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直到17世纪中期，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新兴阶层的出现，他们极力要求参与国家政事。他们以议会为阵地，反对王权，经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政治制度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
从只是保障封建贵族的政治与经济权益，到平民代表出席议会，到两院制的形成，英国奠定君主立宪制用了四百多年。朱永兴呢，他准备用多少年来形成类似的政治体制，结束一人决定天下福祉的封建帝制？
五十年，至少要有个雏形，要有宪法性的文件，要有限制封建君权的条文，要形成集体决策的机制。这是朱永兴给自己定下的时间表，很紧，很紧。但他也有一个相当有利的条件，那便是在不昏头的情况下，这样的改革将由他推动，且将是他心甘情愿的。
而英国的议会制，几经反复，几经斗争，英王是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是搅尽脑汁要收回自己的无上权力。在这种曲折的进程中，有流血，有牺牲，有战争，有阴谋诡计。总之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至于贵族议会这个阶段，在中国是不大可能存在的，也没必要存在。平民呢，在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商人集团，传统的士绅阶层，退役的功勋军人。工厂主，都可以算上。农民嘛，因为知识水平的限制，恐怕会是最后一个步入议会的社会阶层。
不要求一开始便尽善尽美，这本来就应该是一个长期而不断改进的过程。朱永兴也不会一开始便放开过多的权力，并不是他舍不得，而是没有人会做得比他更好。
自信，穿越者的特有品质。别说是现在的朱永兴了，哪怕是穿越成一个乞丐。也定要改天换地，得谁踩谁，美女成群……
“任何大明公民，如未经国法裁定，皆不得被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者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法治国家的第一步吗？朱永兴仔细审看良久，缓缓拿起玉玺，郑重地盖了下去。
总理处的主管查如龙张了张嘴，略有些无奈地苦笑了一下。躬身恭敬万分地接过了这旨诏书。
十三世纪的英国法学先驱布莱克顿在大宪章确立数十年后就写道：“国王不能屈从于臣民，但必须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是法律制造了国王。”
现在。朱永兴不必服从于上帝，但此纸诏书一下，则在书面上形成了“王在法下”的理论依据，使大明真正走向了“法治社会”。
说到法治社会，便要严格它的定义。中国古老的法家学派的法治，是以君权为基础的。跟现代以人权为基础的法治，有很大不同。首先便是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则是君主和官府并非依照法律而是按照自身意志施行统治。
另外，法治跟政治修明不可分，一旦政府官员颟顸。法律反而产生毒素，成为迫害善良守法人民的一种残酷工具，结果形成暴政，官逼民反。
所以，法治的本质在于政府守法，即为狭义法治。政府守法意在防止权力专断，能通过公开、稳定的规则为民众行为作出有效指引，进而提供生活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使人们能合理安排和规划自己的生活，实现法律之下的自治。因此，在朱永兴看来，法治类似于诚实，政府不守法则类似于诱骗，违背了公民当初的守法预期。
“不过是没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朕亦不是滥杀之人，倒也不必可惜。”朱永兴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指着旁边的板凳示意查如龙坐下，沉吟着说道：“国家法律愈发达，法治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越重要。这不仅有内在价值，还有外在功用。借助丰富的法律，有效地贯彻执行和依法裁断，会促进经济交往的稳定和繁荣，能化解大量的社会纠纷和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基本的公平正义。”
“万岁天纵聪明，学识卓越，目光远大……”
“但朕并不精通法律条文。”朱永兴笑着摆了摆手，“躬亲断案吗？朕可不去丢丑。”说着，他的脸沉静下来，沉声说道：“从小处看，法治能维护社会稳定；从大处说，能推动国家的崛起和富强，甚至能保几百年不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动荡。”
查如龙似懂非懂，虽然也知道自古以来所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这不过是个说法，也真有什么特别的例子。至于法治所能起到的作用，他听着有点悬，不是有点悬，是不太相信会有这么大的作用。
其实朱永兴说得并不过分，在大规模商业交换和工业制造的时代背景下，法治在英国的发展历程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借助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治理方式，英国几百年来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政治动荡，更推动了英国的崛起。
昭武元年，圣旨下，也许没有太多人会往“王在法下”这方面去想，而是认为这是在弥补前朝弊政，比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的枉法恶行；或者是在给来源复杂的大明官员将领宽心，让他们不必过于担心朝廷会算后账。
