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有几个记者。”波利说。
啊，我几乎把新闻媒体给忘了，多么好的素材！这可不是普通的在职射击训练，而是疯狂的流浪汉对一群律师的人质劫持。
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采访到，不是吗？律师逃脱了，罪犯吃了枪子儿，导火索虽已嘶嘶作响，但当罪犯倒地时又把它压灭了。不然该是什么样子呢？一声枪响，一声爆炸，白光一闪，窗子被震成碎片，残肢断臂落得满街都是，及时的新闻采访和现场直播，又成了第九频道的今晚头条新闻。
“我开车把你送回去吧，”波利说道，“跟我来。”现在如果有人告诉我该去做什么我真是万分感激。我现在思想有些迟钝，头脑中一个接着一个的静止状态，没有内容，也没有情节背景。
我们离开底楼时，服务人员为我们打开了门。外面冷风刺面，我感受到空气的清新，这时我的肺一阵疼痛。当波利跑去开车时，我躲在建筑物的一个角落，望着外面的广场，那儿有几辆警车和救护车以及电视台的采访车，还有一辆消防车。他们正在往车上装东西，准备离开了。一辆救护车的车尾正对着大楼，无疑是要把那位先生的尸体送到停尸房。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第一次微笑地说我还活着！
我闭上双眼，做了一次简短而无声的祈祷，感谢上帝。
身后有了声音，当我们都默不做声地坐在车里时，波利抚着方向盘开始慢慢地启动车，她等着我开口说话，我听到了那神枪手的清脆的枪声。那找准目标后的砰的一声，接着是那几个人质惊慌地逃离桌子冲到门外。
我都看见了什么？我曾看了看那张桌子，那七个人急切地望着门口，当那位先生用枪对准乌姆斯特德的脑袋时，又都把目光朝向那位先生。当他被击中时我就在他的身后，如果子弹没射中他而打中了我，后果又将如何！子弹会穿透墙壁，穿透门，也会穿透人体。
“他并没打算杀死我们。”我说，声音小得刚可以听见。
波利听到我开口了，她也舒了口气，“那么他在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他要什么呢？”
“他也从来没说。真是令人惊讶，我们之间说话极少，我们坐在那儿几个小时，就是互相看着对方。”
“他为什么不同警察对话呢？”
“谁知道？这正是他最大的错误。如果他把电话接通，我本可以说服警察，告诉他们他并不想杀害我们。”
“你不怪警察吧，是不是？”
“当然不怪，想着提醒我给他们写信。”
“明天上班吗？”
“我明天还能干什么呢？”
“我想你该休息一天。”
“我需要休息一年，一天有什么用！”
我们的公寓在乔治顿P街一排联立楼房的三楼。波利在路边把车停下，我向她道了谢就下了车，从没有灯光的窗子就可以知道克莱尔不在家。
我和克莱尔相识是在我搬到特区来的一周以后。那时我刚从耶鲁毕业，又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就像我们班其他五十人一样都有着光辉灿烂的前程，她也从美利坚大学刚刚获得政治学学位。她的祖父曾做过罗得岛的地方官，她的家族几个世纪以来有着很好的社会关系。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与其他大公司一样，都把第一年当成新兵训练营，我每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每周日是我和克莱尔见面的日子。我们想结婚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至少我们可以睡在一张床上，可能睡觉就是我们的一切了。
婚礼很排场，但蜜月却很简单，当这段时光过后，我又回到我每周九十小时工作的办公室，在我们婚后的第三个月中，我们有十八天都没有性接触，这是她数过的。
开初几个月她还觉得挺好玩，但渐渐地厌倦了被忽视的生活。我并没有怪罪她。但是那些年轻的同事在神圣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办公室里谁也不抱怨这类事。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可望成为股东，所以竞争是十分残酷的。因为回报是相当可观的，每年至少是一百万美元，按小时付酬也比让妻子高兴更为重要。离婚已是屡见不鲜的，我从没有叫鲁道夫减轻我的工作负担。
到我们结婚快一年的时候，克莱尔已十分恼怒，我们开始争吵。
她决定去医学院读书，她已厌倦天天坐在家里看电视。她想她也会成为像我一样的自我专注的人，我想这个想法倒不错，这样可以使我大大减轻负疚感。
在公司工作四年之后，关于挑选股东的事他们渐渐露出一些风声。我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同其他同事进行一下比较，我感到我进入这个圈子还应该是最快的，但是我还要加倍地努力工作才行。
克莱尔决心要比我呆在家里的时间更少些。所以我们两个都愚蠢地滑到了工作狂的极端上去了。我们不再争吵，只是各人干各人的。她有她的朋友和她的兴趣，我有我的。幸运的是我们没犯下生孩子的错误。
我希望我做事与众不同。我们曾经相爱，而现在再让它离开。
当我走进漆黑的公寓时，几年来我第一次感到我需要克莱尔。当你已和死神面对面时，你需要有人和你谈一谈。你需要感受别人对你的需要，需要别人的爱抚，需要有人告诉你有人在关心你。
