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 第45部分

　　岳钟琪向大金川进兵连连告捷，兵临勒乌围寨下，莎罗奔弹尽粮绝　，向清朝大军乞降。此时，正是趁势围歼叛军的大好时机，然而，乾隆帝却不想打了。傅恒为了制造继续打下去的借口，故意命令莎罗奔、郎卡必须亲缚至营，方可贷其不死。他一心要把二人逮捕入京。乾隆帝闻奏，坚决反对，要求傅恒“昭布殊恩，网开三面”，允其投降。乾隆帝此举实在是前后矛盾。

　　莎罗奔请降遭到傅恒拒绝后，转向岳钟琪乞降。岳钟琪初到金川督师，金川士兵都不相信，说，“岳公已经死了很久了”。等到岳钟琪大兵连连获胜，才开始有些相信了。岳钟琪请示傅恒之后，带13人亲自前往勒乌围。金川兵见岳钟琪一行人来到，严阵以待。岳钟琪跨马而来，两眼望着莎罗奔，笑着问道：　“你们还认识我吗？”莎罗奔惊愕地喊道：　“果然是岳公啊！”率领叛军伏地行礼。然后将岳钟琪引进帐篷。

　　岳钟琪向他们宣布皇帝威德，允其投降，藏兵群起欢呼。莎罗奔头顶佛经宣誓，愿听从朝廷约束。又杀牛宰羊款待岳钟琪。第二天，莎罗奔、郎卡跟从岳钟琪坐皮船出洞，来到清军大营投降。傅恒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大金川的降表。

　　此番兴师，历时两年，调兵八万，耗银1000万两，却收效甚微，十年之后又不得不再次兴兵。如果直接起用岳钟琪挂帅，战争时日可以大为缩短，人力和物资可以大为节省，何乐而不为？只因为乾隆帝把用兵当做建功立业之举，不愿让罢官闲赋在家的岳钟琪得此殊荣，却误了国家大事。乾隆帝批准岳钟琪奏请，把剩余军粮8000万石恩赈小金川军民，搞一点恩威有别的小把戏，其实是白搭，大金川仍然可以从小金川那里把粮食抢过去，他们的思维能力还不能理解朝廷恩威有别的意义何在。

　　四川总督策椤上奏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重点是平衡川西各部土司的势力，使之相互牵制达到“以番制番”的目的。乾隆帝一一批准。

　　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以番制番”的方法并不成功。傅恒一心要把土酋逮缚献阙，虽有好大喜功之嫌，却也不失为“恢宏见识，为国家远大计”，这是乾隆帝劝谕傅恒回朝的话。乾隆帝深恐傅恒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不肯回师，定要扫穴犁庭而后已，为之“辗转思之，竟至彻夜不寐”。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一向不怕劳民伤财，这一次却是因为怕劳民伤财而失策了。

　　乾隆帝最担心大权旁落。傅恒向来惟命是从，不可能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事。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傅恒与讷亲同是椒房贵戚，却不敢居功自傲。在平金川后，乾隆帝赏赐他四团补服，傅恒疏辞再三。傅恒不仅对皇帝恭谦，对同僚、下属也从无骄横之气。这一点比讷亲好。傅恒如此谨慎小心也偶会引起乾隆帝的不满。据《啸亭杂录》所记：　一日上朝，傅恒后至，踉跄而入。侍卫某笑道：　“相公身肥，故而喘吁。”皇上说：　“岂只是身肥，心也肥了。”傅恒免冠叩首，神气不宁者数日。乾隆三十三年，高斌之子高恒在两淮盐政任内侵吞盐引案发，判死刑。傅恒特为高恒求情说：　“请皇上念慧贤皇贵妃之情，姑免高恒一死。”乾隆帝说：　“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吓得傅恒“战栗失色”不敢再言。

　　在重大决策上，傅恒从来未曾与乾隆帝意见相左。乾隆三十三年的征缅之役，不少人反对。当时负责征缅的是孝贤皇后的侄子明瑞，因孤军深入遭遇挫折后，傅恒被任命为经略大臣，并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二月前往云南指挥对缅甸的战争。云南缅甸气候湿热，乾隆亲赐傅恒扇子以示关怀。一年后，傅恒在缅甸染病，不得已撤兵，乾隆帝欲问他出师不利之罪，然而傅恒没有回京就死掉了。　






