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举办了“高晓松个人作品演唱会”，再以后就开始玩，旅游。当了导演，出过书，到搜狐当高级白领……后来忽然之间变得颓了。离婚了，也没了钱，也没发现太多的工作乐趣。再后来……他又拍了第二部电影。
高晓松这些年来走得也不是一帆风顺。2000年他处于媒体口诛笔伐的浪尖，最后开始和全国各地的媒体打官司，同时也和一个小女孩儿打官司。那年歌手筠子自杀死了，筠子的母亲认为和高晓松有直接的关系。而高晓松那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彻底激怒了老太太，首先在《音乐生活报》上发表了《致高晓松的一封信》，一时间国内各大报纸转载……紧接着，原来和他合作的一个叫戴粼的女孩儿因为劳资纠纷开始向媒体诉苦，说高晓松的种种不是。高晓松被媒体围追堵截，焦头烂额。
这两件事我无从分辨是非，毕竟过去那么多年，媒体也淡忘了。当时我刚刚从记者队伍中出来，但朋友还很多，在和他们的聚会中多少也听到各种言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年他们说过的话，细节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中国人那种搞臭名人的习俗总是保持着的，不管如何，扳倒了再说的心态昭然若揭。
这件事没多久他就离婚了，也没了钱，用他的话讲，是有点儿灰溜溜地搬回了清华居住。他回忆刚搬回清华的日子，车也没了。冬天半夜两点多打车回家，出租车到了校门口不让进去，他就只能立着领子走一段很远的路回去，身上冷，心里也是凉的。写到这里，突然想起1999年他住在力鸿花园时我去他家采访，那时候他刚出了小说，刚结婚，一副天下我最幸福的样子。哪知世事变幻如此之快。
不能再写了，弄得我好像幸灾乐祸似的。
这个属鸡的男人，用三十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别人一辈子都经历不了的生活。他认为也就那样。据我的想法，其实他并不在乎结局如何，他只是喜欢那种“在路上”的感觉。
·关·于·校·园·
提问：你在校园里组织过乐队？
回答：那时候北京的各个大学里存在过很多口头上的乐队。就是几个人聚在一起说，我们搞个乐队吧，大家一同意，于是乐队就有了。没有乐器，没有作品，更从来没排练过，只要给乐队取了个名儿，大家就到各个地方盘道儿去了。这种乐队成长和消亡的速度都很快，有的连吉他都没摸过就宣告解散。和老狼，还有科技管理大学、邮电学校的几个朋友看国外的MTV，觉得应该搞一个乐队。搞乐队其实就是虚荣心，我们当时就是因为这些才组织起来。首先是定乐队风格，不用说，肯定是重金属啊！动静大，来劲儿。也不管有没有技术就敢往上生努。搞“青铜器”乐队的时候特别穷。那时候我们排练有时在清华大学，全住在我们宿舍，有的睡桌子，有的睡椅子，大清早的时候都到楼顶上去。有一回夏天大家都睡在天台上，早上就看着一轮红日从天边升起，印象特别深。不过我们也挺惨的，因为乐队扰民。我们在清华大学最北边，排练的时候外面就有人拿气枪打过我们。没钱买鼓槌，拿刷子。贝司是一个哥们儿卖东西买的。音箱是北邮那哥们儿的女朋友发动全体宿舍的女同学集体为我们捐款。买的那天从西单一直拖到北大。抱着那音箱我们就一直推着那车，下午四五点钟推着开始走，到夜里快两点了才到。快到门口了实在太累，音箱从自行车后座上掉下来，那哥们儿下意识就拿脚垫了一下，结果砸在脚上。那时候没顾得上脚，就心疼那音箱了。因为太珍贵。
高晓松这家伙！（3）
后来就不是单纯的满足虚荣感了。就跟谈恋爱一样，你最初的冲动过去了以后有更多的感情在里面。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你玩过乐队这个阶段对你今后搞音乐有特别大的作用，你不管怎么做音乐，没有经过乐队的阶段，没有经过大家一起的过程，了解各种乐器，确实不一样。和经过再搞音乐的我的两个阶段特别不一样。
