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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诸部在捐输和助兵的事情上狡词延宕，但俸银、俸禄却还要得勤快，又给清廷背上了一个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而蒙古诸部态度转变更为明显的是开始违反清廷所制定的封禁制度。蒙古经济是以游牧为主，择水草而居。但清廷却从抑制蒙古经济的发展和掠夺蒙古经济等目的出发，制定了封禁制度，让蒙古人只能困居在所居旗境内，不得愈越。
禁令使蒙占人困居一隅，使各旗之间不能进行经济交流和相互联系，把蒙古人紧紧束缚在所居旗境内。这自然会招致不满，在满清强大时，蒙古诸部还不敢违抗，但此时却已经不太把满清看在眼里，或者说蒙古诸部对明清战争的胜负已经进行了重新的评估，不再把宝押在满清身上了。
这样的内外倾向是危险的，特别是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苏克萨哈曾提出过倾力一战的想法，但却被否决了；他也曾赞同过迁都，回到龙兴之地喘息的议论，更是被无情斥责。
在苏克萨哈看来，调集精锐，哪怕是京师禁旅，只要能取得一场大胜，那人心也会大大扭转；若是败了，那便劫财掠民退回辽东，与明朝打持久战。或者就直接退出中原，还能保存兵力，再借助于辽东的气候、地形，更有与明朝耗下去的资本。
不管怎样，他都认为比现在这种硬撑下去要好。空耗实力，却又无决战一场的意志；分兵驻防，又显得处处难守。时间一长，人心更乱，财政更紧，更没有了胜利的希望。
“嗯，皇商八大家的捐输——”鳌拜沉吟了一下，有些不悦地说道：“数目太少了，如何影响其他商人？”
发战争财历来都是很便捷，也是最快能积累起资本的好时机，山西人把握住了这个时机。夹杂在满洲人席卷天下的队伍中有非常之多的山西人，他们形成满洲铁骑的后勤部队，在这只后勤部队中形成了后来名闻天下的山西八大皇商（满清的八大蝗商）。
他们控制了绝大部分与满洲军队的贸易，也控制了绝大部分察哈尔也就是张家口的对蒙贸易。
其实，早在满洲人入关前，这八大皇商便常往返于关内关外。在明朝政治日趋和社会动荡的关头，商人特有的灵敏嗅觉，使他们看到了满清的崛起和野心。于是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满洲人输送军需物资，提供军事情报，搞起了政治买卖。
满清入关后，顺治没忘为己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设宴，亲自召见了他们。并赐给服饰（想必是马褂汉奸服）。宴上，顺治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
其中，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从此。范永斗等人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特别是范永斗，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凭借皇家威势，广开财路，漫天作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但此一时，彼一时。清廷为解决财政困难。还是先盯上了这些“皇家走狗”，希望由他们进行带动。转而从北方的商人身上榨取财富，以便支撑这场在他们看来，还未失败的战争。
“倭国幕府在南京陷于贼后，便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由终止了贸易。”苏克萨哈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说道：“以皇商身份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损失很大，这个时候——”
“现在是有所损失。”鳌拜不为所动。冷笑着说道：“以前呢，对日铜贸易那可是暴利，他们赚了多少？”
范家因官而兴；所做生意也大多与政府有关；其命运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也是范家过于贪婪，处处伸手，竟联络张家口的五个皇商。承包了对日铜贸易。当时的清廷在国内禁止采矿，进口铜业自然是暴利产业。
但在明军光复南京之后，倭国幕府的态度便开始明朗，断然中断了与满清皇商的铜贸易。曾经暴利的铜业突然变得无利可图，这让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进退失措。而朝廷的官员们则乘机催讨官铜，迫使范家只好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损失惨重。
苏克萨哈对鳌拜等人所做出的类似“杀鸡取卵”的政策是不赞同的，但他委婉的劝谏被鳌拜强硬地顶了回来，也只好心中悲叹，无可奈何。
其实，鳌拜等人能如此去做，一方面是形势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有其根据和理由的。
