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于基础设施与产业都象看不见一样，看到的都是些fancy 的东西。但是就发展过程来说，基础设施需要的年头最多，国土越大，越不好搞，是没有奇迹的。产业如果运气好，地下都是油，那么好办，否则也不好搞，需要真功夫。不过搞产业需要的年头并不多，有了基础设施，搞对了路子一个产业忽拉一下就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前，基础设施没搞好。到不是说没成就，比起解放前当然还是好的。也不是计划经济的问题，计划经济搞基础设施与市场经济相比各有长处。主要是计划也没安排好，老出乱子。一下子超级过热，增长20％ 以上，少的也有15％以上。一下子又大乱，负增长。建个坝，号称边施工边设计，费用后来翻了四倍。好多厂子从这个省搬到那个省，中间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搞来搞去，和自己比是有进步的，可人家升级换代的速度快太多了，就显得很落后，只好去和坏典型印度比。那一代建设者热情是不错的，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出得乱子实在太多了，干得很不合理，不能说令人满意。
大弱点基本就这些。人均资源少之类的，不能算。能买到足够资源就不算弱点。主要还是人素质不行。不是说不勤劳善良，而是眼界不开，世界上很多事情没见识过，没什么特别管用的专业技能。
这个时候的中国，真的很危机，很着急。有些人都搞起人种论的什么海洋文明先进论，又是什么开除球籍。西方拉你对抗苏联的时候，说你的好话。等不想说好话了，那什么坏事都出来，天天崩溃论宣传攻势。
综合看中国的优势，人肯干，有奋进的心，政府能组织干事。其它的，就什么都差了。所以，我们知道，中国一定会干些事，可这些事都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高明的事，没有奇迹，有点子猛往前傻干的意思。干事的时候，经常吃亏，因为不懂啊，经常走错道，要是叫发达国家的聪明人看了，一定会说你们该这么这么干。后来，照聪明人意思干的国家陆续没有好结果，中国人也慢慢学精了，这才客气了些。
讲strenth 与weakness，到底是为了干事，为了opportunity ，为了对付threat。所以，往下还得分析机会与危机。
（十）机会与危机中国当初开始搞改革的时候，从机会与危机的角度来看，算是搞上了时候。改革搞得最早，面对的问题也最多，当然，也有不少机会。
当时说要改革，是一种着急的情绪。人家都发展成那样了，即使想不太明白这么大差距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不改是不行了。至于说有什么机会，也没功夫去细想。
但是现在回头一看，机会还是不错的。从中国开始，全世界好多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投身国际经济大环境捞食吃，两大阵营觉得打仗不是办法还是搞经济算了，全球经济进入全面转型发展期。发达国家也不全面围堵了，大公司挑头搞起了全球化。虽然这里面没有一个善男信女，陷阱无数，可要混好了，是有不少机会的。中国抓住了机会，把纺织品与机电产品两大块占了。所以，现在还能有闲心讲讲发展道路选择之类的，想想当初是不是做得不好，以后该怎么走，都还有得说。要是不占住几块，那整个就是抓瞎，尽想着怎么维持生计维持政权，哪有功夫想道路问题。
本来中国政府对全球化根本没什么感觉，那时考虑的问题现在看看都有些邪性。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问题，居然能炒上好几年。后来“姓资姓社”问题又争了十多年，都不明白在争些什么。有一段时间居然连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优缺点都成了政治问题，得靠“南巡”搞出个“市场经济姓社”的搞笑方案解决了问题。那时中国人的话语与思维环境太政治化，不能从本原去分析经济问题，说话写文章得用政治语言包装，局外人根本闹不清关键问题是什么。
要说中国利用上了全球化的机会，这个根源很奇怪，得归到拎着包来内地招摇撞骗的港台商人头上。我们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商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少坏事都是他们带进来的。可再怎么说，这些商人算是见过点世面的，确实比内地中国人更知道商业与全球化是什么东西。曹操用人，不管人品只看本事，中国政府就此把港台商人请进来了。港台商人借着内地的各种资源，大发特发，连带台湾香港经济飞速发展上层次。回头还到内地欺男霸女，还闹台独。这都是些窝心事。但没有办法，你没有商业人才，只好让这些“侨胞”挣你的钱了。
连机会都利用得这么窝心，要说起危机来，真是太多了。头一个危机是翻船。大气候小气候地一闹，要是没搞好，就比苏东波更早吃大亏了。这是政权问题，非常重要，但本贴主要从经济角度分析，因此不细论。
