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出身贫贱，但秦安琪对我很好，她自己被簸得呕吐不止，还常常照顾我。她身高近一米七，白皮肤，大眼睛，甩着两条又黑又长的漂亮辫子。身材也很美，像现在电视中的模特儿。她喜欢扎着军用腰带，胸前总挂着我们原先见也没有见过的美能达照相机。她总是在拍照，总是在“沙沙”地记着什么。到乌鲁木齐后，我们就分开了。开始还听说过她，后来就没有音讯了。
周叶萍是个男的，也喜欢写写画画，泰安琪把他叫“凤毛麟角”，因为我们那一批兵分文艺、工程、俄文、学生、工习五个组，只有前两个组要男的，文艺组男的主要是“笔杆子”，要解放后发过作品的才行；工程组则要凭设计的图纸才能报名，严格得很，因此第一次进疆的几十辆汽车，只有几个男的，好几辆车才能分到一个，所以就给他取了那样一个名字。他到部队后，先在二军办的《人民军报》当记者，成了军官，一九五八年主动申请转业，进厂塔里木。十二年后，去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一个叫老鸦窝的地方。两年前去世了，留下了不少通讯报道。
我在路上亏了他们像哥哥姐姐一样照顾我，不然，在那路上我就可能被颠死了。
因为我不但个头小，体质也弱，最经不起颠簸折腾。路上又吃不下饭，水土不服，吃什么吐什么。最后脸瘦得没有巴掌宽，脸黄得跟火纸一个颜色。我自己觉得身子没一点力气，像飘浮在半天云里的，最后连车都下不去，解手一蹲下去，就起不来。秦安琪在车上一直抱着我，下午后就背着我，解手时就扶着我，还千方百计去找我能吃下的饭食，我吃不下去，她就劝我，喂我。
周叶萍在哈密给我讲了左公柳的故事。并给我们朗诵了那首著名的诗：
上相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兴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当时我才知道，早在七十年前，湖南人就与这块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是踏着光荣的足迹，再次来到天山脚下。我那时觉得左宗棠很伟大，能把杨树栽到这里来。后来，我渐渐地知道，他平定了阿古柏叛乱，面对俄国的入侵，他又抬棺西征，收复了被俄国占领的伊犁。解放战争后期，彭德怀率军西征，王震挥戈入疆，陶峙岳通电起义。他们都是湖南人。当年是湖湘子弟满天山，现在是湖湘儿女遍新疆了。左宗棠在清朝是个了不起的大官，为什么要在新疆种下柳树？我这样想着，当时就立下志向，要在这里栽树。
因为秦安琪和周叶萍的照顾，我挺到了哈密。但到了那里，我已十分虚弱。招兵干部决定把我留在哈密休养。我坚决不干。我哭闹着要和大部队同行。
他们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我当时折了十根柳树枝，还采了一株桃树苗。我要把它们栽到我到达的地方。我当时也在心里暗暗地说，只要柳树枝不枯，桃树苗不死，我就一定能到达要去的地方。
我精心地照顾它们。我把自己喝的水拿来滋润柳枝，把桃树苗栽在自己的搪瓷缸子里，一路上都用手捧着。我就那么想着，到了新疆，前面的路就不远了，我一定要让它们活着，它们活着，我也就会活着。但过了了墩，又是无边的荒漠，三天的行程中，每人只有一壶水。为了柳枝和树苗，我每次都只敢润润嘴唇。到了第二天，桃树苗还是焉了；第三天，它死了。我捧着树苗，怎么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最后，终于哭出了声。大家明白我哭的是什么，他们也都抹起了眼泪。那些柳枝到了吐鲁番后，也不行了。我赶紧把它们插在了一条水渠边。我一直牵挂着它们的死活，直到十多年后，我有机会路过吐鲁番，专门去看望了它们，竟然有四株树活着———枝繁叶茂地活着。
那株桃树苗虽然枯了，焦了，我也一直捧着，把它捧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它保佑我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
周叶萍是个有心人，他到了喀什后，写信让家人寄来了树种子，然后费尽周折地转交到了我的手上。收到树种时，我心里特别激动，好像又闻到了故乡的树的气味——虽然有些树在这里没有种成功，却坚定了我要在戈壁荒漠植树造林的决心。
师里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我捧着树苗到南疆的事，决定把我培养成园艺队员，就让我跟一位农学家学育苗。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与树相依相伴。
当年，为了配合军垦农场的建设，苏联专家帮助设计了许多果园。那些专家对我说，要把这里的果园，建设得像伏尔加河两岸的果园一样美！现在，我觉得专家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但是还不够。塔克拉玛干还有三个浙江省那么大的沙漠面积只有死亡，没有生机。我已经为它做不了多少事啦，但我梦想它能变成一个大果园。听原来的兵团领导人张仲翰说，兵团栽活的白杨树如果按一米一棵的距离算，排列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但我觉得还有很多戈壁沙漠是荒芜的，我希望它们都能变成大森林。
