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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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审判- 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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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唵,健生兄坐下。从整体看,唵,我对你的工作是很满意的。”蒋介石脸色好看一些了,“这件事如果让延安的毛润之他们知道,唵,一定会痛骂我们!毛润之他们定冈村宁茨为一号战犯,这个这个,如果他们知道这四十个人是按照冈村的意见释放的,唵,那就不得了,唵!他们一定会骂我们支持大战犯包庇小战犯,唵!”

“我们没有发消息,共产党不可能知道。”曹士澂说。

“不能大意,唵,不能大意!”蒋介石头也摇手也摇,“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可厉害呢!”

他转过话题:“那个谷寿夫,唵,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这个这个,罪恶滔天!健生兄你要直接过问,要南京军事法庭抓紧审判,唵!”

“是!”白崇禧如获大赦。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隶属国防部。八月五日上午,白崇禧由曹士澂陪同,召集法庭庭长石美瑜,法官叶在增、葛召荣、李之庆、宋书同,检察官陈光虞,书记官张体坤,以及指定辩护人梅祖芳、张仁德律师等人开会,专题研究调查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犯罪事实问题。

会上,这位自称壮族化,又自称汉族化的回族高级将领微笑着说:

“委座对谷寿夫的审判很重视,嘱咐我直接过问。告诉诸位,谷寿夫很不好对付。两个小时前,梅汝璈先生与我通了次电话,他告诉我,谷寿夫在东京的两次预审中,由于他的辩护律师有意为他开脱罪责,他的态度极为顽固。因此,我们一定要拿出大量的、使罪犯无法辩驳的事实来,让他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低头认罪。”

他拿起一份战犯罪证案卷翻了翻:“这是谷寿夫在东京接受预审的记录,其中有原日军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对南京大屠杀负有首要责任的松井石根与谷寿夫面对面的揭发,以及第十六师团长中岛贞雄对谷寿夫的犯罪揭发。你们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才能确定哪些揭发事实可作为量刑依据。”

白崇禧面向坐在他右边的石美瑜:“调查怎样进行,请可珍先生具体安排。”

石美瑜号可珍,福建闽县人,二十岁毕业于福建法政专科学校,先在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庭任推事,一年前提升为庭长,三个月前调任南京军事法庭少将庭长,级别高了,声望也高了,总感到自己拥有个完整的世界。他说:

“有白部长的直接指导,有曹主任的亲自过间,有在座诸位同仁的协同努力,我们的工作一定能够顺利开展。我的意见,成立四个小组,分别调查南京大屠杀中的受害者和目睹者;搜集当时中外记者和其他中外人士的有关报道、著述和影片资料;查阅原首都地方法院的有关调查报告;挖掘中华门外的那个万人坑。”

他恭顺地望着白崇禧:“白部长!你看这样安排妥不妥?”

他把视线移向曹士澂:“曹主任!你看这样安排行不行?”

曹士澂说:“我们都听白部长的。”

“我看可以。”白崇禧说,“希望诸位以对得起祖国,对得起死难同胞的高度负责精神开展工作。”

调查进行约五个月,时间已进入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这天,白崇禧单独接见石美瑜,要他汇报谷寿夫犯罪调查情况,石美瑜发现,白崇禧情绪沮丧。这是因为他刚从吃了败仗的定陶战役前线回来。是役国民党军四个旅计四万一千多人被歼灭,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以下一万五千多官兵当了解放军的俘虏,总计损失兵力五万六千多人。

白崇禧脸上略带很不自然的笑容。他说:

“昨天,我收到商震先生写给国防部的工作报告,因与中国对战犯的审判息息相关,有必要将一些情况告诉可珍先生。从商先生的报告看,五个多月以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工作没有什么进展,原因是四十多名甲级战犯嫌疑犯的辩护律师无孔不入,无隙不乘,无所不用其极,千方百计为被告开脱罪责,对本来可以作为量刑依据的罪证材料,横挑鼻子竖挑眼,说这也可疑,那也不可信。这可就辛苦了国际法庭的法官们!他们只好又进行调查。因此,曾经来中国作过调查的格伦斯基先生,又率领五十多位法官和翻译人员,于一个星期前第二次来到中国,对一批与中国有关的战犯,如广田弘毅、东条英机、小矶国昭、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畑俊六、西尾寿造、多田骏等二十余人,在中国的犯罪行为再进行调查。”

“这些辩护律师是国际法庭指派的,还是被告自己聘请的?”石美瑜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要包庇罪犯?”

东京审判战犯条例规定,每个被告可以聘请两名辩护律师,其中一名为日本人,另一名可以在国际法庭聘请。因被告们知道东京审判大权操纵在美国手里,故他们全聘请美国人。

白崇禧说:“商先生在报告里说,辩护律师是一名日本人和一名美国人。他们之所以从中作梗,是妄图包庇罪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但这件事涉及到盟邦美国,请曹先生不要外传。委座说了,盟邦正从军事上和经济上帮助我们消灭共产党,说话不要有损盟邦形象,千万千万。”

他接着说:“各国对乙、丙级战犯的引渡工作也不那么顺利,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又引渡了三批战犯来中国受审,其中由南京军事法庭直接审判的战犯就有三百五十多人。你们的任务很繁重。因此,对谷寿夫的审判要抓紧。”

石美瑜说:“对谷寿夫的犯罪调查已经结束。这次调查得到许多外国朋友的热情支持,南京人民的支持更不用说了。比如去年十二月十八日那天,调查组来到雨花路南京市第十一区区公所进行调查时,正下着大雪,但人们冒着严寒扶老携幼,夫哭妻或妻哭夫,子哭父或父哭子,以及父母共哭其子女,前往控诉谷寿夫的罪行,人数竟达一千人之多!”

他说:“现在,曹主任和三名监审官正在审读谷寿夫的罪证材料,估计再过几天,一月中旬可以开庭审判谷寿夫。”

“好!”白崇禧点点头,“总之,要抓紧。”

一月十二日上午,曹士澂和石美瑜与三个监审官,聚集在战犯处理委员会小会议室,研究哪天开庭审判谷寿夫。曹士澂说:

“现在,我们已掌握了大量铁证如山的谷寿夫犯罪材料,可以开庭审判他了,我的意见,开庭时间定于一月十四日。诸位的意见呢?”

赫怕特显得傲慢地把雪前烟伸向烟灰缸里弹了弹灰,问道:“中国朋友的意见,是判处谷寿夫的死刑还是无期徒刑?”

曹士澂说:“关于谷寿夫的犯罪材料,三位美国朋友都看了,真是罄竹难书!我们的意见,是判处他的死刑。”

阿尔达克的话,更出乎曹士澂的意料之外:“没理由判处谷寿夫的死刑。原因是,国际法庭定松井石根为甲级战犯,是以他是南京大屠杀首要罪犯起诉的,既然松井是首犯,谷寿夫的犯罪就摆在次要位置上了。历来的法律都有这么一条,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石美瑜想起美国律师与日本律师狼狈为奸,在东京为战犯开脱罪责的事,像打量怪物似的望了三个美国人一眼,说道:“谷寿夫不是胁从者,而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

霍西冷笑着说:“日军进攻南京时,松井石根是指挥九个师团的总司令,谷寿夫只是个师团长,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应该是松井,决不是谷寿夫。因此,只能判谷寿夫有期徒刑,判个三年五年吧!”

曹士澂很气愤,但话说得心平气和:“南京大屠杀,松井石根和谷寿夫各有各的罪行。这次屠杀,谷寿夫是具体指挥者,而松井丝毫不加制止,犯有纵容杀人罪。松井是首犯,谷寿夫是主犯。”

“不必玩弄文字游戏了,首犯与主犯有什么区别?”赫伯特偏着满头棕发的脑袋,望望曹士澂,又望望石美瑜。

“大有区别。”曹士澂说,“首,是第一,如罪魁祸首;主,是负主要责任,如主持和主办,我们认为松井应判处死刑,谷寿夫同样应该判处死刑!”