从经济角度论，一个大危机是不改革或者改革又退回去，总是想搞计划经济。不要看现在论坛上左派反市场经济或者反臆想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反得很热闹，其实在政治上根本不值一提，“主流”或者根本不理，或者居高临下扔几句话。因为市场经济派已经全面大胜，牢牢掌控了经济权力。但十几年前还不是这样，那时连说“市场经济也姓社”还得老邓在背后硬挺才行。而且老江刚上台没想通的时候确实搞了一阵子计划经济，是有退回去的危险的。这还是对经济发展的本原动力认识不清，就是不信最基本的经济道理，总是迷信人为规划能胜过市场。原先因为有政治框框，市场经济派没法把话说透，又有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了自由化派，反而损害了市场经济的说服力。最后还得靠老邓的“不争论”，狠狠地干了几年以后，实践解决，这才把情势倒转。现在有了这些年的实践经验，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完全两样，深入了许多，话语环境也好多了，可以把道理讲得很透。计划经济的道理已经完全讲不过了，以至于搞市场经济的主流都懒得去辩论了。
另一个大危机是对市场经济瞎幻想，其实就知道个皮毛，却迷信市场经济万能，其实不知道后果如何，却“敢想敢干”，这就比退回去搞计划经济还要坏。在政治上就配合“自由民主”，用一些衷惑人心的宣传哄骗头脑简单对现实不满的人。这也曾经是现实的危机，赵紫阳弄得那一群人，现在看真是些ＳＢ，却个个专家学者一样眼睛只望着洋人，转头教育低等中国人要转向海洋文明搞民主自由。经济政策上就理想化，削足适履，发达国家怎么办，中国就怎么办，以为一切就都好了。这种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粗浅认识，发达国家经济好，发达国家搞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好。但真正管用的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市场经济怎么样用到具体环境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里来，这些绝对是要对经济有精深的理解才能领会到的。例如一定先要知道，引入市场经济的目的不是为了搞市场经济，而是为了解决资源利用率的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资源配置会失效，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比发达国家穷。那么就要时刻去考察最根本的微观生产过程，而不是只看形式上市场与计划的架构。
只有把两大危机防住了，那才能真正提高资源利用率这个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才能胜过那些投身到国际经济环境里的国家，在全球化中捞到些汤喝。
就是两大危机，保守了不行，激进了也不行。这个时候，老邓最初初定的实验方案就显出了厉害来了。以老邓多年的经验，他一定知道会出乱子。他一点也不理想化，知道改革肯定会犯错误。甚至他自己说的话有些看起来也很可笑。我记得邓选里面说过“不能扭屁股跳舞”之类的话。后来我明白了，老邓他不可能什么话都有道理，他当然可以有很多模糊错误的认识。他厉害不在于说的话全是圣人一样的超级真理，我认为从经济学角度上看，老邓的话没有任何值得一提之处。但是他有一套做事的方法，错了去纠正，改革停滞了就去推动，这个相当了得，因缘际会之下，可能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做实验的级别非常大，总书计接班人都换了两次，居然商量着把老江推上了台。所以，如果他认为错了，那是没有二话会改正的，开枪驱散人民群众这种事都做。到８８岁上，居然以一普通党员身分亲自出马威胁老江“谁不改革谁下台”。又出奇着隔代指定了十年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不是说小胡你来当常委，而是叫组织部海选给我找出这么一个人来，于是找出了小胡）。最后，还都实现了。这应该是世界政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了。
就这么奇奇怪怪的没什么理论不断出错地搞经济，搞到后来官办经济基本有了个样子，请看下一节“官办经济运行大法——网中央的蜘蛛”。
（十一）官办经济运行大法——网中央的蜘蛛首先，画一个九宫或者3*3 的矩阵：
紧紧紧中紧松中紧中中中松松紧松中松松
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政府官办经济运行大法的要诀所在。下面解释一下，不难。
一个格子两个字，分别代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每个政策有“紧、中、松”三种选择，组合一下就是九种选择。简单地理解，财政政策，就是政府“花钱收税发国债”这些政府进行的投资与消费的经济行为，紧就是收缩控制花钱，松就是扩张花钱，中就是二者之间的常规行为。货币政策，就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等金融工具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行为。这些金融工具的细节不论，如果货币政策偏“紧”，社会上就觉得贷款集资进行消费投资不容易了，如果偏“松”，就觉得比较容易，“中”就是二者之间。
