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兴放下了朝鲜的国书，轻轻吐出一口长气。大明纵有毛病，纵有问题，却依然受到藩国的倾慕和向往。文化上所蒙的污垢可以洗去，出现的问题可以解决，但绝不应该被野蛮和落后所取代。
而且，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具有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进化活力的文化，而不是僵化倒退的文化。
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思想，当然绝不是再倒退到几千年前，在孔孟的水平上重新来过。而是要进行继承与发扬，把原先被满清统治打断的传统再接续回来！
如果一味采取原教旨主义，复古主义，一味认为儒家典籍，或者其他中国文化典籍是越古越好，越古越正宗。如果是这样，这种所谓复兴传统文化，其实质与满清统治下兴起的所谓“汉学”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恰恰是戕害毁灭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因为，在满清禁锢思想的黑暗统治下，使得真诚信奉与研究宋明理学本身就成为了禁区，成为有生命危险的事情，钻入故纸堆得到的所谓汉学则相对来说更安全。
倭国便是在满清时开始瞧不起中国的吧？朱永兴不是很确定，但现在该考虑的不是倭国日后的问题，而是中国将来的发展。
明年便是昭武元年，开恩科的事情已经决定。设文武两大科，武的就不用说了，将考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文科之内除进士科外，又设立了绝学科（包括法律、历算、乐律、测望、水利、农耕、建筑、器物制造），且进士科不考八股，而以时论取才。
在朱永兴看来，这种人才选择制度并不完善，只是暂时的。涉及到人才论典，涉及到上千年的传统习惯，也只能逐渐改变。如果一下子便废除科举，那可是天塌地陷的大事，明清战争由此逆转也不一定。
“陛下，这是户部最新的统计资料。”查如龙将文件呈上来，又补充道：“易尚书认为依据目前的财政状况，最早也要到明年才能实施。”
“朕知道这应该不是短期内能够实施的政策。”朱永兴虽然早有预料，但还是轻轻叹了口气。
战争，消耗了太多的资源，更大幅度的惠民政策只好拖到战争结束之后。或许战争结束也不行，北地凋弊，要恢复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办到的。
“免除人头税暂不可行，那摊丁入亩呢？”朱永兴一边翻阅着文件，一边随口询问。
“户部认为也不宜马上实行。”查如龙委婉地说道：“而且，户部认为摊丁入亩操作起来很有困难。”
“困难？当然有困难。”朱永兴微微皱了皱眉，说道：“是担心那些大户士绅的反对吗？”
“回陛下，也不全是。”查如龙想了想，说道：“微臣等也细致研究过，觉得与其形成问题，倒不如北伐胜利后，一举取消人头税更好。”
“朕要看看你们研究的资料。”朱永兴有些疑惑，摊丁入亩难道真的有什么重大问题。
满清的“摊丁入亩”政策被称为“良法美政，归于大同而无业贫民永沐”，被归结为清统治者爱民如子的“德性”，是“至仁之政”、“惠于贫民”的恩恤旷典。被清朝统治者标榜自己的恩政载入史册，故各种文献，如清三通、清会典等都不惜笔墨，大肆加以渲染。
其实呢，摊丁入亩并不是满清的什么独创，它是由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转变而来。就是将一部分户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减轻户丁征派，加重土地负担，也就是把户丁银转入土地摊派，由地主承担。
但“摊丁入亩”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弊端，即无法均匀地分摊赋税，从而无法有效保证赋税的顺利征收，更无法达到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的需要，因而遭到上至豪强富户，下至贫民百姓的反抗。这使得“摊丁入亩”政策实施的进程变得缓慢而困难重重。
而且，“摊丁入亩”政策并不能维持固定的征税数额从而抑制人民逃避税收。清朝前期实行“永不加赋”的措施时，曾希望通过将丁口数额固定下来的方法来保证丁银征收，避免人丁流失，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但是由于“永不加赋”的措施表面上固定人丁数额，实质上却无法使人丁附着于土地之上。
“永不加赋”并非“毋增毋减，定为常额”，而实质上使人丁数字增多。由于“摊丁入亩”政策的丁银数字是建立在“永不加赋”的定额基础上，因而“摊丁入亩”政策施行之时，人民就负担了更为沉重的赋税。
换句话说，在满清统治时，大部分省份的丁银都出现增额，并非保持定额数字。换句话说，自“永不加赋”至“摊丁入亩”，满清统治者一直打着“定为常额，毋增毋减”、“天恩浩荡，亘古未有”的旗号，要求各省人民顺从地承担封建义务。所谓“有道明君”，其实不过是更懂得如何缓和阶级矛盾，保证人民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已。
