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她们说，我也是女的，但没人相信。
你既然是女的，那你为啥留着这样个戾头。她们问我。
我说我不愿留长发，嫌麻烦。
她们的区队长段凤英仍不相信我。有一天，我去给她们送水时，她把我堵在一个房子里，其他女兵趁势把我围住。
我吃惊地问道，你们要于什么？
俺们要检查你，看你究竟是男是女。段凤英说。
我是女的。
俺们认为你不像，哪有女人留这么短头发的。
我听了她们的话十分生气，觉得自己受了屈辱。经过两年多劳动，我力气大得出乎自己的意料。我推开她们，从窗户逃了出来，就去找教导员，说她们侵犯人权。
现在想想，也难怪她们要这样做，粗大的手脚，粗糙的脸，加之头发又短，哪还有一点女人样子？就连作家碧野也没看出我是个女的。碧野到我们团去参观时，政委和他打乒乓球，然后又让我打。完了后，政委就给碧野开玩笑，把我说成是他的警卫员，就问碧野，作家同志，你看我这警卫员咋样？
很好，就个子矮点。
你猜猜看，她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是作家，善于观察人的。
碧野一听，把我叫得近了些，端详了一阵说，肯定是男的。
我和政委听后，都笑了。
从五一年到六○年，我年年立功，但终归没评上劳模。我有好几次可以调进机关，但我都没去，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往最艰苦的劳动一线调，十年劳苦，累出了一身病。最后身体垮掉了，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后来，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我和许多湖南女兵一样，被打成了“另类”，按说，我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但我却不愿失去自己的梦想。即使“文革”中我被打成脑震荡，我也要把它保存在自己的脑海中。
我是一介百姓，一个普通的生命，却怀抱着一个不适宜的梦想——因为它是我惟一的梦想。我不能失去它，一旦失去，我就没有支撑自己活下去的东西了。所以“文革”中把我弄去当伙夫，我还高兴，因为我又有成为劳模的可能了，又可能见毛主席——他那时已光辉灿烂得了不得了。
但直到毛主席去世，我都没能见到他，当然，他的挂像我见得太多了。后来，退了休，我攒了钱，由老伴陪着，专门去了北京，但又碰上毛泽东的纪念堂不对外开放，在那个当时显得十分空阔、寂寥的广场上，我的泪水滚滚而下。难道因为我生命的卑微，最后连这样一种让梦想成真的机缘也得不到吗？
采访结束时，毛灿奇的爱人、库尔勒市华山中学教师赵慈命对我说，你如果写她，能不能就写她那年见到了毛主席？
我当时点了头。但提笔之际，我却只得从真实出发。
汪柏祥：她好像是整个荒原的母亲
劳动，劳动，劳动呀劳动，
劳动创造了世界，
劳动改造了我们，
我们吃得饱呀，全靠劳动，
我们穿得暖呀，全靠劳动……
这首歌在荒原代替了军歌，用充满汗水和艰辛劳作的苍劲声调代替了充满鲜血和硝烟气息的激昂旋律。前者用以鼓舞人们用韧性与生存决斗，后者鼓舞大家用生命实现短暂的涅槃。
被扬起的沙尘味、上里的碱味、人身上散发的汗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气味，这气味充斥着一片又一片古老的荒原。
除了泥土，这里一无所有，还没有播下种子，还没有看见新生命的萌芽。一切，都还是一种内心的希望……尽管对绿的萌芽渴望得大家心里冒火，但这新垦的处女地，还得等待水、肥料、种子和至关重要的季节———
但荒原上的第一个母亲？正在孕育着。
孩子的降生，是荒原第一个生命的诞生，是拓荒人捧出新一代的开始。这使这位母亲异常荣耀。她好像是所有拓荒人的妻子。好像是整个荒原的母亲。
当时，这里只有三名从湖南军政大学分配过来的女性。陈康涟到后四个多月，就被组织介绍给三营李营长结了婚，很快就有了身孕。这个消息使垦荒的军人们无比兴奋，同时也感到了某种紧迫——新生命即将诞生，而这里还一无所有。
十月怀胎，终于到了分娩的时候。那天，整个荒原都显得庄严而神圣，每个男人的心都十分激动，好像在迎接一个宗教圣典的到来。
地窝子外站满了人，烈日如火，但大家似乎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屏息静气地站着，像一座群雕。
母亲躺在土台上。四周的泥土使她觉得自己很像一粒正在挣扎着萌芽的麦种。一阵阵的剧痛使她觉得自己的身体被一次次撕裂了。她的手抠进了泥土里，那把土被她捏成了团。
两名女兵被她的痛苦搞得不知所措。不光是她俩，包括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面对生产。因为这个营，还没有一个人做过父亲。
血不停地流出来，渗透了土黄色的军被，又渗进了土坑，渗进了泥土深处。
产妇的每一声呻吟，都撕扯着每一位军人的心，更不用说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了。他们没有想到，生育要经受这么大的痛苦。
李营长忍不住，不时地捶一下自己的头，又不时的捶打着泥土，最后，他冲进地窝子，问两位女兵，怎么样？
好像生不出来。