　
阿桂再次平定大小金川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再叛。乾隆帝闻报大怒，下令再征大小金川。他指示，须先取小金川，后取大金川。因四川总督阿尔泰不谙军旅，特调云贵总督德福为四川总督，主持军务。又以理藩院尚书温福为定边副将军，统领由云南征缅前线撤回的满洲劲旅及黔兵驰赴川西，副将军阿桂随行。又命军机处行走、户部侍郎桂林，副部统保柱、莽哈察等前往，协同办理军务。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官军两路进军川西。

　　官军初战告捷，先攻占小金川。乾隆帝大喜，传谕温福应派阿桂与参赞大臣丰升额速往布朗郭宗，擒获泽旺，并俘僧格桑妻妾，毋任逋逃。桂林昏庸，指挥失误，丧师三千，被乾隆帝革职，从西路调取阿桂，授为参赞大臣统率南路军。

　　南路军进展顺利，乾隆帝授阿桂和丰升额为右副将军，温福为定边将军。温福攻破底木达寨，俘获泽旺。乾隆帝指示将泽旺解赴京师。温福分兵三路进攻大金川。

　　温福一路进展不顺，移营木果木，又以筑碉为计，将2万士兵分散各卡，统领任岱、海兰察等人屡谏不听，军心瓦解，金川士兵半夜偷袭木果木大营，温福惊慌失措，中枪毙命。2万大军丧没四千，粮台给养损失无数。小金川之地得而复失。海兰察、明亮收拾残兵退守兵营。

　　攻入大金川的阿桂一路未受损失，但也因受温福战败的影响被迫撤退。

　　木果木之败，使正在热河的乾隆帝大为震惊，他急召留京大学士刘统勋前来商议。刘统勋事先是反对用兵金川的，现在则主张不可罢兵。乾隆帝认为，绿营兵极不可靠，从各地调来近万名满洲兵，加上绿营兵共7万多人。命阿桂为定西将军，明亮、丰升额为副将军，再征金川。其实并非绿营兵不可靠，而是满将无能。现在换了一位名将，军心大定。

　　阿桂阿桂（1717~1797），字广远，满洲正白旗人，姓章佳氏，他的父亲阿克敦是以文入仕的满洲大臣，康熙年进士，协办大学士。他为人正直。这种品质传给了阿桂。他出身举人，以父荫授大理寺丞，累迁吏部员外郎，充军机章京。阿桂清廉正直，智勇兼备，长于治军与治河，功勋卓著，知人善任，又为人平和，深得将士爱戴。猛将海兰察才高自负，不甘屈居人下，却只服阿桂，可见阿桂威望之高。

　　阿桂分兵三路进攻，只十几天时间就平定小金川。乾隆帝大喜，立即命令阿桂率三军进讨大金川，誓必扫穴犁庭。现在，乾隆帝也吸取上次的教训，知道对大金川土司决不能手软了。既然以番治番无效，就把它彻底解决。

　　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月，阿桂、明亮两路大军包围勒乌围巢穴。勒乌围山崖陡峭。山崖上有八层碉堡，经过多年经营，碉堡很是坚固。阿桂指挥官兵经过殊死奋战，终于打进匪巢。索诺木急忙逃往另一据点刮耳崖。官军继续进兵，横扫大小碉堡千余处，金川士兵望风而逃。到年底官军将刮耳崖团团围住，大炮日夜猛轰，寨内一片惊慌。索诺木的家属及大小头人纷纷出降。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月初四日，索诺木终于出降。阿桂遵旨将这些人分两批押解进京。乾隆帝对大小金川叛酋恨之入骨，下令将索诺木凌迟处死。

　　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历时五年，调兵近10万，耗银7000万两。虽然劳民伤财，但并非得不偿失。只可惜第一次征金川没能彻底，才有第二次更大的代价。平定金川之后，实施改土归流，将土司权力，收归中央，消除了分裂的隐患。