“不,不!”赫伯特执拗他说,“对谷寿夫,顶多判他五年徒刑,我们不能作复仇主义者!”

因为蒋介石有吩咐,“工作中要多多听取三位监审官的意见”,曹士澂只好说:“我们负责把三位监审官的意见,如实向国防部汇报。”

于是,曹士澂去请示白崇禧。白崇禧也做不了主,去请示蒋介石。这回,蒋介石听了白崇禧的汇报,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腰杆子硬了起来:

“那个谷寿夫,唵,在南京杀害了几十万中国人,罪不容诛,不能听三个监审官的,非判处他的死刑不可,唵!”

正当准备开庭审判谷寿夫时,他却因心脏病复发而卧床不起,只好将审判时间推迟到他病愈之后的二月二十五日。现在是三月十日上午的最后一次开庭,加上在南京的五次预审,这是第六次审判。

法庭设在南京中山路励志社礼堂。悬挂在审判厅上方的横幅写着:

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

两根柱子贴着将岳飞《满江红》里的名句改动两个字的对联: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倭寇血。

台上第一排座位上坐着石美瑜、陈光虞、张体坤等七名身着黑色法衣的法官,第二排坐着出庭作证的中外人士和两名指定辩护人。监审官赫伯特、阿尔达克和霍西,因为手中的指挥棒失灵,心里不是滋味,没有到庭,台下坐着中外记者和听众一千五百多人。

八点二十分,暂时被解除手铐的谷寿夫,由四名法警押上法庭。他头戴深灰色礼帽,身着从东京带来一直没有穿过的土黄色呢料军服,两手戴着白色手套,嘴上的仁丹胡也着意修理过。从他的这副打扮和表情看,仿佛是出席朋友的宴会似的。其实,他是想给中国人留下一个临死不屈的形象,但是,这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个厚颜无耻的形象,一个令人看了感到恶心的形象,很像一只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战争罪犯,抬头望了望台上的横幅和对联,取下礼帽向台上一鞠躬,又向台下一鞠躬,然后将礼帽提在右腿旁,转过身去面向台上站着。

八点十三分,石美瑜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神色肃然地宣布开庭。顿时,全场鸦雀无声,仿佛法庭突然变得非常宽阔起来。

“被告谷寿夫,六十六岁,日本东京都中野区人,陆军中将,先后任日本第六师团长和第五十九军司令官。”公诉人陈光虞开始宣读长达两个小时的起诉书,历陈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谷寿夫全神贯注地听着,当陈光虞说到“被杀害者过去认为是三十万人,经过反复调查核实,被杀害的确切数字是五十万人,以及二万妇女被强奸,大火烧了一个多月还没有熄灭”时,他皱着眉头,蠢蠢不安地蠕动着矮胖的身子,又两手不安地合在一起搓了搓。

十点三十五分,起诉书宣读完毕,石美瑜说:“现在,由律师梅祖芳、张仁德先生为被告辩护。”

谷寿夫搔了搔花白头发的脑袋,拒绝说:“不用律师辩护,我比律师先生更了解事实真相,也更了解我自己。”

“你可以不要律师辩护。”石美瑜说,“那么,你对起诉书指控你在南京大肆屠杀无辜百姓的犯罪事实,还有什么话要说?”

