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噶礼是牵强附会，借题发挥。噶礼大怒，扬言： “张鹏翮若不给我面子，惹急了我，我就杀了他的儿子。”因为张鹏翮的儿子，恰系噶礼的部下。张鹏翮不为所动，仍然大胆揭发的噶礼恶行，为陈鹏年主持公道。然而大臣再议时，仍不愿承认偏袒了噶礼，为了搞平衡就把张伯行拉来陪绑，两人一起革职，理由是： 二人相互讦参，有失大臣体。
当张伯行罢官之日，扬州士民罢市聚哭，万人空巷来送张伯行回苏州。苏州等郡的士民也举行罢市抗议。百姓送果菜给张伯行，他坚辞不收。士民哭道： “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为了安慰百姓，他收下了一块豆腐干和一束鲜菜。张伯行由水路回苏州，沿江数万人护送，到了苏州，百姓又纷纷送来蔬菜水果。
不得已，康熙帝亲自干预此案。他说： “从古治天下者，莫要于至公。朕御极五十余年，凡内外大小之事，皆必公心处之。观近日外官，满洲所参，大抵皆汉人；汉人所参，大抵多汉军，皆非从公起见。朕悉据理处断，并无偏袒。张伯行居官清廉，人所共知，其家亦殷实。朕巡河工时，适彼为按察使，知之甚悉，但才具略短耳。噶礼办事历练，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语云： ‘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惜命，然后天下久安。’又云： ‘清官不累民。’朕为天下主，如此等清官，不为保全，则凡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但缺少才具。噶礼虽才具有余，而性喜生事，未闻有清正之名。命张伯行仍留原任，噶礼依议革职。”在康熙帝看来，论才能，噶礼胜过张伯行。当年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战役中，噶礼因运粮迅速，受到康熙帝赏识，不到三年授山西巡抚。可是康熙帝更重视清廉。康熙帝对“廉”与“能”关系的认识颇清，最终使清官得以扬眉吐气。江苏士民闻讯，奔走欢呼，如逢节日，家家贴红幅，皆书“天子圣明，还我天下一清官”。康熙帝爱护清官，也是尊重民意的表现。康熙帝对噶礼的人品始终有疑问，有一次他向噶礼的母亲询问噶礼的情况，噶礼的母亲揭发了儿子贪赃枉法的罪行，噶礼丧心病狂，竟然要鸩杀老母。事发后，被康熙帝赐命自尽。不久，当年与噶礼勾结盘剥百姓的酷吏赵凤诏也倒霉了，被判斩决，明显是因为两人有过那段关系的缘故。
在封建官场中，即使是整治贪官，也往往成为官吏之间相互倾轧的一种手段，或皇帝用以证明自己高明的手段，反贪固然是为了政治清明，但是纯粹为了政治清明而反贪的事却不多见。一般情况是才胜于德者，往往比德胜于才者更受重视。贪官被整治的真正原因往往不是由于贪腐，而是由于皇帝对他的认识不佳。人类认识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什么？古人以为主要取决于人心，即人心的光明磊落与否。因为康熙帝自己就注重修身，所以对于清官多有保全。但是像康熙帝这样自觉地以“公心处之”的皇帝也难免庇护贪官。可见做清官极其不易，非有深厚的道德修养和坚强的意志决不能做到。
清初，政治相对清明，理学盛行，是一大原因，凡理学名臣，莫不是清官。于成龙即曾被康熙帝誉之为“理学之真者”。史称于成龙“素以帖括无益经济，遂专攻经史之学，于程朱源流尤多发明，为诸生时已负大儒之望”。张伯行更是当时名儒，他一生“读书自少至老，不厌不倦，虽鞍马舟车之上，死生危急之秋，未尝释卷”。他于康熙二十四年中进士后，不去做官而归乡闭门读书，这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少有。他辟园筑屋，陈书数千卷，凡天文、地理、医卜、农圃以及佛、老之说，靡不涉猎。他在园中苦研七年，一生之中先后纂辑诸儒经典《续近思录》等上百种。