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有许许多多的目的地可选择，何不去自己的国家？
联邦调查局按照常规做法，向海关、移民局和机场发布了警戒令。这一次警戒的对象是一位年轻女子。她年龄31岁，持有巴西护照，真实姓名为伊娃·米兰达，但也可能使用化名。一旦查明了她父亲的身份，也就不难获得她的真实姓名了。当利厄·皮雷斯向迈阿密国际机场护照查验处走去时，她没预料到会有麻烦。她考虑的依然是跟踪她的人。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这本印有利厄·皮雷斯姓名的护照一直使她畅行无阻。
然而一小时前，在喝咖啡时，查验人员已经看过了警戒令。他一面慢慢地看着护照上的每个字，一面揿响了扫视器上的警报按钮。起初利厄对他的动作迟缓感到恼火，继而她意识到出了岔子。其他查验处的旅客都轻松地通过了检查。他们只是略微停下来打开护照，对方就点头让他们过去了。一位穿蓝色上衣的负责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挤在那位查验人员身旁看护照。“皮雷斯女士，请跟我走一趟，好吗？”他有礼貌地问，但话音带着不容商量的成分。接着他指了指宽阔的走廊下首的一排门。
“有问题吗？”利厄不想跟他走。
“没有，只是想问几件事。”他等她迈步，另外一个腰间别着枪和警棍的警卫也在等她迈步。该负责人拿着她的护照，她身后是几十个等待检查的旅客。
“你要问什么事？”她一边问，一边跟着该负责人和警卫来到第二个门前。
“只有几件事。”他重复了一句，拉开门，陪同她进了一个没有窗户的方形房问。利厄留意了他胸前姓名牌上的几个字：里维拉。看上去他不像拉美裔美国人。
“把护照还给我。”门一关上，利厄就要求说。
“别着急，皮雷斯女士。我需要问你几件事。”
“我干嘛要回答？”
“别紧张，请坐。你需要喝咖啡还是喝水？”
“都不需要。”
“这上面的地址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你从哪里来？”
“彭萨科拉。”
“哪一趟班机？”
“航联855。”
“你要去什么地方？”
“圣保罗。”
“详细地址？”
“这恐怕是个人私事。”
“你是去做生意还是旅游？”
“难道这很重要？”
“很重要，因为护照上已经注明你的家在里约热内卢。请告诉我，在圣保罗，你将住在什么地方？”
“一家旅馆。”
“哪家旅馆？”
她犹豫了一会，想报出一家旅馆的名字。但不幸的是，她一时不知报哪家旅馆好。“洲——洲——际饭店。”她终于说出了口，声音显得极其虚弱。
他把这家旅馆的名字记了下来，然后问：“这是否意味着你已经用利厄·皮雷斯的名字在该旅馆预订了房间？”
“那是当然。”她不假思索地说。但随即而来的电话查询证明她在撒谎。
“你的行李在哪里？”他问。
她又被攻破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比上次攻破的缺口更大。她迟疑了片刻，将目光移开，说：“我没带行李。”
有人在敲门。里维拉把门拉开一条缝，接过一张纸条，又对门外的人轻轻说了几句话。利厄坐了下来，想竭力保持镇静。门又关上，里维拉看了看纸条。
“按照我们的记录。你是八天前从伦敦乘坐一架苏黎世班机在这里入境的。八天了，没有任何行李。这似乎不正常，对不对？”
“难道不带行李算犯罪？”她问。
“不算犯罪，但使用假护照是犯罪，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她望着里维拉附近桌子上的那本假护照，知道它无论如何是看不出来的。“这不是假护照。”她忿忿地说。
“你认识一个名叫伊娃·米兰达的人吗？”里维拉问。利厄惊呆了。她的脸色一沉，心脏瞬时停止跳动。她知道，追猎结束了。
里维拉知道他们已经设下了另一个圈套。“我得和联邦调查局联系。”他说，“这需要一些时问。”
“我是不是已经被捕？”她问。
“还没有。”
“我是一个律师，我——”
“我们知道。不过我们有权拘留你作进一步审查。我们的办公室在底层，走吧。”
她被匆匆地领走了。一路上她紧攥自己的背包，眼前依然戴着太阳镜。
长桌上堆放着一些文件和卷宗，此外还有废弃的公文纸、纸巾、空塑料杯和吃剩的三明治。那些三明治是从医院咖啡厅买来的。午饭已经吃了五个小时，但两个人还未考虑晚饭之事。在房间外，人们依然遵守着时问。但在房间内，它却变得不重要。
两个人都赤着脚。帕特里克穿着短袖衬衫和运动短裤。桑迪穿着皱巴巴的土黄色棉衬衫。几个小时前，他在海滨别墅也是这种装束。
纸箱里的所有东西被取出来堆在桌上，纸箱被扔在一个角落里。
有人敲门。没等他们答话，乔舒亚·卡特已经推开了门。他站在门边。
“我们正在进行私人会谈。”桑迪冲着卡特的脸说。桌上的资料是不能让别人看见的。帕特里克走上前，帮助遮挡卡特的视线。
“你为什么不经过我们同意就进来？”他厉声说。
