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 作者: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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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 作者:路遥- 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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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唐宋文学专家顾尔纯副教授讲杜甫的诗。顾教授就是中学时少平班上顾养民的父亲。教授虽然担当师专副校长职务,但一直代课。他讲唐宋文学很受同学们欢迎;除过学问精深,还有诗人的激情——讲到激动之处,常常声泪俱下……她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睡着了……一个星期以后,田晓霞就激动地等待另一个星期六的到来。

  她现在除过象以往一样在学校正常地对待一切,当然又多了一层说不出的心思。她眼前不时晃动着孙少平的影子。她急切地想见到他。她已经在学校图书馆为他借好了不少书,其中有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另外,她还从父亲的书架上“偷”出来内部发行的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她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后来,她又狡猾地想:要是把这么多书一次给了他,那他就不需要两个星期来找她一次了!

  她决定一次只给他带两本。

  星期四下午没课。中午她在学校集体宿舍的架子床上躺了一会,就起身回家。

  出学校大门不久,她发现黄原河对岸的一个小湾里,似乎有许多匠人在打石头。其实,这些石匠早就在那里,只是她以前从不留心罢了——不只是她,城里的所有市民谁留心这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呢?最近,她却开始对所有的基建工地和采石场都敏感地注视起来;她总想着,少平会不会就在这里或那里的工地上干活?

  现在,她又不由驻足猜测:他是不是就在对面那个采石场里背石头?

  一种抑制不住的欲望,竟使她迅速折转身,穿过黄原河新桥,想去对岸那个采石场看个究竟。

  在快到采石场的时候,她不知在哪根神经的指挥下,不知不觉象个工匠似的把两只手抄到背后。

  她忍不住为自己而笑了。

  现在,她已经立在河湾上面的公路边上,瞧着下面打石头的人们。她看见,虽说天气还不暖和,但这些人就只穿件小布褂,赤裸着肩膀干活。有的人坐着拿锤錾凿一些方石块;另外一些人正把打好的石块从河湾里往公路上背。公路边上,几辆拖拉机装满石头便吼叫着开走了。晓霞知道,背石头的人都是小工,活也最苦;他们从河湾往公路上爬那道陡坡时,身子都被背上的石头压成一张弯弓,头几乎挨到了地上,嘴里发出类似重病人的那般的呻吟……她记起了《伏尔加纤夫》……那艰辛,那沉重,几乎和跟前这景象一模一样……她仔细辨认了一下背石头的小工,没有发现少平——是呀,怎可能碰这么巧呢!

  “喂,妹子,爱上了就下来!”

  河湾里有个打石头的家伙朝她粗鲁地喊。所有的工匠都停止了干活,朝她哈哈大笑起来。

  晓霞赶紧扭头就走。她脸通红,但没有过分生气。她知道这些寂寞的揽工汉随时都想拿女人开心。她是一个思想开阔的知识青年,不认为这对她是什么了不起的伤害,反而觉得这种“遭遇”倒也有趣!

  星期六这一天,田晓霞有点心神不安。她觉得自己很可笑,就象一个等待幽会的恋人一样。其实,她自己清楚,她现在和孙少平并不是这种关系。她只是为和他这种非同一般的交往而感到激动。她更多的是想和他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说探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常挂在嘴上的“生活意义”。田晓霞想,如果她在大学的同学们知道她和一个揽工汉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不会理解她,甚至会嘲笑她。但这也正是她激动之所在。是的,她和他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种关系只有在共同探讨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或许他们各自都有需要对方改造的地方;改造别人也就是对自己本身的改造。

  田晓霞怀着欢快的心情,晚饭前就来到她父亲的办公室。父亲下乡还没回来。她已给母亲和外爷打了招呼,说她不在家里吃晚饭了。

  六点钟左右,她到机关灶上买好饭,端回办公室,然后就专心等待孙少平的到来。

  半个钟头以后,孙少平如期地来了。田晓霞惊讶地看见,他穿了一身笔挺的新衣服,脸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如果不是两只手上贴着肮脏的胶布,不要说外人,就连她都会怀疑他是不是个揽工汉呢!

  少平看出晓霞的惊讶,开玩笑说:“我穿了一身不合乎自己身份的衣服,但这纯粹是因为礼貌的原因!”晓霞喜欢这句幽默话。她指了指桌子上的饭菜,说:“咱们先吃饭吧!”

  “我已经吃过了,但同样出于礼貌,我再吃一顿。好在我的肠胃经受过磨练,不惧怕这种虐待!”

