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那间屋是二皮的老姑婆生前住的，屋里留有老年人特有的陈腐气息，家具物件黑沉沉的。陈大贵不自觉地皱皱眉，秋蓉却已经喜孜孜地收拾开了，扫地除尘，抹桌铺床，她很有兴致似的，因为这次不是为雇主干活，而是为自己，为刚刚展示在眼前的新生活。
陈大贵像被人打过一顿，软绵绵地趴在窗台上。他不像秋蓉那么容易快乐，而难以适应从昨夜到现在这十几个钟头内的变化。昨天他还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有二十一年婚史，有老婆有女儿，名下还有家小饭店，完全由老婆打理着，他是个有闲钱有闲情的大老爷，顷刻之间，他变成了一个婚姻的叛逃者，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一个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经济上都要从零开始的中年人。若不是被余淑娟泼撒衣服的壮举给刺激了，也许他一辈子都不会离家出走。
“……他做了亏心事，我一没打，二没闹，可倒好，他居然敢跟我提离婚！他敢哪！”余淑娟死死捧着一个纸巾盒，像杜十娘捧着百宝箱，伤心地对着它诉说，对着它号哭，不停地从盒子里面抽出面巾纸擦眼泪鼻涕。
女儿陈雅雯坐在靠墙的地板上，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老不要脸的跟小不要脸的跑啦！呜呜……他以为他才十七八岁啊，还离家出走！呸！”
雅雯感觉到难以名状的烦闷，像初夏时期突如其来的溽热，憋得人心慌。她用双手抱住腿，头也不抬地问：“你真的就没有吵？没有闹？没有冲上去打人？”她脑海里浮现出三个胖男胖女打架的场面，有如重量级拳王争霸赛。
余淑娟的哭声收住一点，委屈地点点头：“就是没有么。”
雅雯心里说：这可不像你啊。
她妈妈像是听到了，辩解道：“我只想警告一下他们，叫他们晓得，我不是被蒙在鼓里的！”她又放低了声音，“我又没想和你爸离婚。”
雅雯敏感地想到了家里开的饭店。“贵人来酒家”。好名字。招牌菜是“淑女四喜”。小有名气。怎么说也是两口子早年共同创下的基业，就算现在只是老婆一人在管理，好歹也是夫妻共同财产。依着余淑娟的脾气，要把这酒家分一半出来，倒不如拿刀把她脖子抹了。
“放心，他那个胆子，走不远的，再说他离了你，哪有钱啊？不出一星期就得回来。”雅雯很肯定。她所担心的是，回来以后又怎么办？
雅雯是请了假赶回来的，只呆了半天就得回学校了。在对她妈千叮咛万嘱咐之后她走出了家门。在楼下，她蓦然看见对面一幢平房的房顶上，办展览一般躺着几件男女衣物，其中一件水红色的棉睡裙，是她妈妈淘汰下来送给保姆秋蓉的，现在这睡裙惨兮兮地卧在那儿，有家也回不去的样子，用另一种语言向雅雯申诉。
傻不傻啊？雅雯在心里怪她妈，这一招比打他骂他还狠，他那张脸，在这家还撑得下去？
转念她又想，不对啊，明明是他陈大贵犯了错，凭什么要给他面子？
陈大贵比他女儿估计的生存能力要强很多。
一周过去了。
又是一周。
然后是一个月。
这些日子他们几乎就关在租来的小屋里，静静地适应着全新的逃亡生活。陈大贵不大出门，完全是逃犯的心理，怕给人认出来，再说出门也没意思，周围都是他不认识也不屑于认识的人。于是他天天在家看电视。秋蓉除了买菜、做饭，其他时候就在屋里嗑瓜子。她嗑瓜子的模样十分自得，倚在窗前，眼睛瞄着楼下的巷路，拈起一粒胖白的瓜子送到有点龅的门牙前，清脆地“吱”一下，“呸”地吐掉瓜子壳，吐到楼下的路面上。有人从楼下路过，被吐了瓜子壳在头上，只抬头不高兴地瞅瞅，也不多说什么，拍掉头上的碎屑就走了。这里的人都被欺负惯了。秋蓉却会得意，她心里涌上来的是翻身做主人的快感。
