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势给“中中”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双稳健”。
（十二）“运行大法”的奇异之处我上一节说的“官办经济运行大法”从表面上看，其实就是经济学里司空见惯的的东西，没啥稀奇的。如果加上一些干巴经济学词汇，堆上一些数据，那就和现在某些经济学家的调调没啥区别了。
但是，本文最初就说，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看看这个财政货币政策调控大法，哪有什么奇怪的？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以及经济学家们假装中国经济很正常，或者应该正常，就用一些正常词汇去描绘古里古怪的中国经济。你看中国政府宣示经济政策的某些话，都是些流行词汇，把国名换成其它国家，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中国那些经济政策的相关背景，以及实行起来架势，那就完全是自己独有的一套了，想按“正常”去理解就会越来越糊涂。
例如，中国政府对“紧中松”各安一个宣传味道较好的词：“紧”就是“谨慎”的，“中”就是“稳健”的，“松”就是“积极”的，总之怎么做都是动机良好的。这也平常，别的国家也可以这么谨慎稳健积极地搞经济。然而，其它国家跑中国来看，可能会吓坏，中国政府即使是在“谨慎”地搞经济，在它们看来也是“疯狂”的。当中国政府感觉经济增长很不好时，可能是增长7％的样子，这要是别的国家，都是很不错的数字。
当中国政府“积极”了那么几年，世界上一半的建筑机械就跑中国干活来了。好几个世界级大项目同时铺开搞，要不注意，都不知道中国在搞多少超级项目，远超过一般人想象的数目。
这里就要用到前面SWOT分析里中国的优势，简单归纳就是，政府组织干项目的能力很厉害。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以政府为主干的，市场经济都多少年了，可一说到大项目，那还是政府出面，政府还越干越有劲，民营外资想干还不让了。这就和自由主义那种思维对政府的要求很不同。二是敢想敢干还干得成。其实要光说项目，世界各国都能吹吹，但是真敢干最后还提前干成，那就得数中国了，这没啥道理，把数据一摆，发展中国家都得管中国政府叫大哥。三是奔着干成算就开搞，至于是不是该干，怎么干比较有效率，会出多少毛病，那个不太管，反正我就干了，你不管是不是中国人唧唧喳喳不管用。所以干着干着就一堆问题出来了。
如果你事先对中国政府这个特点有了解，再去看中国政府的经济建设公报什么的，就很有意思了。我经常看着政府的工作报告笑得打跌。政府一边口口声声要搞市场，要科学发展，一边又一本正经地安排下各种离奇古怪的市场经济绝不可能办到的发展目标。回头一算上年增长率，哟，又超过规划了。这个时候，我就仿佛看到了政府报告上力透纸背的几个大字：官办经济。
中国政府与经济学家的言论，透着一种平静的“疯狂”劲头。表面上讲很多困难，承认许多缺陷。一讲到目标与展望，那种人定胜天“尽在掌控”中的口气就出来了。多少年都是这样了，因为中国政府的确可以这样做，而且真的做得到。这在世界各国绝对是独一份的。象印度，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愿望十分迫切，一有机会就大吹特吹。可要说象中国这么安排下经济增长的速度，说什么“今年比较困难，条件不行，搞个7％左右吧”这样的话，印度政府就不敢。它多少有些靠天吃饭的意思，增长好是运气，增长不好也是运气。而中国政府就不是这样了，增长不好不是运气，而是工作失误，增长好那就年年世界第一当仁不让。中国政府透着一种“只要自己调控搞得好，就谁也不怕”的意思，是一种绝对主动式的操作方式。
这实际上是很让人看不惯的一种作派。我估计中国政府自己还不觉得，其实世界各国看不惯中国政府很多年了，所以老是盼着中国出事，一有机会就鼓吹中国崩溃论。于是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在找中国经济的毛病，毛病确实是越找越多，还不是瞎编的假毛病，都是有理有据可以卖书挣钱的，可眼见着中国政府本钱越整越大，让人越来越想不通。
这是对官办经济不了解。官办经济就是这样，平静中疯狂，疯狂中毛病，毛病中增长。
本来，不是这样的。至少90年代以前，不是这样的。
（十三）官办经济之前的改革时期现在官办经济搞了十多年了，已经有了个基本样子，以至于中央政府加个“中国特色”后把它打扮成市场经济，也能蒙住很多人，外国的崩溃论势头也下去了。一些经济政策，也基本有了谱。到不是说就知道该怎么搞了，要改革的地方到处都是，“说起来都是泪”，全世界最离谱毛病最多的经济体就是中国。但是要论“带病运行”的本事，这个全球不作第二国想。经济政策不合理是知道的，要改也是知道的，要改成什么样虽然不知道，但有一套“摸”的成熟办法。东摸摸西摸摸，基本全是错的，对一个不容易，但就是稳得住，永远有得摸，“有赌不为输”。就这么摸来摸去，还真就做大了，如今已是势大难阻了。
这种摸法，是90年代以后的模式，也是官办经济的成形期。所以，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分两阶段看的，以邓小平南巡为分界线，前面是真正在搞改革开放，后面与其说是在搞改革，还不如说是在搞官办经济。所以，就是两段，一个改革探索时期，一个官办经济时期。前面这个时期主要是对外开放解放思维，各种思潮混战一通，非常混乱不稳定，但是为官办经济的出台作好了准备。后面就是真正的把官办经济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经济路线，是中国的独门绝技，是很有意思非常值得分析的一段。