  晓霞笑着去盛饭,说:“看来你已经学会耍贫嘴了!”两个人愉快地坐下来,开始吃晚饭。

  第二十四章

  田福军终于回到原西县来了。自从他把家搬到黄原后,一直没功夫到这个他难以忘怀的地方走一趟。除过忙,他还有些说不出口的心理障碍。原西是他的家乡,他又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要是他迫不及待或三一回五一回往这里跑,别人可能会说他乡土观念太重,亲家乡而疏它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也不能不顾及类似这些世俗舆论。从他到黄原地区上任以来,他几乎已经跑完了全区所有的县。在第一轮一般性视察中,他把原西县排在最后一站。

  一月以前,苗凯同志调到省纪律监察委员会任了常务副书记,他就接替老苗任了黄原地委书记;原地委副书记呼正文接替了他的行署专员职务。

  现在,他处在地区“一把手”的位置上,拿他岳父徐国强的话说,“任务”更大了。

  责任制推行一年多来,全区农村的状况起了历史性的大变化。一年的事实,就使许多原来顽固地反对改革的人,在公开场所闭住了他们的嘴巴。但是,持悲观论调的仍然不乏其人——他们睁着眼睛不看责任制带来的好处,只管继续摇头叹息“社会主义已经不成体统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意味着贫穷面前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样穷;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以此证明自己比别的制度优越;否则,就无力对历史作出回答!

  田福军不是理论家,他的认识是大半生实际工作的体验所得。

  当然,目前农村形势的发展的确令人鼓舞,但出现的新问题也照样是严峻的。他看到,责任制大包干后,农民的积极性空前地高涨,但是,基层干部似乎却没事可干了。县上和公社,都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息。这现象十分令人不安。田福军在各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地理环境中搞大面积“丰产方”的办法——“丰产方”虽然土地还是一家一户各种各的,但农民可以共同接受科学技术的指导和其它方面的帮助。这样,所有的基层干部和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立即就被投入了进去。原来大集体时的四级科技网大包干后起不了作用,现在用这种新的形式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很受群众欢迎。这是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田福军在这方面进行了全区性规划,光水稻在南面几个县就搞了七万亩;按亩产六百斤计算,黄原将增加许多细粮。他想赶后年再扩大发展四万亩!

  这样搞,国家就得在化肥和良种方面投点资了。尽管地区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都跑断腿积极张罗,但地区财政局长不想给钱。专员办公会上,管财政的副专员也顶住了。最后,田福军不得不“以权压人”,才解决了问题;财政方面不痛快地拨出八十万元来扶持这件事。

  前几天,田福军到原东县去,规划明年在那里搞一个几万亩的“油菜方”。这件事落实后,他才转到原西县来,准备在这个县的大马河川搞一片“谷子方”。原西县的大马河川是传统出产谷子的地方,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原县委书记冯世宽坚持让这道川改种高粱,理由是高粱高产,并且说大寨的庄稼大部分种的都是高粱。其实,谷子也是高产作物,而且粮食品质要比高粱好——只是颜色不是“红”的罢了。

  原西县的一把手现在成了张有智。原“一把手”李登云在几个月前调到地区任了卫生局长。田福军和李登云虽然有一层亲戚关系,但因为润叶和向前基本是分居状态,因此他们两家的来往也就几乎很少了。田福军为此而感到心里很不好受。现在,他尽管同情侄女不幸的婚姻,同时也感到对李登云一家人有种抱愧的心情。不管怎样说,这一家人因为他的侄女,现在也很不幸。李登云两口子就一个儿子,结果在婚姻上搞成这个样子,他们很苦恼。按说,如果向前和润叶是和睦夫妻,登云现在恐怕都抱上孙子了。登云不是一个胸怀开阔的人,为此他甚至工作都有点心灰意懒,不愿再担当公务繁忙的县委书记,而要求调到比较轻松的地区卫生局当局长。这个调动登云没有找他,而是通过苗凯和冯世宽办的。登云调到黄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把向前也调到黄原来开车;这样,向前和润叶同在一个城市,多接触一下,或许能把关系调整好——再没有其它办法了。他们曾千方百计让儿子和润叶离婚,但这小子宁愿就这样活受罪,也坚决不离婚。据说更使登云夫妇生气的是,向前不知为什么还坚决不离开原西——眼下一家人扯成了三摊……李登云调走以后,按通常循序渐进的惯例,原“二把手”张有智接替了他的职务。

  现在,原西县当初的领导人中,老人手中只剩下有智和马国雄两个人了。田福军和冯世宽调走时提拔起来的白明川和周文龙也离开了原西。明川很早就已调到黄原市任了副书记;周文龙在田福军的帮助下进了省党校的中青班。

  田福军到原西后,马上发现这个县的工作很不能令人满意。他感觉张有智的精神状态缺乏一种生气。

  这是为什么呢?