他听说后，转身冲出地窝子，大声喊叫，卫生员！
到！
你进去看看！
我？可我是男的。因为不好意思，卫生员的脸羞得像猴子屁股一样红，愣了一下，又说，我？营长，你知道，过去总是打仗，我也就包扎包扎伤口，平时看个头痛感冒的，对接生孩子，我可是想都没想过，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
没有。
那你也得进去看看，这里就你一个卫生员，你要想办法，争取让孩子顺利地生下来。
卫生员红着脸，在地窝子门口犹豫着。
快进去呀！官兵们一见，着急地齐声刘—他吼叫起来。
他没有办法，很难为情地搓着手，打：着脸，低着头，像个罪犯似的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满头大汗地跑出来，对营长说，嫂子失血很多，可能是难产，得赶快送师医院。
可怎么能快起来！到师部二百多公里，连一辆汽车都没有。营长绝望地说。
我们抬着嫂子往师医院去，多派一些人，轮流抬，跑步前去，这样稳当，比马拉车在土路上颠快些。一位战士说。
好，给师部发电报，让他们也派车来接。教导员说。
陈康涟被抬到担架上后，全营最精壮的五十名汉子也自动地列好了队。两人抬着产妇在前面飞奔，后面的四十八人紧紧跟着，随时准备在前面的人跑不快时，接替上去。头顶是烈日，脚下是大漠，金色的沙子被奔跑的脚扬起来，烈日在头上一闪一闪地晃动。
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是生命的新生与死亡的一次赛跑。
沙漠炽烈的热浪蒸腾而上，每一个汉子的衣服都湿透了，像不是在阳光中，而是在暴雨中飞奔。
陈康涟躺在担架上，只见太阳不停地晃动着，沙漠不停地从身边掠过，踏起的尘沙刚扬起来，就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虽然剧痛难忍，但她怕自己的呻吟让战士们担心，所以紧咬牙关，坚持不叫出声来。
师医院接到电报后，立即派了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车辆及设备沿着公路前去接应。
担架队从沙漠中抄近路，直奔南疆公路，一百四十里路大家用了四个半小时就跑完了。
到了阳霞后，大家继续向焉耆所在地奔去，引得沿路的老乡开始只觉得好奇：两个人抬着一个女的，跑得像风一样快，后面一大队人又像风一样跟着。当他们得知是为了救一个产妇，为了让产妇生下孩子才这样做时，他们拿来了馕、瓜果和水。有些小伙子还主动接上去，抬着飞跑一程。
最后，跟随的人越来越多，由五十人增加到了男女老少一千多人。大家都在公路上奔跑着。
过了策大雅，终于看见了师医院的军车。当医生看到那么多的人时，吃了一惊，当产妇抬到他们跟前，他们更是不敢相信，不停地问：有这么快吗？跟我们汽车的速度差不多了。
手术室就设在道奇牌汽车上，人们围着汽车，静静地等待产妇能脱离危险，期待着孩子能顺利降生。
产妇当时已昏迷不醒，不省人事。医生检查后，对营长说，幸好送得快，还可以保住大人的命。
那，孩子呢？营长都要哭出来了。
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他已经死了。
营长哭了，他哽咽着说，那就赶紧救大人。
手术结束后，人们纷纷围过来，问那医生，孩子呢，孩子呢？
医生只得说，孩子没有保住，但由于赶了时间，大人已经脱离了危险。
大家一听，心里非常难过，那一声孩子的啼哭终于没有响起。他们纷纷低垂了头颅。有的颓然蹲了下去，把头伏在膝盖上，伤心地抽泣起来。
传宗接代是人类天性中的渴望和需要，它不仅仅是一种繁衍。在我们这些荒原垦拓者的眼里，它还蕴含着希望、生存的动力和崭新的开始，以及战胜苦难命运的勇气。
在往回走时，他们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每个人的脚步都沉重得抬不起来，迈不出去。
当其他人听说孩子没有保住时，一个营的四百多人，包括刚分配下来的一百七十名内地遣犯，都伤心地哭了。如果说在策大雅附近的五十人还抑制着自己。使自己不在老乡面前过于悲伤。现在，是在自己“家”里，全家人在这悲伤面前，再无顾忌，荒原上，男人的哭声响成了一片。
这一次生育，使部队意识到，应该在基层设妇产医生。应该有会接生的人。因为和平意味着新生的开始。
所以，我一到轮台不久，营里就推荐我去学医。那天，营长找到我说，营里准备推荐你去师部学习。
我听后，很高兴，连忙问，学什么呀？
喂蚕，好好学习，将来给蚕子看病。
可这戈壁滩上，连一棵桑树都没有，喂什么蚕呢。我认真地说。
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这个机会很难得，每个营只推荐一个，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我到了师部医院，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才知道“喂蚕”就是接生。一想起营长把接生说成“喂蚕”，我就忍不住笑了。
之所以把接生叫做“喂蚕”，是因为当时去部队的湖南女兵都还是姑娘，让姑娘去学接生，一般人都不愿意去。营长怕我也不愿意去，在我问他时，他一急就这么说了。也不知他是怎么把二者联系起来的。但这个说法就在南疆一些地方很快传开了，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你快去帮我喂一下蚕，这就表示要你去接生。
