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心目中，许多警察比强盗还要可怕。海南乐东司法局副局长洪清贵，公然掏出手枪，强迫果农李关念和麦亚省将自家生产的一车腰果送到指定的地方。之后，洪清贵将腰果卖掉，钱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比之强盗更让善良的农民心惊胆战。强盗抢劫的时候还会惊慌失措，得手后立刻匆匆逃逸；而局长大人的抢劫，却从从容容，号称“依法行事”，让百姓欲告无门。“警匪一家”，在某些地方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被称为“98打黑第一案”的长春梁旭东案件，当事人身兼两种身份：公开的身份是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背后的身份则是黑社会犯罪集团的老大。白天梁旭东穿着警服到办公室上班，晚上则带着马仔横行于各大娱乐场所，包赌包娼，收取巨额保护费。执法机关的黑社会化，让受到凌辱的民众哭都不敢哭出声来。黑白两道，在梁旭东这里融会成了了一道。
警察的腐败，根源在于警察权力的不受制约和不受监督。警察是国家权力最直接的代表，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警察是“万能”的。我曾经到公安部直属的重点院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作讲座，课堂上坐着几百个未来的警官，他们跟我一样年轻，眼睛里闪烁着纯真的光芒。谈论起公检法系统的腐败，他们跟我一样愤怒。而设想未来吏治的澄清和治安的好转，他们却又充满了乐观的信心。于是，我禁不住追问他们：“将来你们成了警官，你们会参与腐败吗？你们会公正执法吗？你们会尊重每个普通公民的权利吗？”或者用一条底线来衡量：“你们会保证不打人、不骂人吗？”大学生们沉默了。我知道，这一切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品格，而更取决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如果我们不大力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给予警察在国家权力机器中恰如其分的地位，那么这些单纯而善良的大学生们，一旦进入实际生活之中，很可能就会蜕化变质。
在英美法系的国家里，警察在社会生活中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种面貌。一位曾经访问英国的学者告诉我，他刚刚安顿下来，他的英国房东老太太就对他说：“有困难，找警察。”如果你不知道时间，不认路，甚至牙疼，都可以向警察求助。英国人把警察看作他们的朋友的帮助者，警察承担的是雷锋在我们国家所承担的使命。英国警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般不携带武器。普通的民众不会害怕警察，相反，他们对警察有着强烈的亲和力。即使在警察受到攻击的时候，绝大多数公民也都会站在警察一边；在警察本人和他们的家人遇到麻烦时，人们也都不会袖手旁观。
在权力机构中，警察独立于政府，而受法院的约束。因为作为多数党的政府只代表略多于百分之五十的人口，而警察必须保护所有的人，当然包括那些在投票时不投执政党票的公民。按照瑞士法学家托马斯？弗莱纳的论述，在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民主国家里，警察的权力是相当有限的，“警察并没有什么特别绝对的权力在执行其任务。他们只能把拘留作为一项最后的措施，以此来保护其他人或他们自己免遭侵犯。这是对法律的一种不同的理解，它不把公共机构看成是强加和实现各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的权威。按照这种理解，国家是相互冲突的社会力量和利益的调停者。它必须防止暴力并作为各方的调停者而确保通过民主对话且不使用暴力来解决冲突。”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警察不是万能的，警察只是国家公务员中的一类。他们的存在不是增加暴力，而是减少暴力；他们的存在不是让民众感到恐惧，而是让民众感到安全。
我们的民主与法治建设，自然会触动包括警察在内的某些特权阶层的利益，因而阻力重重。但是，如果延缓了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步伐，受伤害的将是更多的公民。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警察理所当然地是普通公民的一部分，与普通公民一样履行义务并享有权利。所以，我们应当牢牢记住弗莱纳的忠告：“让警察对所有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而不探究真正的原因，这是一个人经常容易犯的毛病。人权也适用于警察！”
最后的腐败
2000年5月被执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生前除了显赫的官位以外，还冠有许许多多让人肃然起敬的称号和身份，如书法家、教授等等。然而，纵观其履历，人们不禁感到纳闷：一个军队出身、连高等教育也没有接受过的官员，是如何取得“教授”职称的？
据新华社报道，胡长清“通过自己在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院的关系，办了一套函授本科学历和法学学士证书，把这些假材料装入档案，籍此，胡被几所大学聘为教授，满足了要‘名’的欲望。”这则报道道出了天机，却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胡长清的材料并不是“假材料”，而是货真价实的“真材料”。在北京大学门口，常常聚集着一群贩卖真正的“假材料”的小贩，每当行人走过，他们便会像苍蝇一样围过来询问：“要毕业证、学位证吗？北京大学的和其他所有大学的，我们都能够提供。”跟这些低层次的造假者比起来，胡长清的材料是正儿八经通过北京大学有关部门颁发的，从封套到印章，都来自于正规部门，堪称“若假包换”。
