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逢他思索或说明革命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时，平民出身的他，总认为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与原来相似，只不过会拥有土地，而且不会再有地主和官僚。 他认为，革命不应该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 在这一点上，他同诺伏德伏罗夫及其信徒玛尔凯的看法不同。 照他看来，不应该摧毁这座他所热爱的美丽、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只要把里面的房间重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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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一下就行了。对待宗教，他也采取十足的农民态度。 他从来不思索虚无缥缈的问题，不考虑万物的本源，也不猜度阴间的生活。他和阿拉哥一样看待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只是他至今还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 世界是怎样创造的，究竟是摩西说的对，还是达尔文说的对，他根本不关心。 他的同志们认为达尔文学说极其重要，他却觉得这种学说同六天创造世界一样，无非是思想游戏罢了。他对世界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因为他面前总是摆着人怎样才能在世界上生活得更好的问题。 关于来世的生活他从不考虑。 他内心深处有一种从祖先传下来并为种田人所共有的坚定信念，那就是世间一切动物和植物永远不会消灭，它们只是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例如粪肥变成谷子，谷子变成母鸡，蝌蚪变成青蛙，蛹变成蝴蝶，橡果变成橡树，人也不会消灭，只不过发生变化罢了。 有了这样的信念，他总是无所畏惧，甚至高高兴兴地面对死亡，并且坚强地忍受着各种会导致死亡的痛苦，但他不喜欢也不善于谈论这一类问题。 他热爱工作，总是忙于事务，并且推动同志们也致力于实际工作。在这批犯人中，另一个来自平民的政治犯玛尔凯的气质就完全不同。 他十五岁当上工人，开始吸烟喝酒，以排遣心头朦朦胧胧感觉到的屈辱。 他第一次感到这种屈辱，是过圣诞节的时候。 当时他们做童工的被带到工厂老板娘装饰好的圣诞树跟前，他和同伴们得到的礼物是只值一戈比的小笛、一个苹果、一个用金纸包的核桃和一个干无花果，可是老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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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得到的，都是些奇妙的玩具，他后来才知道价值在五十卢布以上。 他二十岁那年，有位著名的女革命家到他们厂里做工，她发现玛尔凯超人的才能，就送书和小册子给他看，并且同他谈话，向他解释他处于这种悲惨境地的原因和改善生活的办法。 一旦他明白自己和别人能从这种受压迫的处境中获得解放，他就越发觉得这种不合理的处境是极其残酷极其可怕的，他不仅强烈要求解放，而且要求惩罚造成和维护这种不合理局面的人。 人家说，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知识，玛尔凯就废寝忘食地寻求知识。 他不清楚，怎样依靠知识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但他相信，知识既然能使他懂得他的处境是不合理的，那么知识也就能消除这种不合理现象。 再说，有了知识，也可以使他显得比别人高明。 他因此戒绝烟酒，一有空就读书，而他自从当上仓库管理员以后，空闲的时间就更多了。女革命家教他读书，对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的特异能力感到惊讶。 两年中间，他学会了代数、几何和他特别喜爱的历史，涉猎了各种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特别是社会主义著作。后来女革命家被捕，玛尔凯也一起被捕，因为在他家里搜出了禁书。 他坐了牢，后来被流放到伏洛戈德省。 他在那里认识了诺伏德伏罗夫，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并且牢记在心里，这更加坚定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 流放期满，他领导一次大罢工，最后砸烂了工厂，打死了厂长。 为此他再次被捕，判处剥夺公权，流放西伯利亚。他对宗教也象对现行经济制度那样，抱否定态度。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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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出从小信奉的宗教的荒唐无稽，他就毅然把它抛弃，开头不免有点顾虑，后来却觉得轻松愉快。 从此以后，他仿佛要为自己和祖祖辈辈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一有机会总要尖刻地嘲笑教士和教条。长期来他养成禁欲习惯，对物质的要求极低。 他象一切从小劳动惯的人那样，肌肉发达，不论干什么体力活都能愉快胜任，得心应手。 他十分珍惜时间，在监狱里和旅站上始终努力学习。 他现在正在钻研马克思著作第一卷，并小心地把这书藏在袋子里，当作无价之宝。他对同志们都比较疏远，冷淡，唯独对诺伏德伏罗夫特别崇拜。 诺伏德伏罗夫不论发表什么意见，他都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他对女人抱着无法克制的轻蔑态度，认为女人是一切正经工作的障碍。 不过他同情玛丝洛娃，待她亲切，认为她是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剥削的一个实例。 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喜欢聂赫留朵夫，不同他交谈，不同他握手，除非聂赫留朵夫先同他打招呼，他才伸出手去同他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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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子生好，房间里顿时暖和起来。 