实施“摊丁入亩”政策后，政府加在土地上的丁银实际上还是由贫苦的佃农雇工承担。丁银并入地赋一起征收，土地成为征收赋税的凭据，表面上无地少地的贫民因此摆脱了丁银的征收，实际上，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租用地主土地或出卖劳动力，沦为地主的佃农、雇工。清代租佃经济在清初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也表明，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仆雇工。
从商品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到边远的贵州地区，从江南到江北，雇佣长短工进行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常见现象。这样，佃农雇工就成为大部分土地的真正劳作者。他们或通过交纳地租，或通过领取工值的方式谋生。但显然地主在产品分配中占据绝大部分，佃农雇工仍然徘徊在贫困线上。因此，这些赋税钱粮的真正负担者仍然是佃农雇工。
在满清的统计资料中，雍正实施“摊丁入亩”，百姓迫于重赋而背井离乡，到了乾隆年间便有大批流民涌向东北或东南沿海，他们的目的地越来越趋向原本自然环境较差的地区，如宁古塔原为清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
这表明，统治者希望通过“摊丁入亩”政策减轻赋役负担、安辑人民来固定税收的方法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他们无法控制赋税征收从而稳定社会。由此可见，“摊丁入亩”政策并未减轻人民负担，相反，它促使大批农民逃往外地，流民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
钱穆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满清吹嘘的仁政“摊丁入亩”可谓是一针见血的评价：
“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
“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
“满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这哪好算得是仁政？”
“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象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的。”
朱永兴掩卷沉思，固然研究资料没有那么详细，没有那么准确，但他还是看出了问题的大致所在。看来，他也被包衣们的歌功颂德与扯虎皮当大旗所迷惑了，提出所谓的仁政“摊丁入亩”实在是有些草率了。
就象过高估计了八旗的战斗力一样，自己还是免不了被满清所篡改的历史所蒙蔽或误导啊！
朱永兴苦笑起来，他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赋役制度的形式可以改变，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剥削的基础，惠政也惠不到佃户头上。谁有土地，谁占主动，谁才有决定权。除非国家用强令规定田租地租的数额，并用暴力机器保证政策的实施。但在目前，却是不宜干预的。
而且，中国古代一直有丁税，但一般一户人家的土地是一定的。人口增长代表丁税增加，负担加大。这从客观上限制了人口增长，与朱永兴所希望的人口大量繁衍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要想使人口大量增长，便要使其不再受土地资源的限制，或者使土地资源大量增加。取消人头税，削弱人身控制，并且加快人口流动，这是一个办法；而对外开疆拓土，也就是侵略掠夺，则是另一个办法。
警钟再次给朱永兴敲响，让他知道，即便是穿越者，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而且，任何改革措施，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福利均沾，必然经过一个长期的摸索和磨合期，以让改革措施更加适用于社会经济的需要。他提出摊丁入亩，出发点是好的，确实是要解决农民的赋税问题，让农民减轻负担，同时让国家财政增收。但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如果不能完全解决土地问题，社会发展的阶段就摆在那里，便无法实现更高层次的突破。
抛开满清的“仁政”——“摊丁入亩”，朱永兴又认真考虑起“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的政策。
古代王朝为什么会灭亡，为什么逃不脱三百年轮回的厄运，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的结果，就是劫贫济富的结果。
比如明朝，掌握大量土地的人不需要缴税，赋税却转嫁到了无地少地的人身上，王朝初期问题还不突出，到了中期矛盾便开始尖锐。因为王朝初期特权阶层还是少数，不需要缴税的土地也不占多数。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就开始加剧，特权阶层越来越多，比如有功名的人，致仕的官员，皇亲国戚，皇帝赏赐给某人的土地，地主士伸富豪等等。就这样再熬一段时间，问题大爆爆发，王朝被推翻，接着就是新一轮的轮回。