  田福军感到很纳闷。

  有智是他过去共事几年的老朋友,按水平和能力说,他完全应该把原西的工作搞得很出色。他过去那种热情到哪里去了?田福军可以说很了解张有智,知道他个人生活中也没遇到什么麻烦;不象李登云,有个儿子的婚姻问题……张有智看起来好象也没什么变化。他说话还是那么直截了当,爱和人争辩;有时候甚至还和下级抬杠。田福军到原西后,他们在县招待所单独谈了很长时间。话题东拉西扯,既谈工作,也谝闲传。谈话中间,田福军含蓄地提示有智,他应该以更昂扬的精神状态把原西县的工作搞好。但有智却流露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情绪,意思是他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干部,干得再好,恐怕也就到“头”了;不象他田福军,有大学文凭,短短一两年,就升了好几级……田福军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有智思想深处,竟有这么一些东西。他这种思想是原来就有,还是在这新的形势下产生的?田福军判断不来。他反复思考,有智过去没有这些毛病——最起码他那时没有流露出来。现在,他竟然当着他的面说出了他的心病,这不能不使田福军感到震惊。

  和张有智谈完这次话后,福军很痛苦;因为在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两个总是并肩战斗的。现在,他的老战友竟然有了如此大的变化。本来一个县委书记的责任就够重大了,但有智认为这“官”还有点小。我的朋友!这多么令人痛心。全省几千万人只能有一个人当省委书记;全地区几百万人也只能有一个人当地委书记。当然,不一定就只能让乔伯年和田福军来当,但终归不能让想当的都来当嘛!如果只想当官而不想干事,这种思想太危险了!这难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有智同志的境界吗?

  田福军感到,他得和有智开城布公谈一次,但这次时间短促,来不及了——一个人的思想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等他抽出时间,找机会再和有智进行这次交锋吧!唉,他过去对有智的一切方面是多么信任。现在看来,你可以用理想的标准要求人,但拿它来估计人是不行的。田福军同时想到,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被现实所粉碎,在眼下新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便也变得“现实”起来;而这种人的所谓“现实眼光”,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

  在大马河川搞完谷子“丰产方”的第二天,田福军和张有智相约,一块去原西城南三十公里处的古迹石佛寺转了一圈。

  据《原西县志》和《黄原府志》记载,石佛寺曾经是一座绛红色的寺院。它的周围是一片浓绿的参天松柏。更有甚者,门前一棵八个人伸臂才能搂住的古柏,树中却奇迹般长出一棵汉槐,古籍中称之谓“柏抱槐”。遥想当年,那寺院红墙黄瓦,绿荫箍地,香烟飘绕,如同仙境一般。此寺相传建于唐。据现有清嘉庆八年碑志记载,系肇自金统四年,即公元一一四四年,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历经各代兵匪战乱之后,从外观看,这座著名的古迹只留下了一片瓦砾和枯草中立着的一座石牌坊——“文化革命”初期,这座石牌坊也被破“四旧”的红卫兵推倒了。不过,这里还留有一个千佛洞。基本上保持完好。

  走过一片瓦砾草滩,来到石崖下,就被石洞门口一副石刻大幅对联吸引住了:石山石洞石佛像天下第一,泓寺泓庙泓佛堂世界无二。石洞高三十多米、宽六十多米;洞顶齐平,雕刻有各种图案、书法。洞中央坐着一个特大的石佛像;左右站着两个。洞两边有两道走廊,走廊上又分别立十八个大石佛像。气派之大甚至可以和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里泥塑大佛像比美。另外,洞内周围三十多米高的石墙壁上,雕刻着一排排不同姿态,涂着各种颜色的密密麻麻的小佛像,简直难以数清。遗憾的是,有些石碑和佛像已经残缺不全了。

  田福军和张有智从洞中转出来,走到瓦砾场被推倒的石牌坊前面,共同坐在一根锈着绿斑的石柱上。陪他们转游的田福军的秘书白元,也坐在他们对面,胳膊上小心翼翼地挽着地委书记的外套。

  苗凯调走以后,白元就又当了田福军的秘书。一般情况下,新任领导都不用前任的秘书。田福军不“忌讳”这个常规,仍然让白元当他的秘书。白元因为在前任书记面前迫不及待要了一回官,反而什么官也没当成。但这位秘书在心里还是敬畏他的前任领导,而对田福军有点瞧不起(当然不敢表现丝毫)。他瞧不起田福军主要是因为新任地委书记太不象个“大官”了,动不动就泥手泥脚和老百姓混在一起,象个公社干部。作为秘书,白元断定:大领导就应该有大领导的威严和威风。田福军太没架子了!太随和了!这哪象个地委书记?

  白元就是这样理解“大官”的。生活中有那么一种人,你蔑视甚至污辱他,他不仅视为正常,还对你挺佩服;你要是在人格上对他平等相待,他反而倒小看你!这种人的情况,在伟在鲁迅的不朽著作中有详尽诠释,这里就不再累赘。

  现在,这位秘书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听田福军博学地和张有智谈古论今。他惊讶地看见,地委书记象个农民一样,竟然脱掉鞋袜,有失体统地拿手指头抠自己的脚指甲!

  田福军的确是这副样子——他有脚气病,动不动就拿手指头抠脚指头。

  他一边抠脚,一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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