什么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这样讲，那就是所有封建统治下的臣子是没有自己的财产的。你的不是你的，是朝廷的，是君主的；现在是你的，是因为朝廷和君主还不需要，暂时归于你名下而已。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遏必隆在旁帮腔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心里还不清楚？如果我大清战败了，他们有什么结果？还死守着那些钱财，一点用处都没有。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了，难道他们还不愿意吗？”
愿不愿意也得拿出来呀！捐输是官面上的话，如果不识抬举，那便要抄家抢掠了。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六艘；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一家，在张家口有地一百多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
“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皇商八大家正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他们靠依附满人，见利忘义，在国家倒塌的废墟上，在同胞的尸山血海中，成为了家产百万级的富豪。可以说，他们赚的每一分银子上都沾染着同胞的鲜血，都附着了无辜的冤魂。
只可惜，“狐兔死，走狗烹”、“卸磨杀驴”的戏码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屡演不衰。“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
诚哉天道好还。投靠鞑虏、出卖同胞的卖国之辈，曾经风光无二的皇商这么快便被主子当作压榨的开刀对象，恐怕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正如朱永兴在邸报上发表的御笔文章所说：商业无国界，商人有国籍。如范奸永斗、王奸登库、靳奸良玉等，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于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杀同胞于血海，毁国家于旦夕，虽万世难消此恨……（未完待续。。）
第十三章 打压缙绅
明亡于清，原因很多。但政事疏漏，与士人过宽，与庶民过严，商贾借士人崛起，无利不起早，心中无国家民族之所义，唯图方寸之所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士子一中秀才，便有两百亩免银田，投靠者趋之若鹜，有些则卖人情包揽亲朋故旧之田。江南历史上拖欠钱粮之因，与士风有颇大关系，那些士大夫虽不如此张狂，但比之普通士子却更有力，特别是身占朝籍之人，礼抗官府，私下里却田连阡陌，华堂美宅，广蓄家奴……”
朱永兴一回到南京，便在早朝上表示了对“国家养士”制度的不满。有些臣下并不知道这是他久以有之的改革措施，还以为他是在杭州时因见富豪士绅沿湖围田，官府欲疏浚却面临阻力，而大发雷霆。
“或给粮，或给银，独不予赋税之惠，以绝其损国肥私。”朱永兴的声音在大殿上回荡，“宗室藩王亦是如此，发放俸禄而不予封地，并可间接参合五民之业。”
若是连宗室藩王都不享受赐田免赋的待遇，那些士子也就少了物议。至于参合五民之业，也是让宗室藩王慢慢能够自食其力。当然，宗室藩王若涉足工商，极可能会利用权势和影响，损害工商界的公平性。所以，朱永兴决定在宗人府中成立一个投资部门加以管理，或投资商团，或投资其他领域，杜绝宗室藩王的直接经营。
中国封建社会的治乱轮回，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土地的再分配。每每安定之初，土地兼并还不严重，百姓的生活在轻赋薄役之下，尚能安居乐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出现大贵族、大富豪、大地主。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民众生活日苦。到了矛盾不可调和之时，便是又一轮战乱的开始。
所以，朱永兴便要在此时土地充裕，兼并尚未大规模开始时，尽可能地限制一些特权阶层。士绅是。宗室藩王也是。
当然，朱永兴知道所谓的“均贫富”是不可能实现的。就算现在他划了一条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但越往后，贫富的差距便会拉大。因为人人是不同的，体力、智力、勤懒等因素，都影响着个人及家庭的发展。
贫富差距不可消灭，而且并非都是不合理的现象，要杜绝的是某些人利用漏洞而投机取巧、不劳而获。
健全和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税收制度，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在目前来看，还不是特别的迫切。
“启奏万岁，国家养士乃是祖制，骤行更改，恐不妥当。”正卿为郭之奇是群臣当中是年纪最大，资历最深的，当然思想也是守旧的，与除张煌言以外的新进官员都唯朱永兴马首是瞻大大不同。
