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打开十七号大门的锁推门而人时，一股紧闭房屋的霉臭味袭进她的鼻孔。
这是幢倒胃口的房屋，装修质量很差，油漆肮脏起泡。
弗兰基从顶楼到地下室依次细查了一遍。屋子在租房子的人离去后已经清理过了。屋内还有些绳子、旧报纸、零星的钉子和工具。但有关个人用品，弗兰基连撕碎的纸片也没发现。
惟一使她感兴趣的可能有点意义的东西，是一本翻开放在窗下座位上的《铁路指南ABC》。特意打开的这一页上没有任何人的名字，但弗兰基还是抄了很多内容在一个小笔记本上，作为她曾经希望找到的东西的替代品。
就查找凯曼夫妇来说，她终于失败了。
她用这仅仅是意料中的事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如果凯曼夫妇同犯罪的一方有联系，他们一定会特别留心不让别人查到他们的踪迹。这至少是种消极方面的有效证据。
当弗兰基把钥匙交回房产代理商手中，并谎称两天后再同他们联系时，她心中仍然感到十分失望。
她心情沉重地沿着大街向公园走去，盘算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一阵暴雨袭来，打断了她毫无结果的沉思具想。
看不到一辆出租车，她急忙护住心爱的帽子，冲进了附近的地铁入口。她买了一张到皮卡迪里广场的车票，又在书摊上买了两份报纸。
弗兰基进入车厢时，车厢里几乎空无一人。她竭力排除脑中那些烦人的问题，打开报纸，集中注意力看报上的消息。
她漫无边际地读着报上的消息。
若干人暴毙街头；一名女学生神秘失踪；彼德汉姆普顿夫人在克拉里奇举办舞会；约翰·米尔金顿爵士在游艇出事后恢复健康，那艘有名的“阿斯特拉多拉”号游艇原属于已故的百万富翁约翰·萨维奇先生。这是一艘不吉利的船吗？船的设计者惨死；萨维奇先生自杀身亡；只有约翰·米尔金顿爵士靠奇迹免于一死。
弗兰基撇下报纸，皱眉努力回忆着。
约翰·萨维奇的名字以前被提到过两次：一次是西尔维亚在说到艾伦·卡斯泰尔斯时提到的；一次是博比，他是在复述同里文顿夫人的谈话时讲到的。
艾伦·卡斯泰尔斯曾经是约翰·萨维奇的朋友。里文顿夫人似乎认为卡斯泰尔斯在英格兰出现与萨维奇的死亡有关。萨维奇自杀——这是怎么回事？——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患癌症。
假定一下，艾伦·卡斯泰尔斯对他朋友死亡的说法并不满意，假定他来英格兰是调查事实真相？再假定，围绕萨维奇之死的环境，就是她同博比正在扮演角色的这场戏的第一幕。
“这有可能，”弗兰基想道，“是呀，有可能。”
她陷入了深思，不知道如何最好地对付新局面。谁是萨维奇的挚友她一无所知。
后来她想到了萨维奇的遗嘱。如果他的死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那么他的遗嘱可能会提供一些线索。
弗兰基知道，只要花一先令就可在伦敦的某个地方查到遗嘱，但她记不起那个地方在哪里。
列车到站停下了，弗兰基看见到了大英博物馆，她坐过了牛津广场，本来她打算在那儿换车的。
她跳下车来。当地出现在大街上时想起了个主意。走了五分钟，她来到斯普拉格和詹金森联合律师事务所。
弗兰基受到满怀敬意的接待，马上被迎进斯普拉格先生的个人办公室。斯普拉格先生是这家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
斯普拉格先生为人和蔼可亲。那些有身份的当事人想脱离麻烦时来找他，听到他那丰润而且具有说服力的声音，就会得到极大的安慰。据传闻，斯普拉格先生对伦敦上流家庭的丑闻知道得比其他同行多。
