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后期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核心业务就是把李悝的《法经》改造成“秦律”，史称这是“改法为律”，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法典都以“法律”来命名了。
秦始皇老嬴是我国第一位帝王法家、铁血君王。他用铁血手腕击败了一个个政敌，登上了秦国的王位，又以残酷的杀伐取得了统一六国战争的胜利。
在这些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岁月，他认为指导自己一切行为，对自己帮助最大的，就是法家思想理论。
秦国因为崇尚法家而成为霸主，进而一统天下，但也因为高调推行法家思想治国二世而亡，这引发了人们很多思考。
怎样才能在群雄争霸中胜出？怎样才能攫取和保持最高权力？怎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刘邦在秦王朝的废墟上建立了西汉帝国，过程是很艰苦的，其中充满了血腥的杀伐，也不乏攻略和诡道。但在登基之后，鉴于秦皇嬴政爷俩儿很快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国家搞得崩了盘，刘邦决定摒弃法家，推崇“黄老之道”。
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黄老学派的专家们尊二位为先驱和鼻祖，秉承了二位的思想主张，又与时俱进，对其加以大胆的创新改造，创立了一个新的思想文化派别。
该学派其实就是一种以道家主流思想为内核的君王南面之术，其基本主张是无为而治，以民为本。
选择黄老之道，是刘邦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审时度势，在身边助手的参谋下做出的正确选择。
当时，经过秦王朝的暴政和连年秦汉战争，社会混乱，经济崩溃，老百姓死了七八成，侥幸活着的饿极了就相互追逐，对啃人肉。
刘邦和他的执政团队认为，老百姓已经受不了了，必须休养生息，自己这些哥们儿长年打仗也累了，必须歇歇，大家都需要平静。
所以，他倡导黄老之道，推行在政治上清静无为，是符合安定社会、恢复经济、改善民生的时代需要的。
刘邦的西汉初期直到他的重孙子汉武帝刘彻登基之前，七十来年的时间，黄老思想一直是刘汉帝国的主流政治思想。
不过，到了文景爷俩儿的后期，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由于帝国朝廷太闲适，太谦逊，太客气，它的权威和控制力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内有诸侯国势力膨胀，有时候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外有匈奴对边境的肆意骚扰，有时候简直就是故意要欺负一把大汉一哥。——大汉的天子，也不是不能欺负的！
很明显，帝国到了这个份上，如果朝廷还是搞无为而治，不仅很难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也很麻烦，欺负朝廷必将成为一种时尚。
于是，当景帝的太子刘彻即位以后，他审时度势，决定实行治国思想的根本转变，也就是跳出黄老之道，推行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一般认为，打这儿开始，儒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这是很不准确的。
这种说法仅仅看到了刘彻以后历代一哥尊儒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从刘彻他们尊儒现象背后深刻的真相；更要命的是，这种说法还掩盖甚至于抹杀了儒学之外其他思想文化学派的重要作用，危害不可低估。
刘彻也是个文化人，理论功底十分扎实，学术见解也不输于有关专家。他深刻而敏锐地认识到，从南面之术和治国之道来看，儒家思想太柔弱，经不起折腾，单靠道德教育和礼乐教化，是根本无法进行权力角逐和利益格局调整的；法家思想太生猛，动不动就要杀要砍，树敌太多，而且对权术的直白阐释让人很不好意思；而道家和黄老之术就更不靠谱了，治国本来就是一种高调入世，称帝本来就是掌控天下，要是玩清静无为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人家欺负。
相比较而言，法家思想还是最实用的。
更有意思的是，刘彻看来，秦始皇嬴政当年一统天下是法家思想对儒家，乃至对于百家思想的胜利，秦皇二世而亡并不是法家思想的惨败，而是嬴政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把法家思想落实好，操作好，其教训一是他们机械地生硬地套用法家学术主张，没能够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二是没有对法家思想进行必要的更新改造和创意包装，结果伤害了太多的人，激化了社会矛盾。
所以，法家思想是最好的帝王之术，就看你怎么用了！
从本质上说，刘彻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对儒家思想的政治利用和对法家思想的包装创新，他以前者为皮儿，后者为馅儿，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包成了我们今天熟知的中国饺子。
这样的一锅饺子煮了很多很多年，每每有一哥登基，他很快就会端几盘子过来。
所以，始终坚持法家的原则和策略，运用法家思想治国理政，而为了掩盖法家的严刑峻法和杀伐角逐，又以儒家或者其他思想理论来宣传发动，教化社会，这是西汉武帝刘彻以后历代一哥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业务。
