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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了可怕的“下降螺旋”，这是经济学家们没有预期到的。转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坏事一些乱象，这是个人都能想到。但人们相信不用怕，坏事与乱象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大家都受过不错的教育，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了，应该有办法让情况越变越好的。可怕的是，恰恰是“经济人”的“理性”，害了俄罗斯。社会刚开始乱，那么为了避免大乱对自己造成损失，理性选择就是把自己的资产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这种行为，当然会使原来乱的地方更乱，那么会有更多的人转移资产，这就是“下降螺旋”产生的根源。前苏联家大业大，四万家大国企还是很有实力的。普通人都拿到了大国企的产权，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真去经营，理性的选择就是卖掉。不管怎幺卖，总之是手里拿了一堆卢布。下降螺旋中，卢布想保值是不可能的，理性选择是把卢布换成金银美元等较稳定的资产，这会促使更多人这样做，卢布币值的崩溃很快到来了。大部分人分到的股份就这样消失了。国家没钱了，就发债券弄到一些钱维持生计，但是资本外逃之下，这些债券当然也会迅速贬值，连国家信用也没有了。这个过程中，四万家大国企根本无路可逃，必然是处于私有化过程中不断被卖，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强无利可图的大多数国企就此消亡，资源与传媒等利益丰厚企业就落入脸厚心黑的寡头之手。这个过程一搞就是近十年，没有人救得了，象叶利钦这样的人根本就是窃国大盗，和寡头们就是一伙的，还怎幺救。就是想弄点办法，上亿“经济人”各有各的想法，也没法弄，最后就是黑社会接管。这是人类历史上群体“理性”导致的最大经济灾难，都不能称之为“市场失效”，而是天大的灾难。
中国与俄罗斯相比就要好非常多。中国的改革十分强调稳定，稍有风吹草动就很紧张地开大会小会想办法。这样一种倾向就容易实现稳定的环境，市场发挥好的作用的机会大得多。各级政府成了“经济人”互相竞争，但是通共也就数千县级政府，再地级省级这么往上层次管理，数量不多，就用过去的行政体制都可以管起来。有什幺不对劲的就用各种法子管这些地方政府，安个“宏观调控”的名，自己摸出一套管法，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官办经济就是这么回事。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法，让各级政府以政府为主体按市场需求干市场经济，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政府的工具，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秘密。世界各国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事，我说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绝不是夸张。这也没法学，各国没有这样的管理体制，所以是独门绝技。现在一些文章总结中国经验，说要开放，要搞市场经济，要拉外资，要建基础设施，这都是表象，并非中国最本质的优势所在。发展中国家用“开放市场经济拉外资建础设施”的办法搞经济的多得是，但是没有中国的官办经济体制，发展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那么朱镕基实质接管中国经济权力后的一系列操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就很好理解了。地方政府拼命花地方银行的钱搞得过热过剩，老朱就此开始了官办经济转型调控之路。以后的改革都是这样的模式，经济有麻烦了（以后经验多了，觉得要有麻烦了就动手治），就用官办经济的体制去想办法应对，过程中就会出台一些改革措施，有效的就推广下去，有问题的就反思反思。这是一个问题推动型的改革过程，并非说是先有了一个理想运行模式，然后一步步照着那个模子改下去。中国政府对于最终改成什幺样子是糊里糊涂的，经常会有一些大讨论。但问题来了，谁想得出办法谁的办法好使就用谁的办法，这是最彻底的实践检验，是讨论不出来的。
老朱的软着陆，确实是相当了得，想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还成功地推行下去了，所以不容易。针对地方上乱花银行的钱上项目的问题，朱镕基上来就把人民银行（中国的央行）行长李贵鲜撤职，自己出任此职，开始了银行体系的改革。地方银行原来与地方政府是一家的，现在把权力收归中央，地方政府就没那么容易从银行搞到钱了，这就断了过热的一大源头。各地政府没了银行也不是没法活了，后来发现手里的土地很值钱，比靠银行好多了，又是一通搞，但这是后话。不继续过热了，不会崩溃了，但过剩的危机还在。银行的坏账也并不就此减少，各地企业产品就算卖不出去也要维持生计，问题成堆。这些方面其实问题更大，更本质。这里我们要对市场经济里“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作一些讨论。
