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渴望，那时我是那么的小，蜷在床上的身躯就像一团柔软的布娃娃。后来，当我跨进了初中的校门后，我才知道那时该叫仲夏夜。
星辰羞怯的淡白色光芒从窗外透进，草丛里传出蟋蟀动情的歌唱，这声音告示着寂静的存在。天气如此之热，偶有的几丝微风极不情愿地从窗前颤抖着拖过，仿佛炎热已将它压得不堪负荷。我蜷在床上，不时像动物那样在床上寻找位置，将湿漉漉的身体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
和秀水镇大多数人的家庭一样，那时候我们的家并不宽敞。两间平房一间柴房加起来也就不过三十平米。我的父母住一问，我和父亲的弟弟则住另一间。不过，许多时候我都能独霸一间，因为父亲的弟弟似乎更喜欢那张天井的吊床。
事实上，父亲和父亲的弟弟并不相像，虽然他们都同样黝黑同样沉默。父亲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沉默，而父亲的弟弟，他的沉默似乎是有内容的……就像，就像一种思考。我很喜欢看父亲的弟弟思考时的样子。特别是在傍晚，我们坐在天井里乘凉，父亲的弟弟总是捋起衣服露出里面黝黑镫亮的皮肤，默默地注视着虽然西沉却仍灼热的斜阳。和许多人一样，父亲的弟弟拥有的是一双并不漂亮的眼睛，单眼皮边上打着细细的蒙古褶，睫毛很短，露出枯草般的颜色。可在沉思时，这双眼睛就显得很特别，明亮得就像天上的星，同时又空茫得如同黄昏的雾。这种奇特的双重眼神一直在我脑海中保持了很久。
与父亲不同的还有父亲的弟弟走路总是很慢，非常非常慢，好像他不是在走路，而是在一分一厘地丈量自己的生命线。父亲的弟弟这种与众不同的慢，让他发现许多我们从不曾注意过的事物。他把这些事物一点点搬问家，一点点搬回家中那些粗糙的牛皮纸上。
当父亲的弟弟将那些形形色色的东西搬回家时，镇上便有形形色色的声音说他是个傻子。当然我们知道父亲的弟弟一点也不傻，但对他的这种嗜好，我们也从来无法更好地理解。我们对街上的集市或对贴在城墙上那些看了让人面红耳赤的女人胸衣广告的热情，要远比父亲的弟弟的“画”更深。据67岁人称何半仙的老街坊何玉凤说，秀水镇从来没有人画过这样的“画”。有人画山水，有人画墨竹，还有人画飞天，但就是从没有人画那些看上去什么都不是的东西。这些“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有时是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桌子，有时是一个长方形的水果，但更多时候，只是一张张一无所有的扁平脸廓。
尽管我们并不认可父亲的弟弟这种跟生活毫不沾边的爱好，但我们还是宽容的对待他。特别是我的母亲，她总是将捡到的牛皮纸攒起来，而不像对待废纸那样将它们卖掉。
我们的宽容是因为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喜欢父亲的弟弟，虽然谁也不知道这喜欢中是否包含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怜悯。父亲的弟弟在还只有三岁时，一场高热使他的左脚永远地与大地拉开了两公分的距离，这距离注定了父亲的弟弟一生都无法贴着地面行走。
我说过我们这里热的时间很长，哪怕不是仲夏之夜，也一样闷热不堪。有时，为了驱赶炎热，人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跑出天井外去冲凉，以让皮肤凝起沉重冰凉的水雾。由于那时我还小，母亲怕我的身体受不了，所以每当父亲或是父亲的弟弟出去冲凉时，我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床上。