“真太高兴见到你了，弗朗西丝小姐。”斯普拉格先生说，“请坐。你肯定那张椅子坐着很舒服吧？是的，是的。眼下的天气真不错，可不是？真是个小阳春。马钦顿伯爵身体怎么样？晤，我相信他会好起来。”
弗兰基很得体地回答了这个询问。
接着斯普拉格先生动了动鼻梁上的夹鼻眼镜，俨然一副法律咨询行家的模样。
“说吧，弗朗西丝小姐，”他说，“今天下午什么事使我有幸在我……晤……我这乱糟糟的办公室里见到你？”
“是讹诈？不检点的信件？同某个不良青年缠上了？被裁缝投诉了？”他皱着眉头飞快地想这一系列的问题，小心谨慎的皱眉提问是很符合斯普拉格先生的律师身份和收入的。
“我想查一份遗嘱，”弗兰基说，“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和怎么查。不过有个地方付一先令就可以查，不是这儿吗？”
“那是萨默塞特事务所。”斯普拉格先生说，“但那是什么样的遗嘱呢？我想我完全能告诉你所想知道的……呢……你家的遗嘱。我可以说，我相信我们事务所多年以前就有幸把那些遗嘱拟订了。”
“不是我家的遗嘱。”弗兰基说。
“不是？”斯普拉格先生问。
他所具有的那种使当事人信任的强烈吸引力如催眠术一般，也使弗兰基无法抗拒，只得实说。
“我想查的是萨维奇先生的遗嘱，约翰·萨维奇。”
“真的？”斯普拉格先生的语调里显出极大的惊异。他没料到这一点，“那太出乎意外了，确实非常出乎意料。”
他的声音中蕴含着极不正常的意思，以至弗兰基吃惊地注视着他。
“真的，”斯普拉格先生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弗朗西丝小姐，也许你能告诉我需要查这份遗嘱的理由。”
“不行，”弗兰基缓缓说道，“我恐怕不能告诉你。”
弗兰基觉得斯普拉格先生出于某种原因，眼下的言谈举止完全不像他平时那么和蔼，那么博识。他确实显得焦虑不安。
“我的确认为，”斯普拉格先生说，“我应当警告你。”
“警告我？”弗兰基问。
“是的，虽然迹象还很模糊，非常模糊，但明显有些可疑的事在运行之中。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卷入任何可疑的事情中去。”
话说到此时，弗兰基本想告诉他，自己早已彻底卷人了他明显反对的这桩事情中了。但她没说，只是疑惑地盯着斯普拉格先生看。
“整个事件是个相当令人惊叹的巧合，”斯普拉格先生接着说，“这事明显还在运行，很明显。但这是怎么回事，我目前不能随便说。”
弗兰基仍然疑惑地看着他。
“我刚刚知道了一条消息，”斯普拉格先生怒气冲冲地说，“我被人冒充了，弗朗西丝小姐。故意冒充。对此你说点什么呢？”
弗兰基一阵惊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第二十五章 斯普拉格先生如是说
后来，弗兰基才结结巴巴地问道：“你怎么发现的呢？”
这根本不是她想要说的话。实际上，她可以闭口不言装一阵子糊涂，但话已出口。斯普拉格先生要是还看不出他们涉及冒名顶替的这件事的话，那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律师了，“这么说你知道这件事的一些情况了，弗朗西丝小姐？”
“不错，”弗兰基答道。她稍停一下，深深吸一口气后又说，“斯普拉格先生，全部事我都确实参与了。”
“我深感惊奇。”斯普拉格先生说。他的语音中含有一种奋战的意味，违法的律师与慈祥的家庭律师处于不和的状太“这是怎么回事？”他问。
