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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朝，情况也不见改变，先后有瑶僮族抗清起义、龙韬抗清起义、颜光色反清起义……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也起源于广西。
广西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有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有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有各族劳动人民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有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有土官与明朝廷之间的矛盾，土官之间也有矛盾等等。尽管社会矛盾复杂尖锐，但如果着重从经济方面去寻找根源的话，便可以归究为土地问题和食盐问题。
众所周知，广西素来是山多田少，地瘠民贫的地区。在明以前，广西的土地大部分为工官土目们所占有，苗、瑶、侗、壮等各少数民族农民以至汉族的农民则很少土地，甚至没有土地。入明后尤其到了明中期，广西的土地兼并比他省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失去了土地，就等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路。因此，广西的贫苦农民迫于生计而起义，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
而明朝的镇压方式“武装夺田”无疑又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使广西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所谓的武装夺田，就是把起义农民的土地称为贼田，用武装夺取之后，分给官军或召募来的土兵耕种。企图用这种手段来破坏农民的生产，断绝农民的粮食，以达到镇压农民起义的目的。
换句话说，武装夺田就是朝廷公开地把农民的土地，划归驻守官军及土官土目们所占有。这便使起初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而新的反抗官府武装夺田的起义又爆发了。
此外，食盐问题也是明代广西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由于广西不产盐，广西的食盐是从广东运来的；又由于古代交通不便，盐运困难，加之统治者对食盐的专运和专卖，致使广西的食盐奇缺，“私贩甚多，盐价甚昂”，且“官运之盐，旋行旋罢，兵食具乏，地方坐困”。
本来就不产盐，地方官吏又插手盐运，大搞盐贩私捞。史料记载曰：“传者谓链死，贼刳其腹，实之以盐”。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由于官府垄断盐运和地方官吏大搞盐贩私捞，使食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对地方官吏搞私贩盐价极端不满。
盐本来就缺乏，而统治者又对广西少数民族人民实行食盐封锁政策，更加引起人民的反对。“广西不产盐，而两江（指明代广西的左、右江道）尤为难得，宜严立私贩之禁，量为功次等则。以为赏劳士兵之资。”结果呢，少数民族人民无盐可食，只能到山中寻找其代用品。《粤西诗载》有言：“山深路远不通盐，蕉叶烧灰把菜腌。”这就是当时广西各族人民过着无盐生活的真实写照。
众所周知，食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由于明政府对广西各少数民族实行食盐的封锁政策。势必引起人民的反抗，人民示得不为夺盐而斗争。
“……前车之鉴，暴乱之源，若不根除，即攻取广西，亦是烫手山芋。不能为我所用也。”朱永兴痛批了明朝在广西的弊政，面前桌案上已经铺了数张军情司探听总结的广西方面的情况报告，“土地，吾有之；食盐，吾亦有之。如此岂不能革除积弊，踞广西之地。招广西之兵，抚广西之民？”
广西地属边陲，自古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加上环境恶劣，民风骠悍，饶勇好斗。在明朝，曾经有过“广西狼兵雄于天下”的称号。曾经在明朝快灭亡的时候，在宁远大战中力挫当时天下无敌的清八旗军；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率广西兵从金田出发，一直杀到南京，纵横大半个中国；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唯一打赢的一场反侵略战争——镇南关大捷，依赖的是广西兵的英勇无畏……到了红军时期，又有“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的评价。
朱永兴进取广西。要的不仅仅是占领，而且要消化，要为己用，成为壮大力量的一个源泉。所以，军政两手都要抓。都要硬。食盐，滇省出产，日后再靠海煮盐，不会缺乏；土地，广西不够就抢真腊的，湄公河三角洲的开发看来可以提前进行了。
