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问：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明言。”隆科多奏称： “皇上圣虑周详，为国家大计发布明旨，臣下惟当谨遵圣旨，此乃天经地义之事，岂有异议？”雍正帝表示满意，然后令众臣退出，但是留下了总理事务王大臣（辅政大臣）数人，当面将圣旨装入锦匣密封，藏于“正大光明”匾之后。
密建储君，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乾隆至嘉庆，再至道光，再至咸丰，一百余年来执行密建制，没有出现汉人皇权交替时常有的那些弊病。既无兄弟夺位之举，也没有昏君登基之事。把清朝的皇帝们与明朝的皇帝们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明朝的皇帝远远不及清朝的皇帝。撇开才干不谈，仅就品性而论，明王朝除了前期的几位皇帝比较明白事理之外，中后期的皇帝大多冥顽不灵，昏庸残暴。中国历史上，少有王朝能像清朝这样，出现如此众多的头脑清楚又工作勤奋的帝王。
究其原因，不立太子是关键因素。清王朝只在康熙朝立过太子，最后还是废掉了。秘密建储，使皇子们地位一律平等，不论长幼或嫡庶，都只能以品行和才干的优异来赢得皇储的资格。这就避免了皇长子以天然的储君自居，因为没有竞争，而不求进取，或因其不可替代，而眼睁睁看着国家的命运，交到一个顽劣愚痴之人手中的可悲局面。同时也避免了产生太子党，从而威胁皇帝地位的局面。
汉人遵循宗法制度，是出于稳定高于一切的考虑——要求稳定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征。但是以不公正来求稳定，这种稳定又是很黑暗，很可悲的。历史早已证明，宗法制度不能起到稳定的作用，反而是动乱的祸根。密建储君之法，吸收了满族“以臣选君”办法中不以嫡长子为惟一的候选人的合理因素，迫使皇子只能以自己的人格和才干争取候选。诸皇子为了日后能登大位，必须好好做人，不能搞其他的名堂。虽然皇子们也不可避免弄一些小花样，小机智，但必竟是伪善（人能伪善也算有是非之心），绝不会有皇子乖戾白痴，或昏聩狂暴，而无可“选择”之事。
乾隆帝受儒家文化影响，对乃父密建储君之法不太满意，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后还要回到儒家宗法制度的老路上去。不过他并没有实际做这件事，他只是提前逊位，做了太上皇而已。
密建太子，收到了立国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同时避免明立东宫，可能出现的储君与皇帝争权，储贰骄纵或诸皇子争储位等弊病。以人品学识为资本来竞争权力，在封建社会是很理性的表现，体现了中国人“尚贤”的文化传统。在封建时代，还没有其他更高明的“选君”办法，因此雍正帝创建“密建储君”之法，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可以算做相当进步的一项改革。
年羹尧之自裁
雍正帝任人惟亲的典型表现是过分宠爱隆科多、年羹尧，宠爱势必纵容，臣子坐大，也就成为权臣，不可避免要威胁到皇权，于是转向另一极端。
年羹尧（？~1726），清汉军镶黄旗人，康熙进士。年羹尧是文武双全，诗文书法俱佳。年羹尧是雍正帝的家臣，可能比雍正帝还大几岁，也有比雍正帝小一岁的说法。他们是郎舅之亲，年羹尧的妹妹是雍正帝的侧福晋（后称年贵妃）。雍正帝与年羹尧私交甚厚，二人关系有超越君臣之处。康熙末年，年羹尧受到康熙帝的重视，出任四川巡抚，授总督，办理松潘军务。雍正帝夺嫡成功，年羹尧有钳制胤禵之功。虽然这只是一种威慑作用，也不能说是毫无意义。
雍正初年，年羹尧成为新王朝的核心人物之一。首先是西北地区的总管，一切事物“俱降旨交年羹尧办理，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防边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边疆事务，断不可贻误，并传谕大将军延信知之”（《清世宗实录》卷七，元年五月庚子条）。这样就使延信抚远大将军的西北军事指挥权也隶属于年羹尧。雍正帝在云贵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上批道： “年羹尧近年来于军旅事务边地情形甚为熟谙，且其才情实属出人头地”，“兵马粮饷一切筹备机宜，如及与年羹尧商酌者，与之会商而行”。在四川提督岳钟琪的奏折上批示： “西边事务，朕之旨意，总交年羹尧料理调度。”同年十月，雍正帝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往青海讨平厄鲁特蒙古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年羹尧平叛成功，封一等公世袭罔替，兼预云南政事。一时，年羹尧称霸一方，俨然成为一个割据势力。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雍正帝命年羹尧进京，说： “为商酌地方情形，隆科多奏必得你来。”可见当时雍正帝决定大事，必得隆科多、年羹尧二人参与谋划。年羹尧在中央没有任何职务，又远在西北边陲，而朝中重要政务雍正帝必与之商讨、听取和采纳他的意见。年羹尧俨然宰辅。如耗羡归公之事，雍正帝同意山西巡抚诺岷的提议，但廷议遭到抵制。雍正帝征求年羹尧的意见： “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又如雍正帝欲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入祀孔庙，但康熙帝先已将朱熹入祀，雍正帝觉得如将周、程置于朱熹之前，于乃父面上有妨碍，委决不下，要年羹尧“详细推敲奏来”。对于年羹尧的意见，雍正帝特谕大臣们，说年羹尧“读书明理，持论秉公”，要他们细心参考他的意见。雍正二年（1724年）冬，年羹尧陛见之前，雍正帝命各省大吏届期赴京集会，以年羹尧之行止定其他督抚的进京行动，雍正帝明显把年羹尧置于其他督抚之上，所谓“超群之大臣”。对于允禩集团的处理，雍正帝不仅与年羹尧磋商，更让他参加执行，把允禟交年羹尧监管。