我倒了一杯伏特加，加了些冰，坐在公寓的沙发上。我郁郁不乐一个人生闷气，因为我太孤独了，后来我的思绪又转到我同那位先生一同度过的六小时。
后来又喝了一杯伏特加。我听到了她来到门口的声音，她打开门，叫声“迈克尔”。
我一声没吭，因为我还在生气，她走进房间，当她看见我时停住了。“你还好吗？”她关切地问道。
“我挺好。”我轻声说道。
她放下大衣和提包，走到沙发旁边，在我身边转来转去。
“你到哪儿去了？”我问她。
“在医院。”
“当然。”我喝了一大口酒，“我这一天可够难受的。”
“我都知道了，迈克尔。”
“你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
“那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在医院呀。”
“我们这九个人当了六个小时的人质，八个人的家人都去了，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亲人，我们算幸运，逃了出来，是秘书开车把我送回来的。”
“可我离不开呀。”
“你当然离不开，你根本不关心我。”
她搬过一把椅子放在沙发旁边，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他们让我呆在医院，”她开始解释，语调冷冰冰的，“我们知道人质的问题，只要有这种情况发生就可能有人伤亡。在这种事发生时，他们都会通知医院，要每个人都进入待命状态。”
我又深深地饮了一口酒，想找一些更刺激的话来说。
“我就是到你的办公室也帮不了什么忙，”她继续说道，“我一直在医院等候。”
“你打电话了吗？”
“我想打的，可电话总是占线。后来一个警察来了电话，他又把电话挂断了。”
“那么两个多小时以前你在哪儿？”
“在手术室，一个小孩被汽车撞了，手术时他死了。”
“真是不幸。”我说。我总也搞不懂医生是如何能够面对这么多的死亡和痛苦的，那位先生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第二具死尸。
“我也认为太不幸了。”她说，她一边说着一面去厨房里取了一杯酒，我们就在这昏暗之中相对而坐，呆了好一会儿。因为我们平时交谈很少，所以谈起活来并不容易。
“你想把今天的事说说吗？”她问道。
“不，现在不。”我真的不想说。酒和我吃的药片混和在一起，我喘气有些粗。我又想起那位先生，他是多么镇定和平静，就是在挥舞着手枪，腰上缠着炸药时也是如此，他在长期的沉默之中也无动于衷。
我现在也需要沉默。明天我会谈的。
第四章
药力的作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四点钟，我醒来时嗅到那位先生脑浆的刺鼻的气味。我在黑暗之中有好一阵子感到狂躁不安，我揉了揉鼻子，又揉了揉眼睛，用手不断拍打着沙发，这时我听到有动静，克莱尔就睡在我身边的椅子上。
“还好吗？”她碰了碰我的肩膀，柔声地说，“就当是场噩梦。”
“递给我一杯水好吗？”我说，她去了厨房。
我们谈了一个小时。我把我记住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她靠近我坐着，给我揉膝盖，手里还端着水杯，关注地听着，在过去五年中我们交谈得太少了。
她在七点钟时要去查房，所以我们一起烧早饭，早餐的内容是华夫饼和咸肉。我们就在厨房的柜台上用餐，前面有一台小电视机。六点的早间新闻一开始就是人质的内容，人质危机时楼里有几声枪响，楼外围了许多人，当危机结束时，我们这些人质中有几个匆忙离开了。至少有一架直升机是这个新闻电视台的，它的摄像机紧紧地瞄准我们的窗子，当那位先生向窗外窥视时，可以看到他，但时间很短，仅仅几秒钟。
他的名字叫德文·哈迪，四十五岁，越战老兵，有过前科，但不严重。在新闻之后放了他的面部照片，那是一次因抢劫遭逮捕时留下的档案材料，但看起来并不太像那位先生，没有胡须，没戴眼镜，看起来也更年轻一些，新闻报道说他是无家可归的，而且吸毒。但这次犯罪的动机尚不明确。也没有家人出现。
对于这条新闻没有外界评论，这一报道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接下来的是天气预报，报告说下午晚些时候可能有大雪。那是二月十二日，在这以前已下过一场大雪了。
克莱尔开车送我去上班，当时才六点四十分，当我发现我的汽车旁边已停了几辆其他进口车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停车场从没有空闲过，我们有些人就睡在办公室里。
我答应她在上午晚些时候打电话给她，这样午饭我们就在医院里吃。她告诉我要悠着点，起码在这一两天要注意一些。
我该做些什么呢？躺在沙发吃药片吗？最理想的是休息一天，然后再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我向大厅里的两个十分警觉的保安人员道了早安，四部电梯中有三部开着门在等候上班的人们，我挑选了一下，还是走进昨天早晨与那位先生邂逅的那部电梯，当时的情景又慢慢地浮现脑海。