计划经济的麻烦在于“供给”，总觉得短缺，烦透了。但是需求就没有什幺问题，反正可以“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生产出十亿个苹果一人发一个就是了，不管你要不要都这样（实际上不会这么简单，也是以货币为交换工具的，不然成原始社会经济了）。生产厂家也不为卖产品烦，上头都有计划，卖不出去是上头计划的问题。市场经济正相反，“供给”的问题好解决，缺什幺东西肯定是有利可图的，就一堆人投入资源扑上去搞，一般不用政府管。麻烦在于“需求”，这个麻烦大了。生产厂家你得自己打开销路，要打广告，要和别人的产品竞争，要搞的事情多了。有的厂子靠山硬，当地政府强令都用它的产品，但这种好事不多，还得靠跑市场。一些号称“计划经济重灾区”的地区干这种事就不太行，因为过去计划经济传统太强，老想着政府照顾不想跑市场，所以经济就差。这是对生产厂家而言，对整个国家麻烦可能更大。这过剩就是硬硬的过剩，你一个厂子如果市场干得好还能解决问题，但整个国家来看过剩了再怎幺互相竞争怎幺搞都没有出路的，就是硬硬的过剩。按照一些人的想象，过剩了就“按人发钱”，穷人还那么多，只要发足够的钱，需求自然出来了，怎幺会过剩？这不是不可以，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了。这方面有一些硬的限制，连电都没有，发电视机只能白占地方。就算真的发钱把过剩问题解决了，各厂子长出一口气，下回又给你整出一堆伪劣产品让你解决销路，这就是资源配置失效，还怎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经济学家研究的就是这个，但没有奇谋秘计，就得老老实实搞建设跑市场。
一个长期有效的法子是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基础设施，有效需求就可以真实地增长，你就是用计划经济的法子销售都可以解决部分过剩问题，不然全瞎。这是基础设施最本质的意义，所以也是国家经济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象印度再怎幺胡吹，它的基础设施就那样，需求能多到什幺程度去？每个有工作的人都在家里弄个管家仆人什幺的，就这样把第三产业弄到GDP 的70％ 去，算是有中国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实际上肯定要差很多，因为真实的需求有上限。这也不是说在几个地区弄些好基础设施，外资就高兴地来投资了，就解决大问题了。那也就是有限几个地区消费需求能上去，全国大部分地区不行，整个国家也就不行，好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中国政府干这个还是有一套的，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近十年是历史上提高最快的时期。连农村都有极大发展，三年的农村道路投资就相当于过去50多年。所以经济增长是实实在在的。这不仅是因为搞生产需要基础设施，需求也需要基础设施。
搞基础设施建设是好法子，但真要见效，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综合配套规划着来搞，所以不好搞，只能算是长期方针。你眼下就是过剩了，产品卖不出去厂子就要垮掉，怎幺办？对中国来说，还有一条不错的出路就是出口。你有现成的供给，或者有供给的产能，国内需求不足，那么国外需求能够补上来，也还是不错的，可以实现良性经济循环，厂子还就越搞越大了。
吴敬琏这个老头为什幺江湖地位这个高？他没有什幺英文杂志的高级文章，这方面照丁学良的说法不值一提，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在中国政府里绝对是个顶级幕僚，丁学良八辈子也赶不上。吴敬连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很早就发现了南巡后中国的过剩危机，建议老朱提早进行出口布局，用国外需求解决国内的过剩问题。这相当有水平，因为中国过去都是短缺经济，没有过剩这回事，他能想到提前去对付过剩，很不容易。这不是说有出口导向政策就成了，得拿出实质的办法。
老朱搞的是人民币贬值、出口退税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狠着。国际上正如我们在SWOT分析里说的在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本来与中国是关系不大的。如果中国自己封闭发展，或者自己弄得效率低下没有竞争力，中国现在占着的产业现在就是到别的国家去了，全球经济照样分工布局。重新回头看中国90年代初期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意识这一点，但确实做了大量顺应这个潮流的大动作，捞到了不少利益，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国际上其实那时也不知中国在搞什幺，只知道中国南巡了，过热了，就等着中国啥时崩溃了。结果老朱把人民币连着贬到了8。7 兑一美元。后来还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出口厂商竞争力更强。那时候东南亚各国搞出口火得很，国内也大盖高楼，不少人发了，显得比中国阔多了。还真就没人注意到中国的大动作。可能因为当时中国处境真的很不好，国际上一片唱衰之声，从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崩溃的远多于经济角度的冷血分析。中国人自己也不知怎幺回事，不少人觉得人民币靠不住了，上黑市10比1 换美元都干。全球真是没有人能想到中国的进出口居然会十年翻了五倍（1995年2800亿美元到2005年的14000 亿），从90年代早期的十四位一下干到了全球第三位的出口大国。
