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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专家王年一在《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仔细分析了那份电报（但他显然没有看到电文）。他的结论是。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张公开威胁要“军事解决”。但是他说，党内很多人都认为张确曾这样威胁过，或者说张的行动暗含着这样的威胁。毛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一个附注里强烈地暗示张打算“军事解决。”
王年一举出两位权威人士，他们曾绝不含糊地说张打算采取“军事办法”。一位是李安葆，他在《话说长征》中肯定地指出，张曾“秘密下令进行军事解决”。另一位是吕黎平，他在回忆录《严峻的时刻》中写道，当值班军官陈茂生在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正在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说，电报里有这样的话：“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但是，经查阅所有的官方文件，王年一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电文里确有这样的话。他指出，任何中央文件里都没有提出这种指控，延安开会期间或是张国焘逃离延安后的公报里也没有提到这种指责。
毛的行动使张国焘勃然大怒。他把部队拉回阿坝，根本不提要释放毛的部下。他在阿坝那所大藏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的口号是：“反对毛——周——张（洛甫）——博北逃。”张号召红军干部批判毛，并要朱德表态。
朱德说：“北上是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我本人不能违背这个决定，我也不会带领红军反对这个决定。让朱批判毛，对世界舆论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世界上都认为朱——毛是一个人。至于决定北上一事，我已举手赞成，不准备放弃自己的观点。”
“你竟然是这么个老顽固！”张国焘怒气冲冲地吼道。
刘伯承被激怒了。“你这样对待朱德是什么意思？ ”宋侃夫回忆称，当时对朱和刘使用了非常刺耳的语言。宋是张国焘指挥部的电报电话员，开会时在场。在会上，毛的人都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逃跑主义分子”。
有人在会上喊：“打倒朱德！”
张国焘很快就南下了。他的三十军和四军再次穿过草地同他在卓克基会合。侯国样——一个大个头、沉默寡言和秃顶的六十八岁的干部（ 一九三五年，他才二十岁，是四方面军一位热情奔放的政治干部，属李先念的三个军 ）——还记得，离开卓克基不久，部队行军的口号就改了。原来的口号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周、博古。”现在改为“打到成都吃大米。”
张国焘南下了；毛泽东则北上。
九月十二日，毛把部队集中在俄界。这是一个小小的安全地带。一位姓杨的土司控制着这片藏族地区，他是从明朝以来杨家第十九代传人，藏名为谢代。自从杨家的第一代祖先从十四世纪开始向明朝皇帝纳贡以来，这个地区一直由杨家的子孙掌管着，每年纳贡之后，便自成天地，安然自得。这位第十九任土司向国民党纳献盐巴和粮食，对红军也一视同仁。他保持中立，对任何一方都不怀敌意。他把粮仓向红军敞开。虽然没有任何书面协定和手续，但是一方面军回送了一些步枪，国民党过去也是这样做的。杨家一直延续至今。第二十代杨土司一九八四年时五十六岁，是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副主任。他在二十岁的时候被国民党封为中将，但后来他却投靠了共产党。
毛和其他中央委员在俄界开了一、两天会。他们把严重减员的部队重新编组成一支部队，并从宣传的角度考虑，把它称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这说明毛是很现实的，他认识到，和张国焘强大的第四方面军相比，他的部队数量太少了。四方面军由于编人了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实力又有了增强。
这支先遣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下辖三个纵队：前一军切，由林彪兼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前三军团，由彭德怀司令兼任指挥，李富春任政委，前军委纵队，叶剑英任指挥，邓发任政委。杨尚昆将军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王稼祥。
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毛没有接受把张国焘开除出党的建议。象往常一样，会议之后，红军又匆匆上路。他们向腊子口进发了。腊子口最窄处只有十到十二英尺宽，是通往甘肃南部的咽喉。政治局会议是九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召开的。九月十四日清晨，红军已沿着白龙江右岸向腊子口进军。“白龙江是一条波涛汹涌的激流，顺着被水冲击而成的峡谷绕过莫牙。在那儿警卫员为毛号到了一所很不错的藏民房屋。住有四五百名喇嘛的旺藏寺也在这里，庙里洁净雅致，一尘不染，这使红军战士难以置信。每处卧室外都种着白色或红色的菊花，向阳的一面，白色、蓝色或紫色的牵牛花争相斗艳，院里还有葡萄架。杨定华认为这里完全可以住下五六千人。很多部队都在莫牙额外多休息了一天。
但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还是杨成武——却没有休息。九月十五日，这支突击团在莫牙接到了预期的任务——攻取腊子口，然后去甘南的岷县。规定两天内攻下腊子口。而命令到达时已是黄昏了。所有的人都行动起来，作好出发准备。晚十一时，队伍在夜色中集会在路旁草地上。哨音响了，团长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在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