“对不起，”卡特镇静地回答，“我只呆一会儿，因为正好想起你们也许需要知道我们已经拘留了伊娃·米兰达。她企图用伪造的护照从迈阿密机场乘飞机回巴西，被发现了。”
帕特里克一愣，半晌说不出话。
“伊娃？”桑迪问。
“是的，又叫利厄·皮雷斯。这是假护照上的名字。”卡特嘴里回答桑迪，眼睛却看着帕特里克。
“她在哪里？”帕特里克呆呆地问。
“在迈阿密监狱。”
帕特里克转身沿着长桌移步。无论什么地方的监狱，总是可怕的。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我们好和她通电话？”桑迪问。
“没有。”
“她有权接听电话。”
“我们正在努力。”
“那么请给我一个电话号码。”
“我们会考虑的。”卡特没有理会桑迪，继续观察帕特里克。“她走得很匆忙，没有行李，没有手提包，只想悄悄溜回巴西，把你撇在这里。”
“住嘴。”帕特里克说。
“你现在可以走了。”桑迪说。
“我是好意告诉你们这消息。”卡特说完，笑眯眯地走了。
帕特里克坐下来，轻轻地按摩太阳穴。本来，在卡特到来之前，他就感到头痛，现在觉得脑袋要爆炸了。关于帕特里克被捕之后伊娃所面临的境况，他们设想了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她留在暗处，随意流动，帮助桑迪办案。迄今他们就是这样行动的。第二种可能性也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即她被斯特凡诺和阿历西亚抓获。第三种可能性是她被联邦调查局逮住。这种可能性不如第二种可能性那么恐怖，虽然会引起许许多多麻烦，但至少她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他们没有讨论第四种可能性，即卡特说的她撇下他返回巴西。他不认为她会这样做。
桑迪默默地收拾资料，清理桌子。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她的？”帕特里克问。
“大约8点钟。她看上去很好，帕特里克。我已经对你说过了。”
“她没说要去迈阿密或巴西？”
“没有，她没提走的事。我走时好像听她说，她要在那幢别墅住一阵子。她说已经交了一个月租金。”
“那么她是受惊吓了，否则她没有理由逃离。”
“不知道。”
“桑迪，到迈阿密找律师，要快。”
“我认识几个律师。”
“她肯定吓坏了。”
30
6点多了。此时哈瓦拉克大概又去了卡西诺赌场。在那里他玩21点，酗酒，寻花问柳。传说他的赌债已经达到惊人的数字。而拉普利也肯定仍把自己关在那个阁楼上。对于他，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那更好的地方。事务所的秘书和律师助理都已回家。杜格·维特拉诺锁上大门，朝屋后最大也是最好的办公室走去。查尔斯·博根在那里等候。他坐在办公桌后，两只袖子卷得很高。
帕特里克已经窃听了所有的办公室，唯独资深合伙人博根的办公室例外。这个事实，博根在那笔巨款失踪之后的激烈争吵中，曾反复拿来替自己辩解。每当他离开办公室，哪怕只离开一会儿，总忘不了把门锁死。而其余几个合伙人太大意了，他不止一次提醒他们说，维特拉诺在办公室里同海外的格雷厄姆·邓拉普打了几次关键性的电话。正是从这几次电话中，帕特里克掌握了那笔巨款的去向。这件事在争吵中一再提起，差点引起双方动武。
博根宣称早已怀疑事务所有内奸，这完全是美化自己。倘若如此，他何不向几个大意的合伙人打招呼？其实他只是生性谨慎，而且运气好。重要的会议都在他的办公室里召开，没一会儿就锁上了门。他掌握着唯一的钥匙，连清洁工都得趁他在的时候入内。
维特拉诺关好门，霍地倒在办公桌前面的软椅上。
“今天上午我去了参议员先生的家里。”博根说，“他打电话让我去会面。”参议员先生的父亲和博根的母亲是同胞兄妹。博根比参议员先生小10岁。
“他情绪好吗？”维特拉诺问。
“谈不上好。他想了解拉尼根的最新情况，我把自己知道的和他说了。至今那笔巨款还不知下落。他非常担心拉尼根掌握了什么秘密。像以往那样，我叫他放心，说我们同他的电话都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打的，而这间办公室没有被窃听，所以他不必担心。”
“但他显得很忧虑？”
“是的。他再次问我，有没有把他和阿历西亚牵在一起的文件，我再次说没有。”
“确实没有。”
“是的。没有任何文件出现过参议员的名字。和他的一切联络都是口头的，而且大部分在高尔夫球场。这种情况，我已经说过多次了。但帕特里克回来后，他又开始担心了。”
“你没把小会议室争吵的事告诉他吧？”
“没有。”