还有很多时候，他们把门窗紧闭，吃的喝的备好放在床头，像馋嘴的小孩一样，整天整天黏在一起。以前有余淑娟在家里，两人难得搂个腰亲个嘴的，做啥都像做贼，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任意发挥了，都觉得这是私奔的最大意义所在，都很兴奋很疯狂。
高兴的时候他们便勾划未来的蓝图。按陈大贵的规划，等哪天和余淑娟把婚离了，夫妻共同财产对半划分，那么他们就有至少五十万块钱（其实陈大贵估计应该有九十万，但他不想让秋蓉知道这么多），把这五十万拿到他熟识的一个朋友开的公司里去入股，他们以后啥都不干，每年光吃分红就够了。
远大理想鼓舞着他们的斗志，像迷魂汤一样，在新生活最初的日子里把他们灌得晕晕忽忽。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带出来的钱剩得不多了。
陈大贵有些着急了，要更长时间地对抗下去，他必须得找份工作，坐吃山空啊。但是他的工作特别地不好找。以他的身份和脾气，是要找个体面的差事才行的，至少是行政管理人员级别，可他不能去高档繁华的市中区，以防碰上熟人。保险起见，只能在这附近找事做，可这里住的人大多都是社会底层的穷苦人，做的都是擦皮鞋啊蹬三轮啊一类的低档工作，陈大贵不愿意干。
秋蓉每天晚上都要把他们带出来的钱从头到尾数一遍，这成了她特殊的消遣方式。开始钱还厚实点，数的时间长，数得很快乐，可一天天的，钱越来越少，数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她也有了莫名的慌张，于是再数一遍，又再数一遍。秋蓉还是留了点心思的，她把自己这些年当保姆挣的钱放在一边没有动，只花陈大贵的钱。还好陈大贵没有在意，他一向都是老婆打理钱财，在这方面是比较马虎的，再说他也认为应该男人拿钱出来养女人。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秋蓉把手上的几张钞票翻来覆去地捏弄半天，叹口气说：“我还是出去打点零工吧。”
陈大贵吓了一跳，忙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我把你带出来就是要你不再受苦受累的！”
秋蓉感激地一笑，随即又皱眉，看看手里的钱。陈大贵一把握住她的手，像入党宣誓一般庄严地说：
“明天我就去找工作，再苦再累的活儿都干。”
这句话之后第三天——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天，陈大贵终于在过了九年完全靠老婆供养的寄生虫日子之后，第一次找到了一份工作，而这时他们距离一穷二白的日子只有八十三块七角钱。
他的工作是帮巷口一对卖水果的老夫妇运货。老夫妇年纪大了，装货卸货蹬三轮都吃力，便雇了陈大贵。陈大贵就要在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简单洗漱一番后赶到老夫妇那儿，骑三轮车带着老头或老太太去水果批发市场，在老头或老太太一番挑挑选选讨价还价后帮着把水果扛到三轮车上，再把水果和老人一起拉回水果摊，一样一样地卸下来，一天的工作就算完了。这样每月可以挣两百块钱。
