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大多数作品都脍炙人口，若要“主要”下去，那得列一个长长的单子。而所有这些作品，都是我国读者耳熟能详的。
我国读者熟悉村上春树，就像是熟悉我们自己国家的哪个作家一样。那一天去书城闲逛，看到一本我国某个作家写的小说，名字就叫《很抱歉，你不够村上春树》，大体是讲女孩子找男朋友，就应该有村上春树那样的品位。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和村上春树的作品摆在一起卖。《艮是惹眼。我立刻想到那个老是耷拉着个瓦刀脸，貌似深沉的日本影星，当年曾迷倒了多少个中国女影迷们，以致于找对象一定要找像他那样的。害得我国的男人们一出门就得想办法把脸抻直了，省得别人说不够某某某的品位。这段历史，现在三四十岁的人大概都记忆犹新。
村上春树的确有读者缘，不管是在他的祖国日本，还是在我国，抑或在欧美。2000年2月日本新潮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上帝之子皆起舞》。里面收入《UFO降临到钏路》、《有熨斗的风景》、《上帝之子皆起舞》、《泰国之旅》、《青蛙君救东京》和《蜂蜜馅饼》六篇。其中大多数作品都以 1995年日本大：阪、神户大地震为背景。
小说刚出版不久，美国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即发表了《UFO降临到钏路》和《蜂蜜馅饼》的英译本。近几年该刊几乎每年都要刊发村上春树的一些作品。作为美国品位极高，号称绝不媚俗的纯文学刊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此频繁地介绍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在该刊是不多见的。
美国翻译并发行了村上春树的所有主要作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教授Hosea Hirata介绍：“还没有像村上春树这样作品被如此彻底翻译成英文的日本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也只能远远望其项背。村上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译者简介：
杨振同，男，1965出生，河南省新乡县人，讲师，现供职于深圳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1986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外文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做过一年翻译，后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工作。酷爱文学翻译，十几年来曾在《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动态》、《译林》、《外国文艺·译文》、《香港文学》、《海外文摘》、《世界博览》、《英语世界》、《英语沙龙》及《大学英语》等著名刊物上发表文学翻译作品多篇。主要译作有《列车上的人》、《萨拉热窝日记》、《村上春树短篇小说四篇（、、和）、《招聘工程师》、《招聘》、《公主》等。其中《招聘工程师》在《喜剧世界》刊登后，立即被《青年文摘》转载。
①（1905—1964），绰号“茶博士”，和基德·奥雷一起并列为芝加哥时期爵士乐最优秀的长号手。
②（1909—1986），美国白人音乐家，摇摆之王，他组建的古德曼乐队是当时全美最受欢迎的爵士乐乐队。
③Verdi Giusappe：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创作歌剧30余部，其中《弄臣》、《茶花女》、《游吟诗人》是三部名作，后期歌剧《阿依达》、《奥赛罗》在意大利歌剧史上具有革新意义。
④Puccini；Gioo：普契尼（1858—1924），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写实主义的代表，主要作品有歌剧《曼侬·莱斯科》、《艺术家的生涯》（亦译《绣花女》）、《托斯卡》、《蝴蝶夫人》等。
⑤Gaetano（1797—1848），意大利作曲家，19世纪前期意大利三大作曲家之一（另两人是罗西尼、贝里尼），一生创作歌剧60余部，较著名的有《拉美摩尔的露契亚》、《帕斯夸莱先生》等。
⑥里查德·施特劳斯（1864—1949），德国作曲家、指挥家，曾任慕尼黑歌剧院指挥，柏林宫廷歌剧院指导，主要作品有交响诗《唐璜》、歌剧《蔷薇骑士》、《莎乐美》、《厄勒克特拉》等。
⑦普契尼创作的四幕歌剧，首演于1896年，表现了居住在巴黎的年轻艺术家们相互猜忌和爱情生活。
⑧普契尼创作的三幕歌剧，首演于1900年。背景设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罗马，是最著名的真实主义歌剧之一。真实主义歌剧是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繁荣起来的歌剧流派，以客观表现生活尤其是下层阶级的生活为特征。
⑨亦译《杜兰朵》，是普契尼创作的最后一部歌剧，而作曲家未完成即于1924年去世。该剧首演于1926年，讲述一位中国公主的故事。经我国导演张艺谋导演的歌剧版本在北京和韩国上演后都引起了巨大轰动。
⑩德国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歌剧，首演于1805年，讲述一个妻子试图挽救沦为政治犯的丈夫的故事。