“汉、僮、瑶、黎等族一视同仁，有一人入军，则一家受益；有一家迁徒垦荒，则开垦之地半数归己。”朱永兴的优惠政策不断拿出，使马宝和贺九义都感到了振奋。
朱永兴支持的力度如此大，政策措施如此优惠细致，这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尽管调拔的兵马不是很多，但有强有力的政务部官员宣传鼓动，为了土地和食盐，以及日后的生活富足，参军的民众岂能少了？
广西战区看来只是个开始，以后就是两广战区，再以后……马宝的眼中射出热切的光芒。
“进取广西还是要以稳、缓为主，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重，尽量不过早地占领大城市，也尽量不要向东扩展，以免触动到广东清军。”朱永兴作了最后的战略布署，再次提醒马宝和贺九义，“以广西清军为主要打击目标，东面推进暂不超过南宁为好。作战方向应主要向北，争取与安南基地联成一片。至于具体的战役指挥，便全交与广西战区指挥部临机决断。”
马宝沉吟了一下，谨慎地问道：“殿下，若广东清军主动来攻，我军是否要退让避战？”
朱永兴轻轻点了点头，想法虽然好，但要敌人配合，却也是一厢情愿。当时的广东、广西版图与后世很不一样，这主要是因为广西壮族、黎族、瑶族三个民族反明起义猛烈，明太祖朱元璋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把黎族聚居的海南及广西门户钦州、廉州划归广东。而清朝则大体上沿用了这种区划，使得由镇南关进取广西的时候，钦州等地的广东清军难保不作出反应。
“只是尽量不触动广东清军，但其要来进犯，则坚决打击。”朱永兴断然说道：“吾会令水师牵制，想必钦州的清军也不太敢轻举妄动。”
几支海上武装尚未表态，岷殿下却已经如此笃定，马宝和贺九义互视一眼，虽还有些疑问，但都没说出口。
“你们率军由太原城下过，向安南郑氏展我军威，再集结于谅山待命。”朱永兴做了最后的布置，“另有两千部队也随你们同行，至谅山后，他们会继续至下龙驻防。待命的这段时间，命军士多做飱饭，备足军粮。吾派出买粮的船队近日即回，会很快转运谅山。还有从滇省运来的盐巴，各地筹措的鱼干，也会不断向谅山运送。”
“多谢殿下。”马宝和贺九义起身施礼，诚挚感谢。
马宝和贺九义知道连番征战后，目前的物资供应并不充裕。安南基地勉强能够支撑。还要靠着补种的蕃薯，要到明年才能缓过劲儿来；暹罗援助的粮食现在都沿江而上，就近支援滇西；新收复的滇西之地虽然把秋收的粮食大半保住了，但也要靠后期的补种、抢种蕃薯、蔬菜，以及土府报馈来支持。能筹措出进兵广西所需的粮草。朱永兴肯定是冥思苦想，竭尽所能了。
诸事商议已毕，朱永兴亲自把马宝和贺九义送出去，方才回屋。独自坐在桌案前，他收起那副自信沉稳的神情，摇头苦笑不已。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钱粮既是扩张的资本，也是桎棝发展的枷锁。就算把官僚机构精简到最小，用土地充军饷，但粮食呢，却一直是令朱永兴感到头痛的事情。
如果有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那还好说。可战事一个接着一个，就必须维持一支数目众多的军队。给军队供应粮食，又不能象对老百姓那样，有点米，再掺着蕃薯、蔬菜，饿不着就行。
好吧，粮食不够咱花钱买。征讨安南已经打通了商路，从占城，从真腊，都能购进大批的粮食。说的容易，可钱呢，凭土司们讨好献上的金银财宝，是靠战争缴获的府库钱税，还是靠刚刚起步的海外贸易，或是安南郑氏的战争赔款？要知道，除去各种花销外。那都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赚钱，朱永兴已经谕令沙坝的军工部抽调出部分工匠成立铸钱局，设炉用铜铅铸钱。但铸出的钱要在民间流通，要取得信用，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办到的事情。是远水不解近渴。
所以，尽管朱永兴身份尊贵，既为朱氏皇亲，又为朝廷留守，却还得为钱发愁。为此，他现在不仅借债了，还要卖爵位，他还要透支自己的名声，以及政府的信用。
“施恩德，赐民爵”是汉朝曾经实行过的政策，到了西汉时，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赐爵，即国有喜庆、大捷等，都可以赐百姓爵；另一种是鬻爵，便是逢财政困难的年度或者内外用兵筹措军费时，则募民以钱、粮食、奴隶入官府，可换取爵位。
因为获得爵位的人，可以获得封邑（高等级爵）、免除部分或全部赋税徭役、减刑、优先担任官职等。所以，人民多买爵位以逃避赋税徭役。到后来，朝廷又往往以各种理由征发有爵位的人并加以种种其他负担以代替赋税徭役。渐渐的，民爵也就无人再买，也不再为人所重。
凡事有一利，便有一弊，民爵也是如此。朱永兴认为可以给有功于国家的平民一个荣誉头衔，并且享受一定的特殊待遇，以为彰显。但如果给予的特权太大，则又会产生负面效果，产生新的不公平。
因此，朱永兴对于加设民爵是相当慎重，而且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考虑，并与手下官员进行了周密的研究，才做出决定，并制定了细致的规章。
……………。。
“……郑砚北，虽为平民，心系国家，慷慨解囊，以助中兴。特赐封民爵三品‘明义’，授三等义民勋章……”
朱永兴笑着走上前，将爵位文书授予郑砚北，亲手为其佩戴上了义民勋章，并赐民爵方巾。
民爵暂分为明义、明勤、明勇三种，每种又分九品，分别授予于国有功的商、工、兵三类百姓。得爵者可着绢绸，见官不拜，试用为吏者可优先任命，宅院、车辆可与等品官员相同，可监察官府，可直接向朝廷上书，每年有年例赏赐……嗯，听起来很是尊荣。
