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贪风不息，下情不达，廉吏难支。”然而康熙帝对“人心不足”这一弱点认识特清，深知国家增加俸银有限，官吏贪心无厌，反正要贪，不如低薪，国家还可以节省一笔开支，所以皇帝往往对大臣们的受贿都予以默认。
于成龙做县令不用追逼税赋，都是百姓主动前来输纳，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怕于成龙离任。如果百姓不主动输纳，于成龙可能因政绩不合格被夺职。换上一个贪官污吏，老百姓就遭殃了。他做官以自身为表率，体恤民情，以德政争取民心。他为百姓做了好事，令百姓满意，从而赢得了民心。官心正则民心正，罗城县内经济虽然并不发达，可是民气融和，百姓有俯仰之乐，隔夜之炊，苍颜野老，黄口稚子，无愁衣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有一次廉官秋试，众廉官皆鲜衣艳饰，俊奴高马而来，惟独于成龙，布袍破被如铁，携一苍头而来。众人相互寒暄，不屑于理睬于成龙。巡抚却早闻其贤名，特意要与他亲近，看见他敝衣垢褛，说： “此人必罗城令也！”后见于成龙处理政务，甚有章法，“与之谈古论今，具有伦要，大为敬服”。于成龙可谓是既“清”又“能”。
清朝初年，清官迭出，尤其是康熙一朝。康熙帝面对满朝大臣多为贪官这一基本事实，努力澄清吏治，大力推行奖廉惩贪的察吏考官制度。他说： “考察官吏，以奖励廉洁为要。”他着意发现清官并加以保护和培植。他最赞赏的清官是于成龙。清朝奖廉制度，把清正廉明，不搞加派勒索、政绩突出的州县官吏，定选为“卓异”。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兴祖，特别推荐了于成龙。
康熙六年，于成龙升迁四川合州（今合川）知州，罗城百姓闻讯，遮道哭送，有人送出数百里。于成龙也感动得泪下。有人知道他身上没有余钱，旅资不足，特意护送。路上果然旅费用尽，靠了百姓的帮助，才得以到达任所。
合州又是一个穷地方，人口流亡严重，一年向国家交纳的正赋仅有十五两银子。大凡清官去穷困州县任职者居多，因为肥缺不是容易得到的，要走后门。于成龙得到提升，去的也还是穷困州。
有一次上峰下帖子，要求合州献鱼。于成龙说： “民脂民膏竭矣，没有一人怜悯询问，却只问献鱼之事。官吏只知享食鱼之乐，百姓从哪里去搞鱼？”于成龙不但不送鱼去讨好上司，反而向上级请求减除正赋之外的加派。上峰无奈，只好裁革了十件对合州不合理的摊派。他又招集流亡百姓，贷给他们牛具稻种，鼓励人民生产。一年以后，合州经济就大有发展，人口增长数倍。
于成龙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大力奖励开荒，发出公告明文规定： 凡新开垦的土地，三年之后即可归开垦者个人所有。当时合州三县只有遗民百余户，然而“开荒归己”的布告一出，百姓趋之若鹜，仅一月有余，户口就猛增至1000户。当然，开垦的土地归私有，并非是于成龙的创举，这是有朝廷法律为根据的。战争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朝廷提倡人民大力垦种荒地，并“给以印信，永准为业”。康熙帝常说，必须能使家家有产业，户户有余粮。用之不足，其心不正。民无衣食，即使是繁刑严诛也不能禁其为非。康熙帝多次强调说，无恒产者无恒心，人情安土则重迁，田亩关系百姓的生业，衣食所赖，朝廷不可以随意侵夺，故有国之君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制民之产。