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再跟那丫头整日厮混了，你知不知道外面的人说得多难听，我们丢不起这个人！”
母亲却一反常态地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大度宽容，她几乎什么都不讲，一如既往地将捡到的牛皮纸仔细地收集起来。不仅如此，她还可以一宿不睡——只为了将那些碎片布制成一个又一个的布蚱娃。当然这些布娃娃不是为我未来的妹妹做的，而是，为冯泥泥做的。虽然母亲并没有像我那样偷喝那种“苦水”，可她也一样被灼伤。这灼伤就是对父亲的弟弟不可抗拒的爱。这爱让我在回想往事时感到了母亲的悲哀。她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即——爱屋及乌，托起心中的幻景，这幻景在她的忍耐下转换成为一种意志，任何一个合乎情理的理性概念都打不进去……这种爱是一种持久的痛苦，她愈是发现这份爱的无望，依恋之情就愈深。因此她若想要继续爱，就必须弄瞎双眼，弄聋双耳，还要禁止自己思考。
那段日子，由于这种令人不安的忧郁，使得我的记忆也染上了少有的朦胧和冷淡色调。而也由于这种阴暗冷淡，那张被精心装饰过的画像在记忆里便显得特别鲜明。
其实，很久以来，那些存放在父亲的弟弟的木箱里的东西对我来说早巳不是秘密。那天，我在翻阅箱子里那一大堆的旧报纸和小人书时，突然发现了一张肖像。可以肯定，那是父亲的弟弟最近才完成的。虽然画面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但却无与伦比的精致饱满。我记得当时我嘟囔出这么一句：
“冯泥泥哪有这么好看？她的牙齿难看极了。”
听到这话，蹲在一旁的父亲的弟弟简直是狂怒了，他“哗”地一下站起，无比激动地说：
“这世上再没有比她更漂亮的了！再没有了！”
父亲的弟弟所表现出的愤怒使我小小的自尊心在当时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因为心怀怨恨不肯开口跟他说一句话。后来，当我在遥想中再次看到这幅画时，我渐渐理解也似乎靠近了他的世界。我感到这个神情苦闷的男人并不是那么的蛮横，他只是沉浸在我当时无法理解的孤独之中。曾有那么一段岁月，由于冯泥泥的出现，使得父亲的弟弟对这阳光灿烂的季节深信不疑。世界在这个季节分泌出甜美浓烈的夏之毒汁、爱之岩浆，人们在这醉人的气息中幸福地翱翔，这气息也在父亲的弟弟那脆弱残疾的身躯里觉醒，他想要飞起来跟人们一起会合。可他失败了，被重重抛回了地面。
事实上，自上次刘玉玲走后，冯泥泥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再到过我家。她的阿姨，那个严肃的独身女人对她进行了严格的监控。我常常看到刘玉玲的身影出现在上学的路上，她攥着冯泥泥的手，神情倨傲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仿佛那刻她牵着的不是她的外甥女而是至高无上的法则。
现实总是喜欢重复，只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时间差异。刘玉玲在上次离开我家时，曾用一种女巫般森冷的声音发誓：
“今生再也不会踏人谢家半步！”
然而，那个下午，一只黑皮凉鞋使这个发过毒誓的女人再一次跨进了谢家。说起来这一切像是纯属偶然，但这“偶然”在如今的我看来，即是命定。它使父亲的弟弟的双脚自此站在了生与死的边界，同时又被这两者所抛弃。
那天，在去接冯泥泥放学的路上，刘玉玲新买的黑皮凉鞋在何玉凤的门前不慎掉下了那条臭水沟，而那条臭水沟又把它从凤凰街带到仁义街再带到肖老大门口，于是，我的大嗓门邻居便与那个踮着脚一步一扭的严肃女人有了对话。
“我说大妹子呀，你咋弄只鞋而不弄个绣球往哥哥这抛呢？”
“要帮就帮，少胡扯。”
“嘿嘿，忙是要帮的，不过有个条件就是妹子今晚得陪我去晒晒月亮。”
