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周围景色秀丽。五月底的四川，到处是粉红色的有甜味的樱桃，把整个山谷装点得绚丽多彩。这时正值批把和樱桃的收获季节，西红柿也熟了。夹竹桃花鲜红似火，马铃薯花雪白一片，蜜蜂成群地飞来飞去，山坡上粉色的杜鹃正在怒放。但是，杨成武从阵地里看出去却是另一种景象：桥那边是肮脏的泸定小镇，白色的桥楼和轻轻摇晃的桥身。桥这边国民党兵力很少，对岸却驻守着几百人——假如曾同他们一起点着火把隔河并行的国民党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对岸的兵力就更多了。
四团占领了桥这边仅有的几所房子和一个天主教小教堂，官兵们在这里进行了战前动员。敌人间或从对岸打过来一、两发迫击炮弹，弹片和碎砖乱石四处乱飞。
廖大珠的二连被选为突击队，三连跟进负责铺桥板。杨成武从望远镜里看到，桥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拿掉了。
杨成武认为战士们吃饱饭才好打仗，他命令连队炊事员做一餐好饭。战士们整装待命。攻击将于下午四时开始。杨成武把重机枪布置在桥后面的制高点，掩护部队行动。步枪用来加强火力。他们没有迫击炮和大炮。
廖大珠连长率领又十一个战士组成了突击队。每人带一支冲锋枪或手枪、一把大刀和十几个手榴弹。他们必须在滔滔河水上方顺着没有桥板的摇摇晃晃的粗大铁索匍匐前进。四团的号兵一齐吹响了冲锋号。机关枪开火了。二十二个战士开始冒着危险向前爬行。正在这时，只见对岸火光冲天，原来敌人把桥楼点着了。
这是个好天气。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但是很热。战士们浑身淌着汗水，伏在铁索上一节一节地向桥那边爬去，谁也不去看下面翻滚着的激流。一节又一节，一尺又一尺，艰难地向前移动着。杨政委焦急继望着。三连的战士拿着新木板跟在突击队员后面，一边往前爬，一边把木板往桥上铺。前面，国民党士兵把煤油浇在没有撤去的木板上，燃起熊熊大火。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突击队员，他们继续向前。到了桥的那一端，他们爬上敌人来不及抽走的桥板，在浓烟和烈火中发起了强攻。他们一边跑，一边端着冲锋枪猛射。当被烟熏黑、衣服也着了火的红军战士冲上对岸时，国民党守军逃跑了。
在这场拼死的攻击中，二十二人中有十八人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伤。这次勇敢的行动保证了毛的艰难的长征将以胜利、而不是以失败告终。
肃清残敌工作迅速展开。两小时之内，泸定镇和泸定桥已牢牢掌握在红军手中了。
国民党军丢弃了又一个坚固的阵地。国民党指挥官李全山有两个营的兵力（ 其中一个就是和四团隔河齐头并进的那支队伍 ）。但是他只用了一个营守卫桥头，而把另一个营部署在河岸上，结果一点也没用上。
“那天晚上真紧张，”杨成武回忆说。他时刻提防着敌人的反攻。他派了一个巡逻队顺着左岸向下游安顺场方向警戒，巡逻队很快带回来一个一师的伤员。他们立刻意识到在安顺场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离他们很近了。果然，半夜时分，刘伯承和聂荣臻就已赶到，杨成武把他们带到桥边。刘伯承默默地站了—会儿，然后看着河面仁轻轻摇动的铁索桥说：“泸定桥，泸定桥 ！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作了多么大的栖牲啊！”
他们走过桥去，看到桥头竖着一块建桥人卢氏留下来的石碑，上面刻着：
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一九三五年，红军来到安顺场时，安顺场有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是清未的秀才，叫宋大顺。石达开在的时候，他还是个青年人。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访问了他。李富春问，石达开为什么失败了？
老人回答：因为贻误了时机。石达开被大渡河挡住了去路，过不了河，也不能向左转，因为彝人毁了松林河上的桥，而清兵的追击又使他不得南下。
李富春又问，红军和太平军哪个强？老人说，都好，但红军更胜一筹。
人们传说，太平军是由所谓“神兵”组成的，也就是说，他们刀枪不入。然而，在大渡河，他们却一败涂地。后来人们把红军说成是天兵天将。据戴正启医生回忆，他参加了整个长征，不过他那时不是医生，只是个十七岁的卫生员，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听到人们把红军叫作天兵天将。在那以前，他从未听说过这种称呼。
几年前，有人问一个曾在泸定桥打过仗的原国民党军官，为什么红军在夺取泸定桥的时候伤亡那样少 ？他说，因为国民党的枪支太陈旧，子弹都潮湿发霉了，大部分打不到河对岸。
毛泽东到底把多少人带过了泸定桥和大渡河？ 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过于都河时，他有八万六千人。过大渡河时估计不过二万人左右。
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们受到了奖赏。他们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杨成武将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得到了这些奖品。”
这是红军战士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比金质奖章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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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毛张会师
