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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一月，海曼被释放以后，另外一个传教士在贵州东北的石阡被俘了。他叫海因里希·凯尔纳，是圣新会的一位德国教士。
凯尔纳二十八岁，在中国已经两年了。他身体不结实，适应不了长征中缺衣少食的艰苦生活。有时，博萨哈特和凯尔纳有马或骡子骑。但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步行。他们经常住在地主的谷仓里，睡在粮堆上。他们有时也席地而睡，一般身下垫一块木板。
博萨哈特所在教会的同事们坚持力争使他获释，他们接二连三地派代表进行谈判。但凯尔纳的教会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使他获得自由。最后，他丧失了生命。
二军团正取道乌江附近的猴场由东向西穿过贵州。猴场的一个富裕房产主告诉博萨哈特，一年前。“朱德司令的军队”从那里经过，队伍里有两个穿着讲究的外国人，可能是俄国人。其中之一恐怕就是李德。假如真有第二个外国人，那么，这人到底是谁，始终是个谜。
肖克很高兴向西转移。因为贵州的东部和湖南的西南部太贫穷落后了。鸦片是那里的主要作物。无法在那个地方征兵，除非部队也要抽鸦片的人。那里所有的人都抽鸦片。孩子一旦感冒了，父母就把鸦片烟吹到孩子的鼻子里作为治疗。红军有一条铁的纪律：不准队伍里有一个抽鸦片的人。但是又招不到别的人，于是他们把这些人也招来，然后让他们逐渐减少鸦片吸食量。医务工作者对他们进行宣讲，并且给他们注射硫磺液。一个月以后，大部分人的烟瘾都戒了。
在长征途中丧失左臂的独臂将军余秋里，一九八四年已是一位高级军事官员了，他长得矮胖而壮实，宽宽的脸膛上常带着热情的笑容，说话时声音爽朗，举止粗旷，喜欢挥动他那仅剩的一只胳膊做夸张的手势。他于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家里很穷，只有一亩一分地。八分地种水稻，三分地种芝麻和花生（ 共合六分之一英亩 ）。靠这一点土地是养不活他的父母、兄弟和他自己的。十五岁时，他参加了红军。
当六军团从毕节往西南行动的时候，已升任十八团政委的余秋里看见贺龙和司令部人员站在通向赫章路上的一座桥边。贺龙让余带领他的团沿路向前走六英里阻截敌人。
余发现得章坝村附近的一座山上有国民党部队。他派了一个排从侧翼进攻。这个排一去不复返。他又命令发动正面进攻。
他说：“我听到那么多轻机枪的扫射声，大吃一惊。后来我意识到，这种被我当成轻机枪的武器其实是驳壳枪——一种二十响连发手枪。我们从来没见过那种东西，真是艺术品，尖端技术。我们缴获了八支这种枪。”
在余秋里的红军生涯中，他从来没下过不成功则成仁一类的死命令。“但是，那天我下了这样的命令。”他说。敌人几乎摧毁了他的指挥所。他甚至把炊事员都动员起来参加战斗了。十点钟，一粒驳壳枪子弹穿进了他的左臂，打断了的左臂垂在身边，露出了骨头和筋腱。
他一直坚持到晚上。他用一条毛巾缠住伤口，用力捂着以减轻疼痛，他还把淌着汗水的伤臂浸泡在冷水里。一个医生把他的胳膊紧紧地包扎起来，战士们抬着他继续转移。
余秋里说：“我是个九死一生的人。”过金沙江的时候，他的胳膊还包扎着。他乘的筏子突然翻了，把他掀到水里。不久前缴获滇敌的一条羽绒被子使他浮在水面上，救了他一条命。
和四方面军会合后，他才拆掉了绷带，只见伤口已爬满了白蛆。医生们用抗菌素清洗伤口，换上新绷带。他又被抬着过了草地。九月末，在甘肃的徽县，医生为他做了截肢手术，用一把日本剃刀割掉腐肉，用兵工厂的锯子锯断了骨头。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缴获来的麻药，也没人知道该用多大剂量，他又一次险些丧命。
队伍正翻越乌蒙山。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长征结束时写的一首诗里描写过乌蒙山：“乌蒙磅礴走泥丸”。肖克记得，他们在乌蒙山里走了大约两个星期，三月二十三日出山。在宣威附近的虎头山打了—场恶仗，击败了云南司令孙渡。军阀龙云刚刚被任命为贵州和云南两省的总司令，想让他手下的指挥官露一手，但结果还是打不过红军。
红军下山到了盘县，打算在那里建立一个苏区。但是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他们收到四方面军的一封电报，要他们北上，他们得选择好出发的时间，赶在三月、四月或五月长江上游春汛到来之前。
在毕节和盘县停留期间、贺龙和肖克扩充了队伍，他们此刻约有一万八千人了。孙渡司令带着他的二万四千人的部队一直尾随贺龙和肖克，一般总是和他们拉开一、两天的距离、（孙渡后来说，他以为红军有四万人。）
贺龙和肖克没有与孙渡或他的上司龙云达成什么“让道放行”之类的协议，但希望他们多少能采取中立态度。
贺龙在毕节碰到了一位很有名望的长者，他叫周素园，当过贵州省的省长，曾经是清朝的举人。贺龙问他为什么没有逃跑。“我为什么要逃跑呢？”这位学者一边回答，一边指着他书架上马克思、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书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也是。”贺龙请他给军阀龙云和孙渡司令写信，他照办了。他在信里告诉他们，红军不是那么容易打败的，但红军并不是来同他们打仗的。他提醒他们，蒋介石希望得到云南，而且有前车之监，贵州的王家烈已被搞掉了。
信里提到经典著作《春秋》里面的—个故事“假途灭虢”。讲的是一个大国国君向一个小国国君“借”路去攻打一个强大的敌人，在回来的路上又把这个小国吞并了。这学者还提到侍幼明鉴——历史中的二十例教训。湖南军阀何健也暗地里警告龙云，要他当心蒋介石可能耍的花招。
