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律师，两者可以兼得，但不太容易，我们要使更多的人受益。”
“这些食品是从哪儿来的？”
“食品贮存库，都是捐赠的，今天我们挺幸运，因为还有鸡。这算是美餐了。通常只有些蔬菜。”
“面包不是太新鲜的了。”
“是不太新鲜了，可它是免费的。是一个大面包厂捐赠的，是隔夜的食品，你要饿也吃个三明治。”
“谢谢，我已吃过一个了。你也在这儿吃吗？”
“很少在这儿吃。”从莫迪凯的这个避难所的样子看上去，他平时是不供应汤和苹果的。他坐在桌子的另一端，看着这群人，说道：“这是你第一次到这样的地方来吧？”
“是的。”
“你最明显的感觉是什么？”
“一种绝望感。”
“可想而知，但很快就可以过去的。”
“这里住多少人？”
“一个也不住。这只是一个紧急避难所。但这里的厨房每天都开伙，只准备午餐和晚餐。这不是专门的避难所，只是在天气不好时教堂才出于善心让人们来避难。”
我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事情。“那这些人平时住在哪儿呢？”
“他们有些人哪儿都住，有的住进废弃的建筑物里，这算是幸运的；有的就睡在大街上；有的睡在公园里；有的蹲汽车站；有的在大桥下面栖身，只要天气可以他们就能对付。今天夜里是太冷了。”
“那些避难所在哪儿呢？”
“到处都有，大约有二十个左右，一半是私人开的，一半是市政府开的。由于新的预算，可能有两个要关闭。”
“有多少张床位？”
“有五千个吧，有时多点，有时少点。”
“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呢？”
“这一直是个问题，因为要准确统计可不容易。总不会少于一万人吧。”
“一万人？”
“是的，这只是在街上发现的，现在可能还有二万人目前与家人或朋友同住，但一两个月后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这说明在街上就足有五千个人？”我问道，声调里充满了怀疑。
“只多不少。”
这时一个志愿服务者要几个三明治，莫迪凯帮我又做了十二只，做完后我们又停下来看着那群人。这时门开了，一个年轻的母亲走了进来，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后面还跟着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穿着短裤，袜子也不是成对的，没有穿鞋，颈上围了一条毛巾。其他两个至少还穿着鞋子，但衣服十分单薄。那个婴儿似乎是睡着了。
这位母亲显得有些茫然，进门之后不知往哪儿去，桌子已占满了，她领着全家是为食物而来，这时两个志愿者满脸微笑地走上去帮助她，其中一个人把他们带到靠厨房的一个角落安置下来，并给他们送来吃的东西，另外一个人用几条毯子给他们披在身上。
这一系列情景我和莫迪凯都看在眼里。我尽量不去盯着看，可是这种情况他们谁会在意是否有人在盯着他们看呢？
“风雪之后她们还将去哪儿呢？”我问道。
“谁知道呢？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她本人？”
这下子可将了我一军，我还没打算马上就卷进去。
“你在特区律师协会里很活跃吗？”他问道。
“还可以，怎么？”
“只是好奇而已，随便问问。律师协会可为无家可归的人做了不少无偿的服务。”
他在引我上钩，我可不打算上当。“我是处理重大案件的。”我骄傲地说，我也不是在撒谎。四年前，我曾帮助我们的一位股东为在德克萨斯州监狱的一个犯人写辩护状。我的公司就主张对其所有的同案犯提供无偿性的服务，但是免费的工作最好别影响了营业额。
我们还在注视着那位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那两个两三岁的孩子先吃饼干等候汤凉下来，那位母亲有时很冷漠，一动不动，有时好像很惊恐。
“她现在有地方去或有地方住吗？”我问道。
“很可能没有。”莫迪凯冷淡地说，他的两只大脚在桌子底下晃来晃去，“就拿昨天来说吧，等在紧急避难所避难的人就不下五百号。”
“寻找紧急避难？”
“是的。市政府有一个避寒所，温度降到冰点以下时就开放。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可能是个去处，不过到今天晚上那里也一定早就满员了。天气如果暖起来，那个避寒所就会关闭的。”
那位助厨的志愿者得回去了。由于我住得最近，又没有什么事情，我就接过他的工作。莫迪凯制作三明治，我就切芹菜、胡萝卜、洋葱，切了整整一个小时，我的工作是在多利小姐密切监视之下做的，多利小姐是这个教堂的创办人之一，十一年来她一直负责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品，厨房是她搞起来的。我能在这里干活是我的荣耀。她说我的芹菜切得太长了，我立刻改正了这一缺点。她的围裙又白又干净，连一个污渍都没有，她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感。