在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童年能有的娱乐实在不多，因此，当我在倾听天井响起的哗哗流水声时，就成了一种娱乐。
我记得那一天夜已经很深了，隔壁早已传出父亲浓重的鼾声。渐渐浮升的困倦为睡眠铺下了一条幽静的道路，树木和草丛的阴影在淡淡的玉兰花香里依次闪开。应该就在我进入对白天最初遗忘的时候，一阵克制而又清晰的水流声将我惊醒。
其实我是熟悉那声音的，那是父亲的弟弟冲澡的声音，是一个重心不稳的人站着冲水的声音。而父亲，父亲的水流声就像他的肩膀，敦实、厚重。
小时候的我，没有任何对女人体的感受，这不仅是因为我的玩伴全是男孩，更因为在那小小的方寸之地，母亲的形象总是被紧紧地包裹在灰色的的确良布料里。而我惟一对女人不同的发现，就是她们比男人更有教养——她们从不会当街站着小便。
我没有对女人体的感受，却有着对男人体的感受。而其间感受最深的，就是父亲的弟弟。父亲的弟弟白日里看起来与其他人并没什么不同，至多是稍孱弱稍瘦削一些。然而，晚上就不同了，特别是有这种水流声的夜晚，父亲的弟弟的身体在月光下会呈现出一种很特别的状态来。就连那只残疾的左腿，在起伏间都似乎蕴含着某种高贵动物的优美线条。这种感觉常常让我联想到牛皮纸上那些斑驳的脸廓，我想也许它们的五官就和父亲的弟弟的身躯一样，是要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才会清晰显现的。
我躺在床上，一边听着外面的掐水声，一边应和似地在床上辗转反侧，似乎这样做那凉凉的水意就会传到皮肤上一般。不知是我翻身的动作太频繁太响，还是为了证实我的推断，牛皮纸上的一张面孔突然鲜活起来。这突如其来的立体浮现让毫无防备的我一下掉进了恐惧的陷阱，我睁大眼睛对着黑夜，对着立在门边的那个人。我看到那人犀利的目光从黑暗的最远处开始，越过一道又一道的空气屏障，然后落到父亲的弟弟身上。夜是那么黑，而那双眼睛是那么明晰，它就像一束强烈的电源，专注而热切地照射着月光下那具几近赤裸的身体。就在我惊恐至极忍不住要张口狂呼的时候，我看清了那个人是我的母亲。
这情景使我在成长后回顾往事时，总惊诧于自己对母亲的记忆并非是那个伴着我成长的温和妇人，而是，理解成一幅面目陌生的抽象画。
我想我从小就是个擅长装假的家伙，特别是那天之后我更肯定了这一点。我一声不吭地将那满腹恐惧生生咽下，在床上翻了几个身，呼吸便一下冗长均匀起来。
对那个晚上最后的记忆，是母亲投在墙上被拉得细细长长的身影。记忆重现了我对于女人体的初次感受。在那之前，我从不曾想过也从不知道母亲的腰会如此纤细，白天那些没有曲线的裁剪，使身为女人的母亲的女性风情消失怠尽。那晚母亲着的是一件贴身小背褂，绵软的内衣精确地勾出了她玲珑的乳房和纤腰下的丰臀。我也不知道在回忆到这里时，脑海为什么要出现一个蓝色的身影。那身影有如一朵投影在宁静湖面的蓝云，出现在我的家人中间。
变了样的母亲站在门边，带着种我从没见过的陌生神情。她的嘴抿得很紧，可起伏不定的胸膛却像是随时都有可能因为控制不住而失声叫出来。
我朝窗外瞟出去，掐水声不知什么时候已停下了，父亲的弟弟手拿着水瓢，宛如一座木雕泥塑般愣在那里，显然他也对母亲在这个时刻出现感到意外和不知所措。
“嫂——”
这是父亲的弟弟那晚吐出的惟一一个字。
我说过我们家的人从不理会镇上人对父亲的弟弟的议论，然而那晚，当他吐出那个字后，我清清楚楚地听到母亲从牙缝中狠狠地挤出了两个字：“傻子！”虽然那刻隔壁肖老大的天井开始响起了哗哗的水流声，虽然母亲的声音比蚊子叫大不了多少，我还是听见了。
身着蓝裙的冯泥泥，就在这样的时刻突然显现。当然她不是真的出现，而是，从另一张牛皮纸上一下跃出来。她的出现使我对那晚其他情景的记忆被迫中断了几分钟。这个比我大三岁的女孩，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牵着我的手走到了父亲的弟弟面前。她坐在房中的小凳子上，俏丽天真地高昂着头，她昂头的形象便那样随着一只修长的手过渡到了一张整齐崭新的牛皮纸上。我不知冯泥泥白天的到来和母亲晚间的出现会有什么关联，当时我只为自己能将班上最好看的女同学领到家中感到得意洋洋。在冯泥泥向我的家人逐个问好时，面对经过的母亲，我扬起头骄傲地说：