但实际上呢，特权是非常有限的。与西汉相比，一没有免罪减刑的规定，二没有赋税瑶役的免除。至于见官不拜，监察官府，直接上书，对于早就想废除跪拜礼，并希望利用民间力量监察官员，还能够广纳意见的朱永兴来说，则是顺势完成的事情。
明代经济繁荣，商业活动频繁，商人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逐渐加强。但不管是商人自己，还是他们周围的社会，依然没有把商人放入高层社会中。在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萌芽状态时，商人们无力与重如磐石、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作斗争，也就难以建立起自信心，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挥之不去的自卑情结。
《三言二拍》中便很深刻地描写了这种现象和心理，连要从良的妓女王美都因商人不是“衣冠子弟”，而不情愿委身事之。而卖油郎秦重手里有了钱，打扮整齐去会花魁娘子时，也因为职业关系，而愧态重萌。
“草民谢殿下恩典。”郑砚北欲跪倒叩头，却被朱永兴制止。
“今日授爵颁勋，大礼可免。”朱永兴笑着示意郑砚北先行下去，他环视了一圈下面的商人，待低低的议论声消失，才朗声开口道：“古时分士农工商四民，以为国之石民也。然事易时宜，吾以为当下应列五民，士农兵商工，五民不分排列先后，皆为大明子民，皆是吾大明中兴之赤子。五民各守其位，各尽所能，则兴复华夏，驱除鞑虏，指日可待。”
第五十六章 士农工兵商，短视暴敛
士农工商，这是从春秋时便延续下来的划分标准。军人虽然保卫国家，浴血拼杀，却被贱视，连排名最末的商人也不如。朱永兴虽然提高了军人的待遇，但在政治地位上的提高，却是从今天的授爵正式开始。
“……士者，立德于心，建功于世，宣德功于言，泽被后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岂有不赖将士奋勇拼杀，浴血争战？农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此巧工之能也；商者——”
朱永兴故意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
下面的人群中不少都躬身拱手，表示对朱永兴尊重、同情商人的感激之情。
朱永兴淡淡一笑，说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追求富贵是人之常情，发家致富亦是人之所愿。”他的脸色一肃，沉声道：“只要尊规守法，取之有道，又何必心怀惴惴，自卑自鄙？然，吾闻商业无国别，商人有国籍。同为商者，却有忠心爱国之商人，贪婪无耻、丧心卖国之商人两类。”
大厅内立时沉寂下来，参加此次授爵的大部分是商人，有滇省的，也有庯宪来的，还有暹罗、真腊、广南的华商。无他，一是前来观摩摸底，二是想在海防新建的华商会馆中分一杯羹，不必再在庯宪仰安南郑氏鼻息，受安南人敲诈。此时见朱永兴神情严厉起来，不少人都心怀忐忑。
“皇商八大家，嘿嘿。好大的彩头。”朱永兴几声冷笑，鄙夷地说道：“若由吾来看，两个字可评价这八大家——汉奸，三个字——卖国贼，四个字——唯利是图，五个字——贪鄙且无耻。六个字——要钱不要祖宗。”
“奸商，既奸诈无德，又是汉奸卖国贼。这些奸商与鞑虏勾结，出卖情报，出卖军火，把民族英雄们的浴血奋战和无畏牺牲，换来自家白花花的沾满血腥的银子。丧心病狂至此，非千刀万剐、满族操斩，难消吾大明忠臣义士之大恨。难报吾大明被屠戮之万千民众之深仇。”朱永兴已经声色俱厉，这么长时间以来慢慢已经在身上培养起一种威势，再加上久历战阵的一股杀气，立时使大厅内鸦雀无声，很多人已经脸上变色。
朱永兴慢慢做着深呼吸，重新调整着情绪。媚事权贵，勾结政府要员，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在商人面对封建主义的重压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所以。他既要得到商人的帮助，又要敲打他们。
“卓哉弦高子，商隐独标奇。效谋全郑国，矫命犒秦师。赏伸义不受，存公灭其私。虚心贵无名，远迹居九夷。”朱永兴的语气变得和缓。目光也变得柔和，慢慢露出了笑意，说道：“古有爱国商人弦高，今亦有无数商者情系国家，令吾欣慰之至。”说着。他伸手向下一指，笑道：“暹罗华商陈班超，身居海外，心忧华夏，可为今之弦高。陈老板，请上前来受爵。”
华人最早移民暹罗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至少在1165年，就有中国商人到今日泰国境内，或贸易，或流寓，成为最早的华侨。泰国华人社会的雏形应形成于大城王朝时代（公元1349年～1767年）左右。据史料所载“在暹罗有许多华人居留，他们在国内不管什么地方都享有自由交易的权力，并为国王所敬重；有不少人地位崇高担任重要官职；亦有不少华人成为最有能力的代理商、商贾及船户。国王派在海外的代办官员，仓库员及会计员，多是华人。”
暹罗华商通常定居五年以上，便约有一半与当地妇女结婚。在当地获得成功后，第一代华商无论是否回国，一般都由其后裔继续经营事业。暹罗国王又通过封官晋爵和经商特权吸引华商同化于泰国社会，华商与泰人通婚，自然地同化于泰国经济和泰国社会。通婚保证了华商资本的泰国民族资本性质，而华商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