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之恋 曾志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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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之恋 曾志明著-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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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声十分苍凉,在寒冷的夜空中飘飞着。黑暗中,姑娘听到了,她的心一阵紧缩,浑身冷得发颤,转过身对着父亲声音的方向,泪水飞滚而出,嘴里无数遍地念着:“爸爸,请原谅我”

  6
  华钧从何云峰办公室出来,边走边考虑着自己的行动路线。事儿简单,他也要认真安排。既要省力,又要省时,这是他做首都警卫师连长时培养的基本功。只可惜,尽管他善于计划,但他管理的玻璃厂却亏得一塌糊涂。搞市场经济和打仗执勤完全是两码事哩!
  此刻,他已计划好,第一家先去找老副市长何明智。在风川市军大分校校友中,目下数何明智和他的关系最密切,这大约因为观点一致吧。何明智,这个当年军大分校的大队长,以后任风川专署的公安处长,副市长“文化革命”中作为“公检法”的黑头头,被整得死去活来,老伴也被整死了。本来肚里就窝着火,不想改革开放以来,他格格不入,儿女在外地工作,风川只留下他一个孤老头子。离休后脾气变得越来越坏,没事就喝酒,喝醉了就骂娘。很念旧情的华钧,经常去看他,去了就被他拉着喝酒,边喝边骂娘。华钧也满腹牢骚,听着老大队长的谩骂觉得痛快,虽然不随声附和,常常也点头称是。不过,何明智有一些论点,他还是不敢苟同的。
  “你看看,现在搞得像什么样子。”两杯下肚,何明智的眼睛发红了,“现今发了财的都他妈不三不四的。”他记忆力很好,在公安处长任上,凡是被他抓过的关过的,无论此人穿金戴银,他都能一眼把他认出来。又喝了两杯酒,嘴唇有点发麻了:“就说龙滚沟那个叫什么卫民的家伙,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说不定是什么地方的逃亡地主。他坐了多少次班房,进了多少次监牢?在 ‘文化革命’前高泽群右倾分子的帽子还没摘掉,卫民这家伙就和他勾结在一起,搞瞒产私分,搞 ‘三自一包’。等高泽群掌了风川大权,他就把那家伙当成了金包卵,支持他撤消人民公社,支持他否定过去的方针政策,他还封他当劳动模范、人民代表,使得卫民这家伙越来越嚣张,竟搞起了 ‘农村包围城市’来,在风川城收购国营工厂,修大楼。每次我过大十字口,看见那个狗屁龙翔公司修的那幢楼,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对这,华钧有同感,他微微点点头,不过只是微微,对于骂高泽群为右倾分子,他不大情愿,他觉得随便把一个革命同志推到反革命那边是不公正的。
  何明智又喝了一杯,颈脖开始发红,愤愤地说:“当初我就反对把这个右倾分子安排在一把手岗位上。他们不信,怎么样,现在出问题了嘛?我看呀,咱共产党非垮在这些人手中不可……”他突然想起什么,转脸久久盯着华钧,有些发怒地说,“你回去一定要给你老婆应敏打个招呼,风川的土地每一寸都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她不要以为当了国土局长就可以为所欲为,袁剑雄等同志虽然已牺牲几十年,也还尸骨未寒哟!听说,她和高泽群狼狈为奸,搞什么开发区,把土地卖给外国人,而且还要和日本人合作,让日本鬼子来修从风川至省城的高速公路。”
  这件事华钧也知道,他当时就反对,正因为这些事,他现在和应敏的关系挺紧张。
  “把土地拱手让给日本人,”何明智竟然唏嘘起来,“他妈的,这是卖国。1942年,我们连为了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一小块土地,一百多号人没剩下几个人……”他泪水无声地流下来,倒躺在沙发上,闭着双眼,眉头紧蹙,呼吸加快。他醉了,含含胡胡地说:“我要到北京去,我要找邓政委……究竟社会主义还要不要……”
  华钧瞠目结舌,打了个寒噤噤。这位老公安处长怎么啦?
