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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军垦士垦荒的步伐。莫索湾开发于一九六零年胜利结柬，二年多时间，共开荒造田九十多万亩。另外，还建房两万多平方米，造林：三万三千亩，栽果树四千四百多亩……一个个新农场像梦一样出现在准噶尔腹地的荒原上。
我始终参加了这场会战。并留在了这个叫东阜城的地方，在这里，我投入了新的战斗，那就是保卫垦荒成果。
沙漠是难以被制服的。它是世界上最顽固的东西。它们总想着要“收复尖地”。莫索湾开垦出来了，但要守得住才叫最终的胜利。
不等你站稳脚跟，它仃J就开始反攻了。这包括从地上来的干旱，从空中来的风沙，从地下冒出来的盐碱。
对于干旱，只有修灌溉系统。干渠、支渠像动脉，贯穿各垦区；斗渠、农渠像小血管、毛细血管，遍布每块条田。全国最大的灌溉系统之一就在我们这儿。而石河子的水库就有十几座，蓄水近亿立方米。像蜘蛛网子一样的水渠就达一万五千多公里，想一想，真是不敢相信那是我们用双手建成的。就是它们，牢牢地扼住了旱魃的脖子。
对于风沙，我们筑起了一道道绿色长城。树是我们的战友，我们走到哪里就栽到哪里。未安营，先栽树，这是我们的一条军规。陶峙岳司令员曾在石河子制订过“护林公约”。即使在最缺水的时候，我们宁肯自己受渴，也不让树早着。没有人能数得清我们垦区有多少棵树。道路林、护田林、护渠林、风景林，一行行，一片片，到处都是，每块条田、每条街道，都是绿树镶边，就是它们抵挡了沙漠里的风沙。
对于“碱老虎”——它比真老虎厉害得多。我们就用拉来的沙子对付它，有点以毒攻毒的味道。我有一次拉沙到条田里去，在沙漠里刨出来好多死人头，都发白了。我是拉最后一趟，吓得半死，拖拉机又坏了，走不成，真以为是碰到鬼了。后来人家说我胆子大，就是这一次，还有就是遇狼那一次把胆子吓出来的。
你从我们条田边经过时，会看到人工挖的一条条深沟，那是排碱沟，也是用来对付“碱老虎”的。仅三十团的排碱渠就长达一千四百多公里，全师十九个团场，少说也有二万多公里吧。
要说开拖拉机，还是先说说老乡李明和刘功辉的事吧，她俩也是“拖拉机迷”，李明是湖南长沙市西长街福如织布厂的工人，女工委员。一九五二年参军时是招聘团二大队三中队三分队分队长，入疆后，分配在兵团司令部收发室当收发员，丁作轻松，生活条件优越，由于她工作积极肯干，服务态度热情周到，当年十二月，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当她从报纸上看到新疆军区第一个湘籍女拖拉机手张迪源的事迹后，非常羡慕，她坐不住了，朝思暮想，三番五次写申请，要去学开拖拉机，到生产第一线去开荒造田，建设边疆。
兵团领导见她想开拖拉机心切，一九五四年同意了她的要求，调她到八一农学院实习基地八一农场学开拖拉机。真巧，正好分在张迪源那个机耕队。从此以后李明认真向师傅学习，刻苦钻研技术，边学边干，不到半年，就能熟练地犁地播种。大忙季节，她经常连头也顾不上梳，把头发塞在帽子里，穿的是背带裤，干起活来和男同志一样，从不叫苦叫累，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同志们都称她“假小子”。
李明男朋友何筱俊是兵团陈实司令员的秘书，他们恋爱的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拖到一九五八年元旦才结婚，婚后第四天她就回农场工作。兵团首长为了照顾他俩的夫妻生活，三次去函，调她回机关工作，她都一一拒绝了，决心在农场开一辈子拖拉机。
就在当年二月四日，李明带领十几个劳改员往地里拉运肥料，那时的气温是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忽然拖拉机发生故障，她去排除故障时，右手四个指头被转进齿轮里。一个劳改员冲上去，及时关住了发动机，才保住了她的性命，可这时李明流血过多，晕倒了。等她第二天醒来时已经躺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除大拇指外，她的其他四个指头属粉碎性骨折。
十天以后，从外地出差回来的爱人何筱俊赶来看她，从不掉泪的假小子哭了。但四月底她的手还未痊愈，就要求出院了，回到农场，她还要开拖拉机。领导不同意，说，等你手好了再上车吧。她想现在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我不能上车也不能在家休息，她就带着伤残的手，给拖拉机组的工作人员送水送饭。当年下半年李明又开拖拉机了。四年之后，李明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只好服从组织的调动，回兵团子女学校食堂任会计。
刘功辉是一九五一年三月从湖南长沙参军的。到新疆后，分到二十二兵团直属政治处任见习干事。兵直政治处在石河子老街，和陶峙岳司令员住处是邻居，相隔二十多米。
