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深圳女蛙
引子——我突然想写了
我突然决定要写了。尽管几天前，我还是那样愚顽不化，油盐不进，因为不肯写被我那帮朋友恨得咬牙切齿。
那是一个毫无主题、毫无目的的聚会。在狂吃一通，撑得目光呆滞、精神空虚、百无聊赖的时候，他们就像往常一样拿我们家的鸡毛蒜皮开涮，并戏称是餐后甜品。
“你老哥最近有什么搞笑的话？”
“贝贝有什么故事没有？”
“老哥”其实是我的先生，俗称老公，只是我从来不这么叫他。我叫他“老哥”或“哥哥”，已经有十多年了。
开始当着朋友的面这么叫时还有点不好意思，但后来他们也慢慢习惯了，都是亲人或好友。他们提到我老哥时也通称“你老哥”或“你哥哥”之类，有时带点坏笑。
老哥是个律师，从不见他有多忙，没有特别要紧事的时候就经常和我在家“鬼混”，对于我要求一起喝早茶、共进午餐、看夕阳、喝咖啡之类的事常常会答应。
老哥最明显的兴趣是读书看报，他说：“只要一卷在握，哪怕不翻一页心里都觉得塌实”。经常在朋友面前一秀，满足点虚荣心的就是摄影。老哥在摄影上有着业余的天分，我非常鼓励他玩摄影，无比投入地献身当他的超模，当然，分不清是是为他还是为自己。
不过，老哥对他的爱好有自己的认识：“不爱抽烟不爱喝酒，不爱打牌不爱泡吧，只爱老婆和孩子。”他还得意地调侃自己：“我的特长是会娶老婆，可惜这特长一辈子只能发挥一次。”
贝贝是我们的女儿，现在六岁多了。
第一次见到她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说她“好白”，包括为她接生的护士。三岁的时候贝贝已经懂得为自己的白骄傲，她一听别人夸她白，就会回答说：“这是我最大的卖点。”
这小女人是个臭美冠军。有一次，看见我穿一套新衣服，站在镜子面前摇来摆去准备出门时，她突然跑进洗手间大哭，一颗颗眼泪从白色的小胖脸上连滚带爬地下来。吓得我们赶紧问她为什么，她哽咽着说：“妈妈的裙子太漂亮了，我没有。”
还有一次在电梯里，别人表扬她：“这小女孩好可爱，白白胖胖的。”她走出电梯十来米后，实在忍不住了，很气愤地说：“谁说我胖，谁自己就是丑八怪！”
贝贝爱画画。有一天晚上十一点了她还没睡着，我问她怎么啦，她说：“今天没画画，睡不着。”我说：“那就起来画一幅吧。”她立即花五分钟画了一幅，然后酣然睡去。
我们家这两位的故事常被朋友们深度挖掘，并广为流传，而我则在长期的“甜品”事业中，逐渐被老哥授予“隐私贩卖者”的光荣称号。
那天在聚会上，我如常报道了贝贝的最新趣闻后，灿灿突然说：“哎，你把这些写下来嘛，写成一本书，绝对畅销。”我大吃一惊，从来没想到自己也能跻身写书者的行列：“啊？写什么？”
“就写你们家，写你们的天堂啊。”杨杨突然一抹油嘴，来了兴趣。两年前，四岁的贝贝第一次接触到“天堂”这个词，问老哥什么是天堂，老哥笑着说：“天堂就是我们家，我们家就是天堂。”当时正好杨杨在我们家蹭晚饭，听到老哥的回答后，无限扩张地宣扬了出去，并成功地把这句话打造成老哥的名言。
“得了吧，这年头写苦难、写不幸有人看，有人同情。因为苦难才深刻，不幸才打动人，人生不如意十八九，写这些，读者看起来才有共鸣。要写幸福，怎么看怎么肤浅，绝对空洞，没人看。”我来了个即兴发挥，希望立马说服他们掐了这念头。
“苦难、不幸当然值得同情和尊重，但幸福是每个人的向往，写幸福可以带给读者以阳光和希望，在幸福指数一再下降的今天，写幸福一定有人看。”老金一向思辩，说出的话总是一锤定音地肯定。
还没等我开口，平时并不怎么来事的燕子居然也帮起腔来了：“每次听你讲你们家那些事，我们都很感动、很开心啊，既然我们喜欢，那别人也应该喜欢。你没发现你们家那些鸡毛蒜皮每次都让我们听得着迷？”。