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于六月十五日晚抵达懋功，在那里耽搁了几天。六月十六日晚。毛在懋功河边的天主教堂里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就住在教堂对面的一所漂亮房子里。周恩来、朱德、博古和洛甫住在附近的另一所房子里。毛几乎总是与他的同志们分开住的。
通往懋功的高山隘口几乎终年积雪，一九八四年五月下旬与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样，残雪点缀着绿色的草原，爬上高达一万一千英尺，山坡的杜鹃花也披着银装。
毛及其同件策马沿狭窄的懋功河谷走着。气候温和的山谷里，丁香色的杜鹃花己从墨绿色的叶子中探出头来。山坡上长满了一片片的紫罗兰——或者是在外行眼里看上去象紫罗兰一样的花朵。山谷不很宽，没有多少土地可以耕作，房子也很少。尽管下着雨，但比起翻越夹金山来要轻松愉快得多。
与毛同行的指挥员只有几个。这大概不是偶然的现象。他已派三军团的彭德怀和一军团的林彪率领大部分人马向不同的方向前进。也许他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这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
毛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两河口镇，可能在一座相当壮观的喇嘛寺的底层住了下来（这座寺院的底层现已被拆除，用来堆放木材）。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仍在下雨。毛一直在等待，直到有消息说，张国焘就要到了。于是毛和他的一行便前往离镇约三里多路的一个叫作抚边的村庄。那里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墙上刷着口号，街上贴着标语，红旗上用白字写上了欢迎口号。村与村之间装上了电话，这样，两支军队可以保持联系。还在草地上搭起了一个讲台，以便举行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两支主要的共产党军队及其领导人第一次会师。五年来，张一直率领第四方面军在作战，建立了一系列根据地。毛自一九二七年以来，除博古和李德让他靠边站的一段时期外，也同样地一直在战斗。
大雨倾盆而下。毛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等待着。下午五时左右，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踏着泥路，溅着泥水过来了。毛及其一行走出暗褐色的帐蓬，迎上前去。一会儿，马队便来到了跟前。张身材魁梧，面色与毛久经风霜的脸色比较起来显得白净，他翻身下马，和走上前去的毛拥抱。
红军欢呼起来。数千群众欢呼起来。两人登上讲台，制服上滴着雨水。毛致欢迎词。张作答词。接着两人肩并肩一起走进城里，在喇嘛寺里举行了宴会。当时在场的目击者李群，一九八四年时已六十四岁，依然十分壮实，整齐的外衣下面露出一点衬衣。他是亲眼看到他们两人一道行走和这一切的，他兴奋极了。当时他才十五岁，是第四方面军的一名红小鬼，他认出了张国焘。有入喊道：“那是毛泽东！”，他曾多次见过张国焘，认为张说话温和，对部下战士和气。
一切庆祝的表面排场都有了——旗帜、标语，大碗热气腾腾的鸡和肉，大堆的饭和菜。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还有当地酿造的类似贵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
但是骨子里——而且就在浅浅的表皮下——流淌着另外一股潮流：怨恨，敌意，猜疑。
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一度曾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你们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位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说：“我们有三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
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但是第一方面军与江西时期比起来显然只剩下很少一点力量了——大概不超过二万人，尽管张国焘不可能作精确的计算，因为毛巴把其部队分散到好些地点。张也夸大了自己的实力，就象长征开始时第一方面军夸大自己的实力一样。但是不难看出，第四方面军比第一方面军要多得多。张有七万至八万战斗部队，可能还有几万名非战斗人员。他与毛的力量大约是五比一。
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 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义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有位红军战士由于见到四方面军的马长得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责道：“别羡慕那些马！”那天晚上对四方面军确是赞声不绝。后来在参加长征的人员中产生了—种感觉，认为张是个野心勃勃可能不讲原则的人，是故意在焙耀自己的成就，对毛的部队流露出傲慢之意。也许是毛的人过于敏感。但是使他们感到恼怒的是，毛及其司令部人员站在雨里等候，而张骑着马像旋风一般地驰来，下马之前差一点溅了他们一身泥。四方面军还把张叫作“主席”他们听来也很刺耳。“主席”这一头衔是他们专留给毛泽东的。四方面军的军帽也比一方面军的大，于是四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大脑袋”，一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小脑袋”。
