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理想的模式是以这样的社会组织，去从事我前面总结的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经济建设道路。但可惜的是，后来社会思想乱了，大跃进等重大经济失误还不是关键，文革等政治运动实在是很痛心，搞得人心都混乱了。社会主义大事业的理想出现了大裂缝。周恩来是这种经济路线的代表，他以身作则有相当大的激励作用，多少人想到总理就不问报酬甘愿奉献，现在还能感动很多人。但我实在不理解老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把周恩来以下那么多老实搞建设的人弄得那么惨。老毛的经济失误其实可以理解，可以说是好心办坏事，就算是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可以放过。如果一些人不把老毛吹成无所不能的经济天才，我也并不会说太多。但老毛晚年搞的那些政治运动，我实在是没法原谅他。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些人我相信他们都是有社会主义理想的能力不错的仁人志士，怎么就不能让他们安安稳稳搞社会主义大事业？就算是老毛想支援穷国反霸斗争多花些钱，也可以接受。但为什么要搞政治运动，搞得社会上一些烂人领着冲动的年青人斗并无多大过错的老实人？把个好好的社会主义事业斗得乱七八糟。
从文革开始，中国就失去了以理想模式搞建设的可能。十年动乱下来，人心乱了，真正心思纯朴一心干社会主义的虽然还有不少，但也有很多人心思不对了。新中国要靠以周恩来为首的非常感人常人难以做到的许多好榜样，才可以从正面影响民众心理。学坏容易学好难，这要把人心思搞坏，就容易多了。各单位出那么几个混的干部，一个单位的风气就可能从此完蛋。所以后来发展到官办经济干脆放弃精神了，很正常。在80年代那种混乱的情势下，又要发展经济，又要收拾人心，靠的是那样的干部队伍，我是没有幻想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吃了亏，后来能没有想法？失了人心，谁替你认真宣传社会主义？老邓如果能把人心又重新收拢回来，那真成神人了。我觉得也不能怪知识分子，其实搞理工的有传统还是相当爱国的，只是实在没法对社会主义有信心。全球的社会主义都差不多垮了，还想要求中国知识分子纯洁得很，这过分了。现在很多人骂知识分子，说老毛整得好，这本末倒置了。退一万步说，老毛整完了，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反而垮掉了，也没什么好吹的。
老毛是精神激励专家，确实牛。但他搞精神原子弹，最后还是失败了。不管是他自己操作失误，还是臭知识分子死不悔改，反正人心乱了。老邓要搞精神肯定牛不过老毛，他不会走这条路。他搞改革的结果，是充满着铜臭味利益为先的“官办经济”。其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金钱至上，一方面可以说中国是精神失败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不过是回归大流。
但中国人民是知道“社会主义大事业”怎么回事的，不是没见识过的发展中国家人民。你官府搞经济，拿我当工具，那我也不会对你有感情，我也不会有什么事业感，最多我发扬传统爱爱国。这官办经济从本质上就不讨人喜欢。我是比过去有钱了，多了十倍都不止。但是事情也要我自己管了，病要自己上医院，小孩要自己交钱读书，房子也要我自己买。虽然学校与医院比过去设备好，我不管租房还是买房住得比过去宽畅了，吃喝也好了，也用上了不少新鲜玩艺，但就是觉得没劲。人生真没有意义，就是上个班挣个钱，图个啥？为公司挣钱大头让老板捞去了，真黑，不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看在钱的份上才不得不干。
这样一搞，整个社会都压力重重。竞争很厉害，没工作了不好办。人家过上好日子了，买房买车了，不是过去那样大家排队等分房，自己生活就算没变差，感觉也不好。混得好的钱虽然不少，但也没理想，觉得混社会真累。混得不好的心一横就杀向社会为非作歹。搞来搞去大家比黑比坏，越弄感觉越差。也就是经济还在增长，可以靠物质弄些醉生梦死，不然早闹开了。
何况你还那么不公平。本来对搞市场经济很多人就不适应，你再来些人围着政府吃，还让人怎么过？一个个暴发的看着都不是什么正派人物，连媒体上都是一连串黑暗事件，就别提口耳相传的那些恶心事了，对社会的怨恨就更深了。
不公平也就算了，还看不到希望。一方面期望被些富人提得太高了，刚毕业的大学生就想买大房子，不象从前加一级工资就觉得阔多了。一方面人也太多了，不知什么时候能轮到自己处境改善。个个觉得自己没法混出头，精神灰暗。
就这样，能不愤怒么？人是物质的，但更特别的地方在于，人也是精神的。愤的不是自己吃喝比过去差了，而是从整体上就不喜欢这种让人提不起劲的社会。有些即使处境不错也还是替别人愤怒。不愤的，那是特殊分子。捞大了的会感谢社会给他机会，一些觉得大有机会的人精神亢奋忙着捞。还有象我这样的，没有善恶事非观念，没啥情绪的把社会当物质评论，也不愤。但总体上，中国人很愤怒，凑一块就骂社会。谁要是说这社会的好话都不好意思开口。