“肖老大你说话小心点，不要让老天爷今晚劈你的床。”
“谁做了什么亏心事，老天爷可都看得一清二楚，谁也别想蒙过他。” 刘玉玲又说，她说这话时用手指了指天，似乎老天爷正如她所说一般在俯视着天下众生。十天后，当我被带到那间阴森的楼房里时，那个长着双金鱼大泡眼的男人也是这么指着天空对我说了同一句话，不同的是，刘玉玲说话时显得虔诚庄严，那男人却是笑眼眯眯。这两人说出的这句话使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天空都怀有一种近乎虔诚的恐惧，我总感到一双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眼睛无所不在，所有的隐私在它的注视下都将无处躲藏。
刘玉玲和肖老大的对话是在冯泥泥从墙上摔下来的时刻中断的，也就是那天，我才知道，以前经常响起的轻掷碎石子声，是冯泥泥和父亲的弟弟约定的暗号。
冯泥泥奇特的出现方式使在场的人都怔住了，我、刘玉玲、冯泥泥，还有父亲的弟弟，四个人的身影就像小时常玩的游戏：“我们都是木头人，不会说话不会动”一般，以四种奇特的姿态定格在了阳光下。那也是一个正方形，我和刘玉玲拉成了对角线，冯泥泥和父亲的弟弟则拉成了另一条对角线。不同的是，第一条对角线的两个人是站着，而另一条对角线的两个人都保持着倾斜十五度的姿势。在那固定的瞬间，我看到，那只鞋子一直在水里飘来荡去，飘来荡去。动荡的水纹使得那个宁静的下午成了一个哈哈镜下的魔幻世界。
最先动起来的是父亲的弟弟，那迅速移动的身影在大太阳下显得是那么的可笑笨拙，就像一只跛了足却急于跳跃的大青蛙。他的移动解除了另三个木头人的符咒，我向左望了望，又向右望了望，最后将犹疑的目光投向了那只鞋。那只鞋已脱离了漂泊的命运，重回到刘玉玲的裤管之下，只是它的主人显然对它的失而复得并没感到什么快乐，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脸色铁青地看着外甥女以一种跛足小青蛙的姿势一瘸一瘸地奔向那只大青蛙。
接下来的情景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的场景发生。冯泥泥哭了，父亲的弟弟也哭了，到后来，当刘玉玲终于忍无可忍，以一种不容置疑的监护人身份强行将冯泥泥拉走时，那情景简直可怕。若说今生我第一次领略到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绝望”，就是那个下午那两只青蛙的眼神。
接下来的日子就像不按年表出版的报纸，混乱模糊不堪。父亲的弟弟开始陷入一种可怕的疯狂，他在房间到处摆满冯泥泥的画像，不停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一次，我试图将那些头像收起来，可他，那个被称为“叔叔”的男人竟然这样威胁他的侄子：
“若你胆敢动一动，我敢说，你就再也见不到林小倩了。”
林小倩是我新近认识的学妹，那个总是细声细气在我家门口叫着“小年哥哥”然后跟我分吃一捧葡萄干的七岁小女孩。当然，父亲的弟弟不会真的伤害林小倩，但他当时的表情是那么的令我害怕，我吓得“哇”一声大哭起来，接着便感到一股热流顺着我的大腿淌下。
其实，在以前，父亲的弟弟是很疼爱我的，他以自己的方式爱着我，爱着家中的每一个人，但随着冯泥泥出现，他的这份爱便升到了最高点，他想见她的愿望是那么的强，几乎超出了一切。若说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家人还不是那么着急的话，那是因为有刘玉玲的存在。父母只是担心他人骚扰那个独身女人，因为要见冯泥泥，父亲的弟弟就必须去敲她的门。后来，当刘玉玲再次出现，情况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父亲的弟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只一心想着怎样才能再见到冯泥泥，他总是这样自言自语：
