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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橡公司是德拉维尔总公司的成员，一九七七年成立的，其总部设在马里兰的黑格斯顿。它是一家私人公司，因此资金情况不易了解。他们的法律代理人是N。布雷登·钱斯。我对这个名字不熟悉。
我在大的数据库查找到了他。钱斯是我们房地产部的一个股东，就在四楼。他年龄四十四岁，已婚，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本科阶段在葛底斯堡大学学习。这是一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且十分富于预见性的简历。
由于公司一共有八百名律师每天接受各种诉讼案件，我们有三万六千份使用中的档案。为了确保我们纽约办公室不起诉我们在芝加哥的客户，每一份新的档案都立即输入到我们的数据系统中去。我们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秘书和律师帮办们人手一个特殊用卡，用它就可以进入总信息库查询所有档案。如果我们棕榈海滩的任何一个遗嘱验证代理人处理一件有钱的客户的房地产的话，只要我想要了解，都可以按几个键去了解我们事实陈述的基本情况。
关于河橡公司，这儿共有四十二份档案，几乎都是这个公司购买下来的不动产转让。钱斯是每份档案记录的代理人，其中四份有驱赶住户的行为，有三起是在去年发生的，调查的第一个阶段是容易的。
一月三十一日，河橡公司买下了佛罗里达路的那份房产，卖方是TAG三股份有限公司。二月四日，我们的客户从这份房产的一个废旧仓库中驱赶出一批擅住者，其中之一就是我所认识的哈迪先生。他个人曾要通过法律程序追回这份财产，因而就来找到律师。
我把这份档案的名称和号码抄了下来，就向四楼走去。
来到这个大公司的律师几乎没有人是愿意做不动产律师的，因为有不少更有吸引力的领域，可以施展才华，建立名气，诉讼无论何时都是更有利的，而且在公司里诉讼律师也最受尊敬。一些法人领域吸引了极富才华的律师，吸收和获得仍然是热门，保证和抵押一直受人青睐。我的领域是反垄断，是深受尊敬的行业。税法是相当复杂的，但这方面的开业律师却很让人羡慕的。政府关系（即在议会外为影响议员投票而进行的疏通或游说话动）方面的律师是人们所讨厌的，但收入却十分可观，所以在特区的每家律师公司都染指其中。
但谁也不是主动想当不动产律师的。其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他们不与人交往，他们也无疑要阅读那些抵押文件中印刷精美的文字，但总被公司的其他律师认为低人一等。
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每个律师都在他的办公室内保存一些现时的档案材料，公司的其他部门能得到的都是已过时的档案材料，每个律师都没有义务把自己的档案材料出示给其他律师看。除非公司高级股东或委员会的执行人员要求他这样做。
这次驱赶擅住者的档案材料仍然属于现时性的，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经过哈迪事件之后，这份档案材料一定会作为特殊保护对象的。
我看见一位帮办在秘书处旁边的一张桌子那儿看一张蓝图，我就问他布雷登·钱斯的办公室在哪儿，他用头向我示意就在大厅对面的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
令我吃惊的是钱斯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那里显出很忙的样子，我的突然闯入让他有些不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礼貌的做法是我应先打个电话预约时间，然后才能来访。对这些繁文缛节，我也不太在乎。
他没有给我让座，不过我也照样坐了下来，这倒也没影响他的情绪。
“你就是其中一位人质？”当他把我的来访与人质事件联系起来之后，说话时显得有些焦躁。
“是的，我就是。”
“当时一定挺吓人的吧。”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那个家伙，就是那位哈迪先生，在二月四日被人从一所旧仓库中驱赶了出去，是不是由我们公司驱赶的？”
“是的。”他冷冰冰地说，由于他的防范态度，我猜想那份档案在白天就已挑出来了。他一定和阿瑟以及高层人物都仔细研究过了。“有什么事儿？”
“他是擅自强住的吗？”
“他当然他妈的是了。他们那些人都是擅自强占的住户。我们的客户打算清除这帮家伙。”
“你可以担保他是擅自强住的人吗？”
他把头低下，眼睛有些红，然后又喘了口气：“你想要知道什么呢？”
“我可以看一看档案吗？”
“不行，这件事与你无关。”
“很可能有关。”
“谁是你的监督股东？”他猛地把笔从衣袋里掏出来，好像要记下这个人的名字，好让这个人来责备我。
“鲁道夫·梅斯。”
他狠狠地把这个名字写了下来。“我很忙，”他说，“请你离开好吗？”
“我为什么不可以看一看档案？”
“因为它是我的，我说不行就不行。怎么样？”