他们在夜里沿着白龙江行军。穿过一片片的树林，翻过一座座山头。这时，又下起了鹅毛大雪。（据说战士们曾高喊：“真好看哪，大家来吃白糖吧！ ”）队伍在凌晨二时饱餐了一顿，休息片刻后继续赶路。
途中，他们同国民党十四师的一个营打了一场遭遇战，把他们打散了。从俘虏口中得知，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已在腊子口修筑了碉堡。十六日下午四时许，先头部队到达通往隘口的通路。这里景色宜人。先经九龙峡，过一个山口后，就到了腊子河，这是 一条狭窄而湍急的溪流。刚从高原地区过来的红军战士在这里看到的是—片亚热带风光：茂密的原始森林，数不清的蕨类植物，壮观的飞瀑和成片的杜鹃花。
山口窄得出奇，两侧的山崖近在咫尺。似乎都是悬崖峭壁。右边的一整块峭壁，几乎拔地而起，高达一千英尺。人是爬不上去的，其至连山羊也无处插足，只有鸟儿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山口宽一百英尺，然而到了咽喉处，就只有十二英尺了。过了山口又有一处断崖，但没有那么高，参差不齐的怪石虽不好走，但并不陡峭，如果上面没有机关枪对着你，也许可以攀登。
小得连鳟鱼都容纳不下的腊子河就在这峭壁下流过。小路尽头是一座打进峭壁的两根树干架成的三英尺宽的小桥，过了小桥沿峭壁而行，又走上用长铁钉固定在岩石上的高悬的窄道。国民党在那里修了碉堡，只要有人企图过桥进入隘路，就会遇到倾盆大雨似的猛烈射击。如果有哪个疯子想爬上峭壁，那么他一抬头就会看到枪口正对着他的脑袋。
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腊子口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据点是坚不可摧的。
杨成武把战士们集合起来说：“我们—定要拿下腊子口。要是拿不下，就得重回草地去！”
从晚上九时开始，四团趁着夜色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都失败了。国民党军队坚守着阵地，他们用机关枪扫射。把手榴弹象开花棒棒糖似地往下猛投。几名战士过了桥，但无法爬上峭壁。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只能蜷缩在桥下。
这个地区有国民党的三个团，其中两个营大约四五百人把守着山口。
毛把指挥所设在离山口三百码的地方，通宵指挥着战斗。俘虏告诉过四团，国民党增援部队已经上路。形势越来越令人担忧。
半夜时分，毛命令停止正面进攻，因为正面进攻的结果是严重的伤亡。于是把一些会爬山的战士集中起来，命令他们从后面爬上最陡的悬崖，然后居高临下消灭国民党守军。
大约二十至六十名战士——十二人是苗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战士——在浓重的夜色里集合在一起。他们只携带手榴弹和铁器——匕首和短刀。没有登山工具，他们把皮带、绑腿和绳子连结在一起，抓着它攀登危险的岩山。这些山里人悄悄地爬上去，很快就从忧心仲仲的指挥员的视线中消失了。
战斗继续进行。突然信号弹升上天空——红色，而不是表示成功的白色，失败了！ 随后数次强攻也未成功。天快亮了，国民党增援部队眼看就要开到，指挥员们开始觉得大势已去。正在这时，山谷中响起了阵阵爆炸声。原来是那些“山里入”登上了国民党守军背后的山峰，正往下甩手榴弹呢。不出几分钟，国民党士兵乱了阵脚，纷纷滚下山坡，溃窜逃命。四团剩下的兵力都冲进了敌人阵地，一阵砍杀，天险腊子口被攻占了。疲惫不堪的宣传队员兴奋地扯起已经沙哑了的嗓子唱起了战斗的凯歌：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开展胜利的进攻，消灭万恶的敌人！
部队很快通过了腊子口。他们再也不用返回草地了，再也不用拣从别人的粪便中冲洗出来的麦粒和玉米粒来充饥了。
四团又奉命出发上路了，它的下一个任务是攻占哈达铺，那是个汉族集镇，食物充足，对红军十分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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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家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半左右，红军开进了哈达铺。这是由毛泽东、周恩来（此时健康状况已大为好转）、彭德怀、林彪及其他高级指挥官率领的主力部队。先头部队已于两天前抵达这个甘肃小镇。
红军到家了。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穿过了陌生的藏族区，终于回到了汉族地区，回到了汉族同胞中间。尽管这里的汉民都信奉伊斯兰教，红军战士觉得，哈达铺就象是他们的家，那里的人长得和他们一样，语言也一样，毫无隔阂之感。他们知道，虽然前面还要翻过许多山峦，还要涉过许多河流，还要进行许多战斗，但是，再也不会受饥挨饿了，再也不用后撤退却了。
哈达铺群众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这些跋涉。二万四千里走进这座古城的男女战士，他们以欢呼、笑脸和各种食物来欢迎这些疲惫憔悴，但斗志旺盛的红军战士。
在这里，每个战士领到了两块闪闪发光的银元，这些银元是被他们背着经过了雪山、草地和老虎嘴似的腊子口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大家都要吃好。”他们确实吃得不错，只要用五元钱就可以买一头—百磅重的猪，二元钱买一只肥羊，一元钱买五只鸡，一毛钱买十二个鸡蛋，五毛钱买一百磅蔬菜。食盐和面粉也得到了补充——红军在当地没收了一吨盐，六吨面粉，以及许多大米、麦子和小米。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战士们每顿饭有三荤两素，比过年还吃得好。这简直是天堂。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菜，一些战士吃得太多，撑坏了肚子造成减员。