“唉呀，我又不是名人，名人的日常琐事有人追着看，还没见过普通人也来卖自己的破事的。”我对这个话题嗤之以鼻，一点兴致都没有。
“不对，看名人的故事是因为追星，因为猎奇，想看看人家名人是怎么过日子的，而看普通人的故事，对于普通人才有教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是普通人啊，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你的那些幸福理论和幸福故事，一直对我们有启发啊。”真奇了怪了，连薇薇这种不掺合的人都极力怂恿起来了。
“可是，我凭什么去说教，我有什么资格说教？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生活大师，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按自己的方式寻找自己的幸福。我的生活跟别人有什么关系？”我简直有点急了。
“你不用说教，就如实写下你们的生活就好了，保证读者看了会觉得有意思，会像我们一样哈哈大笑。”Vivian的表情像已经看到读者正人手一本，边看我的书边傻笑。
“拜托你们别整我了行不？像我这种平时写几千字的报道都恨不得哭的人，还能写书？”我感觉自己就差喊救命了。
“别说这么丢脸的话好不好？这年头能识字的人，都能写书，你好歹也是咱主流大报一主编，干新闻干了十年了，说出这么丢我们报社老脸的话，小心我叫老总把你给炒了。”Jessica是我的同事兼好友，说话绝对不留情面，看大家这么给我面子，我还一副给脸不要脸的模样，恨不得当场把我骂个狗血喷头。
“亲爱的，你只是有点懒，我们又不是没看过你写的东西。”玛亚看大家这么逼我，善解人意地给我打起气来。
“好吧，让我好好想想？”我看这个问题越纠缠越严重了，于是不顾他们看我时那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虚晃一枪，收了场。
今天早晨有点邪门，我这种平时一觉睡到八点多，还要强烈依靠闹钟的人，居然在早上五点就自然醒了，更奇怪的是脑袋清醒得一塌糊涂，满足得一塌糊涂。
我伸了个舒服的懒腰后，扭头看着熟睡的老哥。朦胧的晨光里，老哥酣睡如纯真的孩子，表情恬静、安详，我忍不住伸过手去，轻抚他的脸盘。他似乎感觉到了我，下意识地把手臂伸向我的脖子，我就势将头一抬，枕着了他的臂弯，他用头轻轻碰我几下确认后，习惯性地用头抵住我的头，睡去。我一动不动地枕着他，心里突然很感慨：“天啦，我们相爱都十多年了，结婚都九年了，怎么居然有越来越爱的感觉呢。”
直挺挺地甜蜜了一会之后，我蹑手蹑脚地爬了起来，走向薄雾笼罩的阳台。我趴在栏杆上，听着小鸟欢叫成一片，俯瞰着晨雾中的华侨城，内心无比宁静。看到世界之窗的埃菲尔铁塔，我突然想起刚到深圳时，一直不舍得花一百块钱买门票，于是，几年下来每次都只是在外面转悠，然后对老哥说：“外面肯定比里面好看多了。”想想那时的情景，不禁开怀。
一晃，我们到深圳就是十年了，十年前的情景，还那样清晰可见，如今，贝贝都快七岁了，成了我和老哥的好朋友，成了朋友们的开心果。
一想到我那些好友们，那天聚会的情景开始在脑际盘桓，萦绕不去。那天说的每句话，都在我脑海里拼命翻滚，激活着我的神经。
“何不真的写下来？”这一念头从自己脑海中跳出来时，我还是吓了一跳，但突然又兴奋起来。
我们到深圳十年了，拥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堂，我们结婚九年了，正享受着自己营造“蜜月”。就写我们的深圳十年，就写我们的结婚九年，就写我们三个人！