“你常常见到这些人吗？”我问她。我们站在灶前，一阵争吵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这时莫迪凯和牧师走过去平息了这场争吵，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从未见过，亲爱的，”她一边用毛巾擦着手，一边回答道，“这真令人不忍目睹，但一句谚语说得好，‘能让穷人吃上饭的人是幸福的人，’正是这句话支持我这样做的。”
她转过身去，轻轻地搅搅汤。“鸡煮好了。”她冲我说道。
“鸡好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把鸡从炉子上端下来，再把汤倒进锅里。等鸡凉一会之后再去骨。”
看来给鸡去骨还真有点技术性，特别是用多利小姐的方法。我给鸡去完骨之后手被烫得厉害，实际上都烫出了泡。
第八章
莫迪凯领着我爬上一段漆黑的楼梯去休息室。“当心脚下。”他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们穿过几道门才来到教堂的高坛。室内很暗，因为到处都是睡觉的人，他们蜷缩在长椅上，打着鼾，长椅的底下也躺着人，母亲尽量使孩子安静下来。他们挤在坐席间的通道上，所以我们在向布道坛走去时真是举步维艰，唱诗班的厢席也都让这些人占满了。
“能这样做的教堂为数并不多。”当我们站在祭坛桌子旁边望着一排排的坐席长椅时他小声对我说。
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做。“如果赶上礼拜天怎么办？”我也小声问他。
“那要看天气情况，教士是我们的人。他有时会取消礼拜，也不会把这些人赶走。”
我不太明白“我们的人”是什么意思，但我感到这不会是什么俱乐部成员的意思。我听到天棚在咯吱咯吱地响，我意识到我们上面还有一个U型的楼厅。我眯起眼睛又凝视着一群人在长椅的上上下下躺着。莫迪凯也在看着。
“有多少人……”我喃喃地自语道，没办法不去想这些事。
“我们从不去查数，只是让他们吃上饭，有个地方避难。”
一阵风吹来，把窗子吹得直响，这里要比地下室冷多了。我们踮起脚从人的身体上一点一点迈过去，从风琴边上的一扇门穿过，离开了。
已经接近十一点了，地下室里还是拥挤不堪，但是排队领汤的人已没有了。“跟我来。”莫迪凯说。
他拿起一个塑料碗，端着让一个志愿服务者给他盛些汤。“让我看看你的汤做得怎么样。”他笑着说。
他坐在一群人围坐的折叠桌旁，臂肘和那些流浪汉都碰到一起，一边吃着，一边谈笑着，好像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可不行。我也喝着汤，多利小姐的手艺可真不错，汤的味道很好。但是我总也不能忘记这样的事实：我，迈克尔·布罗克，一个盂菲斯和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师大厦任职的富裕的白人，现在竟坐在特区西北中部的一个教堂的地下室里，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一起，我也曾见过一个白人面孔，是个中年人，一个醉鬼，他吃完后就不见了。
我可以肯定，我的汽车准早已不见了。这样的天我在外面待上五分钟都受不了，不过我向莫迪凯保证过，我要同他在一起坚持到底。什么时候离开，怎么离开，都由他说了算。
“这汤真不错。”他说，“汤的味道，”他解释说，“各有不同，就看你放什么材料，而且做法各地也不一样。”
“我前几天在玛撒餐桌那儿吃的是面条。”坐在我右边的一个人说道，他的臂肘几乎碰到了我的碗。
“面条？”莫迪凯问道，他装作不信的样子，“你的汤里还有面条？”
“是的，一般一个月左右吃一次面条，当然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所以，挤上餐桌并不容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闪现出一丝喜悦。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为没能得到一顿可口的施舍而感到悲哀让我感到有点滑稽。挤上餐桌可不容易，从乔治顿的朋友那里我听到过多少次这样的话？
莫迪凯笑了。“你叫什么名字？”他问这个人。我知道莫迪凯总是把名字和容貌一起记住，他所爱护的这些无家可归者并不仅仅是难民，他们是他的人。
我自然还有一种好奇心，那就是这些人是如何成为无家可归的。我们庞大的社会救助系统中出现了什么问题，竟使这么多的人夜宿大桥下面？
“德拉诺。”他回答说，一边大声地嚼着嘴里的芹菜。
“德拉诺？”莫迪凯说。
“德拉诺。”那个人又重复一遍。
“那么你姓什么呢？”
“没有姓，太穷了。”
“你的名是谁给你取的？”
“我妈取的。”
“你多大的时候她给你取的名？”
“大概是五岁吧。”
“为什么取德拉诺这个名字呢？”