就这两百块，他挣得特别辛苦。也许换个农民工不会觉得辛苦，可他是陈大贵，从大富大贵的日子走过来的，每一份力都出得比别人沉重，比别人复杂。有一天早上下雨，雨倒不大，但天气凉浸浸的，格外催人入睡，陈大贵在床上翻了几个身都不想起来，差不多是秋蓉把他踢下床的。陈大贵没雨披，打着伞到了老夫妇那儿，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催着他上路。陈大贵小心地跟他们借雨披，老头特不高兴地说：“咋自个儿不预备呢？”在屋里搜罗片刻，扔给陈大贵一个装水果的大塑料袋。那天陈大贵就是头上套着这个大塑料袋去拉的货。雨从塑料袋上滑下来，正好灌进他衣领里，贴着皮肉的冷，很具体的冷。那天头上套着塑料袋的陈大贵心情坏透了，他一边蹬着车一边咬牙切齿地想：明天再来我就是猪头，明天再来我就是猪头……
但是到了明天他还是当了猪头。好歹是份工作。
月底的时候，二皮来收房租，陈大贵他们才发现这个月居然忘了这一项重要支出。把钱拿出来数数，虽然挣了两百，但吃喝拉撒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秋蓉赖皮地将一把零钱摊在手上，送到二皮面前说：“看嘛，就剩这些了。”
二皮就有些恼了，说：“莫以为我二皮是脓包，给老子来这手！老子跟你们说，早就有人在议论，说你们两个是杀人嫌疑犯，连门都不敢出，只有我二皮讲义气收留你们，哪天惹毛了老子把你们押到公安局，也挣个几万举报费！懂不懂？下周把钱交齐！”
说完，二皮在那把零钱里挑了张面额最大的贰拾元，忿忿地出去了。
屋里的两个人面面相觑。秋蓉好半天才说：
“听到没有，把老子们当杀人犯了！”
雅雯从放暑假的第二天就开始了漫长的搜寻工作。
余淑娟先前跟别人解释说，陈大贵到东北考察一个投资项目去了，后来时间长一点，就说他在那边和别人合伙做生意了。如果他一辈子不回来，余淑娟会永不停止地给他编派各种借口，让他在虚无中维持着一个家庭的颜面。几个月以来，她每天走在街上都会下意识地东张西望，总希望在某个时候能一眼看到那个让她气得胸口发痛的男人，但真正的搜寻行动她却不能参加，以防被人看出破绽。
只有雅雯出马。雅雯早想好了，如果她在满大街地闲逛、打听时碰到熟人，就说自己在搞一项社会调查。大学生嘛，谁会怀疑呢？
但是找一个人就像在一堆蚂蚁里找出某一只蚂蚁一样，简直就无从下手。雅雯唯一的线索来源于陈大贵给她打过的三个电话。三次都是晚上休息时打到她大学宿舍里的。陈大贵很喜欢这个女儿，舍不得她，每次都会跟她说，我和你妈妈的事你莫管，我们自己解决，你也成年了，马上毕业工作了，不存在跟哪个生活的问题，我就想和你说说话……
他没打雅雯的手机，想来是害怕让她看见号码，可他没有想到雅雯宿舍里的电话就有来电显示，雅雯把号码记下来了，三次都是同一个号码。这个号码能说明什么呢？第一，从区号看，他并没有离开这座城市；第二，号码头两个数字说明，他在城市的东边，像是龙湖区一带；第三，每次电话里都有嘈杂的声音，说明是在户外的公用电话，三次都用同一部，陈大贵一定常在这电话附近活动。雅雯为自己的分析能力暗自得意，她最得意的是居然捕捉到一个细节：最后那次通电话，她听到电话的背景声音里有一个女人用本地方言高亢地喊：“葫芦堰——葫芦堰——走不走——”然后是汽车发动的声音。分明是一辆开往葫芦堰的“野面的”在拉客。
一般城市里的“野面的”行驶的路线会和公交路线重合，这样才能与公交车争抢客源。雅雯把地图拿来研究了半天，找出了三条从龙湖区经过、到达葫芦堰的公交路线。在三条路线中，位于龙湖区境内的路段都被雅雯用红色油彩笔重重地描画了一遍。这就是雅雯本次暑假“社会调查”的活动范围。
事实证明，陈雅雯是个相当有毅力与耐力的现代女性。她每天背着一个旅行背包，里面装着地图、雨伞、饮料、钱包和各种零食，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勤勤恳恳地穿梭在龙湖区一带的小街小巷里。她从不放过公交车沿线的公共电话亭，每到一处，就把公话亭里的话机摘下来，拨打自己的手机号，从手机上查看这个号码是不是陈大贵曾经打过来的那个。这个工作需要无比的耐心、细致，需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勇气，陈雅雯把这一切都装在包里挎在肩上了。