两个人注视着办公桌上的灰尘，回想小会议室争吵的经过，那场争吵发生在1992年1月。这时司法部已经批准了阿历西亚的奖金。再过两个月，他们就要接收那笔巨款了。一天，阿历西亚突然来到事务所。事先他没有预约，也没有打招呼，而且看上去情绪很不好。此时帕特里克尚未出走，但离他的葬礼仅三个星期。由于事务所正在全面装修，博根无法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阿历西亚。他们把气势汹汹的阿历西亚带进了过道对面的小会议室。该会议室面积很小，里面只放了一张小方桌和几把椅子。天花板也是倾斜的，上面正好横着楼梯。
因为维特拉诺是二号人物，他被叫来参加了会谈。谈话的时间并不长。阿历西亚之所以恼怒，是因为这几个律师即将收取3000万美元诉讼费。一旦他的奖金获得了批准，现实利益就摆到了面前。他认为，博根几个人收取那么高的诉讼费是昧了良心。不多时双方就争吵了起来。博根和维特拉诺不让步，他们提出要根据当时订的合同分钱，但阿历西亚根本不在乎。
争吵越来越激烈。阿历西亚问，你收取这么高的诉讼费，恐怕有不少要孝敬参议员先生吧。博根敌视地说，这不关你的事。阿历西亚说，这事我应该过问，毕竟钱是我的。接着他对参议员先生以及所有的政客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他的话中披露了这样的事实，即参议员先生为了让他胜诉，十分起劲地给海军、五角大楼和司法部施加压力。“他将拿多少钱？”阿历西不停地追问。
博根继续避开这些问题，只说参议员先生那里肯定是要有所表示的。他提醒说，阿历西亚之所以挑选该事务所，是因为它的政治联系。他还激动地说，阿历西亚能拿到6000万美元是很不错了，因为他的宣称一开始就是骗局。
至此，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
阿历西亚提出将诉讼费减至1000万美元，博根和维特拉诺断然拒绝。最后阿历西亚大发雷霆地出了小会议室，一路上骂个不停。
小会议室里没有装电话，但发现了两个窃听器。一个在桌底，被藏在一个夹缝里，用黑油泥固定在那里。另一个被夹在两本布满灰尘的旧法律书之问。那些法律书放在室内唯一的书架上，是起装饰作用的。
在经历了巨款失踪以及斯特凡诺发现那么多窃听器引起的震惊之后，博根和维特拉诺很久没有谈论过小会议室争吵之事。也许他们仅仅是忘记了。他们也从来没有把它拿出来同阿历西亚商量，其主要原因是他很快提出了诉讼，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就发怒。这件小事已经从他们的记忆中淡忘，也许再也不会提起。
如今帕特里克回来了。面临压力，他们又怯怯地把这事提了出来。不过总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即窃听器失灵，或帕特里克过于匆忙，错过了窃听。无疑，他还有很多的窃听材料需要消化和吸收。事实上，他们已经做出定论，帕特里克极有可能没有录下小会议室争吵的情况。
“他不可能把磁带保留四年，对不对？”维特拉诺问。
博根没有答话。他双手交叉按住腹部，凝望办公桌上的灰尘。唉，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本来他可以得到500万美元，参议员先生也可以得同样多的钱。本来他可以不破产，不离婚。本来他仍然拥有妻子、家庭、家当和身份，本来他可以拿到那500万，说不定现在已以变成1000万，不久将变成2000万。这一切全摆在那里，唾手可得，但刹那间，被帕特里克夺去了。
抓获帕特里克的喜悦持续了几天。随后，它慢慢地消失了。因为那笔巨款显然并没有随着他一道返回比洛克西。日子一天天过去，希望也愈来愈小。
“我们能不能得到那笔巨款，查尔斯？”维特拉诺问。他的声音几乎听不清，眼睛望着地板。
“不能。”博根回答。他停顿了很久，又说：“我们要是不被起诉，那就已经是走运了。”
桑迪需要打许许多多的重要电话。他决定先打电话解决一件最令他心烦的事。他来到医院停车场，坐进自己的汽车，打电话对妻子说，他可能工作得很晚，说不定要被迫在比洛克西过夜。他知道今晚儿子要参加初中橄榄球比赛，但没有办法。这都怪帕特里克，详情回家再说。妻子没说什么，态度比预想的好得多。
他又打电话到自己的办公室，逮住了一个尚未下班的秘书，从她那里要了几个电话号码。他认识两个在迈阿密工作的律师。但此时已到了7点15分，两人均不在办公室。打电话到他们家，一个没人接，另一个只有电话录音。他接二连三地给几个新奥尔良的律师去电话，终于打听到了马克·伯克家里的电话号码。马克·伯克是迈阿密颇有声誉的刑事辩护专家。对于晚饭时有人来电话，他很不高兴。但还是接了。桑迪花费了10分钟介绍帕特里克的身世以及最近伊娃被捕的情况。目前她被关押在迈阿密某个监狱，于是他打电话求助。伯克露出兴趣，声称做通晓移民法和刑事程序。他将在晚饭后打两个电话桑迪同意过一个小时再打电话询问。
他打了三个电话才找到卡特。经过20分钟的好言相劝，卡特同意在一家小吃店会面。桑迪驱车到了那家小吃店，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