这种现象在复杂的政治运作和缭乱的表面功夫的背后，是坚定的集权目的和残酷的权力博弈，称之为“内法外儒”或者“阴法阳儒”。
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秦始皇嬴政的法家治国，西汉初期的清静无为，到刘彻开启的“内法外儒”，大体上就是刘秀面临的主流政治文化的遗产。
这种“内法外儒”主流政治文化遗产历经千年沧桑，至今仍然传承有序，生机勃勃。
刘秀的政治文化思想或曰雄主之道，其基本特征是“目的至上，儒法兼济”，若进一步探究大致有三个路子，或者可以从三个方面切入：经学治国，文以化人；柔道为政，慈严相济；君王气度，驭国有术。
这其实也就是刘秀雄主之道的一个特征，三个要点。
东汉王朝的经学治国术
刘秀上大学时学习研究的是今文经学，成绩不错。
但是，刘秀登基以后，并没有介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他果断而坚决地确立经学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把今文经学发扬光大，同时也不排斥古文。为了雄主天下，一切皆为手段。
在京城洛阳重建太学！
根据他的安排，朝廷在洛阳南门外重新建设太学，作为帝国最高学府。
史载这座太学比西汉在京城长安的太学规模更大，学员更多。
由于一哥的重视，太学建设得很气派，校门前设置有石经4部，校内的内外讲堂长10丈，宽3丈，很是有型。
我们查不到学生花名册，无法知道具体的学生数，但学生来源很广，数量很多是肯定的，史载“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
公元29年10月，刘秀来到曲阜，专门安排大司空祭祀孔子。
他这个时候是极其忙碌的，帝国刚刚发动大规模的东征，讨伐叛将庞萌和割据自立的董宪、张步。
张步尚未拿下，齐地还不太平的时候，他高调祭孔，是在向天下表明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政策。
此后，他有意识地在全国大力推行尊孔，优待孔子后裔。
也就是在这年10月，刘秀风尘仆仆地回到京城，听说太学已经建好了，非常高兴，立即前往视察。
随即，他又亲自过问和部署太学的软件建设，设立《诗》《书》《礼》《易》《春秋》专修其中一经的多则4家、少则2家的总共14家博士为学官。
同时，他还规定，这14家博士和他们的弟子除了认真研究学术、探究经学之外，还可以立即或者毕业后担任官职。
作为帝国一哥，刘秀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是值得称道的。
公元31年，时任太仆朱浮，也就是曾任幽州牧，老是跟渔阳彭宠吵架的那位，向刘秀提建议，说是太学博士的选拔不应该局限在京城，而应该放宽眼界，着眼全国，不拘一格，注重德才。
刘秀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
在太学教材的选择上，刘秀也高度重视，亲自参与，而且表现得极为开明。
一开始，由于自己是今文出身，刘秀设立的14经博士全是今文经，古文经自然就被取消了在官学登堂入室的机会。
但是，在这种时候古文经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钻研它的学者也在朝野拥有不小的势力。这些学者或者学者型官员强烈要求把古文经也列入官学教材，使之获得跟今文经同等的地位。
公元28年1月，时任尚书令韩歆向刘秀上书，要求把古文经《费氏易经》和《左氏春秋》列入官学教材，并且在太学为之设立博士。
这个时候太学还没有建成，帝国初创，百废待举，彭宠背叛，刘永称帝，董宪自立，刘秀确实很忙，况且，他还开始有点讨厌老韩了。但是，出于一种高度的重视和关心，刘秀还是忙里偷闲，下令在云台召集朝廷高干和知识界领袖开会，认真研究老韩的建议。
这一天上午，在云台，高官和专家云集，刘秀亲自主持大会，只有一个议题：要不要把古文经列入官学。
对于这个朝野争论很久的话题，刘秀非常重视，但又不想亲自下结论。因为在他看来，今、古文均属经学，风格派别不同而已，把古文经立了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当然，就是它立不了，也无伤大雅。
不过，应该让大家争辩一下，这对于大家乃至于全社会增强学习意识、重视文化教育都是不无裨益的。
还是让大家争一争吧。
一开始，刘秀知道博士范升反对古文经而且态度坚决，就点名让他先发言，并且允许其他同志提出辩论意见。
老范态度鲜明，认为《左氏春秋》不以孔子为师，又不是先帝提倡的，没有理由进入官学。
韩歆与太中大夫许淑不干了，立即上来跟他辩难。
一切都在按照刘秀的思路走，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旁边的同志也不光是看热闹，瞅准机会就上来嚷嚷几句。
其实，学术问题，特别是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基本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个话题之所以争辩了几千年，就是因为话题本身就是辨证的。
大家吵了一上午，到中午下班时间了，仍然没有个所以然，刘秀宣布散会。
会后，老范唯恐刘秀不经研究就把古文经给立了，干脆又呈上去一个书面报告，向刘秀系统而又详细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老范的理论功底和学术造诣极为深厚，这个报告简直就是一篇专业论文。
与此同时，一批主张立古文经的干部和专家则通过各种方式，来证明《左氏春秋》和其他古文经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一看对方不肯善罢甘休，老范也急了，再次向刘秀打报告，一口气指出和重申坚决不能立古文经的三十一个理由。