忆读巴金译《蜂湖》
钟叔河
少年时崇拜革命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形象，在我的心中都十分崇高。我以为，伟大的革命家应该和克鲁泡特金一样，同时又是伟大的道德家，而不应该是韩非、李斯、马基雅维里的信徒，更不应该是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克氏《我的自传》和《互助论》，是我高中时代最爱读的书。《我的自传》的译者巴金，也就成了我所感谢的文学家。
那时在学生中有一种传说，说“巴金”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而取的，这也增加了我对巴金的好感。
但真正使我从内心感谢巴金的，却是他翻译的德国作家斯托姆（这是一九四三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的译名，一九九七年《巴金译文集》的辑封上改称斯笃姆，《中国大百科全书》上又改为施托姆了）的小说《蜂湖》。
《蜂湖》是《迟开的蔷薇》集中的一篇，巴金在后记中写道：“十年前学习德文时，曾背诵过斯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的《迟开的蔷薇》，后来又读了他的《蜂湖》。《蜂湖》的中译本即郭沫若先生译的《茵梦湖》倒是二十年前在老家里读过的）。”接下去又写道：“我不会写斯托姆的文章，不过我喜欢他的文笔……我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罢。”
巴金说他喜欢斯托姆的文笔，认为它可以给劳瘁的心灵以安慰，可是又“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这是为什么，中学生的我当然不明白。但也用不着明白，只要“这清丽的文笔，纯真的感情”，给了我年少易感的心以温存和慰抚，便足以使我感谢了。
《蜂湖》的故事的确很简单。儿时的来因哈德和伊利沙白是很好的玩伴，又是同学。他为她在一本老书册空白处写下丁自己的第一首诗，这时“年轻的诗人眼里含着泪水”。这些诗渐渐加多，开始他还守着秘密。当她终于看到了这些诗时，不禁十分高兴，便送了一朵石南花让他夹在书页中。后来他到外地读书，两人便分开了，但她依然是“他的青春时期中一切可爱的和神奇的事物的象征”。再后来，伊利沙白的母亲却把她嫁给了另一个有许多处田庄（蜂湖便是其中的一处）的同学埃利克。埃利克也是来因哈德的朋友，并不知道来因哈德和伊利沙白之间曾有过含蓄的初恋，几年之后邀请来因哈德来家中作客。于是这两人便在和他们少年采摘之地只隔一道青山的蜂湖上重逢了。
重逢在两人心里漾起了波澜。这里面有留恋，有悔恨，有复苏的萌动，更多的则是无可奈何的克制。斯托姆和巴金用哀婉的笔墨，描写了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几次相顾无言的情形，可说达到了文章的极致，尤其是下面这一节：
“……来因哈德弯下身去，在地上生长的野草中间拾起了什么。他再抬起头，他的脸上露出一种非常痛苦的表情。‘你认得这朵花吗？’
“她，隙疑地看了他一眼。‘这是石南。我常常在林子里摘它们。’
“‘我家里有一本老书，’他说，‘我从前常常在书上写下各种各样的诗歌，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书页中间也夹着一朵石南，不过那只是一朵枯萎了的。你知道，那是谁给我的？’
“她默默地点点头，可是她却埋下眼睛，凝神地望着他拿在手里的萆。他们就这样立了好一会儿。等她张开眼睛看他的时候，他看见她眼里装满了泪水。
“‘伊利沙白，’他说，‘我们的青春就留在青山的那一边，可现在它到哪儿去了呢？”’……
记得青山那一边，
年华十七正翩翩，
多情书本花间读，
茵梦余哀已卅年。
一九七六年，在“四人帮”倒台之前，在被囚禁的最后的日子里，在极端的孤独和苦闷中，我在记忆中冉一次默诵巴金这一节泽文，于是写下了这样四句东西。
写它们的时候，在我的眼里，也装满了泪水。
这四句不成样子的东西中的“多情书本”，当然就是巴金译的《蜂湖》（至于书名，我则更愿意叫它《茵梦湖》）。我不懂德文。如果没有巴金．没有他那和斯托姆——样清丽的文笔，我便不可能读到如此多情的书本，使自己机糙的感情体会不到、笨拙的讲不小的东西。能够从中得到体会和宣泄，使自己吝啬的泪水得以痛痛快快地一流，稍微抒解郁积在心里的余哀。
所以，我感谢巴金。
也只有到这时，我才懂得，巴金为什么不想把这篇小说介绍给广大的读者。因为不会伤心也没有伤过心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这篇小说清丽的文笔下看似淡淡其实深深的哀愁的。而巴金却不愿使太多的人伤心，不愿使人多的人哀愁。这正是克鲁泡特金作为伟大革命家和伟大道德家的精神。
今年，我也已经七十三岁了。在巴金百岁诞辰的时候，我想请求他接受我，五十六年前一个十七岁渎者的这一份感谢。
一九三零年代的肖洛霍夫
向继东