其实就愤怒这个事本身来说，是个好事。你既然以利益为根基搞经济，政府天生就该挨骂。只有在中国这种奇怪的转型国家，才会发生民众在媒体上称颂政府的怪事。以前也不好，骂政府就是反革命有人身危险，这个再怎么也解释不过去，就是政治落后。我很不喜欢无聊的推卸责任的民主，不赞成以民主为决策根基治国，但更不喜欢连低限度的言论思想自由都没有的社会。政府应该允许民众把愤怒表现出来。
而且这种愤怒，我觉得不危险。经济毕竟在增长，国势在上升，不是沉沦。问起中国人对中国未来的预期，在全球都是最乐观的。这和个人的灰暗感觉似乎矛盾，但其实很合理。中国人也并不是完全精神地仇恨社会，虽然凑在一起骂社会，潜意识里也知道比过去还是有很多地方进步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对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人还是有信心的，政府天天拿数字轰炸宣传，外国人也在帮腔，还是起了些作用的。但怕自己成为失败者，所以灰暗。真正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以至于相信崩溃论的，是一些见微知著想得更远更深的聪明人（他们能讲出一些崩溃的道理来），或者讲不出什么道理就是相信会崩溃的情绪化非理性愤怒人士。但这是少数，多数对中国还是觉得乐观的（下层人士可能不会去考虑这种问题，问也没用）。人民的愤怒，不是那种干柴烈火一触即发的革命式愤怒，而是牢骚。
因此，人民一定要愤怒。有什么不满一定要闹出来，闹得越大越好。
（二十八）官办经济中的“官”与“民”
前面的分析说了，官办经济放弃了精神，采取了彻底的唯经济路线。这样一种方法在操作上是比较方便的，你考虑的问题采取的办法都是为了经济，得到经济数据反馈又去调控修正经济策略。就这样一轮轮操作下来，越搞越有经验，经济确实做大了。
如果能一边发展经济，一边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大家都很高兴自然是好。但没有这么好的事，改革中的一些深层矛盾实在是水太深，任何方法都必然要损害某些阶层的利益。有时方法，能让1000万人受益，但会损害100 万人的利益。有些方法根本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受益，大多数人利益受损。有些短期内会损害全部人的利益，但长期会有益于国家。有些正相反，短期内好象大家都高兴，长远国家吃大亏。改革走到这一步，不可能有什幺好办法能不引发矛盾冲突。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模式里，这些问题由最高层“高瞻远瞩”地决定。老毛的决定到底是好是坏，可任人评说，但人们只能习惯性地按老毛的意思办。我们可以喜欢老毛说他是为了人民利益在决策，但人民实质上没有决策权。不仅人民，连高层官员都是动不动就靠边站。文革了，闹了一通大民主，微观决策权下放，其实也不是什幺正经决策，无非是各种各样的捣乱方式，让人们知道大民主不是这么好玩的，所有人都知道不能这么搞（改革开放后民主闹不起来这也是一个原因）。
老毛去世了，决策模式也变了。邓小平没有老毛这样的权威，也不喜欢那种一言堂的模式。他是去平衡各派的利益，这方面他的政治手段相当了得。另一方面，他也是以理服人为主，动用权威的时候少。平衡的结果就是“摸”，特区可以摸，上海等重要地区就听保守派的意见不摸。这个时期有一些顺应民心的改革举措，但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政治经济困境，高层决策是处于改派与保守派的平衡状态。
南巡以后，这个决策模式又变了。高层的治国思想较为统一了，想不通的就用“不争论”干掉，靠边站。没有了两派冲突与斗争的复杂平衡，中国政府一心搞起了官办经济。我们必须得说，中国政府内部是相当一致的，都是为了把经济搞上去而忙活，争论少了，是内部政治冲突最少的一个时期。但这个时期的矛盾主要是“官”与“民”的矛盾。
从矛盾冲突角度来说，毛泽东时代是超级牛人老毛的理想主义与周恩来为首的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务实派的尖锐冲突。80年代是邓小平协调下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治国方略冲突。矛盾冲突都集中在高层，毛时代被打倒的高官不计其数，80年代也倒了两任总书记。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终于解决了内部的问题，将内部矛盾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政治风险极小。这时，政府集团与一般民众的“官民”冲突，成为最大的矛盾。这也不是说爱护人民的保守派被拿人民当工具的改革派斗倒了，所以没人为民众说话了。以前是政府集团内部矛盾太大，还轮不到官民冲突有多大影响，哪一派都是对自己的政治对手比较头疼。南巡后，政府集团意见统一了，就是要搞经济，从中为政府捞利益，政府利益高于民众利益，所以官民冲突上升为最大矛盾。