“恐怕这样不太好吧？”
“这样对你有好处。你怎么还不走？”他站起身来，当他指着门时，他的手直颤抖。我冲他笑了笑，离开了。
那位帮办把一切都听在耳里，当我走过他的办公桌时，我们交换了一下眼光，都感到有些困惑。“真不是东西。”他说这话时几乎是只做个口形而没有真正说出声来。
我冲他也笑了笑，点了点头表示同感。不是个东西但是是个傻瓜。如果钱斯刚才态度和蔼，向我解释说是阿瑟或其他的什么头儿叮嘱过这份档案已经封存起来，我就不会产生疑心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能否得到这份档案将是个关键问题。
我和克莱尔有各种电话机，无论是衣袋里或提包中的手机，还是汽车里的电话机，更不用说两只寻呼机，所以我们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容易的，但我们的婚姻状况使得什么都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我们要在晚上九点钟才能凑到一起。她每天工作都很忙，一天下来已是精疲力竭，她的每一天当然比我所做的任何事都更累，而我的工作则更为重要，因为我是博士，又是律师。我们的生活就像一种不顾规则的比赛。
我已厌倦这种比赛，我看得出来，她很高兴看到我这次死里逃生所产生的余悸，看到我离开办公室满街闲逛。她的一天要比我更富成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她的目标是要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女神经外科医生、脑科医生，甚至是男医生在无计可施时都要向她求教的名人。她学习时成绩优异，意志异常坚定，有女中豪杰的男子气概。她要超过所有的男性，就像她现在正在超过我这个老练的有耐力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一样。这种比赛已经不新鲜了。
她开的是一辆米亚塔牌跑车，不是四轮驱动的，所以，天气不好时我很担心。她再过一小时就该下班了，我要开车去乔治顿医院也得一个小时左右。我到那里把她接来，然后再找一家餐馆，不然就去中国餐馆买些外卖，这是我们常有的事。
我开始整理桌子上的文件和物品，认真地驳回了最近的十份档案材料，在桌子上我只有十份材料，这是我从鲁道夫那里学来的，我每天处理一份，按小时付酬是个很主要因素。我最重要的十份材料中当然包括那些最有钱的客户，不管他们的问题是多么紧迫。这也是从鲁道夫那儿学来的伎俩。
我预计每年要有二千五百小时是按小时付酬的，即每周五十小时，每年五十周。而付酬的数目是每小时三百美元，这样每年我可以从公司拿到七十五万美元。其中他们付给我十二万，外加三万保险金和二十万间接费用，股东把其余的留下，每年年终时按一个复杂得吓人的公式计算再分配给个人，结果每一次都争个你死我活。
我们公司的股东们很少有人收入不足一百万，有人甚至达到二百万美元，一旦我也成为股东，我就会成为终身的。所以，如果我在三十五岁就顺利地当上股东的话，以后的三十年收入就相当可观，财产也是巨大的了。
正是这个梦想让我们没日没夜地守在办公桌旁。
我正在桌子上计算着这些数字，这是我经常干的，我想也是公司其他人经常干的。这时电话响了，是莫迪凯·格林打来的。
“布罗克先生吗。”他很礼貌地称呼，他的声音十分清晰，但也可以听到电话里的背景声音在叮叮地响着。
“是的，请叫我迈克尔。”
“很好，你看，我已打过几次电话了，你不必担心，血检的结果是阴性。”
“谢谢。”
“不客气。”
“我想你可能急于知道这个结果。”
“谢谢，”我又一次道谢，这时他身后一阵吵闹声，“你现在在哪儿？”
“在一个流浪汉的避难所里，雪太大了，他们一下子都跑到这里，结果饭不够吃了，我们都忙着这件事，好把他们安顿下来。”
办公桌是桃花心木制作，样式古朴，地毯是波斯地毯，椅子包的是红色真皮，显得十分富丽，技术制造很具艺术性。我端详着这精美的办公室，多年来第一次考虑这样的问题：这些东西得花多少钱？我们难道不是在追逐金钱吗？我们为什么这么卖力地工作？就是为了买更高级的地毯，或更古老的办公桌吗？
在我温馨漂亮的房间里，我想到了莫迪凯·格林，他这时正在义务地为避雪的无家可归的人忙活，为饥寒交迫的人布施食物，可想而知，他这时是满脸微笑，语言亲切。
我们两人都有法律学位，我们都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我们都具有律师的雄辩的口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同宗同源的。但我是在帮助我的客户吞掉他们的竞争对手，让他们的进账金额上再加几位数，我也从中获了利发了财，而他却在帮助他的客户吃上顿饱饭有张温暖的床。
我看着我在记事本上写的数字——每年一共收入多少，一共多少年，这样一步一步走上发财之路——一种愧疚攫获了我的心，多么露骨，多么无耻的贪婪。
这时电话铃把我惊醒了。
“你怎么还在办公室？”克莱尔问道，每个字都说得那么慢，因为每个字上都蒙着一层冰。
我看了看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呃，噢，西海岸的一个客户打来电话，那边没下雪。”