“如果让我见到她，一切就会好的，只要让我见到她，我就会好起来。”
父亲的弟弟这种对一个十三岁小女孩昏了头的行径，使我的家人深感羞辱。特别是我的父亲，他那张厚嘴唇重新紧紧闭上，尽力保持作为一家之长的镇静。他悄然而不遗余力地不知从哪开来种种偏方，甚至最后，如请神般将何玉凤那双颤巍巍的小脚请进了家门。
何玉凤，这个长年身穿一件怪诞有如大斗篷的黑衣的女人，迈进我家后，以一种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锐利眼神看着我毕恭毕敬的父母。这眼神让我倒吸一口冷气，虽然她盯的并不是我，但我始终感到她那双皱巴巴的小眼睛就像两道寒气四射的锋刃，紧贴在我的脊背。
这个在我童年记忆里阴森可怕的老女人，用令人发颤的声音对我的父母说了一些古古怪怪的话后，便用一种神秘的微笑示意让我过去。虽然如今已事隔多年，但在描述时，我似乎还能感到她拉住我时那湿漉漉的手心。
不过，当时我可不敢对她有一点反抗，我哆嗦着跟她走进房间，只见她先是环顾一下四周，然后便伸出枯瘦的手指着冯泥泥的画像说：
“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小妖精，和她妈妈一样，是要重新投胎才不会害人的。”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怕谁听到似的。接着她又不知指着哪个角落说：
“就在那，你叔叔的魂被收在那，若要救他，就得让那小妖精放他回来。”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从那双老鹰般的湿爪子下逃㈩来的了，冯泥泥是个妖精这个既荒唐又似乎真实的事，使我的头脑如同从水里刚打捞上来的草，一片混乱。
天气是那么闷热，尘土的味道在黄昏里同夹竹桃的败花味混在一起。我头昏脑胀地走着，直到看见一条拉在高低不齐的四季青上的绳子。绳子上面有几块布微微地飘动，原来是一条裙子，那洗褪了的蓝色好像晾在那里已经好几年了……
混乱的思绪让我难以分清当时我究竟是先看到冯泥泥再看到那条裙子，还是先看到那条裙子再看到冯泥泥。何玉凤的话已把我的大脑搞得乱七八糟，毫无条理了。也正由于这种笨拙零乱，使我在看到冯泥泥那一刹那的同情心也给一并搅乱，伤害感使我的愤怒变得正义。
不，与其说所看到的一切让我愤怒，不如说使我震惊。我看到站在角落的冯泥泥的身体也如我般在瑟瑟发抖，她木然举起的两只手就像失去了父母的孤儿，无助地朝向天空。更可怕的是——这双手上满是斑斑血渍。这情景让我整个地傻掉了。这时，像是为了应证何玉凤的话，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我看到了父亲的弟弟同样惊慌和手足无措的表情。
“我怕……”
冯泥泥的声音听上去就像被风吹得四处飞散的棉絮。顺着她纤巧的腿缓缓流下的血，仿佛是从一个无影无形的伤口里出来的。
“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了？”那个男声简直是半带哭腔。
“我不知道，是从那儿流出来的。”
“那儿？那儿是哪儿？
“那儿，就是……那儿……”冯泥泥死命揪着裙角，神情愈发凄慌起来。
父亲的弟弟蹲下身，神情凝重地伸出手，顺着冯泥泥的大腿往上、往上、再往上。我看到他的眼神突然涣散迷蒙起来，他恍恍惚惚，脸上泛起一片奇异的潮红，又转成雪一般的苍白。
他摸到了“那儿”。他触电般地离开了“那儿”。
父亲的弟弟的这种神情使得那句“若要救他，就得让那小妖精放他回来”的话又在我脑子里乱糟糟地响了起来。暮色是红的，非常刺眼。他们谈着话，而我，已是不能呼吸了。眼睛什么都看不清，他们的话也开始听不懂。当我终于像个梦游者一般离开那片四季青，走到大街上，走在如火如荼的晚霞中，那个盛夏的黄昏让我觉得比火星还陌生。
正是那片一望无垠的白皑皑的棉花地，天际，一轮夏日的斜阳——我们狂热梦想中的斜阳，在我们头顶，在怒放的花丛中，来回摇晃。