在用人和吏治方面，年羹尧也有很大权力。除了在他的辖区内，“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俱听年羹尧分别弃用。其他省份的大员的任免，年羹尧也可以参谋意见。如年羹尧密参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不可担当巡抚重任，雍正帝就将赵撤职，改用李维钧。李维钧的妻子，是年羹尧家下人魏之耀的干女儿，雍正帝又特地叫李维钧与年羹尧亲近，李维钧间接地成了年羹尧的“下人”。又如李绂就任广西巡抚时，保荐徐用锡同往，年羹尧说徐是小人，不能用。年羹尧随意任用私人，年羹尧的家仆桑成鼎累宦至直隶守道，家仆魏之耀也署副将；其私人胡期恒、王景灏出任甘肃巡抚、四川巡抚。陕、甘、川三省府州县官及军将，多为其党羽私人。每遇文武员缺，年羹尧必拔擢其私人，俗称“年选”。吏、兵二部视同虚设。年羹尧大权在握，“于是鲜廉寡耻行贿钻营之徒竞相奔走于其门”。
雍正帝对年羹尧的态度异乎寻常，称之为“朕之恩人”，说： “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立功不必言矣，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烦惊骇，委曲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朕处，朕皆体到。每向怡（亲王）、舅（隆科多），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书述。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清世宗朱谕》，第十二函）何谓“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这是佛教的观念，即前世有很深厚的因缘，转世以后又来相会，相互报答恩情。雍正帝以年羹尧平叛有功赐其貂皮褂、安息香等，年羹尧上折谢恩，雍正帝批示： “实尚未酬尔‘心劳功忠’四字也，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这知遇。只有互相以勤勉为民为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文献丛编》第四辑《年羹尧奏折》）君臣际会简直亲如兄弟。又说： “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清世宗朱谕》，第十二函）雍正帝要求皇子和臣民对待年羹尧的态度，要与对待皇帝的态度类同。
雍正帝给予年羹尧的殊荣，以及年羹尧擅自享受的特权，多有违封建等级规范之处。他无视皇权，恩诏颁到，不按照规定在公所设香案开读跪听，“不宣读张挂”，宣示于众。“奏折不穿公服拜送，只私室启发”。雍正帝将侍卫送到年羹尧军前效力，这些人多为满洲勋贵子弟，本来是用以监视年羹尧的耳目，不料却被后者用为“厮役”，“似奴仆听命而行”；年羹尧还接受了许多中央和外省官僚的子侄在幕中，说是在军前效力，其实也是表示依附于年羹尧的意思。官员向他馈送物品，称为“恭进”；而他给予别人物品，叫做“赐”，受者须“向北叩头谢恩”。他接见新属员叫“引见”。他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他出行，竟然也要黄土垫道，净街，擅用黄袱，官员补服跪接。同他平行的官僚，一律被视同下属。年羹尧给将军、督抚函件竟用令谕。总督、巡抚向无跪接大将军之例，但是直隶巡抚李维钧、山西巡抚范时捷却跪道迎接他。在军中蒙古诸王皆跪谒，连额驸、郡王阿宝也不例外。雍正二年，雍正帝特令礼部拟定迎接年羹尧的仪注，侍郎三泰以正常规格草拟，被降一级。年羹尧“进京陛见，沿途垫道叠桥，铺面具令关闭”，“入京日，王公大臣跪接于广安门外，年羹尧策马而过，毫不动容。王公下马问候他，他也只略点头而已”。（《清世宗实录》卷三九，雍正三年十二月甲戌）年羹尧身边的人也骄纵不法，傲视百官。年羹尧路过河南，怀庆府同知穿着官服向年羹尧的巡捕官跪着回话，巡捕官安然受之。家人魏之耀进京，知州县令道旁打躬，游击、守备跪道迎送，魏乘轿而过，全不答理。年羹尧家塾教师沈某回原籍江苏省亲，沿途“将吏迎候如贵宦，至江苏，巡抚以下皆郊迎”。年羹尧编选了陆宣公奏议，进呈后，雍正帝说要给它写一篇序言，年羹尧却自行草拟一篇，要雍正帝认可。雍正帝非但不怪罪，反而表示赞赏他这样做。年羹尧陛见，在雍正帝面前“箕坐无人臣礼”。这些都越出君臣关系的正常限度，某些方面颇有点帝王之友的味道。
年羹尧权势炳赫，明显由于雍正帝对其宠异过分所致。雍正帝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幼稚，还是帝王与友处的平等？或是欲擒故纵之计？