何健的警告有特殊的意义。他是个铁秤反共分子，但当蒋介石垂手取得贵州后，他警惕起来了，他通过他的女婿李觉捎信，提醒他的云南同事不要为蒋介石提供可乘之机。他强调说，各省的队伍应相互照应，不用替蒋的中央军操心。
龙云接受了这个意见。他告诉李觉：“我们大概不会赶上红军。”这样，龙云和湖南方面的湘军就没有去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既难以获得给养，又必须沿着金沙江边崎岖山路行军；龙云怕他们对云南地方军发动攻击，因此不允许他们靠近昆明。
龙云说：“还是让国民党中央军自己去追赶红军吧。”他对他们说，“如果你们需要给养，跟蒋介石要。”龙云怕他们对云南发动攻击，因此千方百计不让他们靠近昆明，并让他的部队在昆明建造防空工事。要知道，红军是没有飞机的；国民党有。
龙云尽管作了这些策划，却并没有使贺龙和肖克畅行无阻地到达金沙江——但是有所帮助。
当肖克和贺龙准备离开盘县前去和四方面军会合时，龙云以为红军处境不妙。在红军进入云南，准备通过昆明以北约五十英里的一座吊桥过普渡河时，龙云趁机派了一支大部队前去阻截。
龙云估计错了。共产党先头部队已于四月六日拿下了吊桥，七日清晨击溃了守桥的工兵特别旅。
肖克和贺龙发现龙云调动的大批部队之后，就在四月七日晚召开紧急会议，改变了计划。他们决定对昆明发动佯攻，希望这样能迫使龙云撤回他的部队。
龙云果然中计，他匆忙把部队撤回了他的首府，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从富民附近过了普渡河。云南的情况就是如此。没有再发生别的战斗。
传教士博萨哈待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们越过了云南边界，翻过了乌蒙山，踏上了一条条艰难曲折的小路。这些路对他已经很难了，对体力迅速衰退的凯尔纳神父来说就更艰难了。
在他们开始走上平原的时候，博萨哈特听说他要被释放了。后来，肖克终于告诉他，红军靠近昆明时就放他，但凯尔纳还得继续跟他们走。
四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肖克宴请博萨哈特，进行了轻松的谈话。肖克将军表示很奇怪，象博萨哈特这种在外国受过教育的人居然还相信亡帝。肖克说：“你肯定知道我们人类都是从猴于变来的。”
博萨哈特对肖克说。进化只不过是一种理论。在他看来，“相信我们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比相信上帝需要有更坚强的信念”。
现任政治局委员、当时的六军团政委王震对博萨哈特说：“你给报纸写文章时要记住，我们是朋友。你看到我们待穷人多好，我们是按原则办事的，我们并不是报道中诽谤我们的所谓土匪。”
肖克说，他不反对博萨哈特作为一个游客再回到中国来，“甚至允许你办一所学校，条件是你不能用对上帝的信仰来麻醉学生和老百姓。”
吃饭时，凯尔纳神父也在座。饭后，博萨哈特警告一个他称作“吴法官”的负责管理俘虏的人说，如果神父得不到比较好的照料，是会死的。他要求给凯尔纳配备一个勤务员，保证凯尔纳有水喝，能洗澡，有烤火的燃料和铺床的稻草。吴法官答应改善一些。他们还要让凯尔纳喝到一些咖啡和可可。
第二天清晨，红军早已上路，博萨哈待走进了富民县城。这天是复活节。他的苦难结束了。
很多年之后，博萨哈待听说，他获释后十天，神父就死了。共产党人没收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地主的一口制作考究的棺材，雇脚夫把这口很沉的棺材抬到山坡上把神父葬在那里。红军继续前进。谁知棺材太沉，脚夫们拿了工钱，等红军—走，就把棺材放在山坡上。不久，棺材被路过的土匪撬开，他们指望在里面找到随葬的绫罗绸缎。但看到的却是神父骨瘦如柴的尸体，身上穿着用最廉价的黑布做的法衣。他们觉得不值得为这浪费时间，扔下盖子，走了。那天夜里，狼来了……
六军团和二军团甩掉敌人后，从富民直奔金沙江。这是一场速度的竞赛。他们走的是通往大理和美丽而著名的洱海的大路，然后去鹤庆和丽江，这是金沙江的两个渡口，位于一方面军过江渡口皎平渡的西北一百五十英里。他们离西藏很近了。这里的山要高得多，但是河两岸的路却很好走，山也比较低，不超过一万英尺。金沙江在这海拔约六千英尺的地方奔流着。近两万英尺高的玉龙山峰，山顶积雪，冰川秀丽，十分壮观。
二方面军一路驰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偶而有几架国民党的双翼飞机懒洋洋地在他们上空盘旋侦察。
他们到达丽江时，那里举行了一番庆祝。当红军穿过这个汉族和纳西族混居的镇子时，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人们象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欢迎贺龙和肖克。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和在毕节一样，丽江也有一位出名的清朝学者，名叫和松樵。他不是翰林，而是进士。他曾经是孙中山的部下。他和丽江县长王凤瑞商量之后，决定欢迎共产党人通过县境。王自己跑到山里去了，等贺龙和肖克走后才回来，他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他是军阀龙云的门徒，但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继续做事，而且升任了高职。一九八四年时，他还在世，是年已八十四岁的老翁了。