周恩来和总部的办公室设在一座清雅的寺庙里，毛泽东则住进了一座漂亮的商人的庭院（现仍完好）。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哈达铺只有二三千居民（ 五十年后翻了一蛋 ），他们看到红军战士讲究礼貌，行为端正，纪律严明，哈达铺的男人十分高兴，他们说：“真是好战士！ ”哈达铺的妇女见到女兵，觉得十分惊奇——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着手枪的人真是女的吗？ 她们把女兵请到家中，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消除了疑虑，确信她们真是女兵后，她们又高兴地让女兵们讲战斗故事。
哈达铺的老百姓对来访者的好奇心和好客态度至今未减半分。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夹道欢迎来访的外国游客，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西方人——那些浅发碧眼的怪人。
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了哈达铺，下一步要去哪？ 他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是的，他们还要北上，去甘肃，去陕西，甚至去宁夏，他们要去打日本。但这只是笼统的方向，不是确定了的目的地。长征以来常吵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自己只大略地知道他要去的方向，但缺乏具体的目标，此时也是如此。
现在，在距江西的出发点成千上万里之遥的哈达铺，长征确切的目标才日渐明确了。
红军先头部队在攻占哈达铺时果断地拿下了邮局，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占领的第一个邮局。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国民党的报纸，毛泽东和他的指挥宫们兴致勃勃，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报纸。证明他们早些时候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时所听到的传说居然是真的：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毛泽东的朋友、著名的群众领袖、英勇无畏的红军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仍然活着，统帅着他的部队。二十五军的徐海东也在那里。
这个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十天之后，毛泽东在榜罗镇公布了他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计划。在部队集中起来后，召开了政治局、中央委员及高级指挥员的会议。政工干部分别向所在部队讲话作宣传。毛本人也在早晨六点钟向在一所小学里召集的军、政干部会议讲了话。他讲了抵抗日本侵略和陕北根据地的问题，讲了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从根本上加强纪律等问题。政委们当天就向部队传达了这一讲话。根据各种回忆录说明，这时的毛泽东开始越来越强调抗日的路线了。
就要到家了。红军已踏上了家乡土地。正朝着自己的同志和根据地前进。他们面前只剩下一千里的路程了。诚然，在同四方面军张国焘发生冲突之前，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希望。但是，他们感到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毕竟经受住了在第四方面军问题上发生的危机，证明红军仍然是一支活跃的有生力量。它虽然只剩了六千人——可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 一年来，他们征战南北，含辛茹苦，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克服了重重障碍，在大半个中国传播了红军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他们不再是一伙在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面前衣衫槛楼、争吵不休和狼狈逃命的人。他们将把长征转变为胜利，长征已不再是退却，不再是连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西藏。这一切变化都发生在他们渡过金沙江之后，战斗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一边了。毛泽东领导的部队组织严密，上下团结，能征善战，有共同的精神和目标。此时，作战部队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干部，普通战士幸存无几。这些干部深信中国必须进行一场革命，他们就是这场革命的核心力量。
这种想法在最后一千里的长征途中举行的集会上和毛的讲话中已见端倪。正如他在哈达铺所说的，我相信所有的“指挥员们、战斗员们在经过了两万多里的长征的洗礼和战火的考验之后，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将会以你们的勇敢无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我们的目标——完成长征北上，打击日本侵略者。”
第二天，照例是早晨六点钟，这支红军队伍在毛和彭德怀率领下（ 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着前第一军团剩下的部队 ）向北进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通渭。在那里，又进一步进行了政治宣传鼓动工作。那天晚上，通渭城的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广场事先搭好了一个讲台，四周红旗飘扬。驻在城里的所有部队都集合在这里，杨尚昆、保卫局局长邓发和参谋长叶剑英分别讲了话。他们高唱《马赛曲》，会后举行了这个城镇空前盛大的宴会——大小盘子中盛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