朱永兴要想结束这个轮回魔咒，就必须解决土地兼并，但又不能违背中国千百年来的土地政策传统，那么只剩下统一纳税和向外扩张这两种办法双管齐下了。
土地仍可以自由买卖，但是官绅国戚宗室等以往的特权阶层必须一体纳税，且朝廷将不再以土地作为赏赐，有功者和宗室将按爵位等级用粮帛金钱予以发放。然后再以国家暴力机器作后盾，制定出严格的地租赋税，使佃农能够免受太过严苛的剥削。
只要老百姓有饭吃，在没有强力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比较有保证的。
“让户部统计官绅的土地，朕要知道现在有多少人不纳税。”朱永兴知道数字不会太大，战乱、杀戮、逃亡，明朝中期那种特权阶层到处都是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正因为如此，这或许是一个实施政策的机会。r1152
第十六章 不一样的光复
大明对所有领域控制力都很薄弱，在文化、思想和商业这样需要宽松的领域，形成了极度的繁荣，但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控制力的薄弱却形成了致命的毒药。政治上没有与文官士大夫相抗衡的力量，中央对民间的控制越来越薄弱。人为划分的士农工商阶层，臭大街的军户匠户制度，巨大的贫富差距，又没有政府的有效调控，它确实有很严重的问题。
但真的象史书上所说的一片黑暗，毫无可取之处吗？通过“摊丁入亩”制度的否决，朱永兴并不这样认为。
因为，历史是由生活在其间并继承其成功带来的好处的那些人所撰写的关于过去事件的书面证词或诠释。所以，历史总是难于避免地从胜利者的观点来描述。他们的言论，最终就这样地被保留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占据优势和强大实力的一方，总是有办法不让人们窥视那些绝不是为他们歌功颂德的文件，以便他们能流芳百世，至少在他们有生之年。
于是，就有了被封存了三十、五十甚至七十五年的秘密文件放在档案馆里。其中一些至今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这是对胜利者提供的保护，使他们不至于因对历史的反省陷入难堪的境地。这就是胜利者鲜为世人责骂的原因。
但随着形势的翻覆，对满清的批判便势在必行。劫掠、奸yin、屠杀等种种暴行必须得到唾弃和仇恨。不如此，不足以激发起民众的义愤；不如此，不足以坚定打败满清的意志；不如此……
有批判，便要有彰扬。彰扬的是奋勇厮杀的军卒将士，彰扬的是抗清不屈的义士。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大明帝国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明朝故臣降的降、死的死、隐的隐。即使能够抵抗者，亦经不住历史时间的磨洗，渐渐消蚀了那份抵抗的性情，最终走向颓废遁世的道路。
但也有一些人，始终如一地反抗到底，可谓最后到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地步，成为最后一个不识时务者。如果说南明小朝廷刚刚崩溃之时，遗老故臣们趁兴凭一时的血勇之气参与抗清活动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在永历巡狩之后，南明的知识分子思想便到了大崩溃的边缘，脱胎换骨的蜕变促使知识分子寻找新的仕途和新的思想定位。而作为坚守人格气节的一群人却绝不肯举起思想的白幡，进行人格的阉割。
即便是财政有些紧张，朱永兴还是挤出有限的资金，兴建烈士陵园，建忠烈祠，让那些有名的、无名的抗争者能受到景仰和祭祀。
“这里记录着为国家、为民族而战的官兵们的名字，他们为了反抗侵略献出了生命，光荣属于那些在战斗中牺牲以及遗体在烈火中消失的官兵们。”
“英魂不朽，万古长存。”
“我们要牢记，这些或出身平民或出身富贵的人们，用鲜血和生命所铨释的不屈的民族精神！”
“我们的脚下浸透了烈士们的血，但愿以后我们的后代在面对这段历史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会让这些先辈在地下流泪。”
“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永远不能遗忘的牺牲和付出。谁遗忘，谁无耻；谁遗忘，谁犯罪。”
……………
中华民族并不是个健忘的民族，可在后世，朱永兴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是他们真的健忘了许多许多东西。从现在做起，尽自己所能，让那些为国捐躯的先辈们能有一块安息之地，这是军人的义士们应享受的荣誉和尊严。
有时候，苦难寄托着伟大，牺牲变成了光荣。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死而有所值，愤恨便会转化为视死如归的勇气。
当一个人由命运来摆布的时候，他会茫然、惶惑、恐惧、软弱。而他一且扼住命运的咽喉，他就是胜利者，他就有了自信，有了意志。而明军重新夺回了大江之南的地区，便给了民众和百姓这种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不再是可以肆意屠戮的羔羊。
宣传、鼓动、奖励……当所有的手段产生出复合的作用后，光复区便会很快稳固，并不是兵多将广，而是百姓的奋起。
……………
船只行过茫茫大海，如同苍鹰掠过天际。陆地渐渐出现在大海的远方，默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