提问：草地和大学里的音乐。
回答：别的学校有事干，清华没恋爱可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的，有一些女科学家，我们不认为女科学家是可以谈恋爱的，只能仰视。我们连脸都不洗，不知道给谁看，洗完脸也没用，每天穿着破军装，剩下的事就是组乐队。闲着没事就写歌，一块大草坪，两把老吉他，三个人，四瓶啤酒。
年轻的时候过的是少有的那种幸福的沙龙生活，那时候没有酒吧，没有卡拉OK，什么都没有，娱乐就得自己锻炼，就得自己练琴娱乐。现在在卡拉OK里面点歌就唱了，所以现在会弹琴的人越来越少。原来大家玩都是靠激情的，现在，激情这东西和我们那时候味道不一样了。
大学里面的音乐这些年来的发展，不是大学音乐变了，而是大学这两字变了。大学在我们那个年代是象牙塔，是社会极少数特权阶层在校园里面搞士大夫活动的场所，现在大学成高中普及了，像西方一样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大学不再属于极少数士大夫阶层，一群国家供养闲着没事吃饱了撑的人在那儿忧愁，一部分人忧愁，一部分人忧患，也不知道为什么忧愁，不但不花钱上学国家还花钱。现在大家都得努力找学费来上大学，还得找工作。那时候大学毕业还不用找工作，国家不但管你上学，还管你分配。大学音乐的变化是因为大学的变化，大学的变化导致大学里面没有什么独特的大学音乐。过去士大夫阶层有诗词歌赋，后来没有这个阶层大家就不写诗词歌赋了，我们那个大学时代还比较诗词歌赋，现在大学里面的音乐就是社会的音乐，没有什么别的，大家都是大学来的。现在所有歌手都是大学毕业的，也不再说这个人是校园什么什么的。那时候因为没有大学毕业的，我们来到音乐圈就我们几个读过书，现在大家都读过书，以后有一个没读过书的就来一个斯普林斯汀，蓝领歌手。有可能最后变成反而是社会上来的歌手是少数人，会一下子火起来，刀郎就是最典型的。
这些年最大的变化，从大学生是稀有动物，来到这个行业一下子火了，到现在变成所有唱片公司从老板到员工到歌手全都是大学毕业，而且很多唱片公司都是清华、北大来把持的，比如宋柯、许晓峰这类的。没上过大学的成了稀有动物，蹦出一个刀郎，不经过知识分子的检验直接就行了，这挺好，社会就是这样的。读大学的人少的时候，我们来了，现在都读大学了，来一个没读大学的。
提问：为什么校园民谣一推出就大火？
回答：那时候的人比较饥渴，那时候的人等于是刚失恋的人，听一个黎明的歌也会哭。那时候城市里几千万人感到失恋，急需这样的歌，现在的人这种状态少了。换句话说，那时候的人夜里听音乐，现在的人不是夜里听音乐。那时候虽然没有好的音响，拿破磁带翻录，但是大家觉得好，大家现在拿CD听音乐是在嘈杂的环境里面听。那个时代可以听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你会感到冲动，我五年没听到自行车铃声，这个城市太嘈杂。清脆的铃声，以及远处的下课铃声……那些东西早已被嘈杂的城市淹没得一塌糊涂。当年的歌相当于自行车铃声，现在这个嘈杂的城市里面当然已经听不见了。
有人说，最初校园民谣赢得人们的注视和喜爱很大程度上源于给人一种真诚。我倒认为最主要的不是我们诚恳，而是我们之前大家太不诚恳了。我们之前的大陆音乐一种是极不诚恳的晚会歌曲，特别不真诚，歌功颂德；还有一种是诅咒的摇滚。摇滚其实也是讲社会的，这两种音乐当时占据主流。我自己叫御用跟反御用，御用跟反御用的音乐都是讲社会，没有音乐讲一个人是怎么成长生活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坚信一个观点，也是我每次导演阐述观点写进去的，你的惆怅跟这个社会有关吗？