她说到这里，抬起满是皱纹的脸，用满是泥土的手捋了一下花白的头发，用充满向往光芒的眼睛望着南边的大漠，像在述说着她内心的秘密，像在吟唱一首最美的诗篇。
她完全掉进理想的幸福里去了。
张瑾子：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
多尔布尔津即是现在的北屯。在一九五八年之前，这个地名在中国地图上还没有诞生。但有关的传说却流传久远，据说成吉思汗六次挥师西征时都曾在此驻足。得仁山就是他当年调兵布阵的点将台，长春真人七十高龄奉诏西巡，途经阿尔泰时，也留有称颂“一代天骄”的遗墨——
金鼓銮舆出陇秦，
驱驰八骏又西巡。
千年际会风云异，
一代规模宇宙新。
远古的铁马金戈已难觅踪迹。当兵团政委张仲翰和农十师第一任师长张立长来到这里时，这一片土地还沉睡着，连天衰草一直漫到钢蓝色的阿尔泰山下，额尔齐斯河则忧郁而落寞地穿过白桦林，向远方流去。
张立长对张仲翰说：“这里叫多尔布尔津，不好叫，也觉得悲凉，请张政委起个新名吧。”
张仲翰早已考虑过，笑一笑说：“兵团以屯见长，垦字取胜，农十师是大西北最北面的一支屯垦部队，就叫北屯如何？”
“贴切，很有诗意！”张立长高兴地说。
北屯就此诞生了。
当年，它瓦无一片，房无一间。现在，它与石河子、奎屯、五家渠一样，已成为北疆屯垦新城。
从中蒙边境的青河向西，到福海鸟伦古河冲积平原，直至哈巴河、吉木乃原中苏边境一线，随处可见富饶平旷的条田，葱绿整齐的林带，低矮的小平房上冒着淡蓝色的炊烟，鸡犬遥遥相闻，驴呜马嘶点缀其间，的确是至美的田园景象。
我走向哈巴河、走向新疆的任何一个地方，以至回到内地，有那些绿洲作为背影和依傍，我就会觉得自己很丰厚，很有力量。
在阿勒泰，我记住了这些名字：锡伯渡、和什托洛盖、查干屯格、加音塔拉、乌兰陵格、巴里巴盖等极富音乐感的地名。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八五团团部所在地克孜勒乌英克。
这是因为它与塔城、伊犁的许多地方一样，地处边境，也属于边境团场之一。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月里，人们的头上始终悬着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们已习惯了间碟、探照灯、高倍望远镜、信号弹、曳光弹、穿甲弹、警报器、战壕、散兵坑、铁丝网、潜伏这些与战争和军事有关的名词。
我一九五二年入伍后，先是分到了驻莎车的骑兵第八师，后又调到农八师铁木工厂、玛纳斯河水利处等单位工作，农十师组建后，调北屯。我几乎是从新疆的最南边到了最北边。
其实，我们农十师一八五团的职工们履行的就是边防军人的职责。我们在战争爆发后，甚至连撤退都困难，因为我们有老婆和孩子，与伊犁、塔城的边境农场一样，我们的生命与脚下那片土地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一切，从我们到达那里的那一刻起，就已抵押给了那片土地。我们与边防军人面对的战争一样直接。
什么叫血肉长城？
我想，那就是不仅用自己的生命，还用身家性命筑成的防线就叫血肉长城。
我们的存在，也就是在向对方说，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把土地一直种到界河边上，而对方为便于边境管理，自边界十公里以内不准农牧。 边防军人都知道，如果单靠他们的一个哨卡或边防连队是阻挡不住敌军侵略的。他们能做到的是，一旦敌情发生，立即给后方决策机关通风报信，同时，尽可能抵抗，以为后援部队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
我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曾当过边防军人的作家高建群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说——
将这些兵团人放在边境线上呈“一”字形摆开，尤其是摆在这块争议地区里，决策者们的意图很明显。
也就是说，一旦中苏战争爆发，一旦苏军从这块位置进入，那么，兵团的老少爷们，将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宛如黄继光用胸膛堵枪眼一样，在这里设置一道肉体的国境线屏障。
退路是没有的，背后是荒原、大戈壁，是人迹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等待援兵也是没有可能的。那时偌大的阿尔泰草原上，机动部队只有一个骑兵团，在盐池苹原；一个分区独立连，在阿勒泰。你惟一能做的事情是拼死一搏，血溅疆场。
同为土地，但这块土块如果置于边界，它就变得异常特殊起来。它就会成为世界上最敏感和最脆弱的地方。它甚至会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场惨烈的战争因边界而起，这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沙皇俄国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割占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后，在一八八三年再一次张开了贪婪的饕餮之口，在当年山版的地图上，将我国境内的喀拉苏河标定为国界。因此，在宽不盈丈的阿拉克别克河与喀拉苏河之间就形成了五十五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这块地方就叫克孜勒乌英克。