胡长清已经走上了黄泉不归路，但是却没有人去刨根问底：他在北京大学的“关系”究竟是谁？行政管理学院的哪些领导干部、专家教授或者经办人员为他获得学位出了力气、得了好处？他们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罚？冰山露出了一个尖角：北京大学并非某些人形容的那样“出淤泥而不染”，相反，北京大学存在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北大历来具有象征意义，它的腐败也一样，正象征着当下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北大人应该为之而感到惯有的骄傲呢，还是应该为之而感到深刻的耻辱？
一个社会的腐败，到了最后的关头将向两个部门渗透：一是医疗，二是教育。一旦这两个领域也烂掉了，那么这个社会真的就是“病入膏肓”，即使是华陀再世，也回天乏术。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逐渐由潜流变成滔滔洪水。权力换取学位、金钱换取学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职称勾心斗角、弄虚作假，教授们的道貌岸然早被学子们看得一清二楚。詹小洪在《权力、金钱与校园》一文中揭露说：“1998年，笔者曾看到北京某大学研究生院报名册，当年该院共招收博士生100多名，几乎不是某某司长、处长，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长、总裁。研究生院招生创收的另一妙招就是办研究生课程班。招生单位可以派老师深入到各省、地、市甚至村镇去办研究生速成班。难怪，北京不少大学、科研院所的研究生院被人们指责为‘文凭加工厂’、‘学历批发站’、‘职称生产机’。”对此，学者袁济喜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目前的道德文化在许多领域被金钱与权力冲击得本已衰弱不堪，学术文化可以说是最后一道可以抵御金钱与权力的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荡然无存，则社会心理与道德良知受到的伤害将令人不敢想象。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论及社会腐败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土崩’，另一种是内在的‘鱼烂’，这种从内脏烂起的‘鱼烂’较之‘土崩’是一种更可怕的腐烂，它使人们内心道德天平彻底失衡。”如果说医疗的腐败会带来病人生命的危险，那么教育和学术的腐败将带来整个社会成员心灵的恶化。古人讲究学术“为天地立心”，但在今天学术却沦落为敲门砖、沦落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橘。就道德底线而论，某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博导，并不比契诃夫笔下的市侩和小公务员高。知识和学问并不足以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耍起腐败的花招来，他们比官员们毫不逊色。
学界的丧钟一旦响起，疗救的整个社会肌体的时机就已经丧失了。
未还的孽债
这是一笔未还的孽债。
1940年至1943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曾经2000多次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中国平民。据1992年公布的数据表明，被日本军队用化学武器杀害的中国人有八万多人。
死者已矣。但是，迄今为止，日本官方依然百般抵赖，不承认当年滔天的罪行，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曾经在中国使用生化武器、不承认有过随军慰安妇。他们恬不知耻地说，他们是“进入”而不是侵略。然而，铁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抗日战争胜利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东北陆续发现大批昔日遗留的化学武器。在抚顺，建筑工人在修路的时候挖出118枚化学炮弹；在牡丹江市，213枚化学炮弹却是从钢铁厂买来的废铁中发现的。中国居民被泄漏的化学武器伤害的事件层出不穷，许多村子里的百姓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在耕地犁田、修建房屋的时候会触发当年日军埋下的弹头。半个世纪前留下的化学武器至今依然后患无穷。据初步估计，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有70万发，种类包括白榴石、芥子气等，仅仅档案上有的记载就达3000吨。
这是一笔未还的孽债，这是一笔日本政府至今没有任何诚意弥补的孽债。在日本国内，只有很少的民众对此有正确的判断。神奈川大学的石敬一教授指出，弹药中含有不可能消除的剧毒元素——钠铁，即使经过处理，也会留下剧毒元素的固体。这必须运回日本收藏。“日军毒瓦斯展览会”负责人三岛静夫说：“有的日本人对日军战时的罪行认识不足，我们经常在日本各地进行图片展览，普及历史知识，要求把日军罪行列入教科书。”他认为政府应当尽早处理侵华日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支持战争受害中国人索赔会”的负责人森正考则表示：“日本政府必须承认战争中对中国使用生化武器，并向受害者作出赔偿。”
然而，日本外务省的发言人却搪塞说，日中两国政府对此事尚无具体的协议。国际化学武器组织要求日本政府用五年的时间完成处理，而日本政府却表示需要十年，而且涉及的财政预算十分庞大。这名发言人的说法有些像是慈善组织，好像是在向中国人施舍。究竟是谁制造的生化武器？对自己当年的罪孽不仅没有任何忏悔，而且他们还摆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处不处理，全看我们高不高兴！日本政府面对的，好像是他人制造的罪孽，他们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厚颜无耻的政府了。