你生活在最理想的社会、最梦想的城市，你会初恋到死吗？你会不失去你的朋友、你的爱情吗？不会，你一样会失去，这与社会无关。我们那些音乐特别简单，为什么打动那么多人？我们的态度特别中性，我们不歌功—我们不觉得这个社会有多好，也不觉得这个社会有多恶劣，我们跟这个事没太大关系。我就是在巴黎也会十九岁谈恋爱、会失恋，也会把十九岁的朋友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写的是那种东西，跟这个社会无关，人是最重要的，社会不重要。不管社会变成什么样，年轻的时候也要谈恋爱，社会变成什么样，八十岁也写不出歌来，这跟社会有关系？等于在我们之间没有人谈这个事，我们之前所有人谈的是你不重要，你是社会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当好一颗螺丝钉就可以了。我螺丝钉也可以惆怅，我螺丝钉也可以看着落叶哭一会儿。这几十年来，30年代有过比较有意思的东西，那算是大家第一次听到一些很关心个人的生活，很关心个人的细小的幸福的那些歌曲，当然会动人。把那些歌拿到现在不一定，我们那时候每个人的心灵多饥渴，每个人被教育成螺丝钉，这个螺丝钉有情感，螺丝钉也是一个人，也值得被歌颂，不光是时代、社会被歌颂，每个人都值得被歌颂。那时候其实跟校园或者别的什么没关系，只不过当时大学首先有了这种思想，当时社会处在被要求统一的状态。大学首先开始思考是在80年代，思考导致了民谣，导致了愤世嫉俗、对社会的忧患以及当时对民族巨大的忧患意识。另外一种思考就是个人的能力和权利，个人的幸福也受到关注，等于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高晓松这家伙！（4）
《校园民谣》是十几年来卖得最好的唱片，按说是最商业的。那时候商业的对象是另一拨人，那时候买唱片的是那么一拨人，卖的正版就一百多万张，那时候大陆还没有一张唱片卖得过那张唱片。商业不是坏事，就像虚荣不是坏事，只是看你觉得什么是荣什么是辱。那时候男生给女孩儿唱歌弹琴是荣，现在男生觉得长得帅是荣。今天的商业的东西恶心得要死不是因为唱片公司的关系，因为大家都要听那个，唱片公司没有错。校园民谣就是唱片公司成功的策划，他认识到这是一个商业市场，所以找来这样的歌。今天唱片公司意识到这样一拨人在听歌，他就找来这样的歌，唱片公司没有错，大众就这样了，那怎么办？
提问：现在的大学里还有校园民谣吗？
回答：没有什么校园民谣。大学变成社会，三教九流的人都在大学里面，不是在名校就是在民办大学，根本就是一种社会形态的多元化，大学里面的音乐是各种各样的。会有民谣，会有另类，会有摇滚，不太会出现呈群体式的士大夫阶层的反动。我们就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的一次反动，人家都拿白话，我们非得拿一点文绉绉的东西，今后可能会有极个别的个人，就在名校里面。跟西方一样，名校里面保持士大夫的传统、伯爵夫人沙龙式的东西。今后可能没有这样一些概念。
·关·于·自·己·
提问：谈谈你和老狼。
回答：我做的歌手很少，大部分都是北京的，除了阿朵。老狼、小柯、朴树、叶蓓，我比较喜欢做不用我给别人讲很多事就能懂我意思的人。我用演员也是，像李小璐、陈道明、周迅，尤其老狼跟我的成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老狼比我大一届，我们俩都是大院孩子长大的，都在著名中学读了六年，我的初中、高中在四中，他在八中，都在上大学的时候颓了，组乐队，都对爱情这个事情有执著的信仰。我们在一起根本不用说什么，我录音时听他唱歌没觉得这个歌是我写的，就觉得是他写的，特别默契。