四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选择了渡江地点。沿金沙江四十英里的一段距离内有五个主要渡口，大部分部队是从石鼓过的江，这里江面平静，有平展舒坦的沙滩。贺龙的部队四月二十六日开始过江。肖克的部队走了四十英里，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石鼓，第二天开始过江。他们有很多船，到二十八日黄昏，一万八千人马全部过了江。虽然没有一人被敌人打死，但由于马匹受惊，一条船翻了，淹死了十七人。一个司号员担任警戒，每次国民党飞机飞临渡口上空，他就吹号报警。
他们准确无误地向北挺进，在彝人区里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在藏族区里却遇到了一些麻烦。肖克说：“我们用银元买粮食、食物和其他东西。我们有了伤病员，少数民族人民就给我们牲口帮忙。”
七月二日，贺龙和他的部队到达四方面军设在甘孜的司令部。在此之前，肖克带领部队已到了。肖克回忆说：“他们非常友好。我们刚刚翻过雪山，每个人就领到一件暖和的毛衣。大家的精神都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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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浪子回头
自命不凡的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同毛分裂之后，自感反而万事诸多不顺。（当然，张声称是毛搞的分裂。）
张的第一个行动是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从毛的手中夺过来。他分别在阿坝和卓克基的喇嘛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毛集会。他宣布成立民族独立特别政府。他宣布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为非法。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他宣布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自命为总书记。这一声明是在离马尔康约二十五英里的卓木碉发表的。
后来，他下令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以批准他的这—系列行动。而在大会举行之前，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总书记将负责实施领导。
张并没有公布他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他未同他亲自选定的委员们商量，为的是不想使他们感到难堪。同时，这样也就不会遭到公开拒绝而使他自己陷入窘境。这份名单迄今从未公布，仍然收藏在他那些得势的对手的文献档案中。看过这份名单的人说，没有被张任命为中央委员的人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和博古。但他保留了大部分军界要人，包括朱德、彭德怀和林彪，还有各军团的最高指挥员。他还任命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是位有争议的亲苏派政治局委员，长期以来一直住在莫斯科。当然，张把自己所有主要的军政同事都塞进了他的中央委员会。
在被任命为张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一位知道名单的人。这个人就是朱德。朱德是张的随行人员中一个受控制的将军，名义上他是所有部队的总司令，但很快就被搞得有职无权了。
张国焘究竟是否图谋除掉朱。简单地说，是否试图把朱杀掉，对此事五十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
北京保守的党史专家们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怀疑根本没有发生过如此耸人听闻的事情。他们声称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这同张用军事威胁毛的问题一样。一位党史专家说：“关于这一事件，我们唯一的证据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说法。”
史沫特莱是一位激进的美国人，她的朋友们说她是迷恋上了那位虎背熊腰的将军。—九三七年她在延安住了很长时间，为她后来撰写的朱德传记收集材料。有时她整天都跟朱德待在延安的窑洞里。她教他跳舞——她有一台手提式留声机，还有《为卡罗来纳而呐喊》、《节日》、《西波涅》等唱片。朱德的舞步十分轻盈。她陪着他一起下地干活，还陪他上前线。她称不上是一位毫无偏见的证人。她在她撰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说，朱德“从未跟我谈起过他在西康实际上已沦为张国焘囚犯的那一年的事情”。这也许只是一种外交遁辞。她在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朱德和张的矛盾。而关于朱德跟张在一起的这一年，她却大量引用了一位未披露姓名的“红军政工干部”的话。这位干部是否就是朱德本人呢？
这个人告诉她，张命令朱德反对毛，并同他断绝一切关系，但遭到朱的拒绝。接着，张命令朱德反对党的北上决定，又遭到朱德的拒绝。
此人还告诉史沫特莱，“张国焘说他给朱德时间再考虑考虑，如果仍然不服从这两项命令，就把他枪毙。”此人援引朱德的答话说：“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