肖洛霍夫（1905—1984）是前苏联著名作家，著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前苏联经久不衰的当红作家，连任过多届前苏共中央委员，当过前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两次获得列宁勋章。肖洛霍夫家乡维约申斯克还为他建了半身铜像。关于肖洛霍夫和斯大林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感兴趣的。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对红军过火行为的揭露、抨击很合斯大林的心意，对消灭托洛茨基余党有利”，所以“斯大林救肖洛霍夫”是“为加强自己的权力”（《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花城出版社 1999年8月版，第193页）。1930年代，肖洛霍夫怎样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死里逃生，有蓝先生的宏文说了，这里不赘。我就说说《作家与领袖》（孙美龄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以下弓I文只注明页码）一书中肖洛霍夫就前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时期写给斯大林的那些信。
我们知道，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是前苏联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由于集体农庄造成的损失，农业歉收，而粮食收集急剧扩大，再加上干早等原因，造成了空前的大饥荒。据统计，仅 1932—1933年间，就有近700万人被饿死。一位当时在乌克兰工作的官员后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克格勃全史》，第137页）当时，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即克格勃）执行的重要任务就是将饥饿中的乌克兰同外界隔绝起来，不许往乌克兰境内运粮食，乌克兰人没有特许也不准离开居住地。基辅的火车站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分队把守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统统被从火车上赶下来。中国历史上有“大饥，人相食”的记录。在那时的乌克兰，食人也成了平常现象，因为刑法中没有规定追究食人者责任的条款，所以食人者都被交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押着……
肖洛霍夫的家乡顿河流域情况也一样糟糕。从《作家与领袖》中，我读到肖洛霍夫1931—1933年写给斯大林的四封信，都是反映其家乡维约申斯克区及北高加索等区农业集体化问题的。在”31年1月16日的信中，肖洛霍夫说：“北高加索边疆区一系列区的集体农庄出现丁十分危急的情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直接写信给您。”（第40页）牛是中国农民的宝贝，马可是顿河流域农民的宝贝。接着，肖洛霍夫如实报告说“红色灯塔”集体农庄65匹马死了12匹，49匹饿得爬不起来，可用的仅剩4匹；卡沙尔区一个集体农庄去年秋天还有180匹马，如今只剩下67匹，死了113匹。而他的家乡维约申斯克区死掉的牛马已超过了1000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灾难性的。这样管理是不行的！”（第41页）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媒体却不能真实地报道，肖洛霍夫几乎愤怒了，指责“区报纸谦虚地一言不发”。
尤其是1933年4月4日，肖洛霍夫写给斯大林一封近两万字的长信，如实反映了在其家乡以及整个顿河流域因强力征购农民粮食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维约申斯克区及北高加索边疆区的其他许多地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也没有储备籽种。”“集体农庄庄员们和个体农民们由于饥饿现在正濒临死亡；成年人和孩子们都浮肿，他们吃人所不能吃的一切东西，从橡树的树枝到树皮以及沼泽地里各种各样的草根。”（第46页）这是怎样造成的？“维约申斯克区没有完成粮食征购计划，也没有储备籽种，不是因为富农暗中破坏得逞，也不是党组织不能战胜他们，而是边疆区的领导们领导得不好。” （第47页）肖洛霍夫把矛盾直接指向地方当局。
对地方官员们征集粮食中的种种暴行，肖洛霍夫毫不留情地向斯大林报告说——“奥夫钦尼科夫……拍打着左轮枪的皮套宣布下列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拿到粮食！我们要施加压力，让它鲜血飞溅！不怕鸡飞狗跳墙，要把粮食拿到手！’”后来，这位区领导“命令没收全区所有农户的全部粮食，其中包括劳动预支的百分之十五的粮食”，令集体农庄庄员一律“不留一针一线”。“在全区以极大的热情推行‘不怕鸡飞狗跳墙’的做法，‘不惜任何代价’征集粮食……半夜里把集体农庄庄员一个一个提到征粮协动委员会，一开始是审讯，威胁说要动刑，尔后就真的动起刑来：在手指中间夹上铅笔，拶伤手指的筋骨，尔后又在脖子上套上绳子，拖到顿河上，塞到冰窟窿里。”“在格拉切夫集体农庄，区委会特派员在审讯时，把集体农庄女庄员们用绳索套着脖子，吊在天棚上，对勒得半死的人继续审讯，然后用皮带拖向河边，半路上不断地用脚踢，让她们跪在冰上，继续审讯。”（第55…56页）“大部分采取恐怖手段的共产党员们，在动用镇压方法时丧失了分寸感。”在这封信中，肖洛霍夫还列举了地方官员们对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大规模拷打的种种暴行——有把农民关进仓房或柴棚的；有在夜间把女庄员运出村外两三公里，然后在雪地里扒光了衣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