即是说，使人民都成为有产者，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而如果使人民都成为无产者，天地之间没有他们的一草一木，对他们来说，发展生产和建设国家都没有意义，破坏反倒可以浑水摸鱼，天下岂能不乱？孟子早就指出，民若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心则放逸邪侈，无所不为。此乃显而易见，千古不易之理。康熙帝性格宽厚，其治国之策的特色是“以静为治”，反对“以动为治”，不愿多生事，他提出了“教、养、安、治、刑”的治国原则。于成龙贯彻这一治国方针，因此治绩突出。真正的惠民事业是要稳步地一件件地逐步实行。治理贫困地区，尤忌大轰大干，于成龙没有搞“出奇制胜”的噱头，做出的成绩是显著的。
继任合州知州之后，于成龙又出任湖北黄冈州同知，由于他端品自励，政绩卓异，又一次被湖广巡抚张朝珍推荐为“卓异”，这是他第二次获此殊荣。
康熙十四年秋，黄州遇灾，民大饥，于成龙及时赈济灾民，使数万饥民免于饿死。当他调任江防道员、福建按察使赴任时，数万人民遮路相送，哭声与江潮相应，感天动地。上船前他买了几十斤萝卜放在船上，有人笑话他“这等便宜货，何必带许多”。于成龙说： “我一路上吃菜就是这些。” 在平常人看来，千里带萝卜是无谓之事，清官爱民何必表现在饭菜上节省呢？殊不知，在口腹之欲上不节俭，又如何能爱民呢？那些从早到晚都在筵席上吃喝不休的官吏们，哪有心思为民办事？如果于成龙不是带最便宜的水萝卜上船，而是金银珍宝载了满船，那么岸上还会有百姓挥泪相送的情景吗？贪官离任走后，也有百姓主动出来相送的，不过是拿扫帚而来，因为贪官走过的路，百姓嫌脏，要打扫干净。
民心不可欺，官吏离任时从百姓对待他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政绩了，这是最简单最真实最硬的道理。康熙帝出巡时曾说： “朕前往各方巡行，为检查地方官吏是否实心任事。”有一次，康熙帝西巡，问百姓： “何官好，何官不好？”百姓说： “张辽祥道台是好官。”康熙帝点名询问巡抚等官吏，百姓皆摇头不知其谁。康熙帝意味深长地说： “民心不可欺，官好与否，于此立辨矣。
康熙十三年，于成龙升武昌知府。由于他善于治狱破案，康熙十七年，升调福建按察使，主管刑狱和官吏考核。于成龙处理案件迅速，“狱无淹滞”。遇有“疑狱”，必追根问底，查个水落石出。他办案公允，无论属员或百姓有讼情狱案，一律不徇私情，清廉守法，坚决杜绝馈送，因此他办的案子，无人不服。康熙帝一贯主张“以刑弼教”，尚德缓刑，反对严刑重法。于成龙简政清刑以安民，力求地方上安而又安，治而益治，因此很受康熙帝的赏识。
当时正值“吴三桂之乱”，台湾郑经也派军队到福建骚扰。清军为了防范郑经，以恐怖政策压制沿海人民，捕杀无辜。于成龙去见福建的最高军事指挥康亲王杰书，说： “皇天在上，人命至重，身为刑狱官我誓不能阿曲从事。”要求他释放无辜平民。康亲王对于成龙素来器重，就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成龙一句话就救活了数万人民。当时，清军常常虏掠良家子女入军为奴婢，百姓痛苦不堪。于成龙无力革除这一弊病，只有多方筹集金银，为这些人赎身。
康熙帝多次要群臣推举廉能。“廉能”是与“卓异”相似的一种荣誉称号。福建巡抚吴兴祚，推荐于成龙为“廉能第一”，于成龙因此被擢升为福建布政使。
康熙十九年，于成龙迁直隶巡抚。京畿之地，八旗豪强横行不法，有司不能治，官场中流传一句话叫： “京兆尹难当”。所以康熙帝特意将他放在这个位置上。在任上，于成龙支持清官廉吏，打击贪官墨吏，八旗豪强也不敢不有所收敛。次年，康熙帝在懋勤殿亲自召见他，表彰他是“当今清官第一”，赏赐白金、良马、御制诗等，以此嘉奖他的廉能。于成龙每次提出免税和赈灾的要求，都能得到康熙帝的同意，这也是康熙帝鼓励清官的一种办法。