宴会上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张国焘认为欢乐只是表面现象。毛三句不离吃辣子，他说，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祖籍江西的博古表示异义，他坚持说，江西人中不乏伟大的革命者，而他们并不喜欢吃湖南的辣子。毛勉强但笑阿呵地承认了这一点。张国焘听后觉得很“无聊”。他感到不快的是，似乎无人有兴趣请他讲四方面军的成就，也没有人告诉他遵义会议的细节。“而毛的人则声称，张国焘对第一方面军的经历不感兴趣。
晚宴后，张请朱德进行谈话。两人一直谈到清晨三点。张是否试图把朱拉到自己一边来呢？ 也许有可能。或者他只是想向朱探听消息。朱对此未作任何记录。张写的回忆录是在他与共产党的同志们决裂以后很久才写下来的。他引用朱的话说，中央红军只剩下一副没有肉的“骨头架子”。他说朱估计一方面军的人数为一万，这点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太远。所有的大炮都丧失了，机枪所剩无几，每人只有五六颗子弹。
这些与事实相当接近，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引用朱德批评毛和赞扬张的四方面军的那些部分则不那么可信。
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柔弱与自负的特点。李德写道，张“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象主人待客—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在一方面军战士眼里，张的这种态度与他们一方面军的领导人的谦虚精神和朴实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难说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政治观点上的差异。然而，从照片上来看，张看上去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同瘦骨嶙峋的“长征战士”（特指一方面军的领导人——译注）相比，他显得柔弱。
实际上，一九三五年三十八岁的张国焘。他的资历在共产党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出身十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张是该校的学生。他们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两人都在—九二一年建立共产党的十二名创始人之列。从早期起，张便是党的领导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在南昌起义中。他与周恩来在一起，发挥了一点小小的作用。他在莫斯科待过三年。一九三一年，上海的中央局派他去领导非常重要的鄂豫皖根据地。从那时起，他便一直驰骋疆场，战绩可与毛在江西的战绩相媲美。他同蒋介石打了不少大仗，而且取得了胜利。他两次转移根据地——第一次是从鄂豫皖边区转到川陕边境，后来于一九三五年春转到川西北。和张国焘一起转战各地的有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就是徐向前。徐向前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中国的才名元帅之一。虽然张国焘的作风与毛不一样，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比当代中国史学家所属认的要大。
张喜欢独立行动，常常与中央委员会发生争议（就象毛一样）。一九三二年，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陕一带，因未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便擅自行动而受到批评（ 有点儿象毛在井冈山的情况 ）。可是他的转移是成功的，批评也就自然消失了。转移到川西北的行动遭到了更多的批评，但是此时中央委员会正在长征之中，通讯联络几乎中断，因此张不可能受到严厉的谴责（事实上也没有）。
张已作出安排，或者试图作出安排——要在他展开活动的几个省里与当地的军阀和睦共处。一九三二年入川后。他给四川军阀杨森以及四方面军驻扎地区的军阀田颂尧写了信。田拒绝接信。杨虽收了他的信，但却因事不关己，不加理睬。张给孙蔚如也写了信，孙是陕西仅次于杨虎城的第二号军阀，孙与张国焘达成了协议。解放后，孙成为陕西省的副省长。
张入川后没有搞土改，也没有建立苏维埃政府。中央委员会对此进行了批评。大约两个月后，他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大概是在他决定要留在这一地区之后。而现在，张同四方面军占领的川西北地区的军阀没有什么谅解，因为他足以对付他们可能发动的任何军事进攻。
就在会师之前，张再一次独立行动。此时他已控制了很大的地盘——金川、小金（原懋功）、松潘和黑水等县。这几个县今天的面积是八万九干平方谷里，一九三五年时可能还要大得多。一九八四年的人口是七十五万。三十年代中期大概是二十或三十万。对中国来说，这是人口稀少的地区。但这里土地肥沃，是个产粮区。张还有八万战斗部队和同样数目的非战斗人员。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就在毛和一方面军到达的前夕，张宣布成立所谓的西北联邦政府。它不是正式的苏维埃组织，而是一个符合当地少数民族（ 在当地其实是多数民族 ）比例十分高的情况的混合政权。周纯全就任主席。首府设在北川。北川位于成都东北约八十英里处，周围多雪山，居民多为藏族。周纯全的第一项工作是教他的士兵吃糌粑。糌粑是藏民的主食，用青稞面做成，又称“五味茶”。但名不符实，吃时要用手抓。
张国焘的军队与毛的第一方面军不一样。张的部队中有许多妇女，包括一支有两千人的妇女战斗团。他与少数民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主要原因是他不象第一方面军那样经常转移，因此能够用事实证明，他的部队与那些到处掳掠的军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