其实，我到部队不久，就听说了营长妻子难产的事，我当时就想，自己如有可能，一定要当一名妇产医生，没想到天遂人愿，心里自然高兴。
学了几个月后，我回到了荒原上。我回来那天，人们热烈地欢迎我．虽然我还算不上是一个医生，但大家已尊称我为医生了。他们说，有了汪医生，再不会有初夏那令人伤心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挖了一间地窝子，正式命名它为“戈壁休养所”——当时基层部队还不叫卫生所，都叫休养所，我是所长兼医生和护士。
不久，我就接生了第一个孩子，好像这孩子是专门等着有人接生才要出生的。
产妇是一位女遣犯。
她曾经参加过共产党，但没过多久，又加入了国民党，后供职于情报部门。其丈夫是国民党部队的少将副师长，在与解放军作战中负伤，由于丈夫不愿意去台湾，她也跟随丈夫留在了大陆。不久，丈夫被镇压，她被押解进新疆，上路之时，她已有了孩子。作为阶下囚的她不知该怎么办，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会怎么样。她曾从车上往下跳，到了新疆后，又拼命地干体力活，有一次甚至用力捶打自己的肚皮，想让孩子流产，但都没有成功。
对于为不为她接生，只有个别人心里觉得憋气．他们认为，我们革命者的后代还没有生，反革命的后代倒生下来了。其他人则认为，不管怎样，他 （或她）都是这荒原诞生的新生命，应一视同仁。也正因为如此，她被送到了我的地窝子里。
当女人因为分娩发出的痛苦的呻吟声从地窝子里传出时，男人们不约而同地纷纷涌到了地窝子前。
明亮而硕大的一轮满月悬在天上，被那一根孤零零的旗杆挑着。沙丘在明月中泛着柔和的金色之光，由明暗勾勒的弧线显得异常的美，像裸露的女人的胴体，让人心醉。被阳光烤得油亮的戈壁石也一闪一闪地发着光。我那眼地窝子里的马灯发出橘红色的光．与明月和星辰呼应着。月光下的男人看上去像一幅黑白木刻版画。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莫合烟不时地被点燃，吐出的烟雾悠然地飘散到月光里。有一位士兵一直在用竹笛吹奏东北民歌《摇篮曲》。
因为有了我这位妇产医生，大家已没有上次那么紧张。
可能是由于产妇营养太差的原因，她不时昏迷过去。汗水湿透了她的衣服，她的脸色也异常苍白。她似乎没有一点力气生下自己的孩子了。一直折腾到大半夜．才听见了孩子那激动人心的啼哭声。
——这可是这片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啼哭啊。
我高兴地跑出地窝子，大声宣布道，她生了，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官兵们听了那消息，激动得双眼潮湿，大家齐声欢呼起来。
在我和官兵们的记忆中，那是最美丽，最神圣的夜晚。因为生命的诞生，那片荒原显得不再死寂，而是充满了生机。当新的一天到来，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觉得这荒原的历史真正地开始了。
六十六岁的汪柏样如今已是满头白发，她一直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这个团场里，当她接下第一个孩子时，整个荒原上也就两千来人，现在人口已增加了十倍，荒原早已变成了绿洲。而经她之手接生的第三代正在茁壮成长。
她和自己的老伴住在早年分给她的平房里．屋前种着瓜果蔬菜．周围是绿色的原野，更远处是戈壁荒漠。
“怎么不搬到城里去住呢？”因为许多人退休后都回到了城里，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唉，怎么说呢，闻惯了这里的气味，泥土的、庄稼的、树的、野草的，还有我工作了一辈子的产房的气味，城里闻不到这些气味，我不习惯。还有人总希望我去接生，说我接生保险不说，孩子好养，不生病。”她说完就哈哈笑起来。
人们说，她喜欢孩子，她一生最爱唱的歌是《睡吧，小宝贝》。当我请她唱一首歌时，她欣然答应了——
睡吧，小宝贝，快安睡，你的黑妈妈在你身边。梦中会得到许多礼物，糖果糕点啊任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上你去到天宫，在那天宫百花盛开，万紫千红，黑人小天使快乐无穷……
最后，她告诉我，她在接生第一个孩子时，她就渴望能有一首歌，在她接生时唱给产妇和即将临世的孩子听。后来，她看了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听了它动人的插曲后，再也难以忘记，她觉得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个孩子的，专门写给那个有一个苦难的母亲的孩子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自从采访完她后，每当我一看见孩子，就会哼出下面的歌词：
等你睡着了，我要送你一顶花冠，一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