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于成龙清介绝俗，重门洞开，官吏有事找他，就直接进入寝室。他的桌案上左面放着生姜、豆豉一类咸菜，右边放着文卷书本，就像农村的教书先生一样清贫，随便与人交往。于成龙对子女教育很严格，孩子们冬天只穿粗布衣服或棉袍，未尝制一件裘衣。有一次，儿子要回老家去，家里碰巧有一只腌鸭，也只割半只给他。
于成龙不愿与权贵交游，遭受巨大压力。他晚年曾拜访罢相闲居南京的熊赐履，两人坐在梧桐树下，于成龙向熊述说忧谗畏讥的苦衷。熊说： “公亦有此顾虑吗？大丈夫堪得透时，虽生死不可易志，何况其他呢？”次年于成龙请求退休，不许，再访熊赐履，面有忧色。熊厉声问： “你忘记我们梧桐树下的谈话啦？”
清官出污泥而不染，固然高洁，但在压力之下也很容易患病。过了不久，于成龙病逝。署中官员去他家吊唁，看到他家中的遗物只有床头一个破箱，里面有一套官服官靴，以及瓦缸中粗米数斛，粗盐豆豉数罐而已。康熙帝对此十分感慨，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加赠太子太保，予谥“清端”，荫一子入国子监，并御书“高行清粹”四字为祠额，以及楹联赐赠。熊赐履为他撰写了墓志铭，称他是“性善吃苦，诸人所不能堪者，他却处之如饴，为学务敦实行，不屑词章之末，尝曰‘学者苟识得道理，埋头去做，不患不到圣贤地位’，识者都很赞成”。
百姓闻听于成龙病逝，罢市聚哭，家家绘于成龙画像设案祭祀。康熙帝闻此，叹息说： “于成龙因在直隶居官甚美，朕特简选他出任江南总督。听说上任以后，他变得不如从前好了。至病故后，始知他居家清廉，甚为百姓所称道，或许于成龙向来所行耿直，与之不合之人挟仇陷害，造谣污蔑，是不屑之徒嫉妒也，居官能如于成龙者有几人？”康熙帝认为是百姓的口碑，比官场中的评语更可靠，可见其颇具洞察力。
雍正十年，于成龙入祀贤良祠。雍正帝以此来鼓励大臣做清官。
康熙帝对汤斌态度的转变
于成龙的理学功夫主要表现为实践，汤斌则既有理论又有实践。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57岁的汤斌迁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年四月，江苏巡抚出缺，部议提名的人选康熙帝不满意。他对明珠说： “道学之可贵，贵在身体力行，见诸事实。现在讲道学有名的人很多，仔细考究，大都言行相违，只有汤斌是真道学，说的话是这样，做的事也这样，操守极好，江苏巡抚叫他去。”
汤斌早年做官时，有一次，朝廷考查官吏。考官问他，如何能这样治绩突出？他答道： “我只是在保甲、乡约、义学、社仓等四个方面，多加留意就是了。”
考官又问： “你不但得到百姓的拥护，而且得到部属幕僚的信服，是怎么做到的？”
汤斌说： “我对于属下从不看得一无可取，总是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所以他们能够心情舒畅。”
汤斌出任江苏巡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田赋。江南一向号称“鱼米之乡”，朝廷以为百姓富裕，故而赋税特重，名目繁多，历来如此。苏州、松江两府的赋额，竟与大省一百多州县的总额相等。年年征收不满，欠税愈积愈多，州县加紧催索，百姓困苦不堪。前任巡抚余国柱一味搜刮，又从中截留，哪会向朝廷请求减免？百姓呼他为“余秦桧”。汤斌上疏请求减免，得以获准，民困稍苏。“余秦桧”随即以此来敲诈汤斌，他派人来说，此事多亏了明珠从中斡旋，故须送明珠“酬谢银”四十万两。汤斌大怒，说： “百姓若有钱，肯不完国库而入私门吗？我宁愿被罢官，也不能让余国柱剥民而媚权贵。”江苏绅民聚会商议，决定还是由七府一州共凑足四十万两银子，交余国柱转送明珠，以保住汤斌的职位，好使他保护江南人民的更大利益。