终于到了第七天。这一天近中午的时候，雅雯在一个街角的小公用电话亭，找到了那部电话。为了让自己相信，她不停地用这部电话拨打自己的手机，一遍又一遍，让那一串数字清晰无误地久久显示在手机屏幕上。她挂上电话时，身子也随之靠在了话机上，浑身疲惫。
雅雯打算休息一下。目标找到了，下一步的工作就要简单一些：以这个电话亭为圆心，在周围一带搜寻。街对面正好有家小茶馆，雅雯到那儿占了个靠窗的位置，慢慢啜着一碗劣质茉莉花茶，舒展着一个星期以来的焦虑情绪。碰巧的事情发生了。雅雯无意中扭头看出去，只见那电话亭旁边的一个小巷口里走出一个人，正是端了一碗甜面酱急匆匆赶路的秋蓉。
陈大贵正在和二皮吵架。
还是因为房租的事情。陈大贵要求把交房租的期限往后推延一点，二皮就火了。二皮就是脾气不好，他容易上火，一上火话就不好听，他说，胖子，老子不跟你拖时间，你这把年纪了，几拖几拖就进棺材了，老子找哪个收房钱？
陈大贵气得要命，指着二皮骂娘，正闹着，秋蓉回来了，把那碗甜面酱往桌上一搁，毫不含糊地加入了战斗。秋蓉嗓门高敞，有压倒一切的阵势，二皮则在骂声中开始解开衣领、挽衣袖，用形体动作暗示他将采取的下一步骤。陈大贵见状，不顾一切地抢先把灶台上一个满是油污的锅铲据为己有，算是进行了战略武装。一场司空见惯的斗殴蓄势待发。
这时，正对着陈大贵手中的锅铲挥舞的方向，也就是门的位置，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女孩。陈大贵把视线从锅铲移到她身上，呆住了。
陈大贵有生以来第一次，以这种小市民的形象站在女儿陈雅雯面前。两个人都有些惊慌。雅雯是个懂事的女儿，她很快从惊慌中抽身出来，高高在上地问二皮：
“多少钱？”
她没说“欠”字。陈家大小姐，从来不屑于提这个字。
二皮看出一点端倪，撇撇嘴说三百五。
秋蓉马上更正：“三百三。”是说二皮上回已经拿了二十块钱走了。
雅雯从钱包里抽出四张壹百元的钞票，用食指和中指夹着，正眼也不看地轻巧地递给二皮。二皮忙接过来，抽一下鼻子说：没零的找。
“不用找了，”雅雯傲气地说，“你出去，我们有话要说。”
二皮得意地拉拉衣服，转身走了。秋蓉偷偷观察雅雯的表情，知道自己在这里只有更难堪的，便低了头，把两个瓷碗摆到桌子上，沏上茶，然后不声不响地出门了。陈大贵红着脸，很客套地对雅雯说：坐吧，坐吧。
父女两个对坐着。夏季炎热的空气包围着他们，这楼上的屋子更是闷热难耐，像有一口锅在咕咕咕地煮个不停。雅雯一直不开口。她觉得说什么都没有意思，什么都不说，反而比说出来更有威慑力。陈大贵只有一句话：
“别告诉你妈我在这儿。”
自从找到陈大贵以后，陈雅雯就天天来找陈大贵了。她来找，也不说话，只闷头坐着。不管陈大贵看电视也好喝茶也好，好像都与她无关似的，她只管静坐示威，不吃不喝不说话。到时候了，她就背着包回去。第二天又来。
陈大贵感觉到女儿这一着比她妈厉害。她制造出一种无形的压力，无声的嘶叫，逼迫他投降。她是他心头最疼的人，这是带有苦肉计性质的逼迫。忽然有一天，陈大贵听到自己终于开口对雅雯说话了。其实陈大贵很久以来都酝酿着这么一次与女儿谈话的机会，话题都非常熟稔了，在想象中已经谈过好多次了。他一旦进入这个谈话的氛围，就从容不迫了。
“雅雯，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虚伪特别没责任感？”
雅雯不吭声，眼皮也不抬起来，只盯着面前的大碗茶。
“爸爸不想跟你解释什么。我只想说，我忍了二十一年，也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