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我自从采访完她后，每当我一看见孩子，就会哼出下面的歌词：
等你睡着了，我要送你一顶花冠，一串花环，你戴上了它多漂亮，上面有星星和太阳，闪烁着明亮的光……
江莉华：部队成批成批
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那一批共有一千六百多人，分乘四十辆车，浩浩荡蔼地往新疆开。我当时才十五岁，没见过那么大的戈壁和沙漠。一进入河西走廊，就是在荒凉的地方走。走了一个多月，还是那么荒凉，我就后悔不该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过猩猩峡．因为地势险要，土匪活动得十分猖獗。走在最前面的一辆给养车，可能是想走快一点，赶到前面去张罗饭食。不想土匪在路上挖了陷沟，车一头栽进去了。司机和副手受了伤，但并没有死。土匪抓住他们后，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活活地烧死了。车上的物资被抢劫一光。我们赶到后，土匪已逃得无影无踪。被烧的司机已叫不出声音，但还在挣扎，那情景真是恐怖极了。
我们的车篷被拉得更严了，手中那当枪的伞也握得更紧了，好像它真能射出子弹似的。
我们到了阿克苏后，正是毛主席号召进疆部队“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的时候。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穿着土黄色的军装，一到了黄色的沙漠里，就分辨不出是人还是沙了。
虽然是军队，但我们到部队后，学习的不是军事技术，而是生产技术，发的不是枪，而是砍土馒；接到的第一道命令不是上战场杀敌，而是到沙漠戈壁开荒。
说句实话，哪儿没有地种呀！为啥要满怀豪情地到塔里木来种地呢？我拿着那把粗大笨重的砍土馒，看着看着，眼泪就出来了。我更加后悔，我在心里说，一旦有机会，我就要回常德去——我家在常德市——回去后继续读书。
但当兵是我自己要来的。那时，胸前有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家里又挂“光荣牌”，觉得不但自己光荣，家里也光荣。就和几个同学背了个包袱，也不跟家里人说，就往长沙走。去了后，招兵的一个女军官问道，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江莉华。
多少岁？
十八。我说。因为我很少撒谎，又是跟解放军撒谎，所以，心里特别紧张，那话一说出来，脸就红到了脖子根上。
你这么小，顶多十三四岁。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仍坚持说，我就是十八岁。
她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小姑娘，你如果扯了谎，到新疆后是要劳改的。”
我当时不知道劳改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猜测那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犹豫了一下，就说，劳改就劳改，我不怕。
进了塔里木，看到那无边的沙漠，就把人吓住了。除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丛红柳外，再没有活的东西，一些不时可以看见的枯胡杨树桩，不知死了多少年了，在阳光下泛着白骨一样的光。我当时就想，这样的地方能活人吗？这样的地方除了疯子，谁也不会想着要在这里开田地，种庄稼。
那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看到偌大一条塔里木河都被沙漠整得要死不活的，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进去时正是七月份。塔里木像个大火盆一样，要把人烤成人肉干。有人测量了一下，那里的地表温度竟有七十多度。我们在石板上能把饼子烙到九成熟，所以后来那句“青石板上烙大饼”的歌词决不是夸张。
当时，就一套棉布军装，整天穿在身上，整天都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到最后，结上了一层白白的盐粒，衣服也像是从盐水里捞出来又被晒干的，硬邦邦的，难受得很。沙漠中没有水，洗不成脸，洗不成澡，洗衣服就更不用想了。身上那个酸臭味呀，自己闻着都感到恶心。我们是在水里长大的，哪离得开水呀，成年累月的不洗澡，更是受不了。最后，我们麻着胆子，直接去找领导。找到连长，连长说，这大漠戈壁的，哪有这么讲究，不能有资产阶级情调；找到营长，营长说，连饮用水都困难，哪还能洗脸洗澡呀，努力开荒吧，这荒要一直开到塔里木河边呢，到了那里，就可以每天洗脸洗澡洗衣服啦。因为当时的确太想洗个澡了，我们继续去找团长，团长说，姑娘们，汗水就是河，用汗水洗脸、洗澡、洗衣服吧！
大家无望而归，只得继续忍耐。
团长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把我们的意见反映到了师里。但师长林海清也没有办法。考虑了半天，就让我们去挖胜利渠，准备把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阿克苏河的水，通过天山南麓，引到沙井子垦区。
虽然挖渠的劳动苦了很多，但能够洗脸、洗澡、洗衣服，大家也就无所谓了。