可见当初余国柱贪污之数要比这四十万多得多。然而汤斌坚决不妥协，他说： “减赋出于天恩，如今百姓不得实惠，似乎皇上口惠而心不至，一不可；我平生矢志，不以一己富贵荣辱而降志，现在这样做岂不是等于花钱买官来做，良心安在？二不可；现在他要四十万，如了他的愿，将来他要四百万，又将如何？三不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汤斌不但要严拒勒索贿赂的上级，还要严防滥征杂税的下属。江苏正赋每年都不能清完，还要补交往年欠赋。一到上级官员来追考，就送陋规搪塞。汤斌把下属的司道州县官员招来，严肃声明，本抚决不收取陋规，你们也不许要属下的红包。陋规一去，田赋的征收就走入正轨了。
江南多河湾湖荡，水中有莲藕芡实，有司上报汤斌，要求收税。汤斌把这个报告驳回，有司仍然坚持要收税，说： “有利就要抽税，这是公例。”汤斌仍不准收税，说： “公例是由人定出来的，上面宽一分则人民受一分恩惠，莲芡未必年年好收成，一旦上报户部，就成为永额，年年征收，遇到荒年，再要取消可就难了。”这就是儒家“恤民为立国之本”思想的体现。“有利就要收税”这条公例，则是典型的“竭泽而渔”的思想作祟，人民没有积蓄，生产岂能增长？国家的税收还是增加不了，此理甚明，这也是贪官与清官如何考量经济增长率的分歧所在。而官吏为私欲所驱，哪管人民的困苦，但表面上却明明又是为国家敛财。康熙帝说： “从来民生不安，在于吏治不清，官吏贤则百姓自安，官吏其能任事者甚难得 。”他一再要求地方官，要多行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做清官尚须不生事扰民，“苟于地方生事虽清亦属无益……或官虽清，一味生事更病于民”。官吏为什么要征莲芡之税呢？生事生财，是他们向上峰邀功的典型方式，并且自己可以从中获利，真是一举两得。每一种税，朝廷收取一分，各级官吏起码要收取三分。这正是他们大显身手，大发横财的好机会。所以他们要制造一些机会，工作有成绩，腰包有外快，何乐而不为？
汤斌做官是为了造福人民，这种缺德之事自然干不来，他对于一些缺德之人也是决不鼓励的。常熟地方有个奸民，状告他的主人在清初的时候接受过明末隆武帝的委任状，这可是死罪，主人吓得连夜逃遁，远走他乡不归。这个奸民就想霸占主人的妻子。这个谋反罪案，上报到汤武手里，他说： “国家屡次大赦，这种小事何足问？这个逆奴用这种事情来陷害他的主人，该死！”于是把这个举报的下人杖毙，委任状烧了。当这件“逆案”报上来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如此处理真是既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而又大快人心。要知道，清朝初年，因谋反罪而株连九族，一次就杀几十人几百人的事是很常见的，汤斌敢于包庇“反叛”，是要有极大勇气的。当初他修《明史》，就敢于叙述明末抗清忠臣的事迹，受到奸人的诬告，而犹不改信念。
汤斌洁身自好，杜绝奢侈。赴岭北道任所之时，雇一驴车，载被褥出关，回来时衣物竟没有增加一件。汤斌赴江苏巡抚任时，行李萧然如寒士，家人皆布衣。他夏天用的蚊帐，是从街上当铺里买来的旧蚊帐。汤斌有一个绰号叫“豆腐汤”，因为他从不食肉，每日仅食韭芹等素菜，但又从来离不开豆腐，他有时也采食巡抚衙门后园中的野菜。他既不是素食主义者，也不仅仅是为了节省，这只不过是他修身的一种途径。
有一次，汤斌查看账簿，发现买了一只鸡，十分吃惊，说： “我来苏州以后从来没吃过鸡，这鸡是谁买的？”仆人告诉说，是公子买的。汤斌大怒，立即召来儿子痛责一顿，儿子申辩说，鸡很便宜。他说： “你以为苏州鸡比河南便宜？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