中国增长的还不光是加工贸易，而且一般贸易也同样增长，两者长期各占50％。这加工贸易就是受攻击比较多的、担高科技虚名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组装业务，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出些农民工拧螺丝挣个块把钱工资，跨国公司运进部件来组装一下打个Made in China 不少就当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世界去了。这种加工贸易除了把进出口数字弄得虚高以外，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帮助就是那块把钱的民工工资，对国内产业链的影响不多。税收什幺的洋人做做账把利润留外国了你也收不到多少钱。一些中外人士就指着这个说中国的增长是虚假的，都是外国工厂炒起来的。但中国还有另外50％ 的一般贸易进出口。这一般贸易就不是加工贸易能比的了，主要生产环节在中国，各环节能够创造很多需求，产业链长得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很大。按照某种量化的估算，1995年一元加工贸易出口对应GDP 增加值只有0。22元，而一般贸易一元出口对应的是0。89元（这种量化估算的具体数值往往含义十分复杂，前提很多，不能随便乱用，但数据所支持的结论是有意义的。这也是对数据不熟的人特别容易误解或者弄错的地方）。
主要靠这两招，一个抓银行，一个抓出口，朱镕基把中国经济的大局稳住了，顺利实现了“软着陆”。但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到义要如何运营，这才是最关键的东西，这方面还有很多超级难题在等着。
（二十）企业效率问题官办经济的核心难题是企业问题。外部条件基本稳定后，企业如何运作至关重要。朱镕基用抓银行与抓出口的两手，在相当长时间内，给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设定了支持性的框架。银行收归中央管理，那么企业不能再把银行当不用还的钱袋子，要到市场里去靠本事挣钱。有了出口这条路，市场就大了很多，企业的发展目标也明确多了，要主动去参与全球竞争。这就是官办经济里中国企业发展战略的两大方向，一是要面向市场以利润为目标，这就是转向市场经济﹔一个是要面向全球市场，不能自我封闭，这是把市场的范围界定下来，不是说就在中国搞个封闭的市场经济，而是主动到世界经济体系里捞食。这个框架也是不停发展的，一方面银行业的改革进展非常大，一方面加入WTO ，以半开放国内市场为代价彻底杀入了世界市场。但方向是明确的，从来没有退回去说不要利润了搞计划经济，或者为了保护国内市场不要国外市场。这两个方向还有一些理论争议，以空对空地谈是不是计划经济更好或者保护自己的市场更重要都可以，但实践上因为已经取得的成绩与进展，肯定不会变，想变的人结果就是靠边站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
在这种框架内，企业的效率问题就是一切的关键。在计划的框架里，效率并不是大问题，计划是根据效率来的，无论效率高低都可以照干计划经济。一个厂子效率低一年只能生产10万吨钢，我要100 万吨钢就开10个厂子，全国弄几百家钢铁厂。发展到后来，钢铁厂数量比西方国家多一个数量级，单产就少一个数量级，总量世界第一是这么来的。前苏联也差不多，造飞机材料不过关，我多生产些部件，从中间选几个好的就能给战斗机用了，其它的废了就废了，反正原材料多得是。这种体制内效率也是会提高的，因为搞计划的人也知道效率高了有好处，但提高就比较慢，因为不提高也还是有办法搞，并不是很着急。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那就完全不同了，没效率就只有两条路，一个是靠保护生存，一个是破产或者被并购吃掉。你没有效率，到市场上的产品性价比就低，就卖不出去，这个没啥道理好讲。而且效率本身还很残酷，你只有做到前几名才有活路，半调子似的比自己过去进步是没有用的。能造什幺东西，解决了有无问题，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所以效率产生的压力是压倒一切的，市场经济对效率的推动力毫无疑问比计划经济要强得多。
这也不是说就一定开放比保护好，市场比计划好，也有反过来的情况，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好不好的标准不能含糊，就是比效率，这是世界潮流，逆之者亡，顺之者昌。你可以去论证计划经济好，成就大，苏联或者中国可以造出卫星飞船，能造不少东西，所以很好。这种理论问题可以随便，但实践中只要是竞争，就一定是效率好的活的滋润，没啥道理好讲，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你可以说，对某个产业，应该适当保护，甚至用计划的办法搞，边保护边自我提升效率，这样效率最好，不能完全放开了用市场的方法发展。这是相当好的道理，核心是看效率。计划经济要是到达了理想状态能够干成什幺样的效率不知道，反正中国苏联的计划经济效率是相当差的，这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70年代末，按照某种特定标准（如人均产量），在一些行业日本的生产效率是中国的百倍以上，中国100个人造的车日本1 个人造了，美国农业的效率也在中国的百倍以上，100 个中国农民种出来的粮食不如一个美国农民多。在国际贸易中，只要是两大阵营有竞争的行业，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不是西方阵营的对手。这种状况是无可辩解的，就是因为中苏两国的计划经济实践在效率上失败了。你可以说人们对没效率地生活并不在乎，社会主义大家庭，还过得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