认识的偏差不要紧，毕竟人们还停留在封建社会，还为国家中兴、君主贤明而欢欣鼓舞，谁也不会想得太远，更不会想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的事情。
时间，也只有时间才能让人们深刻领会其中的深意，也只有真正的贯彻执行下去，才能让人们知道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未完待续。。）
第一百零九章 官员任用
最近身体不好，状态也差，请大家多多谅解。
新年依始，昭武纪年作为了新王朝稳固并进取的标志，正式载入史册，“想当年哪……”、“那还是昭武年间的事情……”老百姓常用的口头语，便从此改变了。
尽管恩科很快便要开了，但官员的任命和派遣一直没有停止，朱永兴实在是有些信不过靠科举选拔上来的文官。书院里毕业的，南方老光复区的，或者是受过专门培训的，或者是有实践经验的，不管你是不是科举正途，不管你是不是有功名在身，大量的官员都被派往北方任职。
但无论怎么说，这些官员都是知识分子，这点是不用置疑的。而作为明代的知识分子，能够矢志不移，不受任何压力的驱使，始终如一者是凤毛麟角的。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顶得住生与死考验者，就不同凡响了。然而，能够再顶得住高官厚禄、花翎顶戴，抑或恩情和相知的诱惑者，更是万里挑一了。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太想侍奉当朝者，如果当朝者给点颜色，他就会肝脑涂地。尤其是那些未入仕者，更是觅机会过一回官瘾。
在这种思维状态下，无论是哪个朝廷，即便是清廷，也会吸引很多的读书人为其效力。而就朱永兴来说，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是最容易收服的。
既有风骨，又是干吏。这样的标准未免要求过高。而且，就现在而言，恢复重建已经与风骨无关，更考验的是官员的能力。那些屈膝于满清的，也被牵连治罪，再来一次战争考验。也完全没有必要。随着法律的完善，只要你实心任事，朱永兴便不会过于苛责，甚至会有相应的奖励廉政官员的措施。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话是不错的。朱永兴需要能理解并执行政策的官员，需要拥护并忠心自己的官员，但这与任人唯亲还是不一样。有些人风骨刚挺，但却迂腐固执，在朱永兴眼中。却不如那些热衷仕途、有些媚上的官员好用。
要不怎么说人才的标准与时代不能脱节呢！现在朝廷需要什么样的官员，不正是需要精于民政，能尽快使地方恢复以减轻财政压力的能吏吗？
把满清集团驱赶出关后，尽管还没有犁庭扫穴，最后消灭，但主题却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沦于地方割据政权的满清，已经不必集举国之力与之战斗。换句话说，满清集团已是分崩离析、苟延残喘。只是一个局部威胁，依靠不顿加强的东北军区。再有北京军区的配合，足以克制。
而另一个强敌漠西的准葛尔部正在崛起，已经兼并了和硕特部和杜尔伯特部，招土尔扈特部排挤到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一带，又把和硕特部的人赶到了青海、。再过几年，准葛尔这个狼羔子将与沙俄勾结再起刀兵。迫使车臣、哈萨克等汗国归附于沙俄。
打铁还须自身硬，朱永兴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现在是五分关注军事，五分关注民政。只有尽快使华夏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才能够积蓄起足够的力量。发动对大漠蒙古诸部的战略攻势。
gdp还是什么别的名词，朱永兴在前世是比较反感用数据来衡量官员的政绩的，但现在，他无奈地发现，哪个地方的钱粮缴纳的多，哪个地方的官员便让他感到赞赏和欣喜。而湄、河总督宗守义，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将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发展成为粮食基地的设想，在不断地扩张垦殖中越来越变为了现实。这其中，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平原和鱼米之乡是名不虚传，但宗守义等人也确实是功不可没。如果没有湄、河两省越来越多的钱粮支持，提前发动北伐战役，朱永兴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和底气。
“量才施用，不必过多计较什么功名高低。”朱永兴想简拔宗守义入阁拜相，可也知道这新晋的资格有些令人诟病，尽管他从来不认为这个类似于后世文凭的功名会决定一个人的能力，“张卿，你虽是举人出身，可也不失为国家栋梁，入阁亦是名至实归。”
没错，遍观现在的朝廷重臣，除了郭之奇进士出身外，连张煌言也不过是个举人。其余人等，则多是秀才出身，实在是有些可怜。但这些人都是随着朱永兴从逆境中走过来的，无论是体会他的意思和工作能力，还是对他的忠诚，都是无可指摘的。
当然，如果宗守义只是入阁，虽然年轻，但有骄人的政绩，也不算过分。可要当次辅，却令众臣们有些反对。因为朱永兴不用宦官，内阁的权力本就很大，而首辅或次辅，不用再依赖于太监送达批红，职权便如同以往的丞相。宗守义才多大年纪，他有那种圆滑处世的手段，有纵观全局的眼光，有能够服众的威望和信心吗？
“万岁以实际能力选拔能臣，本无可厚非。”张煌言自郭之奇北上之后，便是内阁中资格最老的重臣，也是最敢直谏的一人，“然宗总督虽政绩卓越，却只是地方大员，于垦殖、扩张富有经验，若统筹全局，恐力有未逮。”