“这是冯海军的妹仔！”
我记得当时母亲的脸没什么表情，只是显得略微苍白。
“傻子！”当母亲吐出这两个字时，白天那苍白的神情在她脸上再一次显现，而我的记忆，也因此重新续接起来。
我看到母亲的姿势有所改变，她不是面向，而是背对着父亲的弟弟，手久不久便抬起在脸上抹一下，一下，又一下。母亲这种罕见的模样让我吃惊。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骂父亲的弟弟傻子，但隐约觉得，其中的含义和镇上人口里说出的是不同的，至于不同在哪里，我却又说不上来。
父亲的弟弟仍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父亲的弟弟和父亲是不同的，但那一刻，我发觉自己错了。他们其实很相像。父亲的弟弟那不断嚅动却什么声响也发不㈩的嘴唇和父亲的其实是一样的。
母亲是在父亲发出那句呓语时离开的。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很好地确定那究竟是父亲惯常的梦话还是我的紧张感产生的错觉。那两个字很轻，就在母亲的眼泪落得最密集的时候响起：“五兰——”玉兰是我母亲的名字。
黑暗中，我只看到母亲的纤腰在光秃秃的墙壁上无声地一扭，便消失了。而凝聚在父亲的弟弟下巴的那滴汗珠，使那个仲夏夜变得通体透明。
天井外流水声所带来的短暂凉爽，很快就随着母亲的细腰一并消失了，重归寂静的夜，使第：二张牛皮纸的头像渐渐清晰起来。那是个身着军装的男人，冯泥泥的父亲冯海军。冯海军的出现通常意味着秀水镇头条新闻的出现。镇上的第一台彩电就是他带回来的。他不仅带回彩电，还带回许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比如说碟子，我们只知道其用途就是盛菜，可冯海军却将它们挂在墙上；比如说那些厚厚的小玻璃瓶，母亲认为是装头油的，可他轻轻一喷，整个房间就会长久地弥漫着一种极其好闻的幽香。诸如此类的还有那种深棕色的叫“巧克力”的糖、美丽的玻璃弹珠、机器猫等等。但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冯泥泥的枕头。
对枕头这种东西，我想没有人陌生。我家就有不下五个。我们的枕芯是所有人都通用的那种薏米壳，大人们总说这种东西做的枕头有药用功效，孩子睡了不会尿床，老人睡了耳聪目明。可当我触摸到冯泥泥的枕头后，我对家中那个睡了将近十年的枕头第一次产生了最初的疏远和隔阂。
我不知冯泥泥的枕头是用什么做的，它跟家中那沉甸甸灰扑扑的枕头是那么的不同。那时我已上小学三年级了，已可以试着理解许多词组成语的含义。我的语文老师小唐，曾在课堂上用一种饱含深情的语调为我们渎过一篇文章，我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就像天鹅绒般的柔软。”那句话当时是用来形容一个女子的耳垂的。我当然没见过天鹅，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种美丽圣洁的动物就像白雪一样，是不可望也不可及的。然而，当触到冯泥泥的枕头，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立即肯定了它就是老师口中的“天鹅绒”。这种确定致使我以后上冯泥泥家，最大的心愿和目的就是能抱上一抱那个枕头。