  太极端了嘛。当年他华钧全家被押送到农村监督劳动,林彪的忠实信徒们常常打得他鼻青脸肿,他也没有往极端处想啊。
  这个老上级一定是酒精把他弄得失去理智了。
  他走出市政府办公楼,在墙角角处万年青树丛下推出那辆破自行车。这是他常年的交通工具,以他一厂之长的资格,是可以坐汽车的,而且有车可坐,玻璃厂虽然效益不好,小车还是有几辆,还有一辆旧伏尔加。这辆车原本是省委老副书记李陵任风川地委书记时坐的,现在都讲时髦了,被淘汰下来,他得知这个消息去市府机关事务管理处死磨硬泡,以象征性的价格买回厂的,但他不坐,买车的目的,是为了撑面子,在当今十分注重排场的年月,一个堂堂的国营工厂怎么能没辆轿车?但在工厂里,他不坐谁人敢坐?结果成了件展览品。
  骑自行车自由,想到哪就到那,不骑时,随便往哪里一放,既不加油,又不管饭,而且还不怕偷,因为他骑的自行车太破旧了,小偷偷去卖不了二十元,还要背上一个偷名。只是像市政府这样的机关大院,是绝不容许他的破车乱停乱放的,他必须在隐秘的地方藏起来。
  他今天心情特别好,骑在自行车上,一只手掌着车龙头,一只手放在裤里,边走边哼着:
  长江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舒中回风川来了,这十分令他高兴。当年在军大分校,他是她们的分队长。也是组织上信任他,派他到军大分校唯一的女子分队去。舒中,他的老婆应敏,还有赵芳都是他分队的兵,三个小丫头那时幼稚得很哩,赵芳年纪最小,有时还尿炕。
  真是要多淘气有多淘气,没少给他惹麻烦。比如,她们整日形影不离,像穿了连裆裤,在分校里就有反映,说她们脱离群众,耍小圈子。他的上司,中队长现在的风川市锦绣制衣厂厂长杨大海更直接:说这是资产阶级小姐的臭毛病,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是反革命小集团,要他们分队开会批判她们。还有一次,军大分校院内夜里失火,同学们都起床去救火了,而这几个鬼丫头却躲在被窝里不敢出来,这不但被大队点名批评,大队长何明智还怀疑火是她们放的。是么,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小姐,也不是不可能干这种反革命活动的。也命令他进行调查。但无论中队长的命令还是大队长的命令,他都软拖硬磨,敷衍了事。他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这样小小年纪就成反革命了?不错,这几个丫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出身,但她们能放弃舒适的生活自愿跑到革命队伍里来受苦,就很不简单的了。由于他处处护着她们,当时,有人送给他个绰号,叫他男保姆,老母鸡。他听了嘿嘿一笑,男保姆就男保姆,老母鸡就老母鸡,难道对革命的小母鸡不该保护么?只是,目下老母鸡不行了,这三只小母鸡已经成了凤凰,自己的老婆应敏当了国土局长,赵芳把个锦绣制衣厂搞得红红火火,舒中更有出息,竟然成长为风川市的市委书记。不过他不嫉妒,他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男人,革命总是后浪推前浪,后来的人能担起革命重担应该高兴,再伟大再能干的人,没有不死的,革命总得有人去干,只要不贪污腐败都是好同志。而且,舒中回到风川,对他还有好处哩,首先,她可以劝劝应敏,不要对他那么冷。他不是怕老婆的人,只是他觉得他对不起她,“文化革命”
  中他挨整时,害得她也和他一起挨整。只是近几年来对待高泽群做的许多事上,两口子意见分歧。舒中来了,会帮助他说服她的。再有,舒中会听取他的意见取消把他的玻璃厂卖给龙翔公司的,他并不留恋厂长那顶官帽,只是希望革命到头了别把他变成农民。