“她生了个孩子总是哭个没完，吵得别人睡不了觉，我就给她喂了些德拉诺牌管道疏通剂。”他一边讲着这个故事，一边搅动着汤。他的这个故事编得挺好，表演得也不错，可是我根本就不信。但别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德拉诺本人也很得意。
“后来这个孩子怎么样了？”莫迪凯问，挺乐意逗这个直爽的家伙。
“死了。”
“那他就该是你的兄弟了。”莫迪凯说。
“不，是妹妹。”
“我听出来了，是你害死了你的妹妹。”
“是的，不过从那以后我们可以安稳地睡觉了。”
莫迪凯朝我脐挤眼，似乎他也曾听过类似的故事。
“你住在哪儿，德拉诺？”我问道。
“就住在这儿，特区。”
“你在哪儿过夜？”莫迪凯问道，纠正了我的问法。
“哪儿都可以过夜，这儿啦，那儿啦都行，我认识不少阔太太，她们常常付给我钱让我同她们做伴。”
在德拉诺旁边的两个人听了感到很好笑，其中一个在窃笑，而另一个则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你从哪儿拿到你的邮件？”莫迪凯问道。
“邮局。”他回答说。德拉诺对任何问题都是反应敏捷，回答迅速，所以我们就不再问了。
多利小姐回到厨房后就为我们这些志愿服务者准备咖啡。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都找地方安睡下来。
我和莫迪凯在已经熄了灯的厨房里，坐在餐桌边上，一边喝咖啡，一边透过付饭窗口看着那些人。“你什么时候睡觉？”我问道。
他耸耸肩：“那要看情况。屋里一下子住了二百多人，常常会有事的，如果我在这儿，教士会放心一些。”
“在这儿待一夜？”
“这样的情况我经历得多了。”
我不想睡在这些人中间，没有莫迪凯保护我，我也不想离开这所建筑。
“你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他说，离开可能是我有限的选择之中最糟的。半夜时分，又是周五的夜里，在特区的街上，一个白人青年，一辆漂亮的汽车，不管下雪与否，我不希望我的优势在这儿得到显示。
“你有家庭吧？”我问道。
“有，我的妻子在劳动部门当秘书，有三个儿子。一个在上大学，一个在军队。”他还没说出第三个儿子声音就有些变了，我没想问下去。
“还有一个在十年前死在了街头，是一伙歹徒干的。”
“我很抱歉。”
“你呢？”
“结婚了，但没有孩子。”
这几个小时里我才第一次想起克莱尔，如果她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她会如何反应？我们两人谁都没有时间参与这些慈善事业，即使是很间接性的。
她会自言自语地说：“他可真是有空了。”或者是类似意思的话。
我也不在乎。
“你的妻子是做什么的？”他问道，话音很轻松。
“她在乔治顿做高级专科住院实习医师。”
“你们两个人挺不错嘛，你将成为一个大公司的股东，她又成为一个外科医生，一个典型的美国梦。”
“差不多吧。”
教士不知从什么地方走出来，把莫迪凯拉进厨房的大里边，匆匆谈了些话。我从碗里拿了四块饼干，走到那个年轻的母亲呆的那个角落，她坐在那里睡着，她的头倚在枕头上，把婴儿搂在怀里。那两个两三岁的孩子盖着毯子一动不动地睡着，那个最大的孩子没有睡。
我蹲在他旁边，拿给他一块饼干，他的眼光一闪，伸手拿了过去。我看着他吃每一口，吃完他又伸手向我要一块，他长得很小，瘦骨嶙峋的，不过四岁而已。
那位母亲头向前猛的一倾，身子震动了一下。她看着我，满面愁容，眼神倦怠，她意识到我是在给她的孩子饼干吃，她露出一丝惨淡的笑容，又重新摆放了一下枕头。
“你叫什么名字？”我轻声地问那个小男孩，在给过他两块饼干之后，他已成了我的朋友。
“奥塔里欧。”他说，声音清晰，但说得很慢。
“多大了？”
他伸出四个手指，又缩回一个，一会儿又伸了出来。
“四岁？”我问道。
他点了点头，然后又伸出手来要饼干，我是十分乐意给他的，我本该给他一切。
“你们在哪儿过夜？”我小声问道。
“在汽车里。”他也小声地回答。
我沉思了一会儿，我不知下面还要问他什么。他忙着吃饼干，不太在乎谈话。我问了他三个问题，他给了我三个诚实的回答。他们就住在汽车里。
我想跑去问莫迪凯，如果他们发现有人只能睡在汽车里他们该怎么办？但我还是留下来看着奥塔里欧微笑着。他终于开口了：“你再给我一点苹果汁好吗？”
“当然。”我说，我到厨房里又倒了两杯果汁来。
他一口气喝了一杯，又向我要第二杯。
“说谢谢。”我告诉他。
“谢谢。”他说，又伸出手来要饼干。
我找到一只折叠椅，在奥塔里欧旁边坐下，头靠着墙，地下室里有时虽无人说话也总有动静，那些没有床睡觉的人总睡不安稳。莫迪凯有时要在这么多人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去平息一些争吵。他身材高大，说话又和蔼可亲，所以没有人会向他的权威地位挑战。
吃饱了肚子，奥塔里欧有点困了，他把小脑袋枕在妈妈的脚上。我又踏进厨房，倒了一杯咖啡，然后回到椅子上。
这时那个婴儿又突然哭了起来，那声音听起来让人感到心酸，整个屋子都蠕动起来，妈妈又困又累，很不情愿让孩子吵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