一些史学家认为，雍正帝“天性险诈”，早晚都要收拾年羹尧。王钟翰持此观点，他说：
世或以年（羹尧）恃功骄蹇，不缴朱谕，为致死之由，当属皮相之论。若深察世宗之为人，则年、隆（科多）之戮辱，诚为不可避免之事。盖年、隆皆反覆无常之人，非得其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存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清世宗夺嫡考实》，见《清史杂考》）
孟森先生说：
世称康熙诸子夺嫡，为清代一大案，因将世宗之嗣位，与雍正间之戮诸弟，张皇年羹尧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并为一事，遂坠入五里雾中，莫能了其实状。……盖羹尧之为功臣平青海之功小，钳制胤禵之功大。世宗纽合年羹尧、隆科多两人为一体，可见其同效事之力，又皆以其挟功泄漏秘密遭忌，隆禁固而年杀身。（《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见《明清史论著集刊》）
台湾史学家陈捷先说：
年羹尧与世宗之间，既有旧怨在先，而他又恃功骄纵在后，世宗对他的不信任，是在所难免的。羹尧以战功与残杀著称，而又聚敛财物，植党营私，定会令君上心胆震慑，内生畏惧。皇帝对他骄狂无礼，与尾大不掉的态度，当然会日久生厌。而羹尧的谋逆言动，更足以触发世宗的怒心。疑也畏也厌也怒也，有此四者，羹尧还能不凶终吗？（《年羹尧死因探微》，见《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报》1975年第二号）
此处所谓“既有旧怨在先”，是指康熙五十六年，年羹尧攀附三皇子胤祉之事，他对主子有所冷淡。胤禛寄信责问他： “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启字，视本门之主已同陌路人矣。”骂他是“儇佻恶少”、狂悖、藐视主子。由此可见，雍正帝早就对年羹尧不满了。那么，先利用他，故意放纵他，之后再收拾他，就很有可能了。
台湾另一位史学家杨启樵认为，年羹尧既没有参与“夺嗣”之功，也没有钳制胤禵之功。杨启樵说：
拙见则以为允禵虽不满世宗继位，却无兵变意图，自毋庸羹尧箝制。羹尧于雍正朝所获恩宠，乃本于君主的用人政策，及其本身立功边陲的关系。至于他的身败名裂，乃骄横贪暴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世宗自负的情报网。气愤之余，年羹尧自难逃越鬼门关。
说到两者间关系的暧昧不明，乃官书芟略过多及笼统不清所致。我以为世宗曾由衷地宠信过羹尧，宫中档朱批可证。《雍正朱批谕旨》付梓时，这些资料被删除一清，因世宗对年余怒未息，岂料因此反蒙杀功臣的污名。（《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
所谓“官书芟略过多及笼统不清”就是《圣祖实录》的被删削，这是张廷玉所为。那么，雍正帝为什么不杀张廷玉灭口？因为张廷玉一向以谨小慎微著称，不留把柄。可见，“杀人灭口”之说就不能完全成立，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一般来说，只要是权力的享有者，都会自然而然地膨胀。孟德斯鸠曾说过： “有权力的人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中国古人的修身反省是从内部自我约束，其效果好或不好，不能一概而论。就张廷玉与年羹尧二人比较而言，张廷玉是修身有效的典型。身心受益，起码可以保全首领。年羹尧不修身，要保全首领就只能得到皇帝开恩的不砍头而已。大臣的权力过大必然会成为权臣，进而危及皇权，更危害了社会。“杀人灭口”之说也就成立了。两事合而为一，都是皇帝的“维权”行动。
年羹尧开罪雍正帝是在他第二次进京之后，起初雍正帝对他非常热情，要九卿给他优叙加恩，说他“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内外臣工当以为法，朕实嘉重之至”。后来，雍正帝赏军，朝野传言说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等人，也是如此。雍正帝岂不成了年羹尧的傀儡？这可能就是雍正帝下决心收拾年羹尧的起因。雍正帝就此发上谕说，朕是小孩子吗？需要年羹尧指点？年羹尧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他不过是记忆力好，代朕传旨，书写上谕罢了。外人造作浮言，加年羹尧以断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赏罚，非自朕出，深可痛恨！雍正帝又说，大臣若市恩望报、植党营私，罪不容诛。（《上谕八旗》36~42页）这就是怀疑年羹尧有侵夺君主之权的意思了。
当时有人向雍正帝建议，不要放年羹尧回陕西，以便留京控制。据说是与雍正帝关系密切的僧人文觉法师的建议。“传闻隆、年之狱，阿、塞之死，皆文觉赞成”（《永宪录》续编，第358页）。雍正帝没有接受文觉的建议，年羹尧陛见回任之后，他接到雍正帝上谕，口气大变： “据此不足以报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终，不令一身致于危险，方可谓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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