他著述颇勤，有《困学录》等著作数十卷。理学主张“知源于行”，康熙帝强调“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得益于所学”。于成龙、汤斌、张伯行等清官之所以备受康熙帝赏识，正在于他们的穷理知性与伦理涵养是与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如此之真知灼见去指导治理地方的工作，自然会收到实际成效了。如一切学问道德一样，理学（或称道学）也有真假之分，不能因为有假道学，就将真道学一概否定，如果那样，清官现象就解释不清了。有人贬低清官，自以为是透彻，其实是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蔑视，从哲学角度说就是不懂得时间和空间为何物，一锅糊涂粥。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某位钦差大人对张伯行为民请命的精神很不以为然，硬说他“狂妄自矜”，将他革职，关押在镇江城隍庙中。张伯行不以为意，处之坦然，日日读书自娱，又为侄儿讲解经典，著书立说。在回京路上，张伯行所到之处，士民焚香而拜，挥泪相送，络绎不绝。回京后，钦差大臣向皇上告张伯行“拒不认罪”，康熙帝说，“他原无罪可认”，仍予以重用。先命他在南书房任职，后又调任总督仓场侍郎，数年后又任户部右侍郎兼仓场总督。他把仓场官吏贪污舞弊的行为揭发出来，受到康熙帝的赞扬，说他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
张伯行介然自处，无论在朝在外，从不结交大臣豪吏，始终以不结党自律。同时，他又大力扶持清官廉吏，保举了一批学问醇正、志操洁清的官吏，如陈鹏年、焦映汉、臧大受、李发甲、余正健和陈瑸等人，皆为国家有用之才。
君臣治河与朋党之争
黄河中下游，地势平坦，河道开阔，水流缓慢，因泥沙沉积使河床高于地面，形成“地上河”，每遇雨季，往往泛滥成灾。尤其在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之处，灾情最为严重。因为黄强淮弱，黄水灌入淮水，再涌入运河，至使漕运受阻，影响北京的粮食供应。每年，朝廷都须由江南调运四百万担的粮食进京，以供八旗军消费。康熙帝亲政之后，便把平定三藩、治理黄河和疏通漕运这三件大事，写在宫中的柱子上，天天提醒自己，这是国事的当务之急，必须尽快解决。
治理黄河，历朝历代都是难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没得力的治河大臣。正如张伯行所说，治河无功，往往坏于不学无术之人，妄行己私，变乱成规。因为面对自然现象，不像面对百姓那样，可以滥用高压手段去“治理”，河水滚滚东流，它可不怕杀头，故此一般头脑简单的治河官僚，面对河患都是束手无策，不过是借机会发发国难财而已。
中国历史上，治河最见成效的时期，要数清朝初年，而康熙朝所以治河大有成绩，在于康熙帝十分敬重清官。最能体现清官聪明才智的事业，乃是“天人合一”治河的事业。清官所要做的只是顺应自然而已，既不必好大喜功，也不可化公为私。历任河道总督，做事极不认真，却要谎报功绩，贪污治河经费。河臣乃是肥缺，在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的时候，选任清官是惟一可行的方法。康熙帝经过慎重考察，决定起用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
靳辅（1633~1692），字紫垣，辽阳（今辽宁）人，汉军镶黄旗。康熙初年任内阁学士，十年（1671年）任安徽巡抚，政绩卓著，加兵部尚书衔，升河道总督。靳辅上任之后，立即开始考察，为期两个多月，走遍黄、淮、运河干道，然后总结经验写成《河道败坏已极疏》、《经理河工八疏》，进呈康熙帝，提出五项工程，得到康熙帝的同意。