不需要纸张，坚决捍卫森林，不浪费油墨，拼命节省人工。写在无穷的网络，发表给愿意看它的人们——收看免费，大笑无畏，眼泪可以飞……
我立即转身走进书房，打开笔记本，开始写起来，越写越快，越写越着急……
第一章 初为深圳人
10年前，我和老哥借两千块钱，一人拎一个包来了深圳。我们共吃五块钱的“美味佳肴”；偷藏荔枝到路边灌木丛；像小时候过家家一样，三个大人横着睡一张床——那时候我们真穷，真快活。
1、“这床也忒宽了吧，一半就够”
1996年7月，老哥毕业分配到深圳，在一家银行上班，我还在读研究生，在暑假作为随行特使来了深圳。
当我们一人拎一个包，来到他们银行安排的宿舍时，两个人坐在地板上相视傻笑：一间大约8平方米的房内，除了一张1米2的床垫，空无一物。
“我们有2000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的，我们有钱。”老哥豪气十足地伸出手，夸张地拍了拍他那人造革钱包，里面鼓鼓囊囊地装着从亲戚那借来的20张大百——我们全部闯荡深圳的费用。
傻坐一会后，我们掏出纸和笔来列购物清单，写到床上用品时，老哥指指那张床，很诡秘地说：“这床也忒宽了吧，一半就够。”我笑着擂了他一拳。
我们走去最近的千百意商场（后来没过多久关门了，现在是酒楼），围绕着吃喝拉撒买了一大堆必需品，看到一盏台灯时，我的小资心理不顾当时的经济状况，狂作祟。
那台灯的灯罩和灯座都有印象派油画的感觉，色彩绚烂，还可调节光线，我一看到它，立即想买。我感觉那八平米的家，如果有了这盏台灯，绝对不至于惨白和空洞。但一看标价，要160块，我吓了一跳，心想，简直是敲诈。
我气得走开了，和老哥去选别的生活用品，但奇怪的是，离这盏台灯越远，我就越想买，绕了一圈后，又拉着老哥回到这盏灯前。
老哥说：“这太豪华了吧，妹，我们还不能买电器呢。（因为160块的天数，台灯被尊称为‘电器’，呵呵）”我当然也知道，但实在想买，站着不动，摇着老哥的手说：“买了吧，哥哥，豪华一把吧。”我后来偷眼看到老哥把这台灯放进购物车时，脸上有一种“豁出去”的表情。
这盏台灯后来成为我们家除人以外最大的亮点，它以调节光线的功能，充分地满足了我们的浪漫需求。有时我们将光线调到最低，体会“一灯如豆”的感觉；再大一点点，就朦胧成一片；更大时，橙红的光线就开始表现浪漫；再明亮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床上温馨地用它看书。
冬天的夜晚，我们经常早早关了日光灯，把放在床头地板上的台灯调试好，爬上床。老哥把枕头靠在床头冰冷的墙上，迅速用背压住枕头，坐好，然后笑着把双手张开，伸向我，我立刻像只温柔的猫，乖乖地坐到他怀里，盖上被子，顺势把我们刚脱下来的外套、毛衣压在被子上取暖。
老哥负责捧书和翻书，我什么也不用管，只管把手窝在被子里暖和着。我的背贴着他的胸，他的头放在我的肩上，顺势一歪就能亲到我的脖子，他呼出的热气直吹进我的耳朵，我常常大叫“阅读环境恶劣”。
我表现好的时候，就用手揉搓老哥冰冷的脚丫，我边揉他边躲闪，嘴里发出各种怪笑。有时我干脆在他的脚掌里使劲挠，弄得他满床打滚，边滚边喊“救命”。
他乱滚一气的时候，经常会碰倒床垫旁的宝贝台灯，这时我们就会突然刹住笑，一起心疼我们家当时唯一的自买“电器”。
每天晚上，我们一打开这盏台灯，心灵就开始享受。
在我们后来的N次搬家行动中，这盏台灯总是成为第一重点保护对象。直到2003年，我的闺密玛亚到了深圳后，我们把这盏台灯郑重地送给了她，她一直把这盏台灯放在床上，和她最爱的书一起，陪伴她。
除台灯以外，我们还咬牙买了一张茶几，耗去巨资120块。这张黑色胶木板的茶几有四个轮子，可以自如地移位，还可以装拆。深圳的许多家具都有这个特点，据说是为了搬家，多数深圳人都会搬好几次家。