当然，政府从来都是宣传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我们甚至可以相信一些高层人物某些时候是在真心为民众着想，并非做秀。然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集团，并非某几个人可以左右的。有超越体制的无形权威的人已经纷纷老去，众多低级中级高级党政官员其实是在一个庞大的统制机器里混事，个人无论如何是胜不过这个机器的。往直里说，政府集团就是一个利益团体。你没有改造利益团体的本事，就得用利益的方式推动这个团体做事。
比如江朱胡温，都可以找到某些“反利益团体”的动作。老江枪毙了几个贪大的高官，老朱经常怒骂贪官，胡温搞了很多亲民的举措。是不是作秀不提，他们做事真正的依靠力量是什幺一清二楚。跟老江混的，老江都照顾得不错。老朱提拔了不少人，但照顾得不算好，被捉进局子的不少，应该是老朱搞人事不如老江有本事，就靠搞经济的本事混。胡温自己派系的干部也慢慢升上来了。这都是人之常情，想要做事就得这么搞，我并不就此批评他们。
这还是提拔自己人，你说话自己人听。但安排自己人不能太过分，党的传统就是要五湖四海。怎幺让别人做事？一种办法是老朱这样强推，开大会就骂人，吓得人要死，不得不快手快脚把事情做了，但人肯定是得罪了，老朱仗着有本事背景过硬不在乎。也就是背景最硬办法最多的老朱可以这样做。可就连粗暴的老朱，也得搞各种名堂给政府集团划拉各种利益，公务员加薪就好几次，靠这样去推动做事。这样的一个体制，一起做事，就算是正义事业，也得用利益去推动。你高层内心里可以说我要当好人，我不贪不腐，我要为人民做好事（我个人相信胡温有这样的思想）。但你真要做好事，就不得不容忍一些人在这些事情里上下其手。你想来个“水至清”，先把“坏人”赶走，“坏人”抵抗的办法多得是，那就什幺事情都不要做了，大家搞政治斗争。“好人”胡耀邦反正是下台了。
其实，什幺是“好人”，什幺是“坏人”，这也难说的很，人性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一分为二处理。一个懂经济较有能力的官员，可以把一方经济搞好，得到中央的嘉许，老百姓也确实得到了实惠。但九成九他会为自己的利益小团体捞些便宜，让亲朋好友开公司捞钱之类的，自己这里经济好了，亲友的公司也大发了。退一万步说，“人脉”对搞经济是很重要的，拉投资的时候人家要求建立私人关系划拉些好处不可避免。那么这种官员算什幺人？可能很多人会把他们当违法乱纪的“坏人”。这种官算好人坏人我不知道，我可以断定的是，就连胡温都会提拔重用他们。只有说是地方经济不好，或者实在是为害太大影响太坏，才会被拿出来当典型捉了。估计中央秘密部门早就有了各种官员的黑账，该不该捉根本不是从“坏人”“法律”这种天真的角度来考虑的，全是不足为外人道的现实政治。理想主义爱憎分明的人在里面一天都混不下去。
这样一个复杂的充满了潜规则的利益团体要去搞经济，人民处于什幺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但我们也不要过于失望，觉得怎幺怎幺黑暗了。政府开大会还是商量正经事，并不是怎幺结成团伙欺压民众。这个政治集团还是有前进的动力的，那就是要富强。人性是复杂的，各级官员们完全可以一边为自己捞，一边还的确是认真在想办法搞好经济，有些官员还干得挺投入的。
出于现实考虑，我对官员的最低期望是，要懂现代经济，另外要聪明地捞，不要捞得太过分搞得民愤极大。懂现代经济的官员应该越来越多，冒大危险瞎捞的官员应该越来越少。中央高层应该有办法实现这个正循环。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说，清除出不会搞经济还乱贪的笨人有助于官僚集团的长治久安，也能够得到广大官僚的理解，阻力不会太大。只要不搞那种把官员们全都革命掉的激进动作，政治稳定是可以保证的。
其实这种路线也不新鲜，经济路线对头了，官员们腐败一下，经济还是会增长。那些发达经济体致富过程中也充满着各种腐败官员。后来富到一定程度，可以法制化了，利益集团也早捞够了原始积累，可以靠法制正大光明地保护利益继续大发特发了，就搞搞清廉之类的婊子牌坊。人民群众因为也分到了一些肉，比起发展中国家好多了，所以也就算了。种种把反腐败当搞经济第一要务的观点，全是理想主义，不知真实世界的运行方式。
这不是为腐败辩护，我绝对支持任何反腐败的行动。我要说明的是，官办经济里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腐败，但经济照样会发展。认为有腐败了就会崩溃，这是错误的。可以把官办经济里的人看成物质一样，无所谓好坏，不要管正义公理，就看它怎幺演化。这也不是说腐败就可以这么严重下去。再好的国家腐败严重起来也会败掉。但我觉得中国的腐败主要发生在分配环节，中国人还是喜欢养肥了羊再杀，各种各样的建设项目根本不会慢。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就不是这样了，腐败可以使得国家什幺事也做不成。
要讲良心正义公理地来评论，这官办经济确实对人民比较狠一点。这个狠也是很合乎逻辑的。“官”与“民”的利益冲突了，差些的为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民众利益，好些的也是为“政府”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