  何明智的宿舍到了。这是一幢新修不久的四层楼房,只有一个单元,一层住两户人,每户180平方米,五房二厅三卫,是市府宿舍中最豪华的一幢,副市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才有权分得此房。何明智住在二楼,何云峰住在三楼。华钧是何明智家的常客了,轻车熟路到了他家门口。何明智住的房子很有特点,既没有安装钢质防护栏也没有防盗门,大约房主人向梁上君子们宣布他无甚可偷的。房门上贴着一张用信笺纸写的条子。纸条上的字写得不好,但十分恭正:
  此乃何明智住房,不是何云峰的住房,请勿敲错。
  这张条子华钧不知看过多少次,但每次看到都忍俊不禁。
  起因出自几年前,那时何明智刚刚由副市长的位上离休下来,一些来向何云峰送礼的人,并不知道这幢楼住着两个姓何的领导。常常敲错了门,当烧香进错了庙门时,后悔不迭,把礼物拿走实在不好意思,把礼物留下又实在心痛,特别是那些名贵之物,公款买的倒也罢了,私人掏钱,就痛苦不堪了,尤其那些小职员,为了打动地位显赫的市级领导,不惜投入多年的积蓄,一但弄清丢进了水里,脸上无论如何没有好看颜色的。何明智岂是受这种羞辱的人,于是出了这张“安民告示”,划清下台市领导和在职市领导的界限。
  华钧连敲了几下房门,没有反响,显然老头子又到街上闲逛去了,只好去找孟玉群。
  一想到要去见孟玉群,他不由有点发怵,孟玉群的脾气不像何明智古怪,但不知为什么,近几年来对人特别冷,尤其是官场上的人。舒中回风川,未必能引出她的热情,愿意去参加军大分校校友们的聚会。因为他第一次通知她时,她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孟玉群在军大分校时,也是华钧管辖下的女子分队的学员,虽然不像舒中、应敏、赵芳那样活泼可爱,却忠厚热情。她出身在小城镇贫民家庭里,比三个小姑娘要大几岁,解放后有强烈的翻身感,是带着感恩思想投考军大的。因此,对组织上交给她的任何任务,都不折不扣地去完成,乃至她的婚姻。
  那时,许多在战争年代戎马倥偬的老革命们,婚姻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但革命队伍里,尤其是解放军里女同志相当少,当时婚姻都是组织介绍,作为军大分校女学员队分队长的华钧,是当媒人的最佳人选。他对革命前辈万分敬重,满腔热忱,只要组织上有安排,他就乐此不疲。是么,人家为革命奉献了青春,难道还能让这些人打单身。一个红军时期参军的团长看上了孟玉群,任务理所当然落到他的身上。他找到她认认真真地做起工作来,先提高觉悟,再讲老团长的革命斗争史。他考军大前初中文化,平常又特别喜欢读革命书籍,革命道理一套又一套的。从猴子变人讲到共产党宣言,然后是中国革命运动,接下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急转直下,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老团长。语调缓和但态度坚决,说起来是征求意见,实际上是下了死命令,不同意这门婚事就是对革命老同志没有感情,直说得孟玉群哭笑不得。不过这姑娘向来是听组织话的,既然组织安排,那就不能讲二话,尽管老团长大她二十多岁,她还是同意了华钧完成了这次任务,心里别提有在  多高兴,孟玉群结婚那天,他特意 婚礼上以介绍人的身份大大赞扬这对婚姻的美满幸福。但是孟玉群结婚的第二天,他却对自己在婚礼上的慷慨陈词有些羞惭了。那天早上,他遇见了新婚后的孟玉群。他对她开了句通常人们都爱开的玩笑:“新婚幸福吗?”