有一次，陶司令员说要培养一批女拖拉机手，吸引内地更多的女同志来建设新疆，把新疆建设得和苏联一样，机械化大农业。刘功辉的志愿不是开拖拉机，是想当会计，也是一次偶然机会从报纸上看到张迪源开着拖拉机的巨幅照片，觉得很神气，改变了她的初衷。当她听陶司令员谈话后，非常高兴，说她也去开拖拉机，终于得到了陶司令员的准许。
一九五一年八月，王震司令员决定组建第一批机械化军垦农场，其中，有乌鲁木齐梧桐窝子“八一农场”——即现在农六师一零二团场，步兵第六师机械化农场——即现在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刘功辉有幸被批准去学开拖拉机，感到十分幸运和自豪。那时，从兵团机关抽调学开拖拉机的三位湘女是：兵团宣传部的唐万鹏，兵团文工团的晏一民和刘功辉。她们三位湘女都是大个头，身强力壮，敢和男同志试比高低。
刘功辉和唐万鹏背着背包，奔赴老鸦窝拖拉机队报到——晏一民晚到几天，为开拖拉机，刘功辉自愿从副排级干部待遇降为战士级。
在大戈壁滩上开荒，女同志的确困难很多，没有厕所又没有树，解大小便很不方便，有时要跑到很远有渠沟的地方去解手，这样很影响工作。为了多开荒不影响工作，我们在拖拉机后面拉块布挡住解手，有男同志在附近还有点不好意思。那时一个班要干十五到十六个小时，下班后要交接班，保养机车和做下一个班的准备工作。开荒回来身上脸上的灰有铜钱那么厚，身上脸上全都是黑的，只有牙齿是白的，所以别人笑我们是“黑人牙膏”。
我开拖拉机直到一九七七年，光为了制伏干旱、风沙和盐碱，我就不知道拉了多少沙土。后来，开不动了，只好去砖瓦厂。现在头也白了，眼也花了，腰也弯了，什么苦也吃过了，风风雨雨，忙忙碌碌，水里泥里，风里浪里，一辈子转眼间就过去了，唉！
你看，说了这么多，怪沉重的，我给你唱一道叫《拖拉机》的歌吧！
拖拉机，拖拉机，
是我心爱的好伙计，
驾你开垦万亩地，
我俩一同把功立。
拖拉机，拖拉机，
是我心爱的好伙计，
干活质量争第一，
我俩一同创奇迹……
我五五年结婚，在五六年怀第一个孩子时，怕影响工作，我不想要，为了能流产，就不顾一切地干重体力活，但孩子还是没有挣掉。没有想到，我从广西军政大学毕业后来新疆工作的爱人在我五七年即将分娩时，因公牺牲了。可能是我过于伤心的缘故，我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十七天也夭折了……
她讲到这里，说要回去照看孙子，下午再来，就走了。但她下午一直没有来，我打电话去，她说她不愿再说什么了。她把所经历的内心最痛苦的东西留给了自己，也像一个谜一样留给了我。
这也是我在兵团长达半年的采访中唯一一次只进行了一半的采访——我的采访本上留下了七个空页。
陆野：我伺候了一辈树
已听不见翰海的喘息，汗腾格里峰的光辉在高处照耀着阿克苏绿洲。阿克苏市宁静地卧在绿阴里，像一个半遮着面的维吾尔美女。从四面八方袭来的禾香使这座城充满了特有的气息，它使人醺醺欲醉。
这正是绿洲生机盎然的时节，五月的大地一片新绿。辛劳的农工们满怀希望地在条田里穿梭着，忙碌着。
我在地头找到了她——陆野。六十六岁的她满头白发，在绿色中十分显眼。她如此专注地伺候着树苗，以致我叫了三声阿姨，她才像刚从梦中醒来的人那样抬起头来。
那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一双粗大的手上沾满了新鲜的泥土。在与我们说话时，她的手一直在捏弄着一块泥土，那泥土在她手中变化着形状。就像她自己走过的人生和岁月。
白杨树总是愈长愈直，愈长愈挺拔。我却越老越佝偻，越老腰越弯。
哎，五十年一晃就过去了。五十年呀，我自己想想，都不敢相信。日子，真是一种让人感到可怕的东西。我很多时候都不相信它会过得这么快……五十年也只不过像一场梦一样，恍兮惚兮地，到最后，觉得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干。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你该退休了。我记得自己当时那吃惊的表情，我盯着那人看了好半天，直看得人家心里发毛，最后我说了一声，是么？
我伺候了一辈子树。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工作。它远远超过了伺候帝王和神仙带给我的幸福。我采来树种，精心筛选，然后撒入土地，看它发芽，成长，再把它们移植到其他地方，为它们浇水，内心挂念和担忧它们能不能战胜盐碱的土地，能不能熬过干旱和长冬。每一棵死亡的树都会让我伤心，每一棵成活了的树都使我感到幸福。然后，它们终于成了林带，最后成了林网，最后能护卫开垦出来的农田，播种下去的庄稼了，我看着它们，就情不自禁地会流出眼泪，那感觉就像是自己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孩子终于成材了。