“国家养士。朕当然不否定。只是方式略有变更，堵塞其中漏洞而已。”朱永兴还不敢一下子便来个人人平等。甚至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也须在北伐成功之后试行，所以说得委婉，“朕刚刚看过国战债券的发行情况，十分失望。江南乃士风最浓之地，认购额却不及湘鄂。难道这便是士人的爱国之情，难道他们可以坦然受朝廷之恩惠。却不思报效国家，亦是理所应当？”
“万岁，江南受鞑虏压榨荼毒，元气大伤，财富大损。尚需时日恢复。”张煌言上奏附和着郭之奇，身为士人，他虽觉得士绅有劣迹，但大体上还是好的，再者，朱永兴登基之初，也不好落个刻薄寡恩的名声。
“启奏万岁。”户部尚书易成上前反驳道：“张尚书之言有误，据户部统计，债券发行，江南以小额认购居多。也就是说，买者多为小户或平头百姓。难道说受压榨的只是士绅富豪，还是说百姓的生活比他们还好？”
“这便是朝廷要用民脂民膏养的士，要优渥对待的绅吗？”朱永兴不禁发出冷笑，“都说富而后知礼，知礼而后贵，朕看倒不见得啊！这书读得越多，怎么倒是越不爱国？我朝养士二百余年，仗节死义者令人崇敬，可现下江南所剩的怕皆是鞑虏之顺民吧？鞑虏压榨盘剥时，可曾有过反抗？怎么光复之后，既无尺寸之功，倒要朝廷优容施恩？连平头百姓的觉悟都不如，尚要争这争那，算不算寡廉鲜耻？”
“启奏万岁。”监察部尚书周良甫上前奏道：“据各地方官所报，江南士绅多有辜负圣恩者。万岁减赋惠民，那些士绅却征收如故，苛待佃民，实在可恶。”
“视朝廷法令于无物，该如何处置，由刑部拟议。”朱永兴脸色变得铁青，冷冷地说道：“朝廷有雷露之恩，亦有雷霆之罚。犯者必究，绝不宽贷。”
“微臣遵旨。”张煌言心中暗自叹息，有些士绅实在是不晓事，授人以柄，罚之有据，现在却是转圜不得了。
辜负圣恩，这是一个比较虚，也是一个封建帝王常用来处置臣下的罪名。重了，可以说是“罪无可宥”或“罪该万死”也不为过。朱永兴下旨减免赋税时，便说得详细，既让田主得利，又让佃户受惠。阴奉阳违，被扣上这个罪名也是活该。况且，朱永兴本来也有设个陷阱，让那些贪利的士绅钻进去的心思。
大局要稳定，但有根据的治罪处罚却不在此列。
光复江南后，朱永兴确实能感觉到士绅的力量。这些人掌握着民间的舆论和法律，有时候，他们的意见甚至能影响地方官的决策。
不过在明清战争中，缙绅阶层几乎没有发挥多少有助于明军的作用，或者说支持明廷的缙绅力量被支持清廷的缙绅力量所抵消了。朱永兴意识到缙绅阶层掌握的资源，但也不掩饰对他们的轻视。因为在他看来，这实在是一个松散的阶层，其中每个个体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奔走，还远远没有形成阶层意识，或者说已经在强大的君权前，在粗暴的武力面前被抹杀。
只要不公开与整个缙绅阶层为敌，不洗劫他们，朱永兴就不用太担心这个阶层的人会誓死抗争。而不废科举，就是一种很有效的制约手段，让缙绅阶层去献媚皇权来争抢君王抛出来的那块肉骨头，从而把这个强大的阶层变成一盘散沙。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的名言被朱永兴牢牢记着，只要朝廷不断地使用这个诱饵，便不愁缙绅阶层中没有合作者，当然，朱永兴也不指望缙绅阶层普遍具有有爱国情操和杀身成仁的意志。
因为，缙绅只在乎他们的一点家产，在乎他们的后代有没有机会考上科举，把家族的安全延续下去，至于是谁的科举他们并不是很在乎，反正只要不跌落到平头百姓就好。
还真是可怜啊！这些由于拥有土地而控制着大量的人口，在家乡一言九鼎，在父老眼中是知识的传承者、公义的化身，而愿望就只是能够不被官府欺负而已。
所以，就算朱永兴悍然下旨，将“辜负圣恩”的江南缙绅全杀了，那些幸存下来的也会认为这些缙绅是自己作死。
经过满清在江南制造的“奏销案”、“哭庙案”，以及大量清军的驻扎和官府的压榨，江南缙绅的实力受到了沉重打击。朱永兴趁着其虚弱之机，以有理、有据的处罚再度削弱他们，倒也是应有之意。
而且，对于犯奸作科的江南缙绅的惩治早在光复江南之后便开始了。原则是有罪便罚，不问其他。由于《明史》案而险些被清廷重惩的朱佑明，原以为会因此而被朝廷所褒奖，却不料被官府查办其巧取豪夺、横行乡里之罪，全家被处流放之刑。
惩治劣迹缙绅只是迅速稳定江南秩序的一方面，各地的土棍、地痞、恶霸也在严打之列。既然要以江南为主要基进行北伐大业，以这种稍显酷烈的手段快速实现社会安定，也不算是过分之举。
……………
“中国实在是太大，太富饶了。”日本使团坐着船，沿着长江参观了一番后，服部其衷忍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小大名有的都要自己去种地，家康公早年，手下的家老们在平时都要干农活呢！”
小大名，也就是倭国的诸侯，如果按照地域的大小来看，也不过相当于中国的县长。
“是啊，来的时候只觉得中国广大得无边无际，这次沿途能够观察风物，果然土地肥沃、应有尽有。”同为使团成员的小宅生顺连连点头赞同，“鞑靼人连沿江之地都弃守了，可见并无与明朝相抗衡的实力。或者说，他们缺乏拼死一战的勇气。”
“也就是说，鞑靼人差不多已经败局已定。”服部其衷说道：“我国的政策已经可以确定了。大明胜利在望，打败鞑靼只是时间问题。”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小宅生顺还有几分谨慎之心，沉吟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