滴汗，使一直潜伏着的第三个记忆碎片，随着小桌中央那团丰满、惊人的鳞茎的裂开而暴露出来。那是个半透明的茧一样的东西，丝绒一层一层精巧地叠在一起，有如一个被细心包裹的婴儿。我应该在展开那些脆弱的叶瓣的同时又不引起回忆的注意，然而，当我笨拙的手指抚弄到那丝一样柔软光滑的纺锤体时，我已经预感到，出现的将会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东西……
在梦里，我动作的悲剧性影响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清晰，是慢慢萌发的令人心颤的喊叫把它表达出来的。我的手指毫无分寸地剥开叶瓣，这时候，那叫喊在梦中直达喉咙——父亲的弟弟那生硬、被勒紧的叫喊———
不，我并没有被那个偏僻地方发生的事情所吓倒。在走出那幢木楼之后，我便知道，我将用一种粗俗的口吻来讲叙这个故事的结局。我将永远无法摆脱木楼里那些粗俗的字眼和动作。虽然现在，事件的严重性让那几个伸出去撕扯棉花的粗大手指冲淡了，让身患晚期肺癌的父亲的充满了肺罗音的呼吸冲淡了，也让院子里孩子们的笑声冲淡了。这就像某天我在街上看到的一起车祸，当时两辆汽车相撞，那条不知是谁的胳膊就摔在公路边。一些人在等救护车时，随手用几张报纸把那条胳膊包了起来。报纸上那些模糊的字迹和照片几乎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抵消了……
我是在发现“小妖精”的可怕秘密的第二天被带进那幢木楼的。虽然那幢木楼我今生只进去过一次，但我相信，那里面的光线在任何季节任何时候都很暗。那幢房子，还有其他少数一些类似的建筑，按那位新上任的镇长的意思，是要在不久后把它们拆除以换成光线宜人的现代水泥房的。
那个黄昏，谢继德、刘玉兰、谢小年都分别先后走进那幢木楼。谢继德是从花生地径直被人带去的，这个胆小沉默的农民，在见到“张所长”时所表现出的镇定让人吃惊，面对那位国家干部义正辞严的问话，他木讷的嘴唇竟一反常态地用一大堆流畅自如却又不着边际的话填掉了以往的沉默。诸如：“今天可比昨天还要热啊……集市上龙眼的价格又降了……你看，那片乌云，说不定会下大雨……”问话的人最终被这堆言不及义的语言搞得昏昏然，而谢继德的身影，也因此被不耐烦地喝了出来。谢继德出来时的凝重神情，让我难以相信他在里面竟是以一种嬉皮士似的态度面对“张所长”。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些废话其实是同难以表达的心里话连在一起的，是同一切事物，一切生命连在一起的。他的废话源于对弟弟深沉的爱，源于内心那种无声而又无奈的本能保护。
刘玉兰，那个腰细得盈盈一握的女人，她的表现与丈夫相反。她长时间地围着木楼外面的那盏惨淡的路灯转，仿佛一只大蛾子让灯光吸引住了一般。她走路的方式让我吃惊，就像走在一条绳索上一样，步子既迈得轻飘飘的，又十分紧张。后来我才知道，刘玉兰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苦水”在作祟，她在同酒精作斗争。她面部表情呆板，似乎全身只注意要做好惟一一件事——不要跌倒。当刘玉兰抬起头看见“张所长”时，我看到她的脸在一会儿功夫换了好几种表情：先是害怕，继而是茫然，随后便面带微笑了。那是一种模糊而朦胧的微笑，它好像不是对张所长而是对另一个人，她笑着叫了一声“张所长”，便走进了那幢木楼。
至于我？谢继德和刘玉兰的儿子谢小年，则是被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强行抱进去的。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那幢楼里遭受了什么，他们从里面走出来时．那令人害怕的灰白面孔，那横放在膝盖上，几乎是灰白的，青筋毕现的手，让我感到就像是刚从神怪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