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
当时，不要说贵族和官宦子弟可以在条件较好的官学接受系统教育，就是乡下普通农民的孩子也能够在私学识字，接受启蒙。
这看起来简单，其实仅从教育覆盖面上来看，就是非常不容易的。
至西汉末年，老百姓的受教育程度和人文素质应该算是历史上最高的。
但是，到了新莽时期，由于政治黑暗，经济衰退，社会混浊，战事频仍，特别是王莽利益集团非常反感、歧视和压制文化人以及其他有真才实学的人，国民教育低迷。
社会价值观的颠倒，催生了大量的“劣币驱逐良币”“贤愚错位”现象。
刘秀本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徒弟、粉丝们也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这也是他能够雄主天下的重要原因。
登基以后，大规模讨伐群雄的战争还在紧张地进行，刘秀就开始着手恢复和完善教育制度。刚才说的建立（或称重建）太学，只是他其中一个举措。
这样的太学，基本上沿袭了西汉的办学模式，但是，刘秀在它的软、硬件建设上比之以前更加重视，特别是在学生的出路上给予了保障，使太学成为帝国研究经学、传播文化、培养干部的最重要基地。
不仅如此，刘秀还同时高度重视地方郡县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无论是中原腹地，还是在边远地区，地方郡县政府大力兴办学校、广泛传播文化已经蔚为风尚，这种尊文重教之风又反过来大大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而这也正是刘秀考核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这样，一些政绩卓著的地方高级干部，往往同时也是知识渊博的饱学之士和综合管理社会各项事业的行家里手。
刘秀定鼎之初，委任寇恂为大将军兼河内郡太守。
河内是当时刘秀所能够控制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寇恂上任后，在保境安民、输送军需的同时，大力兴办郡县学校，亲自为官学挑选教师，核定教材，安排招生。
在公务极端繁忙之中，寇恂还放下架子，抽出时间，到官学随堂听课。这不仅是他作为好学儒士的一种习惯，而且在社会上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寇太守此举并非个例。桂阳郡的卫飒太守则是以学者型干部的姿态治理一方，多年如一日，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卫太守是河内郡修武（今河南修武）人，遗憾的是，老卫长期以来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工作，从来没有宣传过自己，史家无法掩盖他在老百姓中的口碑，但却没能记下他的生卒年月。
老卫小时候家境贫寒，经常吃了上顿不接下顿，但他生性喜欢学习，天资十分聪明，靠自己一边打工，一边追随师傅学习，成为饱读诗书的文化人。
成年之后，他在州郡机关上班，虽然没有多么亨通的官运，但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经常为老百姓办事，口碑极佳。
刘秀登基之初，老卫一度在邓禹手下工作，邓禹对他很是赏识，唯恐埋没了他，就举荐他出来担任要职。
拥有艰苦的经历、渊博的知识和过硬的作风，老卫是个放在哪儿都能够发光发热的人，无论在朝廷担任侍御史，还是在襄城（今河南襄城）主持县政，他都取得了突出的政绩，被刘秀纳入应该提拔重用的干部之列。
不久，刘秀委任老卫为桂阳（今湖南郴州）郡太守。
当时的桂阳，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水平很低，社会发展滞后，加上贪官污吏为祸，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史称为当时南国的蛮荒之地。
老卫一到任，就开始一手抓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脚踏实地发展地方经济，一手抓兴办学校，传播文化，改善民俗，打造文明和谐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
他按照朝廷嘱托，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地走出一条促进桂阳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十几年坚持不懈，使桂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老卫在桂阳这十几年间，始终牢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风极其亲民务实。
他深入老百姓，走遍了桂阳每一个县镇、每一个村落，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符合当地实际和老百姓利益的政策措施。
在处理公务时，他既像对待自己的家务那样尽心尽力，又公道正派，做到一碗水端平。
正在刘秀打算提拔他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拟任太府）的时候，他已经积劳成疾，病倒在床。刘秀万分痛惜，经常关心和亲自安排他的治疗和待遇。
史家公认，卫飒是不可多得的学者型干部的楷模。
任延，南阳宛城人，也是一位典型的重视文化教育的学者型干部。
任延自幼好学，十二岁时已能熟读诗书，又聪明伶俐，沉静端庄，被称为“任圣童”。
十几岁时，割据陇西的隗嚣就派专人拜见他，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辅助，“共襄大业”，被他婉言拒绝。
十九岁那年，任延投奔在时任更始王朝代理大司马的刘秀手下，深受刘秀赏识，被举荐为会稽（治今江苏苏州）都尉，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