8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是很危险的。这主要是因为眼界不开，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清楚。一方面，一些人脑子僵化，就在一些旧名词里打转转，拒绝接受新事物，改革总有阻力。另一方面，一些人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思维方式是旧的，却跳到了新的自由民主名词体系里，推出了更加危险更加极端的自由化思潮。这两帮人打来打去，两任总书记都倒了台，中国经济也跟着抽风一样。说老实话，要还是这样搞，跟北宋王安石变法一样搞成新旧党争，我是看不出有什么希望的。还好老邓把这两派都收拾了，搞开了官办经济。老邓用天才的“不争论”一举干掉了僵化的左派，再更加天才地把自由民主派全赶到国外，解决得比左派更加彻底。
现在我是一点不担心了。虽然还有不少事会吃亏，象铜期货亏个几亿美元，这种事不会少。但那是进步的代价，能吃到某种亏表明有资格去搞事了。大面上，中国都有了自己成熟的主意，不断进步只是时间问题。在思想层面上，我认为中国真正进入了黄金时期，不比世界哪国差。
但是80年代真的很危险。好搞的，一下就搞完了。象农村承包责任制，我实在不觉得这算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比起官办经济来，这承包责任制真没有什么东西，很没有意思。之所以闹到承包责任制都成了“重大成就”，是因为以前农业实在搞得太差。这也是我对从前很不满意的地方，全国那么多人在农村种地，居然连吃饭都搞得紧巴巴的，实在是出了很多乱子，搞政治搞得连地都种不好了。只要不象从前那样政治化，只要老实种地，不管怎么搞，农业都会好转的。我预计这个责任制将来在理论上没什么地位，缺点会越说越多。实际上当时就算还是搞集体农业，也肯定有办法的，关键是不要老是政治冲击生产。
农村放开了一下，虽然远不是什么理想体制，但总比过去那种死气沉沉好，所以农业物资产出丰富了。所谓丰富，可能就是以前不让种不让养，后来让搞了，农业产出真正上台阶还得后来靠市场需求带动。一些非常粗的民用品，黑白电视之类的，也生产出来卖了，人民觉得生活有进步。就这样，叫改革很有成就，老邓天安门上站一站，居然就有“小平你好”的条幅打出来。说老实话，那时中国人的良好感觉就是“天真烂漫”，不知江湖有多险恶。那时没有人能料想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有这么复杂，水这么深，也不知道世界经济环境这么黑暗可怕。
经济学上，这叫什么“帕累托改进”，意思就是大家日子都变好了，至少是没人利益受损。在某些人看来，就这么一直“帕累托”下去，黑白的换彩电，房子旧换新多好啊。可惜的是，这种好事一会就搞完了，往下不好搞了。
这一段，可以称之为“拨乱反正”。过去某些极端错误的政策（当然也有很多正确的政策）弄得所有人利益都受损（农民弄点小生产能害得了谁？都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过分了），回复人之常情的正常办法就可以让所有人都受益。但要把这当改革开放，那就太小儿科了。改革开放，还得回到我们前面长篇大论分析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优缺点、资源利用率与劳动力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市场需求对经济与科技进步的推动、以及转型的根本问题上来。这就非常困难了，以至于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差点翻船。
大约就是1984年以前，可以算是“拨乱反正”期。这时候已经有了市场的概念，居民可以买的生活用品丰富了很多（我家那时搞了台黑白电视，那高兴劲比后来买啥子大家伙都真），但这完全是一种假象。这种“市场”，可以算作是计划经济里面的流通环节，完全处于一种依附地位。国家让卖啥就卖啥，和现在的市场相比真的等于没什么东西，短缺经济。
高兴劲过去，一看人家过的日子（特别是香港台湾），泄气了，好多人脑子就开始乱了。因为开放，外国是什么情况，大体上全国人陆续知道了。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知道离人家差距多大，教育全国人说落后了，老百姓也就这么一听，并不当回事，大体上也就和笑话里两老农想象皇帝天天吃上等窝窝头差不多。我小时候就想过要是能天天吃苹果那日子不得美上天去？等眼界慢慢开了，心里越来越沉重。人家不是天天吃苹果，而是比你的钱多上百倍，最穷的人过的日子都是汽车洋房你都不敢指望（后来了解得更多，才知道发达国家也不是说得这么好，汽车洋房其实也不是什么好日子，而且还有很多比中国惨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思潮发展到极致，我记得是说印度有三亿“中产阶级”（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当时中国人有多么好骗）。这就开始瞎反思。