1993年秋天录完，1994年初出完《校园民谣》。到了夏天，我和他看球，突然发现好多人不看球看他，抓着签名，挺奇怪的感觉。然后我俩的内心开始膨胀了。当时录完《校园民谣》以后，我跟老狼说，你肯定会签唱片公司。当时他不敢相信，说不会因为唱了一首歌就能签约唱片公司。而且当时大地是最好的唱片公司。这是老狼的梦想，是小时候做梦想的那种事，当歌星。他还要求去大地工作。后来黄晓茂跟他说，别干别的，签约当歌手吧。
《同桌的你》后我们开始到处领奖。就在这一年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到了1995年的时候，我就变成烧包了。烧包已经晕了。找不着北了，忘了自己叫什么。你想1993年发财，1994年出名了，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什么人，包括圈子里的人，也没有什么坐头等舱的，到哪儿都是这酒店不住，住那个，特膨胀。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简直就不得了了。从那会儿我们两个就不好了。
至于原因，一个是因为烧包，一个是录《恋恋风尘》的时候老狼跟黄师傅打起来了。其实是为了艺术，没什么更多的，但是就是打起来了，挺严重的。首先是我膨胀，我容不下任何人，我觉得我好极了。后来弄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在于他膨胀之后，他有点那种觉得自己什么音乐都可以做。尤其在1995、1996年的时候，我们这个行业刚兴旺起来，乱七八糟的声音特别多，媒体上说另类特先进，他就喜欢另类。媒体上说这种音乐特好，他就要弄那个。我从小坚信我是非常优秀的，我的东西是非常好的，邪门歪道都是有问题的。后来我也平和了很多，我也接受了各种多元化的东西，但从前老认为我这是少林寺，拿起笔来一笔一画，就是拿墨写，一个字一个字往你心里扎，就是玄门正宗。我老觉得为什么我们自己做的音乐不让自己觉得很好，我就一直觉得很好，而且我觉得音乐就是应该有好多种，所以才有了那些东西，不能因为有了那些东西别的音乐都不要了，只能做一些很怪的东西。现在很好了，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差不多就为这个吧。我们俩为这事吵了无数次，后来他一直没出唱片，我们无法合作了。在西便门一个古城堡酒馆里面，急了，拿椅子打他……
高晓松这家伙！（5）
我认为那一年记忆最深的就是整个膨胀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有好多年交往的一个女朋友，我觉得和女朋友分手也是膨胀的表现。你怎么能管我的事，我在上海作曲，她说你不能到这个行业来，因为她看出我太烧包了，你这么烧包这么多姑娘，那我们就分手吧，那个时候烧得一塌糊涂，就觉得自己好。现在回想起来挺羞愧的，真的是嘴脸，膨胀的烧包的嘴脸。
我拿椅子砸老狼，他就认错了，其实他没错是我错了，但我那时候膨胀，我说你没错，就走了。然后就不搭理了。我们俩互相烦，又不是恋人，非得在一起，既然见面就吵，那就不要见面呗。
我还记得有一次，吵得最厉害说了一句话，在1995年去沈阳的飞机上。我说你这个人要么永远别唱《同桌的你》走穴，鄙视这种民谣音乐，连老狼的名字都别叫，就叫回王阳，你要有这个勇气抛弃以前所有的音乐，别拿这个挣钱。他说反正一切都是你给我的，我都还给你。弄得我一下子没话说，决裂得特别厉害。
我们两人在一起经历过风雨，容易伤害得比较深。吵架就是互相直指对方性格最弱点，然后就是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我们有好几年属于形影不离，我睡他们家，或者他睡我们家。所以太熟，如果打算伤害的话，拿什么都是武器，不光是拿椅子。但是我回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