这样的优秀干部，自然会得到刘秀的关注和重用。刘秀一登基，在委任的第一批封疆大吏中就有小任：任职九真郡太守。
这是一个粗活儿、重活儿。
九真郡治即今天越南的清化，当时经济十分落后，老百姓以渔猎为生，还不会牛耕；社会发展也相当滞后，嫁娶还没有礼法。老百姓想吃粮食就必须跑到交趾（今我国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去买，至于婚丧嫁娶和传宗接代都是顺其自然。
任延到任后，一方面铸造和推广铁制农具，手把手地教老百姓开荒种地，发展农业生产，一方面大力兴办文化教育，规范民约民俗。
这样，几年下来，加上风调雨顺，老百姓五谷丰登，生活改善，而又婚嫁有度，文明有礼。
不少在这样崭新社会形势下生儿育女的老百姓感激地说：“没有任太守就没有我们的儿女！”
于是，不少人家把自己的孩子以“任”为名。
这还不算，九真的老百姓为了表达对任延的感激之情，他尚在任时就自发集资，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祠堂。
后来，任延转任武威太守。
在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同时，他大力兴办学校，发展教育。
他还下令，官府所有干部职工的子孙都必须上学读书。对于学得好的，政府就免除其徭役，特别突出的，给予破格提拔重用。
这个政令安排下去，武威广大干部群众重教重文蔚然成风，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逐渐好转，官衙里、乡野间彬彬儒雅之士日渐增多。
这样，由于朝廷重视，并且制订实施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地方郡县秉持文化教育与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思路和道路，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不仅在中原地区，大量的学校还在老少边穷建立起来，文明的光芒照射到了各地。帝国疆域之内，几乎所有的郡县都办起了官学。
《汉书》的作者班固，在其力作《东都赋》里非常欣喜地描述了这种文化教育兴盛的局面，说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这可能有点夸张，但用来说明当时学校之多、之盛，还是可见一斑的。
与此同时，很多地方私学繁荣，甚至堪与官学一比。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了：朝廷大力提倡发展教育，而官学难以满足广大干部群众的求学愿望。私学如雨后春笋般涌起，受到老百姓普遍的追捧。
这个时期，私学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超过了官学。
除了上面说的生源充足，私学师资队伍也很强大。
太学里的博士就那十几个名额，地方官学老师的编制也是很有限的，一大批饱学之士不能进入官学教师队伍，就自己办学授徒，其中既有今文经的学者，更有大量的古文经的信徒。
同时，一批熟悉经学的已经走上仕途的高级干部，甚至于已经在太学、地方官学进入教师编制的儒生，也在工作之余办学授徒。这既能扩大自己的影响，也能给自己搞点不菲的收入。
这是朝廷允许和提倡的。
由于古文经一直不能进入官学，它在私学大行其道，影响反而更大一些。
这样也多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刘秀虽然出身今文，但对于古文经信徒们的强烈诉求，并不是简单地排斥和拒绝，其实是用心良苦的。
只要言之有理，能够自圆其说，大家都来说经吧！
跟官学管理模式有所不同的是，私学的学籍管理较为松散。
私学的学生主要分为及门受教和着录弟子两种。
前者是指学生到场听课学习，亲身聆听老师或者老师委托的资深门生的讲经授课；后者则是指学生在名师门下挂名，而不必亲自到场听课，实际就是“挂靠学籍”。
前者一个老师名下的学生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后者就没谱儿了，学生达上万人的都有，反正没有名额编制限制。
谁有多少学生，往往是老师炫耀的资本和实力的象征；而投在哪个名儒门下习经，也同样是人们在学术界、官场的一块闪亮的招牌。
不容忽视和必须提出的是，在文化教育繁荣之际，古文经学不可避免地发扬光大了。
在朝廷层面，在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层面，古文经虽然没有列入官学教材，但是它的影响已经难以遏制。在郡县，它逐渐地、完全地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和社会文化的主流内容。
由于古文经注重言之有理，讲究训诂考据，坚持实事求是，理性和科学的成分明显多于今文经学，不仅在当时受到普遍欢迎，而且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为今天影响全世界的“汉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丰厚而坚实的思想基础、学术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汉学之肇始，在于刘秀同时倡导今、古文经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样，在刘秀的倡导下，帝国中央、地方都很重视教育，官学、私学都很昌盛，不仅培养了人才，传承了文化，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同时，刘秀还开了一个好头，此后他的子孙们也大都十分重视教育，使东汉一朝的文化教育水平达到了历史上一座引人注目的高峰。
刘秀对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刻地理解，首次把尊文重教上升为国家战略，举全社会之力推进学习型朝廷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在当时和此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后人说刘秀是“最有学问的皇帝”，不仅是肯定刘秀本人的文化素质，而且显然包含了对他力推建设学习型组织、培养学习型干部的赞誉。
