行内，即罚打扫厕所。这样处理办法一出，迎春见自己奶母要挨４０大板，甚觉没意思。在一侧的黛玉、宝钗、探春也感“物伤其类”的缘故，遂起身笑向贾母讨情说：“求看二姐姐面上，饶过这次罢。”贾母说：“这些奶子们，仗着奶过哥儿姐儿，他们就生事，专管调唆主子，我都是经过的。况且要拿一个作法，恰好就遇见一个。你们别管，我自有道理。”贾母毫不动情，定罚不饶。一向被人们视为温情脉脉、仁慈和蔼、恤老怜贫、宽容待下的贾母，在处理聚赌这件事上，却表现出专制威严、颐指气使、毫不手软，让下人们个个诚惶诚恐、惘然畏惧。
具有讽刺意味的却是在这次贾母禁赌后不久，贾母的侄子贾珍在宁国府里大设赌场，有坐车的、有骑马的、招来众多游侠纨绔的赴赌之徒。原来贾珍刚死了父亲，在家居丧，不得游乐，便生了个破闷的法子，日间以习射为由，请了几位世家弟兄及诸富贵亲友来较射。其实贾珍志不在此，他带领这些问柳评花的一干游侠纨绔子弟，岂能规规矩矩习射习武，不过几日便由抹骨牌、赌酒东儿，至后渐次银钱，竟赌胜于射，公然斗叶掷骰，放头开局，大赌起来。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薛蟠等酷好此道，一个出名的“傻大舅”、一个出名的“呆霸王”凑在一处，在外间炕上“抢快”、在当地大桌子上“赶羊”、里间又有一起“抹骨牌”、“打天九”，真是个个逞性妄为，呼吆喝六，喊叫不绝，丑态百出。贾珍的放头开局，其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动银两之多，都与贾母所禁下人的赌博是小巫见大巫了。可见，贾母也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贾母禁下人奴才们的赌可谓是声色俱厉，疾恶如仇，毫不留情；而对自己子侄的赌博行为，则心慈手软，难以下手，最后打不起精神来，只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任凭贾珍一干人任性妄为，聚赌下去。
抹牌赌博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恶习，解放初期本已整治绝迹。
改革开放以后，受金钱的诱惑，赌博这一古老的恶习又死灰复燃，重新席卷中华大地。群众有个顺口溜：“赌博大普及，参战人六亿；当官用公款，百姓输儿妻；日夜战方城，中国赌风起。”云南省富宁县皈朝镇胃汉村陆益平及其弟，为赌博已把家中的一切值点钱的东西都卖光了，再无物可卖，最后打上老母的主意，以１２００元卖给人贩子。两兄弟得此卖母的钱，不出两天又输得精光，成为当今一大奇闻。现在参与大赌豪赌的是当权者，用公款赌博已成为相当一部分干部的风尚。珠海东江电子工业公司总经理张小明，在２９天的豪赌中，将公款３９１万港币输进其他赌徒的腰包。武汉金力工贸有限公司经理李永平４次将客户的６００万货款换成现金，去澳门豪赌全部输掉。１９９２年广东新会县侨区经济发展公司经理余豪杰，拿公款１２００万元到澳门豪赌一次输光。中国９０年代头号贪污犯、曾手握大权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谢鸿亭每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