茶烧开了，倒在玻璃杯和带把的杯子里，加上牛奶，变成白色。 面包圈、精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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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普通面包、煮老的鸡蛋、牛奶、牛头、牛蹄都摆了出来。 大家凑着那个当桌子用的板铺吃喝，谈天。 艾米丽雅坐在木箱上，给大家倒茶。 其余的人都围着她，只有克雷里卓夫不在。 他脱掉湿漉漉的皮袄，用烤干的毛毯裹着身子，躺在铺上，跟聂赫留朵夫谈话。经历了一天又冷又湿的长途跋涉，他们发现这地方又脏又乱，就不辞劳顿把它收拾整齐。 如今吃了些好东西，喝了热茶，大家都觉得精神焕发，心情愉快。隔墙传来刑事犯跺脚、叫嚷和咒骂的声音，提醒他们外面是个什么世界。 这样，待在这屋里就感到格外舒适。 他们仿佛处在大海的孤岛上，不会受到周围屈辱和痛苦浪潮的侵袭，因此情绪昂扬，兴高采烈。 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对他们的处境和前途则避而不谈。 除此以外，他们也象一般青年男女那样，朝夕相处，自然产生错综复杂的爱情，有情投意合的，也有勉强结合的。 几乎每个人都在谈恋爱。 诺伏德伏罗夫迷恋长得漂亮而又总是笑脸相迎的格拉别茨。 格拉别茨原是个高等女校的学生，年纪很轻，思想单纯，对革命漠不关心。 但她也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卷入某个案件，被判处流放。 入狱以前，她生活上的主要兴趣就是博得男人的欢心。 以致后来在受审期间，在监狱里，在流放途中，这种兴趣始终保持不变。 如今在流放途中，由于诺伏德伏罗夫迷恋她，她感到安慰，同时也爱上了他。 薇拉是个多情的女人，但引不起人家对她的爱情。不过，她一会儿爱上纳巴托夫，一会儿又爱上诺伏德伏罗夫，总是指望对方也能对她发生感情。克雷里卓夫对谢基尼娜的态度近似恋爱。 他象一般男人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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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样爱她，但他知道她的恋爱观，就用友谊和感激来掩盖自己的真情，而他之所以感激她，是因为她对他照顾得特别无微不至。纳巴托夫和艾米丽雅之间的爱情关系十分微妙。就象谢基尼娜是个十分贞洁的处女那样，艾米丽雅是个对丈夫特别忠贞的妻子。艾米丽雅十六岁念中学的时候，就爱上彼得堡大学学生兰采夫；十九岁那年就同他结婚，当时他还在大学念书。 她丈夫四年级的时候，卷进学潮，被驱逐出彼得堡，从此成了革命者。 她就放弃医学院课程，跟丈夫一起出走，便也成了革命者。 如果她的丈夫在她心目中不是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也不会爱上他；如果她没有爱上他，自然也不会嫁给他了。 既然她爱上她认为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同他结了婚，她自然就按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看法来理解生活和生活的目的。他起初认为生活就是读书，她也就这样对待生活。后来他成了革命者，她也就成了革命者。 她能有力证明，现行制度不合理，人人有责任反对它，并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那种制度下，个性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等等。 她自以为自己的确这样想，这样感觉，其实只是把丈夫的想法看作绝对真理。 她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在精神上同丈夫和谐一致，水乳交融。 只有这样，她在精神上才感到满足。她为同丈夫离别，同她的孩子离别——孩子由母亲领去抚养——而感到痛苦。 但分手时她坚强而镇定，因为她知道忍受这种痛苦是为了丈夫，为了事业，——那个事业无疑是正义的，因为她丈夫在为它奋斗。 她在精神上永远同丈夫在一起。 她以前没有爱过任何人，如今除了丈夫，也不可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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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何人。 然而纳巴托夫对她的一片诚意和纯洁的爱，却打动了她的心，使她久久不能平静。 他为人正直而坚强，又是她丈夫的朋友，竭力象对待姐妹那样对待她，可是他对她的感情却超过兄妹之情。 这使他们两人都感到不安，但却使他们目前艰苦的生活变得好过些。因此，在这个小集体里，同恋爱完全不沾边的，只有谢基尼娜和玛尔凯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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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通常总是喜欢在喝过茶、吃完饭以后同玛丝洛娃单独谈话。 这会儿，他坐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同他聊天，心里也作着这样的打算。 聂赫留朵夫顺便告诉他玛卡尔向他提出的要求，还讲了玛卡尔犯罪的经过。 克雷里卓夫目光炯炯地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用心仔细听他讲。“是啊。”克雷里卓夫忽然大声说。“我常常这样想：我们同他们一起赶路，肩并肩地一起赶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们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就是为了他们。 不过，我们并不认识他们，也不想认识他们。 他们呢，更糟糕，他们还恨我们，把我们看作敌人。 瞧，这有多么可怕。”
“这有什么可怕。”诺伏德伏罗夫一直听着他们谈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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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插嘴说。“群众总是只崇拜权力。”他用尖锐刺耳的声音说。“政府掌了权，他们崇拜政府，仇恨我们。 一旦我们掌了权，他们就崇拜我们了……”