修胜利渠一修就是三年。为了炸开“坚戈壁”，我们自己熬硝做炸药。没有房住，我们就露宿戈壁滩。没有菜吃，就用盐拌饭，用盐水蘸馍。
胜利渠是五一年三月份动的工，到五四年建军节才完工。总干渠宽二十九米，长六十六公里，加上十二条干渠，总长一百八十八公里，共挖填土石一千零三十六万多立方米。如果把挖填的土石堆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土墙，可以从阿克苏一直堆到乌鲁木齐，两千多里地呢！那几乎全是靠人工完成的。
开闸放水那天，国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亲临剪彩致贺。
修完渠后，我被送到了八一农学院学习。主要学棉花种植。课程主要有《粮食作物》《作物病害》《棉花栽培学》《肥料学》《普通园艺》，还有政治课。平时上课，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还是劳动，参加首府乌鲁木齐的建设。
三年下来，我已在劳动中长成了大姑娘。不停地劳动，使我渐渐对这里有了感情。是呀，地开出来了，水引到地里去了，寸草不生的地方长出了庄稼和树，看着这一切，要离开，也舍不得了。
我那时的觉悟已非常高，样样工作都要争先进，走在前。久而久之，身体累垮了，什么病都累出来了。
农学院毕业时，都是要求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当时阿克苏算条件好的，所以都没有几个人愿意来。当时分我来时，我流着泪不干，坚决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学校硬把我分来的。
其实，那时无论分到哪个团场，都是拼了死命地干活，都是吃大苦、受大累的。只是那时人们的思想单纯，组织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就争着申请去最艰苦的地方，组织说老军人为了革命，耽误了婚姻，组织安排你们和谁结婚，大家就不再反抗，将自己嫁给一个陌生人。
说起婚姻问题，我算是自由恋爱的。“分配式的婚姻”主要是在五四年以前。这之后，很多老革命的婚姻解决了，限制就放宽了，可以自由恋爱了。我之所以有这种幸运，一是我入伍年龄小，到了十八岁，够了分配年龄，又去上学了。
我们当时一听结婚两个字都害怕，因为暗地里听到的关于女兵婚姻不幸的事情太多了。婚姻自由是人最基本的自由，但当时却没法做到。据我看，造成婚姻不幸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年龄相差太大，有的相差十多二十岁。其次是没有共同语言。特别是一些湖南、四川来的学生兵，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对爱情和家庭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憧憬。而当时的连、营干部，大都是靠打仗打出来的，脾气很粗暴，虽然都想找个有文化的老婆，却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发现了一个规律，年龄越大结婚越早，结婚越早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人长得漂亮的，文化程度高的。因为结婚越早，年龄差距越大，人越漂亮，越易被上级领导挑走，这决定了你不可能不服从别人强加给你的命运，而文化层次越高，她在行动上越想抗拒这种婚姻，内心也就会更痛苦。
反正，我到学校后，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这块石头自我入伍那天起，就一直压在心上。随着年龄的增加，“婚龄”的到来，天天都担心哪个领导有一天突然对我说，小江，你到年龄了，该结婚了，明天，你跟某某结婚吧。上学后，这种担忧没有了，就一门心思地争取在学习上拔尖，在工作中先进。
我丈夫与我相守了四十一年，于九七年去世了，他是我在新疆的第一个亲人，在没有孩子时，他也是我在新疆的唯一的亲人。这四十一年时光，无论频繁的政治运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动荡，我们始终相亲相爱。这对于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一介平民，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塔里木，留着我的青春，留着我的爱，这土地，也浸透着我的汗水和眼泪，所以我爱它。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它了，只有我这一副老身骨，我愿把它留在这里，哪怕能肥沃这里的一抔土也好，哪怕能使一株荒草生长得茂盛一些也好。
的确，我如今才感觉到，对于这片土地，我做得太少太少了。
戴庆媛：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
那座气势磅礴的巨型雕塑伫立在石河子市开拓者广场上。它不仅是一座城的城徽，也是整个生产建设兵团灵魂的缩影。
那粗犷的力度，那深深地勒进肩膀的大绳，那重重地踩在地上的双脚，那如铜似铁的筋骨，那坚定而无畏的、充满希望的眼神，还有那一架犁进荒原的铁犁，让每一个面对它的灵魂都能感受到当年荒原的震悚，风雷的激荡。
从那里，你就可以读到一部独特的史诗。
那原本是一片万古荒原，空中飘荡着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沙尘，寂寞的玛纳斯河，从它的南端蜿蜒流过，最后无声地，幽灵般地消失在沙漠深处……