这张茶几在我们家属于绝对多功能家具。我们用它当餐桌、书桌、写字台、熨衣板，晚上充当衣柜，搬家的时候当小型运输车。作为我们的主力家具，它受到我和老哥的百般呵护，我们用了三年多，一点刮花的痕迹都没有。
后来，我弟弟也来深圳打工，我们把茶几送给了他。几年之后，他赚了点钱准备回老家发展，我们的茶几也衣锦还乡，现在还在我弟弟家中，在我们家乡继续发挥着多功能的贡献。
那一次在千百意商场，我们还买了来深圳后的第一套床上用品：一张草席，一床特价线毯，一个双人枕头。双人枕头死贵，要98块，不过很漂亮，而且枕头也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又作了一番强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买了。
不过，想到这几样床上用品就可以一直用到11月份，我和老哥顿时觉得毕业后来深圳，是一个无比英明伟大的决定，要是去北京，9月份就得添置厚厚的床上用品，那得花多少钱呀。
买双人枕头时，我很怕别人看到，觉得买双人枕头就意味着告诉别人这两个人睡在一起了，担心别人说“这两个人，这么小，没结婚就住在一起，不害羞”。但后来听说深圳人不太管别人的私生活，再搬家时，我很大方地把双人枕头直接抱在自己身上。
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双人枕头还在我们家。它听了我们太多甜言蜜语，感受了我们太多缠绵的故事，我不会送人，更不会丢掉，只偶尔把它们拿出来晒一晒，让它们和阳光对话一番。
2、“家的感觉是趴在窗户上等你回来”
没想到在深圳搬家真的那么快，刚到深圳才一个星期，老哥他们银行就要我们从燕南路搬到深圳教育学院去，说那里的宿舍空出一间房，比这间大。
房间真的大了许多，有十来平米，里面还有一些上一任留下的家具，但也还是“三无”房，没有洗手间、没有厨房、没有阳台。不过我们很高兴，房间大了就可以做饭，做饭就有家的感觉，而且比吃盒饭省钱。
当时我的小老乡刘剑平在彩虹新都做保安，他比我们先来，我们去他那玩的时候，他送我们一个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也不知道前几任使用者是谁的巨型电饭煲。他从床底下搬出那个电饭煲时说：“掉了漆倒没什么，就是不自动跳闸了，饭很容易烧糊”我极领情地说：“没关系，饭熟了不跳闸，可以闻饭的香味，饭香了就拔掉插头，还可以训练我的鼻子。”
我曾经在10岁的时候，操持着巨大的铁锅和铁铲，在煤炉上做我们全家7个人的饭菜。读大学的时候，和死党笨笨，在宿舍用两只脚的电炉煮方便面。读研究生的时候，常和老哥一起用酒精炉做饭。现在居然有了电饭煲，那不是进入电器化时代了？
那个暑假，我雄心勃勃地要考当时公认最难考的证，注册会计师，白天老哥去上班，我就在家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老哥试用期只有1400块一个月，他要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我们一日三餐要吃饭，还要付房租，这1400块，必须通过科学的精算来决定每一块钱的去留。注册会计师考试有一门课是《财务管理》，我说正好“学以致用”，嘿嘿。
我们的正餐是老哥回家后的晚饭，经过我的专业精算，我们两个人每天的晚饭只能用5块钱。我每天四点多钟去泥岗路的菜市场买菜，做好饭等老哥下班回来。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