这时隔墙突然传来一阵咒骂声、撞墙声、锁链的哐啷声、尖叫声和呐喊声。 有人在挨打，有人在叫喊：“救命啊！救命啊！”
“您瞧，他们这帮野兽！
我们怎么能同他们交朋友呢？“诺伏德伏罗夫平静地说。”你说他们是野兽。可是你听听，刚才聂赫留朵夫讲给我们听的那件事吧。“克雷里卓夫怒气冲冲地说，接着就讲了玛卡尔如何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同乡。”这非但不是野兽能干得出来的事，简直是侠义行为。“
“你也真是太多情了！”诺伏德伏罗夫挖苦说。“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心情和他们的动机。 你以为这是他心肠好，说不定他是在嫉妒那个苦役犯呢。”
“你怎么总是不愿看到别人身上一点好的地方呢！”谢基尼娜突然激动地说（她对谁都你我相称）。
“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法看到的。”
“人家不惜冒生命危险，怎么还说不存在呢？”
“我想。”诺伏德伏罗夫说，“我们要是想干我们的事业。”
玛尔凯本来在灯下看书，这时放下书，也留神地听他的老师说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胡思乱想，而应该面对现实。应该尽全力为群众工作，但不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群众是我们工作的对象，但只要他们一天象现在这样浑浑噩噩，他们就一天不能成为我们的同志。”他象发表演说似地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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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还没有帮助他们完成发展过程以前，要指望他们帮助我们，那纯粹是幻想。”
“什么发展过程？”克雷里卓夫脸涨得通红，说。“我们常说，我们反对飞扬跋扈和骄横霸道，难道这不就是最可怕的霸道吗？”
“根本不是什么霸道。”诺伏德伏罗夫冷静地回答。“我只是说，我知道人民应该走哪条路，并且能向他们指明这条路。”
“可是你凭什么让人相信你指出的道路是正确的？
难道这不就是产生过宗教裁判所和大革命屠杀的那种霸道吗？他们当年也认为那是符合科学的唯一正确道路呢。“
“他们迷失了方向，并不能证明我也迷失了方向。 再说，思想家的空想同经济学的数字是两回事。”
诺伏德伏罗夫的声音震动了整个牢房。 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其余的人都鸦雀无声。“老是争论个没完没了的。”诺伏德伏罗夫停了停，谢基尼娜就说。“那么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呢？”
聂赫留朵夫问谢基尼娜。“我认为克雷里卓夫说得对，不该把我们的观点强加到人民头上。”
“那么您呢，卡秋莎？”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问，等玛丝洛娃回答，但又担心她说出什么不合适的话来。“我认为老百姓总是受欺负。”她脸涨得通红，说，“老百姓太受欺负了。”
“说得对，玛丝洛娃，说得对。”纳巴托夫叫道，“老百姓尽受欺负。 可不能再让他们受欺负了。 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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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个奋斗目标。“
“这可把革命任务想得太奇怪了。”诺伏德伏罗夫说，接着便沉默不语，只气冲冲地吸着烟。“跟他真是谈不拢。”克雷里卓夫低声说，接着也不再作声。“最好还是别谈。”聂赫留朵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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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诺伏德伏罗夫很受所有革命者的尊敬，尽管他很有学问，并被认为非常聪明，聂赫留朵夫却认为他这种革命者的品德远不如一般人。 这个人的智力——好比分子——是大的，但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却大大超过他的智力。这个人在精神上同西蒙松正好截然相反。 西蒙松具有男子汉的气质，他们这类人的行动总是被自己的理智所指导，由自己的理智所决定。 诺伏德伏罗夫却具有女性的气质，他这一种人所考虑的，是怎样达到由感情决定的目标，以及怎样证明由感情引起的行动是正确的。诺伏德伏罗夫尽管能把他的全部革命活动讲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但聂赫留朵夫却认为他只是出于虚荣心，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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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想出人头地罢了。 起初，凭着他善于领会别人的思想并加以准确表达的能力，诺伏德伏罗夫在高度重视这种能力的教师和学生中间（在中学、大学和硕士学位进修班）真的名列前茅，出人头地，他感到非常得意。 可是等他领到文凭，离开学校后，就无法再出人头地了。 后来，正如不喜欢诺伏德伏罗夫的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说的，为在新的环境里再出人头地，他就突然改变观点，以一个渐进的自由派，摇身一变而成为红色的民意党人。 由于他天生缺乏怀疑和踌躇这种道德和审美方面的特点，他很快就在革命者的圈子里获得党的领导人的地位，这样他的虚荣心也就又得到了满足。 他一旦选定方向，就不再怀疑，不再踌躇，因此相信自己决不会犯错误。 他认为一切事情都非常简单明了，从来没有什么疑问。 由于他的观点狭隘、片面，一切事情确实显得简单明了。 照他的话说，人只要有逻辑头脑就行。 他的自信心实在太强，因此别人对他要么敬而远之，要么唯命是从。 他的活动是在年轻人中间开展的，他们往往把他的极度自信当作深谋远虑和真知灼见。 这样，多数人都听从他的指挥，他在革命者的圈子里也就取得了很高的威信。 他的活动就是准备暴动，通过暴动取得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