荒烟。衰草。风沙。沼泽。
它就如此荒凉地沉睡在这里。
人们试图唤醒它，但一次次失败了，只留下了半掩于荒烟衰草中的零零星星的断壁残垣。直到一九五二年初，它的长梦才被驻绥来（今玛纳斯）县城的二十二兵团九军第二十六师的官兵惊醒。这支起义不久的部队仅除去了国民党军的领花帽徽，就以一种新的姿态开赴小拐、乌拉乌苏、石河子、泉水地等垦荒前线，茫茫荒原顿时充满了生机。
很快，这里有了炊烟，有了禾香，有了孩子的啼哭；很快，有了一座农田环绕的城市——石河子。
石河子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不但是座农垦新城，也是一座文化之城。这座县级小城骄傲地拥有西北地区唯一的诗歌刊物《绿风》，还有艾青诗歌馆，以及与新疆大学齐名的多学科综合大学——石河子大学。它浓厚的文化气息与宽阔的街道，成片的林阴，盛开的鲜花一起，营造出一种清新、和谐而又充实的氛围。
当然，还有洒在这个城市里的，以及它四周原野上的汗水的气息。有第一代军垦人的，也有新一代军垦人的。正是这些辛劳的汗水在准噶尔盆地南缘的七千五百多平方公里荒原上，浇灌出了三百多万亩沃土良田。
我一进入石河子垦区，文化气息和汗水气息就迎面扑来，使人陶醉。
如今，它当年的荒芜已无踪可寻，扑面而来的是勃勃生机。
它的确是一个让人振奋的地方。
即使采访，也格外顺利。
我一到那里，就碰到了热心人戴庆媛、刘玲玲，还有满头银发，温文儒雅的朱楚湘。
戴庆媛个子不高，六十五岁，行走如风，精力充沛。退休前任农入师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由于她待人热情，不怕辛劳，把湖南人视同兄弟姐妹，很受大家欢迎，无形中成了石河子湘籍人的召集人。
我是一个泥木工人的女儿，三五年十一月出生于长沙。父亲抗战时在湘西一家兵工厂工作。火烧长沙城后，祖父母带着全家逃往湘西。为阻止日本人，前往湘西的公路上挖的全是两三米深的坑。叔父用箩筐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弟弟，跃过那些大坑，像兔子一样逃得飞快。日本人的飞机像乌鸦似的，一阵阵飞来，朝着逃亡的人流扫射和扔炸弹。不时可以看到被打死的人摆在路的两边。即使真正的乌鸦也被凶残的日本人吓得躲了起来，所以虽然有那么多死人，也听不见它报丧似的啼叫。
湘西也笼罩在战争的恐惧之中。没有人知道日本人多久会打来。为防止日本飞机轰炸，人们所有住处的外墙都涂成了黑色，屋顶则用柴火伪装起来，远远看去，很难看出有人居住。抗战结束后，我和全家人一起回到了长沙。原来的房屋已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全家只有到市郊的史家坡找了家祠堂栖身。我读完小学，湖南就解放了。虽是小学毕业，但在村里也算是个有知识的人，就被招去参加土改工作队，当时我才十四岁。
自参加工作起，我就在琢磨着当兵。但每次去报名，都因年纪太小、个子太矮被刷了下来。
我终于等到了十七岁。我不能再等了，我无论如何也要穿上军装。
第一天去，身高和体重仍然不够。
第二天，我特意向父亲要了六毛钱，买了一双底子很厚的南关牌帆布鞋。那双鞋帮助了我，使我的身高勉强够了一点五米。体重不够，我就在身上绑了几只旧铁锁。
我终于通过了。我激动得哭了起来。为表示祝贺，特意去买了一大把瓜子，一边嗑着，一边忍不住哼起了在湘西学会的小曲儿。
在我的记忆中，上路后，总是在不停地唱歌，有军歌，有革命歌曲。从西安出发后，我就不时地在数车。但怎么也数不清——一百多辆车，一线拉开，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见尾，黄尘漫天，好不威风。
我天生乐观。大家吃不惯陕西大饼，想念家乡亲人，我就想法子逗大家乐。我改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
我是一个兵，
来自湖南省，
三天没吃大米饭，
气得肚子疼。
饼子像磨盘，
坐在臀下面，
进入甘肃给灾民，
也是为人民……
这歌儿一唱，没有人不笑的。我自己没觉得受累，就到了新疆。我们在迪化北山坡警卫营住下来后，才开始仔细打量这个陌生的城市，望望天，长天湛蓝，白云如锦；望远处，天山横亘，博格达闪耀着圣洁的光辉；向空气中嗅嗅，潮湿的南方的气息没有了，空气已变得干燥，到处弥漫着孜然和烤羊肉浓烈的香味。我这才意识到故乡已远离了我，亲人已远离了我。我因为不知道故乡和亲人离我究竟有多远，就伤心地哭了起来。那是我离家之后第一次落泪。抹干眼泪后，就开始计算回家要走多少天路，总是没有算清，只知道要回家恐怕很难了。
第二天，女兵们被集合到八一广场，听王震将军训话。大家都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叽叽喳喳地，全是三湘四水的方言俚语，整个广场上，全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湖南女兵，景象好不独特。
突然，广场寂静下来。起初几秒钟，连呼吸声也听不出来。然后，响起了王震将军湖南口音很浓的、具有职业军人味的声音——
“同志们，你们要作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坝在天山下……”
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从将军的话里知道自己冉也回不去了，见不着爹娘了。大家哭的哭，闹的闹，后面将军讲的什么就听不清了。
我没有哭。我是一个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