立刻有一百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他为什么选择了我们这座楼？选择了我们公司？在进入大厅之前的一段时间他在哪儿来着？通常在前面巡视的保安人员当时到哪儿去了？每天这里都有几百名律师进进出出，为什么选中了我？为什么选中了六楼？
他在追求什么呢？我不相信德文·哈迪仅为惩戒几位有钱而又不够慷慨的律师竟以自己生命为代价去换取。他可以去找更有钱而且更贪婪的人去报复。
他问的一个问题“有谁把付不起租金的房客赶走过”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的，但我不一会儿就不再想了。
电梯停了下来，我走出电梯，这一次没有人跟在我身后。戴维尔太太这时候还不知在什么地方睡觉，六楼里十分清静。在她的办公桌前我停了下来，看了看通往会议室的两扇门。我慢慢地把靠近我的那扇门打开，这就是乌姆斯特德站在那里时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射中那位先生头颅的地方。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轻轻地打开灯的开关。
就好像这里从未发生过什么似的，会议室桌椅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那位先生死时弄脏的地毯已被更漂亮的地毯所替换。墙上新涂了一层漆，甚至在当时拉夫特头上天花板上的弹孔都不见了。
公司的头头们昨天夜里一定花了不少钱把现场搞得如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今天一整天这间屋子肯定会吸引一些人来看，但他们肯定会一无所获的。这样只能耽误他们一会儿时问。我们这个崭新的办公室里不能有一丝社会渣滓的痕迹。这种掩饰是十分冷酷的，而且是令人伤心的，我明白这其中的原因。我是有钱的白人。我还期待什么呢？还要立个纪念碑吗？还是留作纪念馆呢？还要让那位先生的流浪汉同伙送来一束束鲜花吗？
我也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但这种新漆的气味让我有些恶心。
在我的办公桌上，在固定的位置上，每天早晨都放一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我以前知道每天送报人的名字，但很早就忘了。在邮报的城市版的第一页，在中间折叠线下，就是德文·哈迪被击毙的消息以及昨天人质危机的长篇报道。
我很快就读完了全文，因为我认为我比任何记者对这件事情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我也从报上知道一些新的内容。那些红棒棒并不是炸药，而是把扫帚把锯成一段一段的再缠上吓人的银白色胶带，把我们这些人吓得灵魂出窍。枪是真的，0。44口径的自动枪，是偷来的。
因为这是邮报，所以对德文·哈迪的报道比对我们这些人质报道要多，报道内容基本是公允的。我感到很满意。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任何人都没说一句话。
根据在十四街的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一个名叫莫迪凯·格林的人说，德文·哈迪曾在国家植物园当过多年的看门人，由于削减预算而失去工作，曾因抢劫入狱服刑数月，后来就流落街头了。他又饮酒又用毒品，生活十分艰难，不时在商店趁人多时扒窃。格林的这个事务所已几次向他催款，至于他是否有家人，他的律师则一无所知。
对于这次的犯罪动机，格林也提不出合理的解释。不过他的确说到最近他被人从栖身的一个旧仓库里驱赶出去。
因付不起租金而驱赶住户是要由律师履行法律程序的。对于特区中数以千计的公司中是哪一家曾把那位先生驱逐出去的问题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
据格林先生说，十四街那个律师事务所是由一个慈善机关办的，仅是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服务的。“原来我们由联邦政府支付费用时，我们曾有七名律师，现在只剩下两名了。”他这样告诉我们。
难怪《华尔街日报》对此事只字未提，如果我们这九名服务于全国第五大公司的律师中有谁被杀害甚至受了轻伤，都会在报纸的头版上出现。
感谢上帝，这不是一个长篇报道，我还在办公桌旁坐着，看着报纸，没有任何损伤地做着工作。不然我也会在停尸房里同那位先生躺在一起了。
波利来了，这时八点还差几分，她满脸微笑，手里端着一盘她自己烤的小点心。她看到我来上班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实际上，我们这九个当过人质的人都来上班了，而且都是提前来的。看来谁要是仍呆在家里让老婆去悉心服侍倒是一种明显软弱的标志了。
“阿瑟来电话。”波利说。在我们公司叫阿瑟的不下十个，但只有一个阿瑟在公司的各大厅里走来走去时人们不用姓来称呼。阿瑟·雅各布斯是高级股东，是总经理，是公司的原动力，是众望所归的人。如果说公司也有心脏和灵魂的话，那就是阿瑟。七年之中我同他只谈过三次话。
我告诉他说我很好。他称赞我的勇气和临危不惧，让我感到我几乎成了英雄。我纳闷，这些情况他怎么会知道。他可能先和马拉穆德交谈过了，然后一级一级向下来。这样一来就有热闹