　　征讨大小金川之役，前后延续竟可达30年之久。根本原因在于乾隆帝的失策。

　　失策之一，是不愿意了解实情，半途而废。朝廷一向以为“以番治番”是良策。须知，以番治番只有利用大土司治小土司才有效，遏制大土司对小土司的兼并，就非朝廷出兵不可。出兵而半途而废，是最大的失误。自以为是，不愿意看到事情不利的一面，这是乾隆帝的一贯表现。

　　乾隆帝失策之二，是喜欢换将，在以后的边疆战争中也常常如此，这是一个坏毛病。造成军心涣散，从而使战争的时间大大地延长。张广泗初征金川，遭遇了藏军的碉楼，攻之不下，情有可原。后来清军将一批批经过刻苦训练的特种部队送往大小金川破敌，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阿桂用兵如神，也须士兵堪用。如果当初张广泗麾下也有这样一支特殊部队，何愁不破碉楼？乾隆帝调不知兵又高傲的讷亲去指挥张广泗，讷亲又急于立功，失败是必然的，根源在乾隆帝。　






　
刘统勋、刘墉父子皆贤
　　乾隆朝，最称职最符合儒家精神的汉人宰相为刘统勋。是“清”、“慎”、“勤”、“能”的楷模。

　　刘统勋（1699~1773），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进士，乾隆朝先后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等职。在乾隆一朝，刘统勋是少有的能臣，其重要性相当于雍正朝的张廷玉。他为人刚正廉洁，料事眼光深远，吏治练达而公正无私，深受时人的赞许。时人赵翼评价说：　“刘文正公临事虽颇刚急，然实有厘剔奸弊，人受其福而不知者。”乾隆帝称赞他说：　“统勋练达端方，秉公持正，朝臣罕有其比，故凡审决大狱，督办大工程，悉命统勋前往莅事，无不治者。”刘统勋是少有的汉人宰相。他死后乾隆帝曾感慨道：　“如刘统勋，方不愧真宰相。”

　　清朝，首席宰相基本上都是满人，刘统勋既为汉官，又没有像张廷玉那样有家世背景，在最为崇满抑汉的乾隆朝能当上宰相真是不容易的。因为傅恒病逝，一时没有合适的满臣接替，这就使刘统勋得以填补这一空缺。乾隆帝比较偏爱年轻人，此时刘统勋已不年轻，这说明乾隆帝只是要他暂时弥补首席宰相一时之空缺而已，等到有了合适的满人宰相，还是要恢复满正汉副的局面的。

　　乾隆帝毕竟是英主，善于权衡利弊，为了保证国家政权机构的高效率地运转，乾隆帝循例把汉臣刘统勋擢为内阁首辅，把满臣尹继善擢为军机处首席大臣。此时刘统勋只是副宰相，首席军机大臣尹继善是正宰相。他们都已年逾古稀，尹继善就任首席军机处大臣还不到一年，即卒于任，终年76岁。乾隆帝又把刘统勋擢为首席军机大臣。此时，刘统勋就成为正宰相了。然而刘统勋担任正宰相也只有两年，便去世了。刘统勋成为军机处建立以来第一位汉人宰相。

　　刘统勋也算是少年得志，中进士时只有25岁。他在雍正朝先后供职翰林院与詹事府，并在南书房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主要是做文书工作。乾隆帝即位后，认为刘统勋颇有办事能力，予以擢升。乾隆元年（1736年）为内阁学士，派他去浙江协助嵇曾筠海塘治水工程。乾隆二年为刑部侍郎。后来，刘统勋因母亲去世归籍守制三年。

　　乾隆六年（1741年），刘统勋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为监察体系的最高官员，俗称“总宪”。他任“总宪”一年后，上了一份疏奏，他请求皇帝遏制两位宰相张廷玉与讷亲的权力。此疏耸动朝野。刘统勋大胆指出了朝廷在用人行政方面存在的弊端，首先是朋党问题，这是针对张廷玉的。张廷玉是康雍乾三朝老臣，雍正帝遗诏身后配享太庙的顾命大臣，“遭逢极盛，然而晚节当慎”。当时，安徽桐城张氏家族通过科考、荐举、袭荫、议叙等形式，入朝为官者有19人之多，就连张氏的姻亲桐城姚氏也有子弟10人在朝为官。他建议在三年之内除皇帝特旨擢用外，张氏亲属子弟“概停升转”，以“保全”三朝老臣的清誉。刘统勋认为，张氏家族有“满招损”的可能，应该自我抑制。刘统勋又认为，作为宰辅培养的讷亲在个性上是有弱点的，请求皇帝加以训示，使之能够省改。而讷亲兼职过多，“统理部务，入典宿卫，参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趋承近卫”，权力太重，“任事过锐”，也非“谦受益”之道。