我知道这是常撒的谎，这没什么关系。
“我在等你，迈克尔，是不是我得走回去？”
“不，我尽快赶到你那儿。”
我以前也让她等过。这也是竞赛的一部分，我们都太忙了，很难准时的。
我匆匆走出大楼，走进风雪之中，不太在乎又一夜被白白浪费掉了。
第六章
大雪终于停了。和克莱尔一起凭窗品着咖啡，我一边在朝南的灿烂阳光下浏览着报纸，报上说国家机场已开放。
“那我们去佛罗里达州吧，”我说，“现在就走。”
“好呀，就去巴哈马斯。中午过不了多久就到了。”
“不行。”
“当然行啦，这几天我不上班，而且——”
“怎么不行呢？”
“因为我现在正有空，在我们公司如果你要是没有案子接就可以休息几天。”
“你现在正闲着呢。”
“我知道，那挺有意思的，真的。人们尊重你的地位，表面上十分热情，拍你的马屁。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说着说着就严肃起来，说道：“我可不会那一套。”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不过是心血来潮而已，我知道她要做的事太多，这么做是够残酷的，我想。我又读我的报去了，但我也没有感到遗憾，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她都是不会和我一起出去的。
她突然忙了起来，预约看病，上课，查病房，十足一个雄心勃勃的高级专科医院的实习医师的生活。她冲了个淋浴，换了衣服，准备去上班。我开车把她送到医院。
当我们缓慢地在铺满积雪的街上行驶时，我们俩谁也没有开口。
“我要到盂菲斯去几天。”我在驶进水库街的医院门口时很诚恳地和她说。
“噢，是嘛。”她不动声色地说。
“我得去看望一下父母，快一年没见面了，我想这正是时候。我在下雪天总是没有情绪工作，你知道，我这几天也没有事。”
“好吧，打电话给我。”她说。她打开车门，又把门关上了，没有亲吻，没有说“再见”，没有关切。我看着她走上人行道，消失在大楼里。
就这样分手了，我不愿意把这些事告诉妈妈。
我的父母刚刚六十出头。他们身体健康，但都不得不退休了。不过他们倒是自得其乐。爸爸做过三十年的航班飞行员，妈妈当过银行的经理。他们工作都很努力，也有丰厚的积蓄，为我提供了一个上层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的家庭环境，我和两个兄弟都能在最好的私人学校里就读。
他们都是很实在的人，思想传统，富于爱国热情，没有一点坏习惯，两人情感甚笃。他们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做礼拜。参加六月四日的游行，每周去一次扶轮国际分社，他们还各处旅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他们现在还为三年前我哥哥沃纳的离婚伤心。沃纳是亚特兰大州的律师，他的妻子是他大学时的女友，她是孟菲斯人，她的父母我们也都认识。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婚姻破裂，他的妻子得到了孩子的监护权，并搬到了波特兰，如果没有什么事，我的父母每年去那里看一次孙子。这个话题我是从来不提起的。
我在孟菲斯机场租了一辆汽车，向东开往东郊，那里住的都是白人，这个城市的特点是黑人住在城里，白人住在郊区，有时黑人也搬到这里的住宅小区，这时白人则再向外迁移到更远的郊区，孟菲斯城就这样一点点竞赛似的向东延展。
我的父母经营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他们建了一座新的玻璃房子，每个窗子都可以看得到球场的平坦球道。我不喜欢这个房子，因为球道上总是有人打球，不过，我从没有向他们说过我的这种看法。
我从机场给母亲打了电话，所以她做好了一切准备等候我的到来。父亲在后九球道的什么地方。
“你看上去累了。”在拥抱和亲吻之后她说。她总是这样表示问候。
“谢谢。妈妈，你看上去很好。”而且她的确看上去很不错。身材还是那么苗条，由于每天都在乡间俱乐部和网球场运动和进行严格饮食制度的训练，皮肤都是古铜色的。
她调好了冰茶，我们坐在平台上打算喝茶，从那儿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退休的人坐着高尔夫球车在球道上很快地驶过。
“怎么了？”还没有等我喝上第一口，她便开口问道。
“没什么，我很好。”
“克莱尔怎么没来？你们这些人从来不给我们打电话，你看，我都快有两个月没听见她的声音了。你们俩常在一起吗？”
“不经常。”
“有时在一起吗？”
“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她皱了皱眉头，眼珠转了转，带着母亲特有的关心：“你们之间有麻烦吗？”她有些单刀直入地问道。
“是的。”
“我猜得出来，从你电话里的声音我就感到有问题。你们不是也打算离婚吧？是不是？你们俩是不是要沟通一下？”
“不，我们还没谈过，这要慢慢来。”
“为什么不互相沟通一下呢？迈克尔，她这个人可不错。要为这个婚姻不惜一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