不幸的是，我对“天鹅绒”的遐想还不到一个月，它的命运就出现了巨大的转变。本来，这个枕头就像个王孙贵族般，总是保持着一种尊贵的姿态斜躺在冯泥泥家那张宽大的席梦思上，但那天，它却像一个被从地窖里揪出的劳改犯，在冯海军手里瑟瑟发抖。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就在县委办大门口，我看到了与平时简直判若两人的冯海军。他一反往日温文尔雅的神态，脸色铁青地揪着那个枕头。他揪得是那么用力，血管毕现的手臂好似把全身的愤怒都集聚在了一起。
虽然高大的冯海军揪着个枕头的情景很有些滑稽，但那刻我可不敢笑。周围人们的窃窃私语，让我感觉到那是个极其严肃的场景而不是滑稽剧。我那如鲫鱼般灵活小巧的身躯，很快就为我找到了冯海军脸色铁青的原因——刘小慧。冯海军的妻子，冯泥泥的母亲。在众多的围观者中，刘小慧正紧紧地抱着一个男人的腰。我认得那个男人，他就是镇上的邮递员陆荣光。这情景让我心头一沉，倒不是为冯海军或是刘小慧，而是为那个“天鹅绒”。要知道，许多晚上，当我睡在自己硬邦邦的枕头上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冯泥泥的枕头。那真是个神奇的催眠物，在对它温暖柔软的绒毛的遐想下，总让我感到就像某个神奇的夜晚般充满了希望。我想若冯海军将它撕碎的话，我可就没有什么可想可盼望的东西了。
我不太记得那天最后是怎样收场的了，我只记得刘小慧当时脸上的神情。她美丽的眼睛流露出无尽的哀求和苦恼，可尽管如此，她抱着陆荣光的双手却始终不曾松懈半分。我听到人群中有人这样说：
“多下流，看这女人，多下流。”
人们的议论丝毫没影响刘小慧，相反，她的神态变得更坚定也更执著。被她抱着的陆荣光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像一块沉默的石头在炎炎烈日下一动不动地任那个“下流女人”抱着。
在冯海军扬起手那刻，我看到刘小慧和陆荣光同时闭上了眼睛。不同的是，刘小慧完全是一种豁出去视死如归的模样，而陆荣光，身子不自觉地晃荡了几下，不知是想躲开还是想去保护他身后的女人。
出人意料的是，冯海军的手没有落到那对男女身上，而是，落到了他自己脸上。当那个极为响亮的耳光闪过后，接着我便看到一片片白絮从空中晃晃悠悠地飘了下来。这一幕真让我百感交集，而心中那关于“天鹅绒”的绮丽幻想，亦随着冯海军手的起落完全消失了。这幻想的逝去是如此突然又如此轻易，就像刘小慧宁愿丧失名誉紧紧抱着的那具不属于她的身躯一样，她以为自己抱住了永恒，其实不过是空荡荡的气体。
冯泥泥是在冯海军撕碎那个枕头的前一个月上我家的。当时冯泥泥走在永新巷口，我则刚好从那棵大芒果树上滑下。那次意外的相遇让我相信了命运的巧合，也使我在此后的日子，一次次满怀期望地爬上那棵芒果树。有时远远看到有蓝色晃动，我便会紧张地做好下滑的准备，似乎全镇只有冯泥泥一人穿蓝裙子。
事实上，冯泥泥自那天到我家后，就再也没从那棵树下经过。她选择了另一条更为迅捷的路径。这路径便是仁义巷。她只需从仁义巷的那半堵残墙跳下，就可以直达我家的天井。这是许久以后我才知道的。
那是我第一次和冯泥泥接触。那时我的年纪虽小，却也懂得了面对女生时所需的羞怯。从小学一年级起，教室里的每张桌子上都会有一条清清楚楚的“三八线”，那是谁也不知道的人发明的性别立场的最初对立。冯泥泥读书晚，又留过一级，因此她领先几年发育的身躯在班上便显得很是引人注目。那时适逢学校刚包场看了一部名为《少林小子》的电影，几乎每个男生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个小少爷和他的童养媳老婆。一次，班上的一个男生跟冯泥泥说话让人看见了，第二天早上，当那个男生走进校门，便有许多人冲他发出仿佛痛苦其实欢乐的呻吟：“姐姐啊，你怎么不理我？”这恶作剧令被叫的人羞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可后来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