　　乾隆帝拒绝了刘统勋的批评，尽管乾隆帝要摆脱前朝顾命大臣的阴影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并不想马上动张廷玉。对于自己着意培养的宰辅讷亲当然也不能否定。一般来说，英明的皇帝都不会接受这类建议，那样岂不是显得臣工比自己更高明吗？

　　讷亲是康熙朝辅政大臣遏必隆之孙。乾隆帝起用他首先是因为他是皇亲，可靠而且年轻，乾隆帝着意培养讷亲，是为使之成为日后取代鄂尔泰的合适人选。乾隆帝认为讷亲的最大特点是清廉。乾隆帝就此发布上谕说：　“朕思张廷玉、讷亲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能箝制臣僚。”

　　以前，康熙帝整治明珠，雍正帝整治隆科多都是借御史上疏弹劾以开启事端，而此次刘统勋所上并非弹章，不是在弹劾二人。监察御史的权力并不只是以弹劾为权限，监督权则更广泛，凡是妨碍公益紊乱官纪的事情，都要纠正。在正常情况下，皇帝要贯彻自己的意志，也是在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的。朝廷要依靠御史制度监督考察吏治，这就是制度的作用。一切制度不论好坏，都是人在起作用。因此，不可以简单地把人治与法制对立。

　　此后，乾隆帝对刘统勋格外眷顾。十一年（1746年），乾隆帝命刘统勋代理漕运总督；十四年（1749年）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十七年（1752年），命刘统勋以刑部尚书的身份在军机处行走；十八年（1753年），江南邵伯湖的减水闸及高邮的车逻坝决口，乾隆派刘统勋等前往检查决口的原因。

　　南河工程的总负责人是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斌，在雍正朝高斌就是江南河道总督，同时他也是乾隆帝慧贤皇贵妃的父亲。此时这位治河能臣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高斌虽然本人清廉不贪，但是其属员却放肆地侵吞帑银、偷工减料、贻误工期以至酿成决口的重大事故。刘统勋经过深入调查，了解真相，将情况如实向乾隆帝汇报。乾隆帝遂将高斌及其副手张师载以失察罪名革职。

　　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皇帝命令清军征剿准部叛军。刘统勋又被调往巴里坤负责建立台站、转运粮草。二十年二月，北路、西路清军会师，进抵伊犁。虽然刘统勋从巴里坤运往伊犁的粮食源源不断，仍不能完全解决数万大军的粮草问题，因而在该年六月清军主力从伊犁撤回，只留下1500人驻守伊犁。

　　准噶尔酋长阿睦尔撒纳趁机发动叛乱。驻伊犁将军班第战死，定西将军永常由木垒撤退。当时刘统勋尚不知道永常已经撤军，他认为，在清军主力回撤的情况下，仅靠一千多兵力是不可能守住伊犁的，为此他上疏建言：　主力军队抵达之前应暂时把军队撤至哈密，以避免更大的损失。然而此时的乾隆帝，正为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及伊犁将军班第战死之事而震怒。刘统勋的建言简直是火上浇油。乾隆帝不问青红皂白把刘统勋与擅自撤军的永常一起逮捕治罪，不仅刘统勋在京的眷属刘墉等全都入狱，就连其家产也被查抄。对于贪官使用查抄手段无可厚非，对于因言论获罪的官员为何也要抄家？无非是搜查证据。未必要搜出金银交公，其他一切违反皇帝意志的什么东西都可能是罪证。

　　后来，乾隆帝又下令释放刘统勋及其家人，退回抄家的财产。显然，抄家没有得到什么罪证。乾隆帝发谕令对刘统勋敢于建言又表扬了一通：　“统勋负责粮饷、马驮，行军打仗是将军之责。若是模棱之人，对此事缄默不言，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