到底还是年轻，资历不够啊！朱永兴知道明代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而拜命入阁。这样的阁臣大都是十年寒窗，久在翰林苑，舞文弄墨之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一旦入阁，大都昏庸而无识见，阁臣为保官秩，大都庸庸碌碌，而很少勇于任事，敢作敢为。
虽然现在朝廷的内阁官员基本上不属这种类型，但骤然有新晋凌驾于他们之上，依然是令人在心理上难以承受。
或许可以缓一缓，先让宗守义入阁，融洽了与同僚的关系，熟悉了内阁工作，并且再做出些成绩后，就无人有异议了吧？
朱永兴思索着，决定还是要提拔宗守义这样的新晋，以使内阁不落入政风因循的旧圈之中。循名责实，积极有为，于政事有创见和主张，这才是朱永兴所希望看到的官员。（未完待续。。）
第一百一十章 政府信用
年节刚过初五，明军的大规模调动便开始了。山东的殄朔、伐朔两军南下，分驻于福建和广东，统归新成立的广州军区，军区总指挥为郑王刘体纯，副指挥为叙国公马惟兴。
除了成建制的调动，北地的荡朔、征朔、灭朔、破朔、剿朔、除朔各军，也积极招募补充北地兵丁，而撤换下来的南方兵丁将并入西南军区，先增兵云南和安南占领区，待击败安南郑氏后再转向滇缅边境，准备进行下一次军事进攻。
水师则一分为二，一部继续停留在渤海，配合打击满清的军事行动；另一部则南下广州，准备与广州陆军一起攻打安南郑氏。
按照安南郑氏的军力，顶天也只能征召六七万人，若看常备军的数量，则只在三四万上下。一个军，加上水师，加上安南占领区的军事力量，再加上湄、河两省的兵力，拿下郑氏是绰绰有余。
而如此大规模地军事调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廷的钱粮吃紧，将近十万人回到南方就食，不仅运输压力大大减轻，更少了很多运输途中的损耗。同时，打完安南郑氏，接下来便要谋取吕宋，便要侵略缅甸，南方的战事也不比北方少。
即便如此，在北方的三个军区北京军区、东北军区、西安军区，齐装满额后依然有三十五六万的明军。按照当时的人口数量来计算，大明是将近百人养一兵，只要分派得当，人人出力，这并不是难以保证的供养限度。相反，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随着气候的日渐回暖。民众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小。
其实，朱永兴一直以来也没有用加重赋税的办法来维持朝廷的运转和战争的进行。借贷是使用最多的手段，然后便是捐输，以及掠夺。这使得朝廷一直在负债经营，朱大董事长名义上也是最大的欠债户。
但政府会因此破产吗？在朱永兴看来是不会的，起码在户部的反复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能够维持。有了这样的判断，朱永兴便把发行纸币的念头暂时放了下来。
中国是纸币的故乡，产生于北宋时期（1023年）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比欧洲早六百多年。然而，在明朝中叶，中国的纸币就已经消亡了。为什么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纸币却逐步走向了没落呢？
道理很简单，纸币是一种信用符号，只有当它代表了货币信用的时候，它才具有价值。能够流通，能够极大的便利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一旦失去信用，它就变成了一张废纸。交子的兴起，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商业信用大发展的成果。而会子和其他中国古代纸币的衰亡，也正源自政府对货币信用的破坏性掠夺。
在封建社会中高度集权、缺乏监督制约机制的政府有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有着能够强迫社会接受的实力。正是这一力量使其可以不受市场的约束，不必那么珍视自身的信用。在这种没有外部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自我约束。政府就很容易走上恣意妄为的滥用权力之路，从而毁掉自身的信用、毁掉纸币制度、也毁掉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萌芽。
历史的发展在宋、元、明三个朝代都证明了这一点。朝廷发现纸币是个好东西，不用什么本钱，只要在一张纸上印上几个字，就可以当真金白银使用，换来实实在在的财富，还不用背加赋的骂名。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所以，印钞机全速运转，为皇帝们提供了无数可以任意挥霍的纸币，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恶性通货膨胀和丧失信用的纸币的消亡。
就现在而言。政府的公信力是否达到了使民众信服的程度了呢？对此，朱永兴是持谨慎态度的。起码在政府如期如数偿还了所有债券，并且将承诺一一兑现之后，他才能有更大的自信。
所以，尽管有臣子反对，朱永兴还是固执己见，下旨免了滇省的人头税，并开始做偿付第一期战争国债的准备。这是之前的承诺，也是维持并保证政府信用的办法。看似少了收入，但因此却有了长远的利益。日后若是再需借贷，政府便开得了口，民众也会乐于解囊相助。
寅吃卯粮，嗯，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用朱永兴的话说，那叫“负债经营”，也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在政府花销和投资方面，便要谨慎，以提高使用效果，避免了铺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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