  哪知,姑娘的眼泪扑簌簌流下来。
  他大吃一惊,还是硬着头皮又说了一句:“看看,都幸福得落泪了。”
  但是不久,他通过许多渠道才打听清楚,这位团长在战争中负过伤,根本就失去了性的功能。他气得自己在自己头上狠击了一拳:“他妈的,你混蛋!”继而又有点埋怨那位团长:
  “你既然没那玩意儿,干吗要求结婚?”接着他又责怪自己大不敬,“怎么能这样对一个老干部哩,他是为革命才负伤的啊。”
  然而,被害苦的却是这位忠厚的姑娘,那个年代,谁敢提出离婚,特别是作为老干部老红军的老婆。不革命了?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怕成为右派么?这明明是碗黄连水,她必须喝。
  可怜的孟玉群守了一辈子活寡,至今还是个处女。而那个老团长,不但生理上有问题,脾气还古怪异常,动不动就臭骂她是:不可改造的小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不准她随便外出,不准她对别的男人露笑脸。婚后二十多年,从没对她说过一句温柔的话,直到他临终时,大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才对她忏悔地说了一句:“这一辈子对不起你。”
  这件事对华钧,像块石头似地沉沉压在心上。他这个人明刀快斧,一辈子办事都整整齐齐,就是挨整也要被整得干脆,唯独此事让他一想起就觉得窝囊,他曾经想过向孟玉群道歉,但又一想,那更无聊,嘴巴两张皮,说句话容易,可人家赔了一辈子,这不等于把人家推下水去,等人家灌满一肚子又冻得要死时再送去棉衣,玩这种伪善干什么!倒叫他感动的是孟玉群尽管失去了一生幸福,却没有一句怨言,老团长的各种清规戒律她都遵守,而且对这个古怪的人还无微不至的照顾,到了老革命生命的后期,他中风瘫在床上,她每天给他擦澡翻身,直到他咽气也没长一点肉疮。这就是中国妇女的伟大。
  虽然,她生活没有幸福,但工作却积极肯干,认真负责。从军队转业后在风川银行担任会计,年年都是先进,这只能说她是把情感寄托到工作上吧。只是,近年来,她的性格突然变了,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而且看破红尘,拜倒在释迦牟尼脚下。
  她这一怪异的变化,使在风川的军大校友们百思不得其解,她在婚姻那样不幸时都没有看破红尘,而今老团长已撒手西去,精神上再没有压力,她抱养的女儿也出落得如花似玉,在金威大酒店担任总经理助理,前途无量,对她又十分孝顺,却突然要求提前退休,投拜佛门?为此,华钧曾问过风川银行行长吴志远。此人也是军大分校校友。吴行长却显得无可奈何地说。“你问我为什么?我又去问谁为什么呢?我都莫名其妙,如果不是看在已过世老团长的面上,念其是军大老校友,我才不批准她提前退休哩。共产党员去拜佛,耻辱啊!”
  华钧的嘴被封住了,但脑海里却留下一个谜。
  孟玉群的家到了。这是六十年代修的老红军院,住着十余位在世的和不在世的红军和他们的家属,当年这座院子落成时,曾是风川城最漂亮的院落,大大显赫了一时。如今在那些大酒楼,豪华领导干部公寓的映衬下,已黯然失色了,倒像个破落的农民院落。门上上着锁,显然主人不在家,不过,华钧一点不失望,他知道她肯定去庙里念经去了。
  寺庙离老红军院不远,仅隔一道墙,当初建老红军院时就是考虑到寺庙里绿化特别好,有百亩竹林和柏树林,可以保证老革命们生活在空气清新之中。这座庙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也是风川市最大的一座庙宇。“文革”前十分清冷,几个看守庙子的和尚把庙前庙后的清洁卫生做得干干净净,确实是一个养生寻清净的好地方。门票也不贵,五分钱一张,因此早晨总有许多人在庙后林子里练气功,打太极拳,和尚们对老红军优待,凡红军院的老革命们进出是免票的;“文化革命”中此庙原本要被革命小将们当成“四旧”砸掉,由于属一级保护文物,被贴上封条封存起来,和尚们被赶出庙去,有的还了俗,有的怕被批斗,还参加了造反派,老方丈为了生计只好做起小生意来,他原本想在城西门大榕树也弄个火锅肺片摊摊,但考虑到肺片是猪牛身上的东西,属不净之物,且有杀生之恶,便改做卖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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