1999年4月11日，日本极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观察家指出，石原的当选，等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并标志着日本人步向了极右民族主义。石原以一本《日本可以说不》轰动国际政界。在书中，他坚持用侮辱性的“支那”称呼中国，他公开宣称南京大屠杀是夸大和捏造。石原还“壮怀激烈”地登上钓鱼岛，声称钓鱼岛是日本的国土，必须捍卫钓鱼岛的“主权”。他把中国看作最大的敌人，宣称日本的政策是遏制中国。而这样一个狂妄的好战分子，居然以很大的优势当选日本首都的市长。有什么样的政客，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人们投票选石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强烈的反华情绪。只要反华就能得到选票、得到支持，日本国民的心态可见一斑。善良的、不计前嫌的中国人民不得不思考：日本国民都是友好的吗？当年战争，仅仅是一小撮战犯挑逗起来的吗？我在历史资料中看到过太多的当年日本的妇孺积极支持皇军的照片，甚至包括东京大学的大学生们。一场全面的战争，不是天皇和东条英机几个人就能够煽动起来的。它的背后有着极其深厚的民众基础。和平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和平不是可以通过绥靖来获得的。对日本过去的罪孽和目前的动向，我们应当保持相当的警惕。
对一个不知悔改的民族，我们仅仅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我们自己口口声声说什么“一衣带水”，人家可不那样认为。以太大的善意来度量他人，最后倒霉的只有自己。
被遗忘的角落
2000年3月29日凌晨，河南焦作市“天堂”俱乐部发生火灾。老板为躲避警察的搜查，平时都将大门反锁。火灾发生之后，里面观看淫秽录像的近百人无法逃生，最后74人被活活烧死。
遇难者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从农村来的民工。这些民工一般从事建筑行业，干沉重的体力活。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度恶劣，据《南方周末》的记者报道说，附近工地上的民工们，许多甚至没有床，就在刚刚搭起骨架的毛坯房里打地铺。对于来自贫困地区农村的青年来说，物质上的困乏是可以忍耐的，因为打工挣的钱远远多于在家乡从事农业的收入，他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攒钱回家娶媳妇；然而，精神上的困乏却更让他们痛苦，没有书、没有电视，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方式。“天一黑就要停工，一点都不想往这地上躺，躺下了也睡不着，闷啊。”一个叫宋明华的小伙子说。于是，他们只好逛街、看录像。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种角落遍布中国每一个城市。城市居民对民工基本抱着厌恶的态度，他们认为民工的涌入使得城市变肮脏了、变危险了。在北京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甚至义愤填膺地说：“让他们滚回农村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城市和农村的分割，已经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殊不知，这恰恰与现代人权观念背道而驰：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他有权利选择生活在自己国度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三条庄严宣布：“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到城市来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这是民工的基本权利。更何况他们从事的大都是最低贱、最肮脏、也是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每年春节当民工们返回家乡的时候，许多大城市里垃圾遍地、下水道堵塞而无人清理，就连街头擦皮鞋的摊子也没有了。这时，城里人才开始感觉到生活的不舒适，才感到自己的生活与那些穿着破烂的民工之间有着某种割不断的联系。
1949年以来，对农民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政治上的极端歧视、文化上的全面排斥，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不发生焦作的这次恶性火灾事故，又有谁会去关注民工的生活呢？正如记者的追问：“他们业余时间都干什么？他们有没有电视？能不能看上电影？他们有没有可读的书报杂志？有没有哪个部门或者组织去关心过问这些问题？”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也要求幸福、自由和尊严，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官员们忘记了他们，这是当然的；知识分子们也忘记了他们，却不能原谅——这种遗忘也就意味着对良知的背叛。
2000年5月，北京大学一名一年级的女生被歹徒杀害。此事激起了北大学子的公愤，数千人聚集起来，要求校方允许在校园内举行悼念活动。刚开始，校方害怕因此导发新的学生运动，坚持低调处理，但在学生的压力下，最后被迫同意了举办追悼会等要求。学生们的要求当然是正当的，但是在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正义凛然”的姿态，却让我觉得十分虚伪——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大地上，每天都有无数最底层的农民被折磨、被迫害、被监禁、被掠夺乃至死亡，就像焦作事件一样的事件层出不穷地发生着。然而，我们伟大的北大学子们，有几个人会去关注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