“这只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弗兰基心虚地说，“我们…我们是找点事干干。”
“那么，”斯普拉格先生追问道，“拿他来冒充我是谁的主意呢？”
弗兰基看着他，计上心来，迅速作了决定。“那是年轻的诺……公爵，”她打住话头，“我真不该提名道姓，那样不太好。”
但她明白形势对她很有利。斯普拉格先生是否会原谅区区一个牧师的儿子的鲁莽行为，这值得怀疑，但他对贵族姓名的偏爱会使他宽待一位公爵的无礼做法。果然，他恢复了慈祥的神情。
“唉！你们这些聪明的年轻人呀，”他喃喃道，一面摆动食指，“你们给自己找了多少麻烦。弗朗西丝小姐，你会觉得意外的是，相当多的法律纠纷也许起因是一场表面上毫无恶意、一时兴起的玩笑，只不过高兴过头了点，但有时这种纠纷特别难于私下和解。”
“我认为你太了不起了，斯普拉格先生。”弗兰基连忙诚挚地说，“我真的这么想。一千个人中也没有一个人会有你这么了不起。我的确深感羞愧。”
“不，不，弗朗西丝小姐。”斯普拉格先生像个父亲一样地说道。
“哦，但我真难为情。我想是里文顿夫人……她到底给你说了什么呢？”
“你看我这儿有封信，半小时以前我才打开的。”
弗兰基伸出手，斯普拉格先生把信放在她手上时表情似乎在说：“瞧呀，自己瞧瞧你的愚蠢导致了什么结果。”
里文顿夫人的信是这样的：
亲爱的斯普拉格先生：
我真太迟钝了，但我刚想起的一件事也许有助于你了解那天拜访我时间的事。艾伦·卡斯泰尔斯提到过他打算到一个叫奇坪萨默顿的地方去。我不知道这是否对你有帮助。
你告诉我的关于莫尔特雷弗一案的情况，我太感兴趣了。致以诚挚的问候。
你忠实的
爱迪丝·里文顿
“你可以看出情况也许非常严重，”斯普拉格先生声色俱厉地说，但严厉中揉有善意，“我相信一桩极其可疑的事正在运行。是否同莫尔特雷弗一案有关，还是同我的诉讼委托人卡斯泰尔斯先生……”
弗兰基打断了他的话，激动地问道：“艾伦·卡斯泰尔斯是你的委托人？”
“是的，他一个月前最近一次到英格兰时来向我咨询过。你认识卡斯泰尔斯先生，弗朗西丝小姐？”
“我认为可以说认识吧。”弗兰基说。
“一个极富魅力的人，”斯普拉格先生说，“他把一大片……很大的空间带进了我的办公室。”
“他来向你咨询有关萨维奇先生遗嘱的问题，不是吗？”
弗兰基问。
“哎呀！”斯普拉格叫道，“这么说是你建议他来找我的吧，他想不起那个人是谁了。我没能帮他更多忙，真是遗憾。”
“你建议他做点什么呢？”弗兰基问，“也许告诉我不违反职业行规吧？”
“没这回事，”斯普拉格先生微笑了，“我的意见是对那份遗嘱是无事可做了——无事了，这就是说，除非萨维奇先生的亲戚准备花大量钱财来打官司。对此我推测他们要么不准备去打，要么真的去打。我从不劝人把案子弄进法庭，除非有胜诉的希望还差不多。法律，弗朗西丝小姐，是头捉摸不定的畜牲，它弯来拐去地叫那些毫无法律头脑的人吓一跳。我的座右铭历来是：私下和解。”
“这件事太古怪了。”弗兰基沉思地说道，她产生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她可能随时踏出一步，这场游戏就终结了。
“这类案件不像你认为的那么简单。”斯普拉格先生说。
“自杀案件吗？”弗兰基问。
“不，不，我说的是使用威胁手段的案件。萨维奇先生是个头脑精明的生意人，但他显然像个蜡人一样受那个女人摆布。我完全相信她精通她那个行道。”
“我希望你会完完全全地告诉我全部情况，”弗兰基大着胆子说，“卡斯泰尔斯先生是……晤，如此地激动，弄得我似乎莫名其妙。”
“这个案子极其简单，”斯普拉格先生说，“我可以简略把事实告诉你，这些情况每个人都容易理解，而且我这样做没有人会作对。”
“那么请给我说说吧。”弗兰基说。