我退休后也不愿停下来。我原以为自己不用再而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可以安享晚年丁。我也试图这么去做，最后觉得不行。内心空空荡荡的，像是什么都没有了。我一下子感到很害怕。我知道自己不能离开树。仅仅能看到树都不行，我必须生活在树中间。它们的枝桠、叶苞、痂疤、树皮、树干、根、落叶，对我来说，都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我觉得树就是我，我就是树，我们彼此都无法分离。说来你可能不相信，自到新疆后，我没有伐过一根树，别人伐树时，我就会躲开；每见到刚伐过的白森森的树桩，我就会十分伤心，我会尽快地在那树桩旁种下一棵小树，我把它看成是那已死的树的新生……
我与树的不解之缘自进疆之时就结下了。
一九五一年，我唱着那支有名的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踏上了西进之路。我现在每唱起那首歌，还会老泪纵横——“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让您吻别您的儿子吧……”即使老泪纵横，我也爱唱这首歌，我在歌声中追忆流逝的岁月，也在歌声中怀念自己的亲人。因为到了新疆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母亲。
我入伍时，还不到十五岁。个子最矮，体重最轻，身高刚过一米五，连最小尺码的军装穿上也不合身。上衣过了膝盖，裤腿挽了好几圈仍显得很长，最小号的鞋也不合脚。我的母亲赶来送我时，我已进了站台。我站在队列的最后，像是现在卡通画中一个拙笨、滑稽的角色。
整个站台全是清一色的女兵，穿上统一的、土黄色的军装，使站在栅栏外的亲人们再也难以辨认，都着急的呼唤着女儿的名字，没有目的地挥着手。
在母亲印象中，我已经是大姑娘了，所以她开始时总在队列前面找。最后，当她看见我走在最后，还是个孩子时，她在栅栏边昏倒了。
我看见了母亲。但我只是看了一眼，我的内心在被招入伍之时，就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激情充溢着，它使内心奇怪地变得坚硬，连一点离愁别绪也容不下了。我的心早巳飞向了不可知的、梦想的远方。
大家坐在闷罐列车里，任凭它不知昼夜地奔驰着。自登上火车起，政治教育也就开始了。它几乎贯穿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个环节，车厢里也就充满了它特殊的气息。
那首苏联歌曲因为刚离开时，唱它有很多人在哭，所以到西安前不让唱了，重新教了一首队列歌曲《走向边疆》：
走走走走，
走向新疆，走向新疆，
把热情化为能力，
把行动化为力量。
走走走走，
走向新疆，
为美好的明天而坚决斗争！
走走走走，
手拉着手，心贴着心，
把沙漠变成农场，
在草原筑起工厂。
走走走走，
走向新疆，
为祖国的远景而坚决斗争！
越往西行，大地越苍凉。不见莺飞草长，只有黄沙戈壁。没有一点青绿，只有暗褐的单调的色彩。没有河流，见不到湖泊，成百上千里没有人烟村镇，大家坐在车厢上，顶着烈日，迎着沙尘和热风，忍着缺水的干渴，一直过了猩猩峡。最后，终于看见了哈密的绿洲。在那辽阔无际的戈壁滩上，它像一块小小的翡翠，镶嵌在一片铁灰色中。随着汽车的行进，那翡翠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女兵们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这在南方司空见惯的颜色，现在已变得十分珍贵。大家嘻嘻哈哈，你推我搡，以此表达见到绿洲的惊喜。而我当时却在想，要是能在那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漠中栽上树就好了。
在哈密停车以后，大家采来柳叶和葡萄叶，如获至宝地贴在脸上，放在唇边，瞅着吻着。有的还采来柳枝，在搪瓷缸子里用清水养着。
我所坐的车上，有两个人才，一个是秦安琪，一个是周叶萍。秦安琪是大家闺秀，父亲是大资本家，她大学毕业后，在湖南省一家大报当记者。她在大学时就对丝绸之路、对西域感兴趣，人们叫她“丝路迷”。她当兵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新疆，考察丝路。她入伍前夕，父亲已决定送她去美国留学，她却偷偷地到招聘团报了名。她父亲知道后，十分生气，对她说，你读过大学，一定知道新疆是个什么地方，那里那么遥远，那么寒冷，那么荒凉，那么劳苦，你去了怎么受得了？我们成分又不好，部队会有好果子给你吃吗？但她还是执意要当兵。而她父亲当时已决意全家到香港或美国去，以躲避新政权对“剥削阶级”的清算，所以就把她软禁在别墅里。有一位丫环对秦安琪很好，到蔡锷中路营盘街打听到我们这一批女兵将在二月八日乘火车赴疆后，她就在七日半夜撬开窗户，翻过围墙，跑到了招聘团。由于她的出走，她父母只能留下来，财产没收了，父亲后来也遭到了迫害。
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出身贫贱，但秦安琪对我很好，她自己被簸得呕吐不止，还常常照顾我。她身高近一米七，白皮肤，大眼睛，甩着两条又黑又长的漂亮辫子。身材也很美，像现在电视中的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