如果看GDP 的构成，可以分成两大部分，政府消费投资与社会消费投资，就可以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来调控指导了。用“松紧中”两大政策组合来调节的目标是什么？是希望经济增长“平稳”，社会经济的“供给”与“需求”要“平衡”。
这个平稳与平衡绝对是非常要紧的。中国建国以后，经济发展是世界上有名的不平稳不平衡，所以特别知道不平稳不平衡的危害。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增长高就是20％ 以上，低就是负增长20％ 以上，经济零增长负增长好几次，画出图来，整个一“强波震荡”。震一次，就是一堆问题出来，消耗大量资源苦干之下，最后成了浪费瞎忙活。简单的算术问题，如果各个年头的增长率相加是个常数（相当于受客观条件限制，现在增长多了，后面增长就会少些），那么想使各年增长率的乘积最大，那么应该使各年的增长率尽量一致。
例如每年增长9％连续增长10年，一共复合增长了2。367 倍，增长率相加是90％。如果搞成“强波震荡”，五年各增长18％ ，五年各负增长0％，那么10年复合增长率是2。28。 平稳增长理论上虽然增长高一些，好象高得不多。但问题不在这里，关键是一次增长18％ 以后，会搞得好几年缓不过劲来，根本不可能马上又来一次18％ 的增长。所以改革前基数低的情况下平均增长率只有不到7％，远低于改革后的年均9。6％（改革后增长其实也不能算平稳），关键就在于以前震荡得太厉害了，好多本来该增长的年份结果不得不去调整收拾局面。而过热增长会造成供给与需求很不平衡，浪费很大。花大钱建个大工厂，结果没原料或者没市场卖不出去，就全部浪费了，一个这样的大工厂就可以让一个地区好几年翻不过身来。
商品价格对过热与短缺还特别敏感，一点子短缺一点子过剩就可以让价格差个几倍。国际原油市场比原来高了三四倍，其实供给与需求的差额与总量相比并没有多大。中国原来焦炭紧缺，出口价格高到400 美元以上，结果山西地方上眼热争相上了几个焦炭项目，就过热了，价格立刻降到一半以下。出口多了，耗得资源多了，挣得反而少了。这都是过热导致不平衡闹得。这不平衡的危害真是讲也讲不完。
政府要去用财政货币政策去调整，一种极端情况就是经济明显过热了，就得用“紧紧”去调，把投资消费降下来。要是做晚了，就成了“硬着陆”，不用政府调整，整个社会投资消费难以为继，自己就不得不停下来了。大跃进就是一场“超级硬着陆”，经济负增长20％ 以上，耗了五年才回到起点（这也说明五年18％，五年0％ 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极端情况是经济过冷，国际国内环境闹得投资与消费需求不足，商品普遍过剩，工厂日子都不好过，投资人消费者都没有信心，通货紧缩。这时就要用“松松”去调控，希望通过扩张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改变局面。
但是现实中的经济状况多种多样，各种情况分别需要用九种组合中的某一种去应对。政府象个蜘蛛一样，一会爬到这一格，一会爬到那一格。
根据平稳平衡的要求，政府这个蜘蛛最想待的地方，就是网中央的“中中”这一格。这一格从理论上也是个很好的地方。如果是处于“中中”的位置，那么比较灵活机动，可以随时跑到相邻的格子里去，都是微调，造成经济的波动较小。其它格子都不如“中中”灵活，到不是不可以跑到其它格子，而是一跑就动静比较大。例如从“松松”跑到“紧紧”去，这也是可以的，但是政策变化就太极端了，肯定会造成一大堆没料到的投资人骂娘，很多投资项目会完蛋，这就根本不可能平稳平衡发展了。
蜘蛛的理想境界，是把“中中”当个大本营，一有风吹草动，就暂时到旁边的格子去一下，等情况正常了马上回到大本营。这些“风吹草动”，从经济数据上来说就是某些经验数据离开了正常的“走廊”，跑到界限以外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正常的“走廊”的是7…10％ ，大了或者小了就明显是过热或者过冷了；物价增长“走廊”是1…5％，大了小了就是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信贷增长“走廊”是12…20％，大了小了就会出问题。那么中国政府看看这些数据出轨了或者有出轨的迹象，就相机行事，偏离“中中”搞搞各式各样的调控，把经济数据又拉回走廊，又回到“中中”这格来“闭目观八方”。
这些“数据走廊”都是经验数据，还真讲不出啥道理，但是管用。这么看来，中国政府这个“官办经济运行大法”还真没有啥了不起的，好象很简单啊。那么说中国政府在“中中”这个理想位置有多长时间？
其实就两年：2004，2005，再以前，没了。中国政府这个大蜘蛛一直是上窜下跳，一直游动不停。连改革开放都不在网里面，得算是在网外四周乱跳。后来慢慢跑进了网里，也是四处忙活，沿着边乱窜，总没机会停在中间，经常就是左上角与右下角两个最远的极端来回跑。
后来2003年过去，终于忽悠进了“中中”这个黄金位置，还不敢相信了。经济学家争了很一阵子，到底是“过热”还是“过冷”，会“通缩”还是“通胀”，各方好象都有些道理，开始还没想到其实是到了“中中”。
等各种经济数据陆续出来，好得和编的一样，中国政府大致明白了，真有些喜出望外的感觉。多少年了，就是这段日子舒心些。就势给“中中”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双稳健”。
（十二）“运行大法”的奇异之处我上一节说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