“萨维奇先生是去年十一月从美国旅行归来到英格兰的。如你所知，他是个巨富，没有近亲。在这次旅行中，他结识了一个叫……呃……坦普尔顿夫人的女土。对这位坦普尔顿夫人，除了知道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和有个丈夫在附近某个地方之外，再也不知道更多的了。”
“就是凯曼夫妇。”弗兰基想道。
“这类海上旅行很危险，”斯普拉格先生一面说一面微笑着摇摇头，“显然，萨维奇先生被深深吸引住了。他接受了那位女士的邀请来到她在奇坪萨默顿的那幢小别墅，并住了下来。至于他多久去那儿一次的确切情况，我还没有掌握。但毫无疑问，在坦普尔顿夫人的影响下，他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后来悲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他有段时间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正常。他担心自己可能患上了某种疾病‘癌症？’”
“唔，是的，确实如此，癌症。他无法摆脱这个念头。当时他正同坦普尔顿夫妇住在一起。他们劝他去伦敦找专家咨询，他确实去了。说到这儿、弗朗西丝小姐，我的头脑很开通。那位杰出的专家在那行道里多年来可称顶尖高手了，他把这次咨询臭骂一顿，认为萨维奇先生没有患癌症，而且把此话告诉了萨维奇先生。但萨维奇先生太迷信自己的感觉，听到此话后也不愿相信。所以说呀，弗朗西丝小姐，确实不带偏见，而且懂点医学知识，我看事情也许就有些不同了。”
“如果萨维奇先生的症状使医生难于判断，医生也许会很严肃地苦着脸，说到某些价格昂贵的治疗方式，或反过来向他保证癌症已经转移，使人感觉情况相当糟糕。萨维奇先生由于曾经听说过医生们常常向病人隐瞒病情的事例，他便根据自己的见解解释这件事，自认为患了癌症。医生的保证性话语都是假的，他真相信自己患了这种绝症。”
“总之，萨维奇先生精神负担沉重地回到了奇坪萨默顿。他明白自己面临痛苦不堪而挥之不去的死亡。我了解他家族的一些成员曾经死于癌症，他决心不再重蹈他眼见的他们遭受的那种痛苦。他派人请来一位律师，那位律师是一家著名事务所的受人尊敬的成员。律师为他拟定了一份遗嘱，后来萨维奇先生在遗嘱上签了字送交律师妥善保管。
就在当天晚上，萨维奇先生服用了大剂量的氯醛，留下了一封信。信中他解释自己宁愿迅速地无痛而终，也不愿痛苦而缓慢地死去。
“根据遗嘱，萨维奇先生给坦普尔顿夫人留下了一笔七十万英镑的免税遗赠款，其余的捐给几家指定的慈善机构。”
斯普拉格先生自我陶醉地在椅子上往后一靠。
“陪审团审判时普遍表示同情，裁定为精神不健全自杀。但我认为对此我们不表示异议，问题在于他立遗嘱时是否精神不健全。我看任何陪审团都不会相信这一点。遗嘱是律师在场时立下的，律师的意见是死者当时毫无疑问头脑清醒、理智健全。我想我们也不能证实有什么不合法的因素。萨维奇先生并没有剥夺他亲近的人的继承权，他的亲戚只有他很少见到的远房堂兄妹，他们住在澳大利亚。”
斯普拉格先生停了一会儿。
“卡斯泰尔斯先生的争议是这样一份遗嘱完全不符合萨维奇先生的个性。萨维奇先生根本不喜欢慈善组织，他一贯极力主张把钱传给血缘亲属。但卡斯泰尔斯先生没有文件来证明这些说法。正如我向他指出的那样，人的主意会发生改变的。要争讼这份遗嘱，要同坦普尔顿夫人交涉，又要对付慈善组织。同时，遗嘱还将接受检验。”
“当时没发生争议吗？”弗兰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