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始，各工程陆续开工。靳辅亲自率领治河官员六十多人，食宿在黄、淮河边，栉风沐雨，不辞辛苦。他很善于学习，无论是幕僚还是缙绅兵民以及工匠杂役，只要有一言可取之处，莫不虚心采纳。他还仔细研究了历代治河经验，认为明朝潘季驯的“筑堤束水刷沙法”，很是可取，便实施采用。本来，沿河百姓就有集资集力共同治河的传统，可是各处都是仅治家乡这一段，有些地方无人治理。又或者由于财力有限，治理效果不佳。然而，一旦由国家治理，地方百姓就依赖国家，不再主动参加。所以治河官吏就强征民伕，弄得河工弊端百出。其实花钱雇工就是了，但官吏们认为征调民伕可以为国家省钱。
靳辅的幕客陈潢是他治河的主要助手。陈潢（1637~1688），字天一，浙江钱塘人。有奇才，无奈时运不济，困于科场，很不得志。流落在邯郸，游览古迹，题壁赋诗，抒发郁闷。有一次，靳辅因公事路过邯郸，见到陈潢的题壁诗，大为叹异，寻访得之，二人结下深厚友谊。靳辅敬佩他的才学，将他聘为幕客。从此，陈潢为靳辅出谋划策，办了不少大事。此番治水，靳辅见河道败坏不堪，曾有疑虑。陈潢却认为这正可以有所作为，他鼓励靳辅说，非盘根错节不足以试利器。他的一番话大大增强了靳辅的信心。 陈潢日夜奔走在黄、淮、运工地上，心力交瘁，治河官员深为感动，对他尊敬有加，将其视为师长。
靳辅将黄河下游河道疏浚三百里，以所挖泥土加固堤坝，在临水面修坦坡，以减消水流冲击；并根据大臣冀如锡、伊桑阿的提议，在两岸广植柳树，疏浚湖泊；并设闸渠与河相通，以便于蓄洪；又把淮河、运河疏通改造，同时高筑分水岭，以利于分洪；修建水坝以备洪期泄流，等等。
经过三年的努力，黄、淮、运河的治理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康熙十九年、二十年，黄河上游暴雨成灾，两次洪水又将河道冲坏多处，靳辅一面组织人力堵塞，一面上书自责，请求处分。
康熙帝派大臣伊桑阿、崔维雅等人前往黄河两岸验看堤工。他们对靳辅的治河功绩视而不见，多方挑剔。崔维雅上书将靳辅治河功绩全部否定，还向皇上建议撤换靳辅。工部尚书萨穆哈又提出让靳辅“赔修”。康熙帝不同意，靳辅是清官，哪里有钱赔修？相互拆台，挖墙脚，是封建社会官场中最常见的现象，防不胜防，如果皇帝又从中推波助澜，清官办事就更难了。所以孔子强调要“亲君子，远小人”。康熙帝算是一个明君，对小人君子的认识基本上是清楚的。但是，君主对臣工们永远有着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这就造成了一种小人亲、君子远的官场环境。多亏康熙帝对靳辅仍比较信任，他认为，若另用一人，则旧官离任，新官推诿，必致坏事。他虽将靳辅革职，但仍予以留用，只是“戴罪督修”限期完工。由此看来，历代河臣大多治河无功，主观原因是官场环境使然。坏也惩罚，好也惩罚，总是受到干扰，干脆就玩忽职守了，这一点，再看靳辅往后的遭遇就清楚了。
靳辅指挥民工，塞决口，筑堤坝，又经过一年苦干，除了海口工程尚未完成外，各项工程多已完工，黄河归于故道。靳辅又在宿迁清河挖一运河，以保漕运畅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二月，康熙帝恢复靳辅河道总督职。次年，内阁学士席柱从广东回京，路过黄河，顺便拜访靳辅，视察河工。回京复命时，康熙帝问他河道情况，席柱说： “曾见靳辅容颜憔悴，河道颇好，漕运无阻。”康熙帝自慰当初没有换掉靳辅，使其能够继续完成河工，不由感慨系之。治国、治水恰如治病，良医治病，治其根本，其效平缓；庸医治病，因病治病，务求速效，饮鸩止渴，在所不惜。治国与治水，只宜求稳步发展，慢慢地收良性循环之功，不必贪短期效益之利。好大喜功，必致偾事，古今一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吴三桂之乱已经平定，台湾也已收复，靳辅治河已经七年，效果如何，康熙帝要亲眼一见。十月，开始第一次南巡（后来又有五次）。康熙帝至江苏宿迁、桃源县等地视察治河工程，慰问治河臣民，康熙帝告诫官员们不要侵夺工程费用（这几乎已成惯例，所以特别提醒），又视察了天妃闸工程，与靳辅讨论了治河方略。康熙帝对他的水利知识大为赞赏，问： “治河方略都是你一人谋画，或是另有博古通今之人？”