漫长的中苏边境…卜共有一百多块争议区，我方仅控制三块。这是其中的一块。
沿阿拉克别克河一线有四块争议地区，它们从阿尔泰山脚下到额尔齐斯河河口，分别是阿克哈巴河河源、叶西盖、克孜勒乌英克和别尔克乌。而一八五团的十个连队，也沿此方向在边境线上依次摆开，从一连到十连，团部带一个值班连和修理连设在中间。
我们大多住在争议区内。当年苏军在珍宝岛吃了亏，为了报复，在塔城铁列克提突袭了我巡逻官兵，使边境冲突发展成了“抓一把就走” 的形式。这块土地因为由我方控制，被苏军“抓一把”的可能性极大。
现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已划定了边界，边境两边一派和平景象。但当年的一切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在这时，依然可以见到那剑拔弩张的痕迹。
老军垦们还习惯穿那发白的旧军装；女人们在收下粮食后，总想着要藏起来；他们的孩子——在战争阴影中长大的第二代，在偶尔说梦话时还会喊一声，老毛子来了，快跑！而这里的小孩，还在做“战毛子”的游戏。
这里曾发生过多次边境事件。“伊塔事件”中，苏军也打开了铁丝网，打开了探照灯，只是这里并没人跑出去。后来还有别尔克乌争议地区边境武装冲突，苏军武装直升机越境，还有毛泽东逝世以后边境一线进入非常时期。即使一些小的冲突——比如有一次苏联把界河里的水全堵到他们那边去了，而按照条约规定，界河中的水是一方一半，这就跟九连发生了争执，也是对我国主权的侵犯，这事报告上去后，周总理的电话跟每个边防站都开通了。最后，每个连派一个班组成战斗连，阿尔泰军分区派了一个连，把水引了回来。这就叫“边境无小事”。
当然，这些边境事件中，最严重的足苏军的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当时，各大小报刊都作了报道，我国政府发表过严正声明和抗议照会。
那是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四日中午，苏军一架米…4型武装直升机，沿边界山南向北飞行，侵入我边境地区纵深七十公里领空。十三时五十分，在布尔津县冲塔尔地区降落六分钟；十四时二十五分，再次降落在距边界十二公里的哈巴河县前哨公社哈龙滚地区。直升机里共有三名苏军军官，一名少尉，一名中尉、一名大尉。苏机降落后，正在附近劳动的民兵玛里赞别克和其他七名社员立即举着手里的工具冲上去将直升机团团包围。三名苏联军人一见，想驾机逃走，骠悍的玛里赞别克赶快甩出手里的套马索，把飞机的螺旋桨套住了，然后像拴牲口一样，把绳子拴在了一棵白杨树上。当天，新疆军区电令农十师一八五团火速派民兵赶往飞机降落现场。军分区骑兵连、驻扎在争议区内的三个边防连的部分人员赶到了现场；十连连长带十二名民兵步行五十公里赶到现场；一八五团参谋长王珍也率二十名值班民兵骑兵赶到了现场。他们把飞机重重包围起来了。这样，三名苏联军人缴械投降了，直升机被缴获了。
新疆军区随即指示，为防备苏军夺机抢人和进行报复的可能，一八五团、一八六团进入一级战备；十师二线民兵连队现役步兵十二团做好迅速支援一线战斗准备；全师进人防空袭准备，坚决反击入侵者。
大概一周左右，中国方面发表了严正声明，认为那是一架武装间谍直升机，认为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畔。苏方则抗议说，这架飞机是去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抢救一名病危的苏联边民，结果误入了中国境内。
后来，阿勒泰地区革委会和阿勒泰军分区在哈巴河县召开了庆功授将大会，捕获苏军直升机的集体和个人受到了自治区和军区的通令嘉奖。那架飞机由我方一名驾驶员开到了乌鲁木齐，然后被运到了北京。一九七四年国庆节期间，它和在珍宝岛缴获的那辆苏式坦克一起，陈列于中国革命博物馆，供游人参观。
中苏双方因为这架直升机的事，发表了许多抗议和声明，边境局势也随着那些措词的日益强烈而变得越来越紧张。到一九七五年下半年，苏方已在边境上调集了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值班巡逻的民兵用高倍望远镜就可以看见苏军云集边界的情况。后来，苏方竟在一天之内连续三次向中方发出照会，最后一次照会的措词实际上就是战争通牒。苏方说，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中方承担。
周总理逝世前几天，中国作了让步，先是释放了三名苏联军人，后又把直升飞机移交给了苏联。
别尔克乌争议地区斗争则是每年和边防站一起，强行进入该地区放牧，以向对方宣示主权。毛泽东逝世时，总参命令边界一线进入“非常时期”，这个说法只在抗美援朝用过，可见紧张局势非同一般。
那些时期，边防站的官兵全都剃成了光头，全都进了战壕。我们这些兵团的男人和年轻一些的女人全都拿起了冲锋枪、老式步枪和机枪。我们围绕着自己住的村子修筑了工事，挖了反坦克壕，还准备随时把防步兵地雷埋在边界沿线。平时拉车犁地的骡子和马也成了坐骑，骑着它们昼夜值勤和巡逻。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