一反思，这才真正搞起改革了，就出大问题了。
（十四）大气候，小气候80年代前期，短短数年内，苏联三任最高领导人勃烈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得罗波夫相继去世。接着上台的是“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到是身体不错，到现在二十多年了也不太显老。这哥们那时才50出头，比现在的胡锦涛还要年轻好几岁，风头之健更是一时无两，1990年还捞了个诺贝尔和平奖。
本来在西方媒体上，社会主义国家这边的风头是邓小平占着的，1978和1985年两年都是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一个副总理访美比最高领导人规格不差。那段时间，老邓的面目很是奇怪，和美国人打得火热，各种合作项目很多。国内宣传面各种思想解放运动搞得很火。
后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一出来，才知道什么叫“思想开放”，全球都震惊了。中国虽然改革搞得早，但相比之下思想就太落后了，保守势力太强了。这时候，社会主义阵营终于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层面都是急剧变化。
这就是老邓后来说的“大气候”，当真是很有水平的观察。他说大气候的时候，苏东巨变还没有发生，所以说有水平。一场大气候下来，全球社会主义国家陆续经历巨大震荡，“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极大挫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军事上没有失败，却在西方阵营的政治经济攻势之下全线溃败。各国共产党几乎全部丢失国家政权，剩中朝越古这四个难兄难弟。极端的如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甚至被拉出去毙了。
国际上是大气候，国内也免不了，就是“小气候”。结果很奇妙，中国思想界开始了真正的自我思考，形成了有底气的独特一套。后来的发展证明，还是中国这一套更有新意，是真正的“新思维”。
为什么最先搞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气候”中反而成了最“保守”的？这就可以看出中苏改革的根本不同了。如前所述，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探索”，是大规模的实验，并没有预先接受什么。连领导人在内，都是奇谈怪行层出不穷，象胡耀邦搞什么吃西餐，又拉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开大会情绪一激动就领头高呼口号。全国那时有一种啥也不懂，东看看西瞧瞧，什么都觉得新鲜的气氛。社会上的思潮那就没法说了，水平低到惨不忍睹的东西堂而皇之在中央电视台瞎播。一句话，就是不成熟，连“精英”在内，思想上都跟小孩子一样。还有保守派看不惯新事物，开大会骂娘的不少。整个感觉就是挺乱的。
但是乱归乱，其实就是那么些上层人物思想在乱。老邓做实验不是完全瞎来，不会把实验室都拆了。知道水平低，就很小心，经济实验就放几个特区，思想实验就让赵紫阳搞几个研究所。和美国那些合作，与其说是觉得美国思想先进，还不如说是多年来一直反苏的邓小平的抗苏行为。一般媒体宣传里还是四项基本原则等老八股，偶尔来个新思维。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新思维”教育。因为教育不发达，知识分子没多少人，工人农民不懂什么大道理，说民主自由好黄土文明不行，他们听不懂。
苏联东欧那可不一样了，他们是认真地在“思想”，不象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这么可笑。中国知识分子吃好喝好点先富一下就被收买了，也不启蒙了。但苏联知识分子是真的从内心鄙视物质的那一套，文化传统就是如此，写的小说都是厚砖头般的十分沉重，所以他们真搞起来就很可怕了。他们教育程度高，生活也好很多，吃饱了没事就思考大问题，咖啡馆里拉完了小提琴就弄个沙龙。全社会都有一定思索能力，民主自由的道理不仅听得懂，还能自己琢磨出不少东西。社会主义多少年看下来，好处都习惯了，对其弊端认识得特别深，批得特别准。公平地说，西方阵营和平演变火力没放过中国，但重点还是对着东欧苏联的，投入要多得多。中国这边弄个美国之音火了一阵子，但其实没啥特别成系统的和演计划，不是重点。
所以当“大气候”真正成了气候的时候，中国这里只是个“小气候”。知识分子自命不凡，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自觉得了风气之先思想启蒙了，就想当救国救民急先锋跳了出来。86年闹了一次，大学生上街了，往身后一看，没人了。所以说知识分子最狂热，特别是这种懂一点懂得不太多的，真是次次如此。真闹大，还得等社会上烦涨价烦官倒要反腐败，才拉上几百万人全国一通游行。
这时中国的乱子表面上是最大的，洋人眼都直了，摄像机直播子弹乱飞打死人，中国第一次全面占领全球主要媒体。但这次乱其实是个无根之乱，都不知道要乱啥子。学生们不知要干啥，只知道挺high的，上天安门住着还能参与历史。一会要改革反腐败与政府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