当然，刘秀“文以化人”的战略举措还不止这个，他还建立、恢复和完善了一系列礼仪制度，在匡正世风、创建文明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谓礼仪，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属于道德范畴，是社会意识形态，跟相关的制度一道成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今天常说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是完全有根据的。
如果考据起来，我们的原始先民在跟大自然既相互博弈又和谐相处之中，就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
当然，这些风俗习惯有的是健康的，值得继承发扬的，也有的是粗陋的，应该批评和放弃的。
这种健康的良俗良习历经夏、商、西周三代的发展，凝聚成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融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罗万象的社会准则，后世的学者称之为“礼制”。
那个时候，人们的一言一行，社会上的风吹草动，都要由这样那样的礼制管着。
到了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动荡不止，军事冲突不休，社会急剧变革，许多东西都玩完了，这种包罗万象的礼制也崩溃了，史家称之为“礼崩乐坏”。
但是，社会的发展毕竟是不可能离开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只是不要搞得太过分。
由秦至西汉初，秦礼和在其基础上与时俱进的汉礼，都是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之外，专门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的。其中，秦礼博采各国之长，汉礼又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进行了变通，还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
西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进行过大规模的改造，汉礼更加完备，更加系统，也更加便于实施。
而王莽摄政和篡汉以后，出于销蚀刘汉影响，彰显新莽特色的目的，为了改制而改制，对汉礼大加增删，把不少已经约定俗成、为老百姓普遍接受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
好在新莽存世时间很短，王莽搞的许多东西都很快被雨打风吹去。但是，王莽主政时大力提倡虚伪、卑鄙和残忍，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所谓的礼制也就没谁去多考虑了。
刘秀称帝之后，一直把重建礼制摆在重要位置，亲自倡导和主持制订覆盖社会各个方面的礼仪制度。
所以，他在位期间，汉礼得以浴火重生，并且结合实际得以与时俱进，重新得到发扬光大。
《后汉书》等史籍所记录的汉家礼制大约三十种，多是刘秀亲自厘定。
推行经学治国，至于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可以商量，甚至可以共同发展；大力提倡教育，至于官学还是私学都可以发展，甚至可以相得益彰，总之，只要能够牢固确立帝国主流文化思想、提高国人人文素质即可。
结束语 雄主之道，归于文化
本文写到这儿，应该收官了，我们用老百姓的视角浏览了刘秀的一生，从他呱呱坠地到辛苦求学，从回乡种地到扯旗造反，从投身艰苦卓绝、险象环生的疆场到在武攻文卫、纵横捭阖中总揽权纲，基本上已经介绍得差不多了。
但我从头看看，又觉得意犹未尽。
在收官的时候，理一理思绪，把刘秀之所以能够雄主天下，之所以能够成为最有本事皇帝的原因总结，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把刘秀在学习、打仗、用人、治国等方面的与众不同之处抽象一下，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这样做很困难，因为历史已经无法改变，而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因人而异，常变常新。
一切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值得人们玩味的东西，包括已经和正在远去的历史。当拂去历史的灰尘，拨开时间的浮云时，我们期望发现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真相和社会变化背后的文化。
一切都在变，唯有社会推进、时代变迁结晶而成的文化难以磨灭。
文化承接过去，铺设未来，融入国人血脉，指示社会演化，让我们无法拒绝。
刘秀，对中国政治文化有独特贡献，非常值得人们长期审视，深入探究。
探究文化，我们需要摒弃浮躁，平静心态，用心体会。
雷振，男，汉族，生于1965年，安徽宿州人，现为安徽党政干部。自幼喜欢历史，潜心研究汉史二十多年，读书笔记达八十余万字。
大学毕业后，雷振在省、市、县直机关工作二十多年，了解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权力运行的全过程。
历史，从另一角度说，也是一部政治利益关系调整史和政治权力运行史，本书则是真实历史和作者政治经验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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