“对公诉人先生的指控我不能接受。”谷寿夫仍与预审他时一样抵赖着,“我已说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奉天皇之命向中国作战,交战双方都要死人。对此,我只能表示深深的遣憾。有战争必有伤亡。所以,不存在什么大屠杀,不存在有什么大屠杀主犯。”

他花言巧语,将自己的犯罪行为推得一干二净。

石美瑜狠狠瞪了谷寿夫一眼:“请受害人提供证据。”

一个中年男性从台上第二排座位上站起身来,他满脸愤慨地说:

“我名叫冯清江,是南京的一名建筑工人。民国二十六(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下午三点左右,我从工厂回家,路过草鞋峡时,遇上一队日军押着五万七千多个男女难民走过来。我想逃走,但已来不及,也被他们抓住了。这么多的人没地方关押,都坐一块草坪里。一个小时之后,日军用铁丝穿着难民的手掌心,将两个人连在一起。大约穿了千把人时,有个军官模样的人走来,对正在用铁丝穿难民手掌心的士乒们说:不用穿了,第六师团部有命令,凡是抓到的中国人统统枪毙!”

冯清江声泪俱下:“于是,日军命令难民全部站起来,然后用机枪对我们进行扫射。”我装着死了倒在地上,拉两具尸体盖在身上。日军担心有人没有死,又用刺刀在尸体上乱戳一气。”

他卷起右手袖子:“我的右手臂被戳伤,这是伤疤。”

台下有许多人泪水横流。这泪水,饱含民族的辛酸,饱含自鸦片战争以来上百年的耻辱,滴落在神圣的法庭上。

第二个作证的是英国《曼特斯特卫报》驻南京记者特伯勒,他手捧一份剪报说:

“这是我十年前写的一篇通讯,题目叫做《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文章约四千字,揭露了日军在中华门一带屠杀中国人和烧毁房屋、强奸妇女等累累罪迹。现在,我将这篇通讯念一遍。”

他念道:“据不完全统计,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止,日军在这一带杀害无辜平民五万多人,强奸妇女五千多人,烧毁房屋一千八百多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活地狱,是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先生和秘书史密斯先生见此惨状,特地走访日军第六师团部,要求阻止无法容忍的残暴行为。但身为师团长的谷寿夫先生避而不见,只让一名少佐军官出面应付几句。因此,日军的残暴行为更加变本加厉。”

石美瑜问:“谷寿夫先生!雷伯先生和史密斯先生访问你,你为什么避而不见?”

谷寿夫说:“十年了,往事如烟,记不得了。”

特怕勒念完,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杜廷宣读了他当年写的通讯《南京大屠杀目睹记》,揭露了日军在草场门、上新河、上元门、紫金山一带屠杀八万多个中国人,以及抢劫和强奸妇女等罪行。杜廷说:“日军占领南京时之屠杀,掠夺与强奸行为,其野蛮之程度,超过了此次中日战争中所有的残暴屠杀行为,日军的残酷行为,堪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野蛮行为,与亚洲中世纪征服者的残忍行为相比并。”

“我对两个记者先生所说一无所知。”谷寿夫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请问两位记者先生,你们写的是虚构的小说吧!”

石美瑜一击惊堂木,喝道:“请谷寿夫先生态度老实点!你知道你是在什么场合,在同谁说话吗?”

他接着说:“下面,请《陷都血泪录》的作者郭歧先生作证。”

郭歧原为部队文化干事,现为营长。他将《陷都血泪录》念了上遍之后,说道:

“这篇五千字的文章所记载的事实与特伯勒先生所写的大抵相似。但我的文章多一个内容,就是日军利用杀人取乐。为了加深印象,情允许我将这段文字再念一遍: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五十多个日军把一千八百多个男女难民驱赶到中华门,强迫他们一个紧挨一个地坐在地上,先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然后用机枪扫射。枪弹一着人身,立即引起燃烧,将死未死的难民,被弹击火烧,痛苦地浑身颤抖,全场一片摇曳的火光。日军们则手舞足蹈地狂笑着:‘美极了,美极了,这是古往今来最美的火光舞!’十八日上午,一百多个日军在草场门杀了三百多个难民,临走时,每人用枪上的刺刀戳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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