为了慎重起见，刘秀专门召集一批博士开会，认真讨论老范的报告。
一看刘秀屡屡重视老范的意见，长期研究古文经的郎官陈元终于坐不住了。
他跟老范一样，也向刘秀呈送了一份长篇报告，全面地、系统地、慷慨激昂地批驳了老范的观点，痛陈把古文经立为官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鉴于老范过去跟人家争论时，常常要跟人家比试考试，这一次，陈元也在报告里说，自己愿意在朝廷跟任何人公开辩论，来阐释孔氏之道，辨析左氏宿冤，如果自己对经学钻研不精，或者理不服众，甘愿伏法就死，虽死而无憾！
这是一个为了坚守理想奋不顾身的人！
为了表明自己也心怀对学术的尊敬和尊重，刘秀把陈元的报告也交给博士们研讨，并且提供机会让老范和老陈辩论。
史载，范、陈这哥俩儿棋逢对手，先后展开辩论十多场。
这哥俩儿有不少共同点：学富五车，品行高洁，把做学问看得远比做官重要，也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
这期间，许多高级干部和专家学者也纷纷上书，向刘秀表明自己的主张。
难能可贵的是，刘秀在极端的忙碌之中，在夜以继日地处理公务的同时，也要挤出时间来听取大家的见解，批阅大家的报告，经常搞到夜深人静才能休息。
面对面的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刘秀看看火候差不多了，就决定把这种表面看是大学教材问题，实质是帝国思想文化导向问题的大争论引向一个新的阶段。
不久，经过认真的政治考虑和复杂的人事平衡，刘秀做出安排，把《左氏春秋》列为官学教材，同时要求朝廷有关方面（太常）在太学为之设立四个博士职位，并且抓紧物色人选。
按照刘秀的旨意，朝廷首先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古文经《左氏春秋》博士一名。
陈元当然是积极报名了。
经过一番考试甄选，老陈的综合成绩名列第一。
鉴于老陈在前一阶段的大辩论中表现过于抢眼，锋芒太露，刘秀决定晾一晾他，就钦点综合成绩排名第二的司隶从事李封入选。
不过，由于刘秀对这场争论的态度很暧昧，或者说，不少聪明人看出了刘秀其实是鼓励争论的，当朝廷对李封的任命文件下达时，一批钻研今文经的高级干部和学者立即强烈反对，多次在朝廷开会时展开争吵。
很不凑巧，没有多久，李封病逝了。
于是，刘秀不再对《左氏春秋》博士做出新的人事安排。
这样，古文经登堂入室、进入官学的努力暂告失败，它跟今文经的这一轮争论不了了之。
但是，经过这一番折腾，古文经的影响还是很快扩大了，全国干部群众欣赏和相信古文经的人越来越多了。
虽然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刘秀和他的子孙们掌控的整个东汉王朝都没有把古文经立为官学教材，但从刘秀时起，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研究它的读书人越来越多地步入国家高级干部行列，今文经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了。
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
刘秀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太学建设上，而且体现在他对文化人的敬重上，一大批文人学者走上了高级领导岗位。即使研习古文经的学者，也有不少步入政坛。
爱好学习、学有所成的人才能得到国家重用。同时，国家用人也把人文素质当做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
把刘秀时期的干部任免名单翻开看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这样的导向指引下，不学习文化就没有出路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苦读经书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当然，这种社会风尚和社会共识后面巨大的推手，还是刘秀经学治国的战略思想和文以化人的政策导向。
还是来看几个文人吧，他们作为社会人生大戏的演员，有幸跟刘秀同台竞技，也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难得的人文风景。
桓荣，是沛郡龙亢（今安徽蒙城东南）人，小时候家境贫寒，但仍然酷爱学习，讲颂不已。
当时，有人讥笑他读书太过于认真，说在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世道里，书就是读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
他也不辩解，只是一个劲儿苦读不已。
长大以后，他到当时的京城长安求学，师从九江人朱普学习《欧阳尚书》。
由于家里实在太穷，根本出不起学费，他完全靠打工来支撑学业和生活。但是，在学习上，他多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史称他以至于“十五年不窥家园”。
朱老师去世后，桓荣也已经学有所成，就以授徒为生，很受学生欢迎和敬仰。这些都是西汉末年、新莽时期的事儿了。
刘秀不仅重视太学建设，重视文化人，作为“经学治国，文以化人”战略思路的一个必要的链条环节，他还非常重视并且强力推进帝国整个教育制度的恢复和完善。
西汉开国直到武帝，经过刘汉几代一哥的努力，以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建立太学为标志，帝国逐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比较完备的教育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