靳辅答： “臣的幕友陈潢先生是位奇才，臣治河措施，皆陈潢所赞画。”
康熙帝立即将陈潢召来一见，对他印象颇佳，破例赐坐。不久就授他参赞河务按察司佥事道官衔。康熙帝返京之前，又召靳辅入帐，褒扬了他的治河功绩，并赐以亲笔所书《阅河堤诗》。
靳辅又进京奏报须及时抢修的一批工程，请皇上转户部审批。康熙帝下谕： “河工紧要，须及时速修方有裨益，若此等事必待题明议复以后，始行修治，就要贻误工程，以后岁修、急修，河工钱粮即行支取，手续年终再行奏销，始于河工无误。”靳辅凡事先请示后行动，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无论如何勤勉廉洁，也会有人说三道四。皇帝又喜欢怀疑能臣自专，这就为靳辅治河造成了种种障碍。
崔维雅显然就是张伯行所说的那种妄行己私、变乱成规的不学无术之人。他视察河工之后，写出了《河防刍议》、《两河治略》二书，进呈康熙帝。崔维雅全盘否定了靳辅的治河功绩，他建议拆毁全部治河工程，重新再修。康熙帝也提出了挑浚黄河入海口的方案。靳辅据理力争，带动明珠等重臣也反对挑浚河口，康熙帝见自己的建议受阻，很不高兴。
于是，康熙帝将治口工程交给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习惯称“小于成龙”，不是“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去办。于成龙赞成挑浚海口，导黄入海。靳辅坚决反对，理由是河口低于海平面数尺，一旦挖开海口，海水势必倒灌，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高筑河堤，束水注海。
在朝堂之上，二人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于成龙力主开浚海口故道。靳辅认为下河低于海潮五尺，疏海口则会引潮水内侵，故请于高邮、宝应诸州县下河外筑长堤，束水注海，则下河不浚自治。由于两议相持不下，诏命下廷臣会议。在廷议中，支持靳辅者为多，大学士九卿俱从之，惟有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珏等少数人赞成于成龙之议，许多大臣都赞成靳辅的方案。满大学士明珠说： “前靳辅、于成龙两人互相执论，以下河不修，则高家堰一工亦可停止，此不过一时争胜，故发此论。究竟高家堰所关非小，虽不大兴工役，亦当稍加帮修。”汉大学士王熙说： “高家堰关系南河一带及淮扬等处，此工诚不可停。”连康熙本人也认为： “高家堰所关紧要，向立此堰以为堤防，设意甚善。朕意以为此工似不可停。”（《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五年二月甲午）对于下河的治理，康熙帝并没有成熟的想法。大学士们多支持靳辅的筑堤束水之议，暂时无法否定靳辅之策，然而康熙帝是倾向于成龙方案的。靳辅又提出了下河屯田提案，建议将治河得到土地招民垦殖，此事最终使靳辅丢官落职。
这本来只是技术问题，却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从更高的角度看问题，人类一切斗争归根结底都是人我之争。自以为是、死不认错的态度是人性之痼疾，任何意见分歧与斗争说到底就是要证明，是我对而你不对，权力越大就越占优势，权力之争就成为势所必然。官场中的斗争所谓复杂激烈，归根到底，也无非是“我对，你不对”这点儿事。人类的一切意见分歧都有可能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古人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